费晟：1881年悉尼天花疫情下的排华运动

（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5期）

内容提要：近代世界传染病的暴发不仅涉及公共卫生专业问题，也深刻影响社会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1881年悉尼突然暴发的天花疫情就触发了澳大利亚社会空前的排华运动。无论所谓华人引入并传播天花的舆论造势，还是与之呼应的殖民地官方排华防疫措施及排华立法，都建立在对传染病种族属性的渲染与想象之上。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人们缺乏科学知识，更是因为突发的疫情为社会既有的种族偏见提供了所谓的客观依据，为底层社会抗争创造了宣泄的契机，更为当局推卸并转嫁防疫责任提供了借口。悉尼天花大流行使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国族认同与公共环境议题紧密联系，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白澳政策”的基础。对悉尼天花疫情下排华运动的全面剖析，有助于深入反思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并不鲜见的利用公共危机构建种族主义话语的机理。 

关键词：澳大利亚史　悉尼　天花疫情　公共卫生　种族主义排华

　　在全球化急剧加速的近现代世界，传染病也获得了空前的传播。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界开始高度重视天花等传染病在殖民者征服美洲原住民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然而，同样是在欧洲移民主导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天花的历史与美洲的情况不尽相同。传统观点认为，天花伴随1788年在悉尼创建殖民地的英国人而来，理由是殖民地周围的原住民在次年就遭遇了类天花流行病的侵袭，死伤惨重。但更晚近的科学研究确证，天花病毒难以在不致病的情况下生存一年以上，因此长途不间断航行的早期殖民者给原住民带来病毒的可能性不大。导致原住民大量死亡的天花也可能是18世纪中期后从东南亚望加锡前来捕捞海参的渔民传播的。

　　相比于美洲，澳大利亚的天花疫疾远不止是摧残原住民社会的“处女地流行病”，更是影响新兴移民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据官方统计，至1917年天花最后一次密集暴发，澳大利亚殖民地累计暴发过15次明显的天花疫情，但冲击较大的天花多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且以悉尼等国际移民聚居的海港为中心。此时的原住民社会早已由于各种疾病、屠杀和土地侵夺而凋敝，且被隔离于偏远内陆。诸次天花疫情中，尤以1881至1882年悉尼之疫为烈，不仅染病人数与死亡率空前绝后，而且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失范，广受关切。

　　关于1881年悉尼天花疫情，除了医学科学的研究，史学界多是从英帝国医疗社会史的角度加以分析。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认为，悉尼天花防疫措施的演变说明19世纪后期，政治自主性不断强化的殖民地对英国经济与文化的依赖未必减弱。另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则认为，此次天花防治是殖民地政府权力整合并扩张的一个关键契机。在所有拥有自治政府的英帝国殖民地，澳大利亚是第一个把健康问题正式纳入官僚管理体系的。上述研究展现了澳大利亚作为一种移民型殖民地公共卫生制度的变化，与针对热带殖民地公共卫生议题的研究互为补益。然而，这两个研究路径都回避了英帝国殖民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种族间的环境正义问题。因为澳大利亚联邦曾长期奉行“白澳政策”，史学研究局限于欧洲中心的叙事，对非欧洲裔移民的历史遭遇缺乏反思。

　　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而恐外性的宣传总是把移民描绘成疾病(19世纪末的霍乱、黄热、伤寒、结核等疾病)的携带者。”事实上，1881年悉尼天花疫情远不止是公共卫生治理或英帝国政治史的问题，更牵动了当时社会种族关系及移民制度的变化。因为悉尼天花疫情暴发后，作为殖民地最大的非欧洲裔移民群体，华人的处境急转直下。当地主流媒体充斥着对华人整体性的污蔑与排斥，排华群众集会密集涌现，而殖民当局也逐渐针对华人执行苛刻的卫生检查和隔离，最终底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排华活动开始合流。号称“澳大利亚联邦之父”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总理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主导殖民地议会，挟疫情颁布了严苛的《排华法案》，并要求其他殖民地效法，为“白澳政策”升格为澳大利亚联邦的国策铺平了道路。显然，1881年悉尼天花疫期华人遭受不公待遇与殖民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制度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

　　本文综合使用殖民地官方档案、专业机构记录，特别是当时主流媒体资料，尝试超越对1881年悉尼天花疫情本身的关注，而将其视为一场移民殖民地公共危机的导火索，剖析坊间舆论、劳工运动以及民粹政客如何利用疫情竭力渲染和夸大华人的危害，进而合力推动种族主义制度出台的过程。这或有助于学界深入理解部分欧洲移民社会何以在面临公共危机时，常常爆发针对华人移民的种族歧视并借危机维护自身利益的历史渊源。

一、“天花恐惧”与悉尼排华舆情的抬头

　　尽管天花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由来已久，但在1881年悉尼天花暴发之前，移民社会并没有遭遇过重大疫情，天花传播路径单一，流行范围有限。根据1914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澳大利亚天花史》，殖民地官方首次承认天花疫情是1857年9月28日，远远晚于民间之记录。时逢淘金热如火如荼蔓延，而暴发疫情的墨尔本正是国际移民的吞吐中心。此次疫情的源头是从利物浦抵达的客船“佩里准将号”(Commodore Perry)，造成的死亡率为25%。此后的1868-1869年、1872年及1885年，包括墨尔本在内的维多利亚殖民地还发生过三次相对小规模的疫情。相较之下，以悉尼为首府的澳大利亚最古老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官方正式记录天花疫情更晚：比较确凿的疫情始自1876年12月12日自伦敦抵达悉尼的“布里斯班号”，船上水手及港区居民累计报告12个病案，最终死亡4至5人。

　　在地理位置相对孤立且人口密度较低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对天花缺乏准确科学认知，亦无足够防疫经验。比如，1881年悉尼疫情暴发后紧急成立了新南威尔士卫生委员会，其主席麦凯乐(C. Mackellar)医生给同事准备的指导手册只是匆忙抄录了英国国内发表论文的几页脚注。疫情结束后，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医学协会也评论说：“(当时)这个殖民地几乎没有人曾经见过或者即将见到天花病例，尤其是那些我们自己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只能听信个别号称目睹并参与了1870至1871年伦敦天花防疫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华人自1853年开始大量移民澳大利亚，至1861年已至少有5万人之众，但《澳大利亚天花史》中提及华人患病的现象还是在1881年。但这不意味着华人移民与欧洲裔移民没有交集。事实上，以淘金热为契机，来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移民与其他种族移民特别是华人混居。围绕就业竞争与文化冲突，白人移民劳工与华人移民的矛盾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一度激化。虽然排华现象随着淘金热的平息而降温，但在70年代末又开始反弹。此时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已然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土生白人数量开始超过移民，殖民地社会独立的民族认同不断强化；另一方面，以华人为主的有色人种移民依然可观，对华人移民持续输入的担忧不断加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1881年伊始悉尼海关报告发现一例华人天花病例时，全城快速沉浸于华人输入传染病的恐慌舆论中，尽管事后官方总结明确指出此次疫情来源不明。导火索仍然是“布里斯班号”。1876年后该船开始主营香港至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航线，而其所属公司在1880年总计将2，569名华人运抵澳大利亚，冠绝同行。1881年1月24日，该船从香港抵埠，当局声称船上发现一名华人感染天花，因此船上119名华人乘客全部遭到隔离。这很可能是误诊，因为这个所谓感染天花的华人很快就康复了，2月17日已经能修理船上的甲板，而其他被隔离的人无一患病。

　　1881年4月23日，“布里斯班号”搭载340名华人再次来澳，结果在经停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库克敦(Cooktown)时被隔离，因为当局又声称船上发现一名华人感染天花。这极可能又是误诊，因为做出这一诊断的检疫员执业资质低劣，有频繁误诊的记录。他所诊断的12岁华人男童在四年前已经得过天花，不太可能再犯病。隔离区驻点医生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在给“布里斯班号”总务官的信中也强调：“我仔细检查过，船上没有人感染天花……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隔离这艘船。我确信他搞错了。”

　　然而，“布里斯班号”两次出现所谓华人移民患天花的消息足以引爆舆论。1881年4月下旬，媒体开始连篇报道伦敦与夏威夷等地天花肆虐的消息，话锋却直指华人最可能传播天花，且类似观点不断发酵。比如，澳大利亚殖民地第一大报《悉尼先驱晨报》(以下简称《晨报》)称火奴鲁鲁的白人历史上很少感染天花，随后又说开往火奴鲁鲁的“吕底亚号”(Lydia)的华人乘客发生暴动，挟持了白人海员。该船有22人感染天花，还有80个华人乘客不知去向。这进一步加剧了悉尼社会对华人涌入的忧虑，报纸刊载的读者来信不时出现恳请限制华人移民并对华人实施隔离的诉求。

　　5月下旬，悉尼城在谣言中出现了第一例天花病案。病人正是一位混血的华裔儿童，即毗邻悉尼港的岩石区安昌商号(OnChong)老板之子，这似乎印证了之前焦虑的合理性。岩石区是澳大利亚华商最早的活动区之一，安昌商号曾被官方文件誉为“澳大利亚历史最久、财力最雄厚、也最受人尊敬的华人店铺，所有的合伙人都诚实而自立”。5月23日，华人儿童突然发病，先后请来两位医生均无法确诊是否为天花，主要怀疑是水痘。但5月25日卫生官闻讯后仍然要求警察将安老板一家送入悉尼港外的疫病隔离所，并对这所商住两用的楼房初步实施了隔离，由此悉尼进入天花防疫期。尽管安昌商号尽一切可能配合卫生官的防疫工作，仍有传言说警方维持的隔离形同虚设，本该被隔离的人依然能自由出入。警方出面辟谣后于5月31日正式对房屋实施整体隔离。

　　事实上，在发现第一个病例之后整整20天内，悉尼都没有新发病例，发现第二个病患后半个月内也仅新增4个病例。但从7月5日至15日，先后有7所并不毗邻的房屋连续报告发现病人，而且出现同一天内两个不同的位置发现22个病例的情况。在9月2日当局开始全面统计疫情之前，已知天花暴发点有16个，三分之一都不在城市中心。这说明天花疫情真正暴发是在7月份以后。

　　但在6月16日，亦即发现第二例病患的次日，《晨报》已然咬定华人是疫情源头。当天它刊载题为《悉尼暴发天花》的文章，称欧洲裔的爱德华•茹特(Edward Rout)已成为第一个死亡病患，而他曾在安昌商号对面的房子里做过木匠活，因此怀疑他是被华人儿童传染的。6月17日，该报又分析了其他两例病患，说他们和爱德华一样都曾出现在安昌商号附近。尽管一些报道也指出伦敦一直是天花重灾区，以至于伦敦人把天花视为一种人生不可避免的疾病，因此推断这次疫情的源头未必是中国，但由于公开报道的首个天花病例是华人，且后续病例都被牵扯上安昌商号，因此“公众普遍推论这次疫疾来自亚洲……这引发了悉尼大范围的不安与担忧”。比《晨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其他许多媒体甚至都没有提到天花来源潜在的多样性，而是断言华人传播天花。如《晚间新闻》报道的标题多是：“悉尼天花：唐人街染疾”、“华人扎堆发烧”、“华人中的流行病”等等。

　　在此期间，有关一名叫王平(Wong Ping)的病患的报道让舆论进一步认定就是华人传播了天花。6月15日晚上八点半，悉尼南郊滑铁卢(Waterloo)地区的一个小女孩发现华人阿宏(Ah Hung)正在往一家华人商店里搬运包裹。该包裹形状奇怪，邻里们认为里面藏了一个华人便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发现一个名叫王平的华人身染沉疴。他是一个月前乘坐“布里斯班号”来悉尼的。警察想从阿宏那里得到更多有关王平的信息，但觉得阿宏在刻意隐瞒，这加深了邻里们对华人的反感。报道称：“阿宏就像绝大多数华人一样，诡计多端而闪烁其词。”王平被诊断为天花，这个案例不仅使人们确信来自香港的“布里斯班号”是疫情源头，而且还让舆论觉得华人有意隐瞒病情从而威胁大众健康。此外，媒体还讨论王平在进入滑铁卢区之前是否也在安昌商号附近驻足，试图将王平与此前的天花病例归为一个共同的来源。

　　对王平情况的跟踪报道正值天花进入密集暴发期，在媒体的鼓噪下，排华舆论开始转向丧失理性的行动。当局不断收到关于华人感染天花的邻里举报，但经过调查大多是谣言。非常可笑的是，有白人因为讨厌华人邻居晚上睡觉打呼噜就谎报说华人可能感染了天花，害医生白跑一趟。白人社区开始对华人乃至华人儿童施加暴力，还有许多华人被拒绝乘坐电车及进入公共场所。华人菜农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尽管调查显示华人的菜园子非常干净，但许多街区依然阻挠蔬菜贩售长达一个月。由于当时蔬菜种植业已经是华人移民最重要的就业领域，因此对这一行业的歧视与打击意味着普通华人的经济灾难。华人零售业主也遭殃，频繁遇到白人地痞流氓扔石头打烂店铺窗户的袭击，许多华人因此受伤。最骇人听闻的是命案：6月18日清晨，悉尼警方发现了一具明显死于凶杀的华人儿童尸体：“他的喉咙被粗暴地割开，小小的头颅几乎与身体分离，腿上还有中枪的伤痕”。尽管凶手最终也没能落网，但考虑到类似针对华人的严重暴力侵害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华人移民作为一个整体无疑已经成为殖民地社会暴力犯罪的重点对象。

　　“布里斯班号”的隔离、安昌商行的孩子以及病患王平这三个案例都被媒体推定为华人引发天花的核心证据，但其因果联系最终都无法确定。由于当局一开始未预料到此次疫情的剧烈性，在9月2日前没有完整统计过患病人数，连华人儿童是否真是一号病例亦不能确证。此外，孩子的母亲是白人，且根据卫生官的调查，孩子发病前两个星期，她的英裔保姆就出现了发烧和急症，随之被解雇，但是，卫生委员会并没有就此进行流行病调查。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三个华人病患都没有死亡：就在媒体炒作几近歇斯底里的6月22日，安昌老板的孩子已经基本痊愈，而媒体笔下病入膏肓的王平最终在1881年9月康复。

　　显然在1881年天花疫疾来袭前后，悉尼社会舆论已处于一种矛盾的亢奋情绪中。就大众传媒风向来看，一方面舆论对输入性的天花疫情高度紧张，另一方面似乎又早已断定了天花来袭的必然性与根源。虽然无法确证华人移民是罪魁，但这显然不妨碍舆论希望并相信他们就是祸首。悉尼的天花疫情从一开始就把种族歧视问题暴露无遗。

二、天花扩散期底层民众的排华活动

　　天花疫情的蔓延与排华舆情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但后者绝非突然涌现。早在天花暴发之前，“悉尼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盼望着华人离开澳大利亚，哪怕只是离开悉尼去别的地方都好。”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华人移民坐实了传播天花的“恶名”，既有的排斥情绪空前合理化。恰如一封读者来信所说：“华人一向都遭白眼，这回更有的受了。”就在对天花何以在悉尼城扩散的讨论中，华人社区的环境卫生问题也开始被反复炒作。

　　根据殖民地社会公认的英国经验，“天花是一种源于肮脏的疾病……其流传是因为过度拥挤、下水道与通风的缺陷，水和空气的停滞与污染”。悉尼当局紧急成立的卫生委员会也认为，天花快速传播的原因包括：“第一，社区过度拥挤；第二，房间太小；第三，窗户不够多；第四，不卫生的习惯；第五，不能保证亲密接触者的严格隔离。上述原因就导致了一个街区在染病房屋隔离之后，还是扩散到5个邻近的房子里。”悉尼最符合上述特征的居民区位于市中心，而这里通常也是华人劳工和零售业主的生活工作地。由此，华人社区不卫生的问题连篇累牍地成为讨论焦点：“许多病患都来自过度拥挤且肮脏污染的华人街角，对悉尼市民来说，他们造成的灾难甚至比一场俄国的入侵还要大。”6月中旬，前往安昌商号查验疫情的医生被隔离，结果有读者给媒体投书嘲笑华人处所的卫生：“他(医生)是不是也不刮胡子或者不洗澡或者不用洗头啦？他还会被蟑螂或者跳蚤滋扰吗？他能读他雇主用中文写的书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官方报告中就指出：“暴发天花的华人居民区确实人居密集，但这些建筑整体的卫生条件比其他许多欧洲人的住所要好得多。”而且在悉尼宣布进入疫期后，华人居民点的卫生条件迅速得到改善。部分媒体报道也承认：“他们积极配合了当局的卫生清洁工作，即便是其中一部分人对卫生法令不够关注，那也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们不遗余力地遵守当局的卫生清洁要求，有些人家甚至在墙上挂上了水管，每天都定时冲洗墙壁和地面。”这种情况甚至在郊区也不例外。比如，悉尼南郊滑铁卢区华人社区配合当局卫生清洁工作，环境卫生有明显提高。

　　然而，事态有更复杂的走向：在声讨华人社区肮脏故而传播疾病的声浪中，疫情也激起了社会对悉尼全城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结果以劳工阶层为主的底层民众也遭受了批评。因为他们通常经济拮据，所以普遍密集居住在环境较差的城市中心。官方报告显示，“疾病从一开始主要侵扰的就是工人阶级，包括两个中国人，而且可能如预期的那样，在那些排水系统很差的房子以及卫生条件严重不足的街区会更流行和致命。”作为澳大利亚最古老且最重要的海港口岸，悉尼城中心的人居环境相对恶劣绝非偶然。除了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围绕港口客货吞吐发展起来的，因此吸引了大量配套行业的体力劳工定居，尤其是码头工人。殖民地当时的经济支柱是季节性变化的原材料出口贸易，就业率也会随之波动，劳工收入非常不稳定。对依靠计件工资维生的底层劳动者而言，尽管市中心租金不便宜，基础设施也简陋，但上工方便。而悉尼华人本来就相对聚居于城区，尤其是从事零售业的华商，根据顾客分布的特点，通常将商住两用的房屋选址在港口附近。这样一来，疫情中有关城市卫生的讨论就把种族与阶级问题裹挟到一起，底层白人遭受的质疑也越来越多。一封显然出自中上阶层的读者来信批评劳工社区脏乱差，信中写道：“他们把自己打包塞进又小又脏的集体公寓，就好像沙丁鱼装进罐头盒子那样……他们太过聚居，言行又粗鄙，还执拗地把肮脏……以及每天都违反公共卫生法规当作乐趣。”悉尼卫生官也公开批评：“疫情暴发区的居民们不太配合，明明彻底打扫干净过的地方，不到一两天就又脏了。”对于这种近乎侮辱的评论，底层民众的不满与愤怒是不难想象的。

　　面对这种因阶级分化造成的环境不正义，劳工们除了向当局抗争并要求资方提薪以改善居住条件外，更大程度上将自身贫窘归咎于所谓廉价华人劳工的竞争。天花疫情暴发前后，以码头工人为代表的劳工团体掀起了多轮有组织的排华集会。他们常与华人混居，因此格外积极地要求驱逐华人。

　　第一个白人病患爱德华?茹特死亡事件直接撩动了底层民众的敏感神经。他们发现，在被隔离的爱德华家院墙后面的篱笆上有个很大的破孔，而政府派来进行防疫和治疗的医生就站在街边透过这个破孔给爱德华的14名家人注射疫苗，而最早发病的华人儿童却已经被送到隔离区享受悉尼最专业的医治。这种医疗待遇的不平等经媒体报道后大大引发了白人劳工的关切，因为疫疾暴发之初，就诊治病需要私人承担费用，而茹特虽然身为白人，但只是一名贫穷的木匠，无法像华商之子那样优先享受当时悉尼有限的医疗资源，简直是奇耻大辱。1881年6月18日，即茹特死后第三天，“新南威尔士政治觉醒委员会”(Political Vigilance Committee of New South Wales)在悉尼城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区禧市场(Haymarket)组织起二三百人参加的排华集会。这个市场本身有许多华商入驻，后来还成为悉尼最大的唐人街，因此集会极富挑衅性。集会主持人说：“工人茹特像一条狗一样死去，而一个华人的孩子，得了同样的病，却得到隔离以及医生的照料。……除非目前华人的移民活动被完全禁止，否则这块土地的人民就绝不会停止表达不满。不仅如此，这块土地上的政府因为对华人问题的疏忽而应受到高度谴责，政府要对天花的流入与传播承担责任。”从6月25日开始，悉尼西郊的坎普顿区(Camperdown)因为发现有华人劳工迁入，也有居民集资在媒体上连续刊登广告，呼吁民众参加30日晚上在悉尼市政厅前的集会，主题是要求市长注意华人移民流入的问题，严肃讨论华人移民及他们对这块殖民地的影响。由此，底层劳工生活环境差也更容易暴发天花的问题就从阶级矛盾转化成种族矛盾，劳工要脱贫改善生存环境就得驱逐华人移民。

　　疫情下劳工群体的排华活动鼓动了正处于低潮的劳工运动。传统上讲，通过罢工与集会游行表达诉求向来是劳工与资方斗争的手段。而自从1878年悉尼海员大罢工以来，抵制华人劳工开始成为其斗争的一大诉求，因为当时有传闻说殖民地最大的轮船公司“澳大拉西亚汽船公司”(Australasian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要大量雇用薪酬较低的华人劳工，白人劳工可能被廉价华工抢饭碗的说法大行其道。这次海员罢工本身取得了胜利，但劳工组织在1879年顺势提出的禁止雇用华工的法案虽在议会下院通过，在上院却遭到否决。于是从1880年开始，澳大利亚劳工贸易委员会(Trades and Labour Council)与海员工会就联合举行大规模游行请愿，力争落实排华立法，但始终无法取得进展，因为大地主与大资本家把持的上院不愿减少雇工的来源。

　　僵局之中，劳工运动迟迟找不到突破口，而突发的天花疫情给其注入了强心剂。1881年4月下旬，就在华人传播天花的传闻日益引发舆论焦虑之际，劳工贸易委员会与海员工会看准时机迅速行动，在共济会堂前组织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会。5月下旬正式进入防疫状态后，悉尼郊区、纽卡斯尔市以及亚斯市(Yass)又同步举行了劳工排华大会。随后，劳工组织还在悉尼市政厅前举办了一场大规模游行示威，规模再次刷新纪录，估计在10万到30万人之间。7月，劳工组织发起的所谓“限制华人入境议案”(Influx of Chinese Restriction Bill)终于再次被议会提上议程，也激发了空前的社会关注。

　　在排华提案呈交审读后，一名自称“中立”、“尚没有被汹汹疫情吓破胆”的读者投书《晨报》，总结了他在日常生活中了解到的四大排华理由：“第一，华人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种族，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宗教与我们的迥异，他们沉浸于种种罪恶，可能把欧洲人的社会引向不道德……第二，人们谴责华人，他们给这块殖民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生理性罪恶，导致了流行病与传染病，比如天花和麻风……第三，华人移民会拉低劳工市场的价格，因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我们绝不能接纳他们……第四，如同这个法案所说，华人对这个国家各种制度不会有兴趣，他们也不会接受我们的习俗，难以融入白人社会……”在此，传播疾病成为仅次于异教徒之后华人的第二大问题，而且不同于其他三种指责，这是“生理性罪恶”。

　　事实上，相比于文化差异，流行病与劳动力竞争问题才可能是真切影响底层民众利益的。可是，关于华人劳工挤占白人就业机会的说辞非常牵强，因为在整个殖民地，除了家具制造业，集中吸引华人就业的领域，如杂货店、摊贩、洗衣业、蔬菜种植业以及烹饪行业，向来都不是白人的主要从业领域，且华人商业的服务对象常常也不是白人。所以，对劳工阶层而言，以拉低劳动力价格为理由排华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向资方施压的一个抓手。天花疫情恰逢其时，因为它不仅为排华提供了所谓客观依据，还为劳工组织造势并广泛吸引大众关注创造了良机。

　　随着政府的防疫手段日趋严格，许多底层居民蒙受了直接的财物损失，排华更成为其宣泄不满的方式。作为疫情高发区，市中心社区遭受隔离封锁的范围更大，既有经济生活秩序被严重干扰，而穷人的抗争与自救能力更羸弱。许多人的家私与个人物品被销毁，住房也因为喷洒石灰而无法正常居住。虽然政府表示会予以补偿，但金额不仅有限且手续烦琐。这加剧了下层民众的无助感与被剥夺感，也使其迁怒于更弱势的华人。事实上，当官方将安昌公司所在街道两侧的14栋房子全部封锁后，白人小老板们纷纷抗议，强调说只要封锁华人及宅邸就够了，没必要妨碍他们做生意。

　　总之，随着天花疫情的蔓延，悉尼的主流舆论不仅相信天花源于华人，还主张华人社区也是疫情散播的基地。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卫生议题刺激下，以劳工阶层为主的民间排华运动不断掀起高潮，一方面宣泄压抑，另一方面借排华议题不断向精英施压。对官方而言，防疫挑战不断加剧，同时排华诉求日益刺耳，应对的新举措也就呼之欲出了。

三、殖民地官方的排华防疫措施

　　在天花疫情暴发及扩散过程中，官方的反应从一开始就遭受舆论广泛的质疑，而在平息舆情的过程中，歧视华人的政策逐渐与整体防疫安排相融合。

　　殖民地当局防疫的失策首先表现为反应迟钝，节奏失衡。从1881年5月23日悉尼宣布进入疫期到1882年2月19日疫情结束，其中只有9月2日后官方才有全面统计。1881年9月，一位墨尔本的医生观察说：“悉尼当局一开始是毫无准备的，随后又采取了特别广泛和残酷的强制检疫手段。”其实直到1881年12月20日，医生和房东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报告病例或者疑似病例。毫无疑问，很多案例都遗漏了，还有一些被私人医生隐瞒，因为这可能导致诊所本身停诊。平心而论，面对突发疫情，除专业知识不足问题，还有一些客观因素妨碍了殖民地当局的决策效率。比如1881年初时，悉尼城经济形势很好：“人口正持续大幅增长，但随后数月中都没有充沛的降雨以清洁地表、冲刷下水道，许多城市建筑的卫生设备处于各种程度的故障中，可活跃的就业人群在到处流动。”不仅如此，在天花疫情扩散过程中，发病间隔很不规律，如报告一号病人后近一个月才出现群聚性病患，这当然影响官殖民地方对疫情严峻性的判断。7月中旬疫情进入高潮后，官方防疫措施才真正全面展开，除了扩大隔离医院，议会还紧急组建了“卫生委员会”(Board of Health)指导防疫工作，包括悉尼市长、新南威尔士财政商业部次长、警察总长、总建筑官以及六名医学专业人士。在此基础上，9月1日又任命了“卫生行政专员”(Executive Member of the Board of Health)，负责实际指挥和监管参与防疫的各种人员，用电报与隔离医院保持随时沟通。即便如此，议会还是到12月20日才出台了专门的《传染病监管法》(Infectious Disease Supervision Act 1881)。主要是强调要重罚隐瞒不报者，同时赋予警察强制拘押权。

　　1881年12月之前，殖民地当局颁布的各种防疫措施及法规中，罕见针对华人移民的表述。不仅如此，在疫情初期，政府对华人与华人社区态度大体公正，如华人儿童得到了善治。在排华暴力事件抬头初期，警察还积极维持治安，全力维护华人合法权益。如5月26日，警察在悉尼港口制止并驱散了向华人新移民投掷石块的白人暴徒。对此，官方表态称：“无论可能采取何种方式阻止华人不正常地涌入殖民地，当局都决定必须严格执行法令，保护这个殖民地上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肤色与民族，如再发生上周四那种懦夫般的非英国式的行径，当局都将严惩不贷。”

　　然而，随着排华舆情及劳工集会持续施压后，殖民地官方防疫决策中的种族歧视色彩变得鲜明。《晨报》6月27日的长篇报道中指出：城区密集定居且卫生条件不佳的状态不仅仅是华人社区的特色，也广泛出现在欧洲人社区当中。可当局为了平息民怨，尤其是转移大众对城市卫生治理的指责，在检查华人定居区时格外苛刻，有欲盖弥彰之嫌。而在疫情严峻化的7月，有民众投书指出警察执法时似乎刻意凸显天花与华人有关：在街头人群攒动的下午4点左右，公交车装载了华人病患及密切接触者一行七人前往隔离点。但是，押运人员不仅没有按惯例遮挡身体以保护隐私，反而以极缓慢的车速前进。这既加大了传染风险，又似乎让病人游街示众。投书人还担心华人被运走后其家庭财产也将缺乏保护。不仅如此，在7月后扩大设立的隔离医院中，华人病患和疑似患者已经和白人分隔，华人疑似患者没有资格住房屋而是住帐篷。

　　一些政府雇员尤其是高层政客在为排华活动推波助澜。一名叫库克的警察因接触过天花而被隔离，在确认其未患病后被委派负责看守隔离医院里的华人营帐。但他立刻向上级表示：“我本来不会违背命令，但是我不想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我不是拒绝自己的职责，我就是拒绝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高层政客。新南威尔士作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其既有政权架构中，悉尼市政当局只负责具体行政，决策权还在议会。这样，对当局的批评最终都指向内阁总理亨利?帕克斯，而他毫不犹豫地以华人为替罪羊。原来，1838年移居澳大利亚的帕克斯在政坛上一直以草根代表著称，其票仓集中于劳工群体。受劳工支持，他在1872年到1891年五次出任新南威尔士总理。天花密集暴发后，他全面响应民间排华诉求，因为这不仅可以推卸自己防疫不力的责任，还能巩固选票。6月中旬，帕克斯公开通电澳大利亚其他各殖民地、新西兰和斐济当局，一口咬定“现在显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所有的天花病例，包括安昌商号老板之子，都是因为接触了最近抵达这块殖民地的华人移民而染病的”。

　　帕克斯在防疫决策时竭尽所能地排华，利用卫生检疫制度阻止华人移民进入悉尼。早在1832年殖民地就根据1825年的英国检疫法制定了《检疫法》(Quarantine Act)，当时主要目的是防止英国霍乱传入。这个法案赋予了殖民当局宣布任意海外地区是疫区的权力，可以要求强制隔离来自疫区的船只或者载有病患的船只。从1853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因疑似传染病而被隔离的船只。早期隔离的船只以英国驶来的为主，但是从1880年开始，来自英国的船只被隔离的记录骤减，而来自中国特别是华人出洋枢纽香港的船只被频频隔离，这也是本文开头“布里斯班号”遭受厄运的背景。这些记录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偏见：第一，考虑到同时期墨尔本港隔离的船只除一艘来自罗马外都来自伦敦，因此，有理由相信悉尼的隔离片面聚焦于来自中国的船只。第二，隔离来自中国的船只时可能夸大问题，如1880年2月18日开来的“十字军号”(Crusader)上确诊只有水痘并无天花。第三，对中国船只的隔离比较随意。比如，1880-1881年有5次对中国船只的隔离记录，但都写着“细节不详”的字样，连隔离天数都未显示。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有船只曾被两次隔离却未被正式记录在案的情况。由此可见，帕克斯推行检疫隔离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排华立场，安抚大众并稳定统治。

　　客船“大洋号”(S.S. Ocean)的隔离事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上述问题。1881年5月26日，运载着450名华人移民的“大洋号”从香港出发抵达悉尼港。在离开香港时，该船已经完成了检疫，并未发现天花。“大洋号”航行中经停澳大利亚北部港口达尔文、星期四岛、库克敦、汤斯维尔和布里斯班。在上述每个港口，“大洋号”都由卫生官进行了严格检查，并获得了检疫证明。布里斯班的卫生官还称赞船只的卫生状况良好。该船抵达悉尼后，卫生官艾莱恩(Alleyne)也没有发现船上的乘客存在病情。但根据检疫条例，“大洋号”依然被关进隔离区，船员和乘客一律不许上岸，却没有被通知隔离期。不仅如此，当局一度拒绝对“大洋号”进行补给，而船上的冷凝器抵港不久后就出现故障，所有乘员都失去淡水供应。在断水缺粮一整天后，该船船员被迫向当局管理员发出求救信号。在勉强补充水和粮食之后，检疫部门与船员达成共识，让“大洋号”开到墨尔本申请检疫证明并完成补给。为此，悉尼当局同意添加仅够船只行驶到墨尔本的燃料。当局规定供给煤炭的驳船只能开到隔离区管理站之外，不准靠近“大洋号”。事实上，驳船的工作人员一度弃船而走，要求“大洋号”船员自行取煤。“这样的防范措施，就算对待一艘被感染的船只都显得不正常，对没有任何传染病的‘大洋号’就显得更加反常了。”

　　7月5日，“大洋号”抵达墨尔本后不久就拿到了检疫证明，部分乘客下船后改乘坐火车去悉尼，剩下的228人则坚持要坐船回悉尼，遂于7月12日第二次抵达悉尼港。此时，卫生官依然没有发现船上存在传染病，但该船再次被关进隔离区，长达21天。隔离结束时，华人旅客在寒风刺骨的早晨下船，他们的被褥、衣服和个人物品被集中收走当众焚毁，尽管这些物品多是在墨尔本新购置的。这有悖于常理，因为如果出于防疫目的烧毁华人行李则应在“大洋号”初抵悉尼时进行。最为夸张的是，二次隔离期间，悉尼当局甚至想派一名患病但未痊愈的警察登船协助管理，遭到船长断然拒绝。帕克斯如此刁难和陷害，以至同样排华的媒体都感到过分：“帕克斯政府似乎是故意想让华人感染天花似的……我们希望能从历史中抹去这个故事。”对“大洋号”夸张的隔离确实是官方蓄意而为的。

　　1881年6月17日，正当“大洋号”驶向墨尔本时，帕克斯召开内阁紧急会议明确指示：“要立刻阻挡所有装载了华人以及所有经停中国港口来殖民地的船只。”由此，澳大利亚的隔离检疫制度首次公开标榜种族主义原则。当天下午，殖民地政府秘书下令公开焚烧罹患天花的华人的所有物品，却对白人病患的遗物置之不理。

　　不难想象，殖民地官方一味刁难华人的政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防控疫情。其一，6月17日当局宣布中国港口为疫区并对所有涉华船只进行隔离之后，悉尼的天花疫情有增无减，而疫情最剧烈的苏塞克斯街(Sussexstreet)其实极少有华人出现。其二，整个天花流行期间感染的病例中，只有3名华人，其中仅一名为新移民。如果真是华人输入天花，那么华人感染的概率和死亡率应该远高于白人。其三，1881年12月到1882年1月有两艘从伦敦抵达悉尼的船只被发现携带了天花患者，却未被整体隔离。当局如此放任应该严管的船只，注定防疫的效果大打折扣。对此，有读者给《晨报》来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隔离法令被扭曲为政治的工具，沦为当局平息舆情压力的权宜之计。的确，殖民地官方的防疫隔离政策日趋种族主义化，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作秀。

四、排华立法的确立及殖民地排华思潮之反思

　　在1881年7月中旬天花疫情加剧恶化之时，帕克斯不仅驱使行政部门采取一系列排华防疫举措，同时也开始在议会推动一度遭受抵制的排华立法提案，而这造成了深远的制度性影响。在讨论劳工组织提交的排华法案时，议员们的焦点有三个：限制入境华人的类型、对英澳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隔离条款的常态化。关于第一点，有议员认为只需要限制华人劳工移民即可，但议会很快达成一致，要求对所有华人入境施加管控，以实现操作的便捷与高效。关于第二点，由于英国与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都不包含种族排斥条款，特别是《北京条约》中英国承诺允许华工自由出国。因此有个别议员担心新南威尔士作为英国殖民地，如果正式立法排华，可能对母国外交不利。但绝大部分议员都认为，移民管理是内部事务，伦敦方面不会也不应插手。甚至有激进草根派议员鼓吹如果英国真要干涉此次立法，澳大利亚应该不惜效仿美国独立战争与英国斗争到底。果然，事后英国政府很快默认了此项立法。

　　然而，常态化隔离涉华船舶的提议引发了广泛争议，因为这明显超越了防疫所需。在淘金热时代，维多利亚殖民地最早颁布但又废除了限制华人入境的法案，其核心措施是：规定每个华人移民入境都要缴纳10英镑人头税，而且船舶每载重100吨才可以搭载1名华人。此时，帕克斯重拾该法案，并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两项新内容：一是否认华人移民在新南威尔士享有公民权，即华人不能像英国人一样成为合法公民，尤其不能购置田产。二是宣布中国港口被永久性划定为疫区。任何搭载华人船员或者乘客的船只无论是否确诊传染病都必须被隔离。对此，毗邻的维多利亚殖民地都觉得荒唐至极，其卫生委员会率先明确表示不赞同宣布中国港口为永久疫区。面对如此苛刻的提案，议会内部也有反对声。比如，考恩兰德(E. Cornland)议员在辩论中理性地指出，推动排华法案是大众舆论裹挟的产物，其实华人根本不是天花的来源，在华人出现之前英国就已经暴发天花了。尽管他也表态同意根据船舶吨位限定装载华人的数量。而当议会反对派领袖菲茨?帕特里克(Fitz Patrick)质问帕克斯，为什么从中国来的船要被隔离，而对从天花重灾区伦敦来的船听之任之时，一个支持帕克斯的议员立刻插话说：“这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廉价的劳动力。”既然防疫只是排华的一个借口，敢于反对的议员就噤若寒蝉了，因为当时议会讨论的发言内容大多会在报刊上公示，而在主流舆论排华的背景下，所有不同意排华的下院议员都可能因为违拗所谓基层民意而丢掉选票。相比之下，帕克斯则大张旗鼓地请媒体宣扬自己的目的：“(防疫隔离条款)就是为了吓得船长们都不敢搭载哪怕一个华人来我们的港口。”

　　1881年12月6日，经过4个月的审读和讨论，新南威尔士议会两院正式批准曾被束之高阁的《排华法案》，主要是通过经济和刑罚手段阻遏华人入境：“第一，所有来新南威尔士的船只必须向有关官员报备船上华人的详细情况，否则处罚款200镑。第二，船舶要严格称重，每重100吨方可携带1名华人前来，每超出一人罚款100镑，除非华人具有船员及英国公民身份。第三，乘船及通过其他途径抵达新南威尔士的华人都必须按程序报关入境，每人缴纳10镑的人头税并由相关官员发给证明，否则除补交人头税外每人处罚款50镑。第四，拖欠上述需缴纳款项或者罚款，将被处于12个月的监禁。”如政府公报所声称，限制华人移民法案着眼点就是防止更多的华人入境。鉴于新南威尔士的首个排华立法早在1867年便被取消，而从1876年开始民间屡次鼓吹恢复法案但未能奏效，此时通过新的排华立法充分展现了民粹思潮裹挟下所谓的民主政治可能结出何种恶果。值得注意的是，要求涉华船舶一律隔离的条款以4票比19票的绝对劣势在议会上院被否决，因此没有出现在正式的法令条文中。这是天花疫期殖民地当局罕见的合理决策，仅仅归因于政治精英群体存在严重利益分歧。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排华立法正式颁行时，悉尼天花疫情已经开始大幅缓解，且1881年时许多医学刊物都提到伦敦暴发了天花，同时中国的天花恰恰在日趋消亡。比如，香港总督曾向帕克斯发出照会，称天花在香港已经绝迹，而此前一年医疗官检查了3，500多名华人移民，一例天花都没有发现。不仅如此，19世纪80年代后续的天花疫情也印证了天花与华人并无必然联系。如1884年8月到1885年初，悉尼和墨尔本又分别暴发天花，悉尼报告了64例，4人死亡，其中没有一个是华人。

　　毫无疑问，1881年的排华立法对防疫并无价值，但有效凝聚了欧洲移民社会的排华共识，为未来日益严苛的排华制度建设铺平了道路。在1881年法案执行过程中，殖民地当局很快发现有伪造证件和偷渡入境的现象，吨位统计制度也不能完全落实，同时，限制入境促使大量已入境的华人申请归化入籍，这又为指摘华人惯于违法或钻制度漏洞提供了口实。在1881年法案基础上，帕克斯政府在1888年通过了更为严苛的限制华人入境法，要求船舶每300吨位才能装载一名华人，人头税则提高到100镑，且从此不准许华人归化。1881年之后，前往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人数骤降。排华方式也不断翻新，包括1898年开始要求申请移民者参加语言听写测验。最终该法案在1901年升格为澳大利亚联邦移民法，成为“白澳政策”的一块基石。

　　不过，在厘清1881年悉尼天花疫情何以迅速将排华舆论催化为排华立法之时，更要看到它复兴并放大了澳大利亚殖民地既有的以环境卫生及传染病议题塑造排华歧视的思潮。早在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时期，维多利亚金矿区最早出现的排华舆论就已经以华人营地肮脏且传染疾病作为说辞。尽管这种情况本身是因为殖民地当局采取种族隔离制度要求华人矿工密集定居所引发。1857年卡索曼(Castlemaine)地方法院就受理过污蔑性的投诉：“这里存在致命的中国瘟疫，大大戕害欧洲人口，华人营地臭得令人作呕，有一股腐烂的味道，华人矿工的营帐害虫四溢。……华人的帐篷区里常见发烧、麻风、黑热病(black fever)以及溃疡性皮肤疱疹。”又如1857年，本迪戈(Bendigo)华人定居区发现三个麻风病人，结果当局要求所有营帐重新布局而且烧掉旧有营帐，然后下令严禁华人与欧洲裔矿工产生任何接触。排华矿工呼吁说：“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生理上，人们都不能再和华人生活在一起了。”事实上，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许多常见流行病如麻风、疱疹等都被污蔑为“亚洲病”，华人聚居的城市媒体也热衷于炒作相关新闻。

　　在此情况下，1881年突发且猛烈的天花疫情造成了全社会的关切与恐慌，空前推动了民众对传染病与种族关系的焦虑，而专业精英的应对失据助长了这种反智思想，使得以防疫为由反对华人移民的说辞大行其道。疫情前，专业精英们一直鼓吹随着对外交流的加速，欧洲科技发展成果可以迅速传入殖民地，极大完善澳大利亚人的智识储备。但是，突如其来的天花疫情让大家发现：悉尼城本来是所谓欧洲式繁荣及复杂科技的象征，此时却无比脆弱，而华人在此非常活跃。不仅如此，在天花暴发后六个月后，悉尼的医生们还在犹豫应不应该将疑似的病例诊断为天花。英国医学会要求新南威尔士政府强制接种疫苗，但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说明不接种疫苗的风险，结果引来媒体抨击：“专家们迟迟没有给出确定的且毫无争议的规则，因此我们看到防疫理论和实践总是不停地大幅调整。”对此，专家的回应是不屑与蔑视：“这是社会中无知以及欠考虑的部分人的观念。”大众与精英间的隔阂相当程度上湮灭了本来就微弱的反对污名化华人的呼声。所以，当悉尼暴发天花后，从未消亡的卫生种族主义说辞很快勃兴，而所谓的民主议政让诸如考恩兰德与帕克里特等议员的辩护毫无市场，帕克斯等民粹政客却理直气壮，兴风作浪。

　　无怪乎1881年排华法案通过后，就有议员如此感慨道：“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公众舆论对排华法案的支持如此强大。”晚至1895年，为打击华商在澳大利亚水果销售行业的优势，白人竞争者依然用不卫生和传播疾病为理由进行举报。虽有正直的白人雇员作证说明华人商店与白人商店同样干净甚至更整洁，但当局并未予以采信。更有甚者，1899年新西兰照搬了帕克斯的排华立法，也借用了疾病与卫生的比附：“他们(华人及亚裔移民)是附着在这个国家(新西兰)经济肌体上的腐化、不道德、肮脏和溃烂发臭的脓疮。”华人移民等于恶疾的文化隐喻就这样在欧洲裔移民社会广泛建立、传播并被承继。

结　　论

　　悉尼天花疫情期间的排华运动充分说明，塑造华人移民传染疾病的话语，可以成为欧洲裔移民社会面临危机时，不同阶层宣泄压力并整合利益分歧的最大公约数。

　　首先，无论是排华舆论的造势、排华劳工运动的发酵还是官方排华防疫制度的安排，都建立在对外部传染病输入的想象中。被视为外来者的华人移民由此被合力构建为流行病的源头与传播者。天花疫情不仅为澳大利亚殖民地既有的排华思潮提供了所谓的客观依据，也为处于颓势的劳工运动注入了新动力，这最终为排华政客推动立法扫清了障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疫情之后，各种利益集团都巩固了华人移民是异质群体的偏见，排华政治实践畅通无阻。

　　其次，悉尼天花疫情下的排华运动或突出反映了多元种族人口混居社会的一个特点，即为了维持主导移民群体的优越感与凝聚力，易于把有关污染的话语和道德及种族生理特质紧密结合。在欧洲移民殖民地，“白色不仅是一种种族的界定，更是一种纯净的、健康的以及干净的信号。”事实上，在英国其他的移民殖民地尤其是北美，排斥有色人种及与之相关的种族歧视活动也普遍牵涉生理卫生议题。甚至有学者在考察加利福尼亚的历史经验后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权势阶层污蔑华裔、日裔及墨西哥裔移民社区威胁公共卫生，这是推进美国种族化进程的核心。孔飞力早已指出，澳大利亚人因为距离亚洲更近、白人移民人口优势更小，所以格外担忧“大英民族的白色血缘传统会被染黑，甚至最后会被完全摧毁”。1881年天花防疫与立法实践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对这种忧虑的反应，即通过排斥华人移民实现对白色身体与文化的塑造。在夸大渲染天花与华人身体具有特殊关联的语境下，一种发端于白人移民社会底层的文化种族主义说辞成功地转化为一种优生学的判断。绝非偶然的是，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格外强调种族排异性。而在常见的经济、文化与制度不容的说辞外，华人传播天花等疾病的论断提供了更难以调和的生理排斥必要性。

　　最后，悉尼的案例充分展现了流行病危机何以滋长民粹主义的排外思想，而这具有更普遍的提示意义。澳大利亚殖民地一直是英帝国最偏远的移民殖民地，而且经济生活又围绕农牧矿等原材料出口产业展开，因此除了刑满释放人员，即便是国际自由移民也多为欧洲的中下层劳动者。因此，殖民地社会一方面缺乏对包括医学在内的专业科学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对主动输入与吸收科技知识的积极性也不够。而在各种突发的社会公共危机中，包括传染病在内的环境危机是最容易超越社会内部既有理性认知与科学应对经验的，因为人们远未掌握自然要素影响社会活动的能动性。对数量众多但自救能力较弱的欧洲移民而言，在面临社会秩序失范且短期内无法复建的情形下，把自身困窘一概归因于少数族裔尤其是所谓外来者，有助于转移大众防疫心理负担。本文研究的事件绝非孤例，如霍华德?马克尔(Howard Markel)所揭示，最近一个世纪中，肺结核、鼠疫、艾滋病、霍乱等许多疫疾同样曾激发美国社会的民粹仇外主义。其实，“病菌是最秉持一视同仁原则的有机物，它们侵袭起人类来毫无偏颇，跨越所有的国家边界与阶级的藩篱”。只要存在人口流动，病菌的传播就不会停止，无论肤色和文化差异。一味将问题外源化，尤其是归咎于有色人种移民，就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状态下主导话语权的群体卸责的臆断。而在维护言论自由及底层权益的说辞之下，民粹主义者实际欺侮和排斥的是更弱势的社会成员。这一事实值得全球化时代所有面临国际移民问题的国家警惕。即便在种族主义制度被普遍摒弃的世界，反思社会传统文化与心理层面的种族歧视仍需持之以恒。

　　（注释略）

（作者：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和“一带一路”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