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瑾：二战后三十年间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结构与成因探析

（来源：《世界历史》2021年第1期）

内容提要：澳大利亚曾长期奉行“白澳”政策，英国一直是该国移民人口最重要的来源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对移民特别是技术移民的需求量空前增大，以“移民即繁荣”为战略导向选择性地大量引进移民。其移民政策仍然遵循英国优先的原则，技术移民的来源构成中英国人占比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技术移民比重增大。技术移民来源的结构变化与英澳之间的特殊关系、以法案和协议形式确定下来的移民关系、技术移民的职业技能、澳大利亚的人才需求和移民策略的调整、来源国的人才供给以及国内外人才环境的变化等存在紧密联系。澳大利亚政府多次改革移民政策，越来越将国家发展的需要放在首位，强调以申请者职业技术能力为移民选择标准，优先接纳技术移民，进一步改变移民人口结构。英澳人才供给的特殊关系逐渐消失，种族歧视的“白澳”政策走向瓦解，族裔、文化及移民来源地日渐多元化。

关键词：澳大利亚 白澳政策 移民政策 技术移民 英国移民 援助通行计划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移民对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社会繁荣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虽然拥有广袤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工业发展因缺少熟练工人受到极大限制。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亟需大量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实行了计划移民政策，吸收的移民中包含不少技术移民。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纽带仍然存在，因此，移民政策给英国移民设定了相当大的比例和配额，源自英国的移民被赋予了最高优先权，彰显出其特殊地位。移入澳大利亚的技术人员中，英国人占比最高。由于源自英国的技术移民数量不能完全满足澳大利亚发展需求等原因，后者逐渐放宽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招募人才的限制，技术移民的来源结构逐渐呈现多元面貌。

　　国内学术界对战后澳大利亚移民及其政策发展变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从“白澳”政策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变化、移民政策变化的原因、亚洲新移民的构成等角度考察较为深入，但具体剖析战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来源构成的研究成果甚少。相较之下，国外学界除了对“白澳”政策的形成与变化进行大量探讨外，对战后澳大利亚移民问题的关注也成果丰硕。澳大利亚各档案馆保存了大量澳大利亚移民和就业的记录，包括通信、宣传材料和照片等。这些研究成果和资料对本文考察战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的结构变化提供了政策背景和数据参考。在借鉴国内外学界现有成果和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战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的来源构成等情况进一步梳理分析，进行量化研究，重点考察移民结构变化及其原因，从而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框架。

　　一、战后初期

　　以英国为主的技术移民构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遭受了战争损失，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都受到限制，联邦政府深刻认识到增加人口对于加强国家防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1945年澳大利亚成立移民部，以“移民即繁荣”（populate or perish）为战略导向，制订大规模引进移民计划。8月2日，首任移民部部长卡尔韦尔（Arthur A. Calwell）在众议院称，长期以来的艰苦经验证明，任何扩展中的国家吸纳人口的最大值约为人口总数的2%。他的结论是，澳大利亚应该争取每年引进移民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澳大利亚联邦移民咨询委员会也指出，计划移民政策基于经济学家、商界、工会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独立建议，力求从移民中获得每年1%的人口净收益。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战后引进移民的计划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当时最为短缺的是熟练和非熟练劳动者，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从英国引进所需工人。卡尔韦尔认为，英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对于解决英国人口过剩和澳大利亚人口不足的问题是双赢互利的。他希望英国移民和非英国移民的比例为10∶1。战后初期，澳大利亚扩大了移民的数量，但移民主体仍然来自其传统移民来源地英国。澳大利亚政府的宣传册虽然提及移民计划通过规划来确保移民来源国家背景的兼容性，但同时直接表明，“在计划移民的广泛框架内，澳大利亚优先考虑英国移民”。

　　为了积极鼓励英国人迁居到澳大利亚，1946年3月，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达成“免费和援助通行计划”（Free and Assisted Passage Schemes）。这一计划旨在扩充人口和招聘澳大利亚所需的有技能劳动者。1947年3月31日，该计划被付诸实施。澳大利亚政府为促成该计划，竭力排除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困难。由于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战后早期航运短缺使很多英国人无法前往澳大利亚。1947年，卡尔韦尔亲自到英国解决运输移民的问题，通过与英国政府和船运公司谈判，收购大型客轮以及与非英属航运公司签订长期协议，提供船只仅供移民使用，减少了航运困难对英国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客观限制，从而保障了源自英国的移民数量。这些官方行为显示出澳大利亚政府对英国移民的热烈期盼和强烈需求。

　　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资本的高度发展、技术的迅速进步以及包括国防在内的各个方向的研究活动的扩大，澳大利亚对高级技术人员的需求也迅速增加。1958年的官方宣传册——《澳大利亚需要所有这些人》，继续宣传和鼓励吸收外国移民，并反复强调来自英国的技术移民的重要性。“与澳大利亚有着紧密的联邦和家庭联系的英国，为我们提供了易被同化的移民。英国向我们派遣了数十万具有共同背景和语言的人，他们拥有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和类似的行业标准。……在规划移民人数时，充分考虑到工业的需要，并尽一切努力确保，除了英国，没有任何国家会有数量上的优势。……让我们继续计划移民的方案，将最大数量‘正确类型’的移民带到澳大利亚，并继续从英国获得尽可能多的移民。”这里的“正确类型”指的就是对澳大利亚发展能做出更大贡献的技术人才。

　　1949年1月至1957年9月，在从英国接收的援助移民中122，741名“养家糊口者”（breadwinners，家庭中有工作收入的人）中，只有35，875名是非熟练工人。按照职业类别，官方统计数据将这些来自英国的移民分为熟练工人（建筑工种13，461人、工程18，172人、电工2，854人、混合工种4，567人）、专业人员（7，263人）、农业工人（7，046人）、商业人士（21，179人）、家庭和社区服务人员（10，615人）、行政人员（1，709人）、半熟练工（26，293人）、劳工（5，596人）、其他人员（3，986人）。可见，澳大利亚对技术移民的需求相当迫切，所需人员的职业涵盖面广，分布于各个领域，且实用性强。同时也可以看到，战后初期澳大利亚对英国的援助移民技术含量要求不是特别高，满足各行各业的基本职业需求即可。虽然澳大利亚每年会按照需求调整其计划移民的数量和占比，但英国一直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按照从移出国到达澳大利亚的旅费是否被资助的情况，可大致将引入移民分为援助移民和非援助移民，后者也称全额付费移民。全额付费移民一般是社会经济阶层较高的人，他们在澳大利亚的雇主已经为其支付了旅费。与援助移民相比，他们在专业和商业类别中更具代表性。全额付费移民的英国人很多都是技术移民及其家属。据统计，整个20世纪50年代，全额付费移民的英国人数量保持在每年1万人以上，1951-1952年更是达到16，057人，成为该时段的高峰。20世纪60年代，这一移民群体数量骤降，最多的一年仅为5，440人。20世纪70年代后又有所增加，从1976年到1981年，来自英国的全额付费移民数量持续超过援助移民。

　　随着战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澳大利亚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激增，职业人员短缺的行业和领域也不断拓宽，高技能人才供需严重失衡。澳大利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人才短缺。除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艺术毕业生、教师、经济学家、律师、医生、牙医、农业学家和兽医等传统行业外，20世纪60年代初，技术人才的短缺已经扩展到其他职业。技术移民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据统计，1955-1956年，澳大利亚最大的科学家团体之一“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研究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源自国外。截至1964年，该组织从其他国家招募了三分之二的科学家，大部分源自英国。

　　当时有关专业技术移民的统计说明，澳大利亚政府从英国引入移民时对其职业做了进一步的专业要求，并与劳工和国家服务部协商审查程序，通过提供更有效、更快捷的专业职位任命信息服务来增加职位数量。比如，1965年共招募和安置了350名专业人员，涵盖的职业包括工程师、建筑师、医生、科学家和行政人员。表1统计了1966年澳大利亚从事专业职业的外来移民出生国的比例，英国在其中占绝对优势地位。所有专业职业中来自英国的移民占近一半，其中担任教师的英国移民占比最大，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占比最小。

　　1947-1974年，86％的英国移民获得了援助通行；他们大多是熟练或半熟练工人，源自英国工业城市周边郊区。1963-1973年，从不列颠群岛1975年前澳大利亚官方统计数据中多将英国和爱尔兰移民合并统计，有时用的是British Isles，有时用的是England and Ireland，1975年后才将英国与爱尔兰分别统计。到澳大利亚的工人总数为299，400人，其中专业、技术和相关工作者42，472人。1967-1973年，22％的英国和爱尔兰的男性移民拥有专业技能；1976-1978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8％。

　　表1 1966年6月澳大利亚从事

　　专业职业的外来移民出生国比例（单位：%）

　　从殖民时期开始，英国移民一直是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最重要来源。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英国出生的人仍是澳大利亚人口中最大的海外出生居民群体，占该国总人口的3.9％。此外，英国移民对澳大利亚经济方面的贡献也远远超过其他族裔群体。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职业实践和专业体制方面的总体相似性，以及澳大利亚雇主对英国训练有素的人员的偏好，使得来自英国的技术移民成为最受欢迎的群体。为了吸引技术人员，澳大利亚政府为其提供了几乎免费的运输、就业和住房。尽管英国移民的比例由于各种原因呈下降趋势，但毋庸置疑的是，源自英国的技术移民的数量和比例最大，成为推动澳大利亚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英国无法提供澳大利亚所需的足量技术移民，而且出现一些回流趋势。澳大利亚政府也已认识到，“英国所能提供的必要类型的移民数量是有限的。没有一个国家，甚至连我们最大的单一移民来源国英国，都无法为澳大利亚提供足够的移民，使其具备我们国家计划发展所需的技能和才能。”鉴于此，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适时调整，逐渐向其他国家开放。

　　二、技术移民来源的多元化发展

　　1947年7月，卡尔韦尔发起了“流离失所者计划”（Displaced Persons Scheme），寄希望于英国之外的欧洲人补充英国人入境量的空缺，以达到澳大利亚劳动力数量的需要。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澳大利亚战后早期的劳动力需求。战后初期的移民填补了由于20世纪30年代低出生率造成的50年代劳动力缺口，并提供了现成的低技能劳动力，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以及公共交通等服务行业。1947-1952年，共有17万名这一类型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类移民的选择方面未采用任何技能或教育标准。

　　战后初期，澳大利亚实行了“雇用科技敌国侨民”（ESTEA）计划。这一征用德国科学家人才的原则是美国和英国军工工业研究中投机取巧发展出来的。澳大利亚对英美的这种做法进行了借鉴。1947年8月至1953年11月，澳大利亚共雇用了约150名这样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人员的专业技能包括工程师、测量师、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物理学家、冶金学家、食品技术人员、制图师、测量工程师、微观分析人员、地质学家、电气工程师、陶艺师和航空工程师。1954年，该计划终止。这批科技人员一定程度上对战后初期澳大利亚的科技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澳大利亚政府逐渐将移民对象国扩大到英国以外的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其他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吸纳移民的数量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劳动力需求的特点。……将没有技术的移民带到这里是没有用的。为了获得这类工人，就必须在每一个可能获得这类工人的国家进行招募。 ”事实上，为了大幅度增加来自英国的援助移民的人数，将不得不雇用很多在澳大利亚需求不大的工人，而此举将使国家发展和工业真正所急需的熟练和更有用的非英国移民被排除在外。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为了接收一个白领英国人而拒绝一个高技能非英国人是非常愚蠢的，对澳大利亚的建设和发展并无裨益。澳大利亚联邦移民咨询委员会指出，接收源自英国的移民的费用是每人140英镑，接收欧洲其他国家移民的费用是40英镑。澳大利亚大力吸收英国移民的努力，与英国政府自身意愿及其所能承受的输出移民数量的能力并不契合。因为澳大利亚想要的英国移民类型几乎与英国想要保留的人群相同。这些情况都表明，澳大利亚从英国引进更多技术移民存在困难，有必要转向欧洲其他国家引进技术移民。

　　20世纪50年代初，“援助通行计划”涉及的欧洲国家已经超过30个，包含英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希腊、西班牙、联邦德国、南斯拉夫、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国。从战后到50年代末的十几年里，英国以外国家的移民约占澳大利亚移民计划的2/3。澳大利亚所需工人类别由政府、半政府机构、私人等安排就业的团体或个人进行提名，有针对性地进行移民招聘。已经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家庭和个人如果能够赞助其旅费，并保证其住宿和就业，也可以赞助潜在的移民。作为与澳大利亚及其来源国签订的战后双边协议的一部分，移民必须与联邦政府签订为期两年的雇佣合同，这使就业不足的行业空缺职位得以填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移民来自60多个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希腊、荷兰、联邦德国、南斯拉夫、波兰和奥地利，65%的定居者是通过“援助通行计划”到达的。该计划一直持续到1981年。

　　澳大利亚移民计划委员会强调技术移民为国家带来的益处，因为熟练的工人“无须我们花费任何培训费用”。在规划远期移民方案时，澳大利亚政府主张，要充分考虑当前和预期的未满足的劳动力需求水平。随着许多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到至少是战前的繁荣水平，不论是各国政府或是个人对移民的需求都大不相同，要吸引具有澳大利亚所需技能的工人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如此，应该尽可能多地招募这些工人，这样既可以增加人口数量，也是在其母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移民捆绑联系的一种手段。

　　表2. 澳大利亚从事专业职业或受过大学

　　教育的本国和外国出生人员（1966年6月）

　　不管移民规划怎么变革，不变的是政府吸纳国家发展最需要的技术人才的倾向。据澳大利亚移民与种族事务部统计，1961-1979年，来澳大利亚定居的移民净入数为1，760，638人，其中劳动力为809，349人，其余为家属。在劳动力中熟练工人为328，584人，半熟练工人为280，309人，非熟练工人为200，456人。也就是说，熟练工人占净入移民的18.7%，占劳动力总数的40.6%。有的统计数据将移民与本地居民中三类工人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澳大利亚移民中技术人员的比例在战后逐年上升，20世纪50年代为32.0%、20世纪60年代为33.1%、20世纪70年代为42.3%、1980-1986年为49.1%，大大超过澳大利亚本地技术工人的比例。不管哪种统计方式，都显示出移民对提升澳大利亚技术人员比例的重要作用。表2可见，在专业职业总数上，欧洲和其他地区出生的移民数量少于英国，但在专业职业比例上，“其他”出生地群体是澳大利亚和英国群体的近两倍，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为三倍以上，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从英国和欧洲转向其他地区寻求高技能人才的替代来源。在“其他”出生地群体中，加拿大、南非和美国三个国家贡献了高质量的移民劳动力。来自加拿大的移民专业职业比例为11.3％，受过大学教育比例为11.3%；南非分别为17.8％和15.1％；美国分别为17.4％和25.9％。

　　1964年澳大利亚移民部的报告《澳大利亚战后移民计划：政策、影响和未来规划调查》积极地评价了其移民进程，总结了实行移民政策的诸多益处，认为移民提供了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使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年轻化”，扩大了工业规模，提高了生活水平等。报告提到，“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工人是移民，其中包括在战争结束时澳大利亚迫切需要的成千上万的高技能人才。 ”报告认为，1947到1964年，澳大利亚人已经从社会、经济和精神上感受到了移民的直接好处。移民部对本国移民政策的评价极高，认为“澳大利亚成功地吸收了超过160万新移民，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人口和力量的最大增长，而且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同类情况中最伟大的尝试之一”。

　　澳大利亚移民部认为，亚洲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澳大利亚的大门口，至少在地理位置上，澳大利亚几乎是东南亚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引入来自其他英联邦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欧洲移民，这些亚洲人要么是大学生，要么是专业人员，说着流利的英语。据统计，1961-1966年，来自亚洲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5.2%，1966-1971年增至11.2%，1971-1973年增至21.2％。这表明，澳大利亚向亚洲国家进一步放宽移民政策。20世纪80年代，来自英国的移民人数急剧下降，下降到定居者入境人数的20％，而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成为首批被列入前五个移民来源国名单的亚洲国家。与此同时，亚洲定居者总数首次超过英国定居者总数。

　　由于移民政策对于职业要求的不断提升，1947年移民占澳大利亚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仅为12%，到197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6.9%。1972年2月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劳动力的职业情况中，专业、技术和相关工作者中澳大利亚出生的占75.4%，澳大利亚以外出生的占24.6%。移民技术人才占澳大利亚劳动力总量的26.4%。20世纪70年代后，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全球移民中的份额逐渐下降，来自亚、非、拉的移民占全球移民的比例显著上升，这些非欧的移民中技术移民的占比很高。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的技术移民源自英语国家，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55%的技术移民来自亚洲。

　　澳大利亚针对不同时期的国家需要调整了移民政策，使其最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向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和其他地区逐步放宽移民条件，确保更多地吸纳对国家发展最为有利的技术人才。澳大利亚人也越来越将亚洲移民明显的种族和文化差异看作种族多样性的一部分。歧视性移民立法的废除，有助于澳大利亚社会整合移民来源，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平等吸收各国移民。

　　三、技术移民结构变化的成因

　　战后初期来自英国的技术移民是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的最重要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移民的来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海外移民现象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对移民迁出国和迁入国的情况应进行整体性研究。宏观与微观结构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导致了技术移民结构的变化。在移民系统理论这一综合理论框架之下，可以将澳大利亚移民来源结构变化归因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英国如何成为澳大利亚战后技术移民最重要的来源国？主要原因包括英澳的特殊关系，以法案和协议形式确定下来的移民关系，英国技术移民的职业技能更符合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澳大利亚对英国移民的吸引力等。

　　第一，澳大利亚作为英国前殖民地和英联邦的重要一员，英澳特殊关系在战后一段时期内依然稳定。战后澳大利亚的内政外交仍很大程度上依从于英国，并努力服务于英国利益。自1788年起，英国移民一直是澳大利亚移民人口最重要的来源。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客观上使英国成为传统的移民输出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都是在英国早期移民及其后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澳大利亚作为传统的移民输入国，独立后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引进外国劳动力，而昔日的宗主国英国则成为主要移民输出国，英国移民的数量长期在澳大利亚外来移民中占有绝对优势。在殖民时期，作为加强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联系的纽带，不断增加的英国移民人口储备有助于保持澳大利亚社会和政治机构的绝对英国血统。澳大利亚移民份额优先英国是这一特殊关系的直观表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建立之初，其移民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优先为英国服务。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了《1901年移民限制法》，该法案主要涉及对非欧洲裔移民的管控和限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白澳”政策。同年的《邮电法》和《太平洋岛屿劳工法》都体现了对非白人劳工的排斥政策，使“白澳”政策得以强化。正是出于保持澳大利亚白人血统和打造英国同质社会的明确意图，澳大利亚政府长期鼓励英国优先的移民政策。因此，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的技术移民在澳大利亚外来人才中占据优势地位。1973年拥护“白澳”政策的前移民部部长福布斯（A. J. Forbes）认为，“英国人历来受到优待，因为他们比其他任何民族更快地融入澳大利亚社区”。

　　第二，英澳之间存在用法案和协议形式确定下来的移民关系。1922年英国出台的《帝国定居法》规定，英国与其殖民领地或属地结成伙伴关系，为英国移民提供财政资助，并制订土地定居计划。大英帝国发展重点计划之一就是分配英国过剩人口，用向外移民的方式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失业率上升的急迫问题，于是澳大利亚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历史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之间的移民活动几乎停止。到战争结束时，英澳续签了战前的移民协议，即“免费和援助通行计划”。设在伦敦的“澳大利亚之家”（Australia House）作为服务英国的澳大利亚大使馆为英国的潜在移民提供该移民计划的申请和咨询等服务。20世纪50年代末，一份名为《英国人与外国人的计划构成比例》的文件将英国优先的原则表述得淋漓尽致。从文件名就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政府根本没把英国人当作外国人。文件第一条就开诚布公地提到，“澳大利亚优先考虑源自英国的移民；通常，我们接收的源自英国的移民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我们为源自英国的援助移民支付的费用大约是为外国移民支付的费用的4倍”。当时，澳大利亚在每艘离开英国的船只上为英国移民提供所有可用的席位，包租意大利轮船用于运送英国移民，1958年还推出“带出一个英国人”（Bring Out A Briton）计划，为英国移民提供更多的机会。此外，对全额付费的英国人数没有限制，而对其他国家是有限制的。1946年1月到1957年6月澳大利亚接收的源自英国、意大利、马耳他、希腊的“永久居留者”的具体数据表明，源自意大利和英国的援助移民比例为1∶9，希腊和英国的比例为1∶13。1981年，“援助通行计划”被废除，通过该计划抵澳的89万英国人中51％的人年龄在15─44岁。

　　第三，从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和认证来看，来自英国的技术移民的职业技能更加符合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需求，并受到职业上的认可。曾经作为大英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轨制规范和社会生活等普遍受到英国的影响。英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遍及专业协会和专业教育机构之中。澳大利亚早期专业协会是以英国对应机构为模式和对象的，许多是英国机构的分支机构，许多专业协会被授予“王室特许状”（Royal Charter）。最早在澳大利亚建立的州立大学受到苏格兰大学的影响，并由在英国接受过培训的人员组成。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职业实践和组织方面的总体相似性，使澳大利亚雇主偏好训练有素的英国工人。由于英国的职业和专业标准对澳大利亚影响深远，英国的技术人才无疑是澳大利亚移民引入的重点对象。另外，澳大利亚雇主一直在“援助通行计划”之外通过提供付费票价等开展招募活动，对某些高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是通过私人招聘来满足的。1960年，英国海外移民委员会声称，澳大利亚主要向英国寻找熟练工人和有专业技能的移民。事实也证明，英国移民中很多是专业性和技术型的劳动力。当时援助移民的甄选程序就包括有关技能、年龄、家庭组成等方面的基本标准。这些援助移民多源自普通工人阶级的英国家庭，技术水平往往略高于一般的英国工人，而且更年轻化。申请该计划的移民更愿意改善自己，更有进取心，更易融入新环境。鉴于此，澳大利亚对吸纳源自英国移民的热情不减。

　　第四，澳大利亚对英国移民实行各种优待政策，这对后者来说具有独特的吸引力。高技能人才在国际流动中的迁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规律，一种普遍的流动是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流动。澳大利亚为技术移民提供相对优厚的物质条件和工资待遇。澳大利亚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向英国人“推销”移民的好处，宣传海报上赫然明示着“机遇之地”对英国潜在移民的召唤：“男人将拥有土地，女人将拥有家庭，就业有保障，工资待遇好，遍地是机遇”。在很多方面，英国移民都比其他国家的移民获得了更好的待遇，如援助通行、良好的工作待遇和当地人的普遍接受等。“当源自英国的移民的宿舍短缺时，澳大利亚如何为其他外国移民提供最初的住宿？答案是外国移民家庭在抵达澳大利亚后前往初始住所时被分开。养家糊口的人去其工作地点附近的工人宿舍，但其家属去往农村地区的移民住宿中心。英国家庭不愿以这种方式分开，所以一起住在靠近就业地区的联邦旅馆”。这些无疑显示出澳大利亚对英国移民的特殊优待。

　　许多英国来的移民不仅在寻找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且也在寻求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他们相信澳大利亚是理想之地。英国人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讲英语的英联邦国家，那里的人们非常友好，欢迎英国人，并将其视为兄弟。已经移民的人也传来一些积极的信号，如有的移民指出，“离开英国前往澳大利亚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开始忘记英国阶级制度的谨慎平衡和敬从，很高兴离开英国，很高兴来到有体面的房子、室内厕所和浴室，个人空间和隐私的地方”。据统计，1959-1960年，澳大利亚的工匠和非熟练工人的实际收入比英国高得多，平均收入可能高出28％，而诸如钳工、车床工、制模工、制靴工、瓦工、木匠类的熟练工人的最低工资高出50％以上。这些都加持了澳大利亚对英国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源自英国的技术移民是澳大利亚人才的重要来源，技术含量比较高，所以在鼓励移民的计划中，澳大利亚是战后英联邦国家中的头号积极分子。

　　另外，英国的经济衰落和政治不稳定等因素也增加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移民的吸引力。战后初期，英国国内外存在政治问题和危机，国防开支上升，燃料、食品短缺和限量供应，导致民众的生活水平略有下降。与此对比，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阳光灿烂、资源丰富、生活水平较高，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成功机会。“援助通行计划”使英国人在世外桃源闯出一片天地的梦想触手可及。在战后初期、朝鲜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移民申请数量超过了可用的援助通行数量，澳大利亚积极在这些人选中寻找技术人员。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为何向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放宽移民限制？主要原因包括英国政府对援助计划的兴趣下降，源自英国的移民返回率上升，澳大利亚对人才的需求与“白澳”政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国际和国内人才环境的变化等。

　　第一，英国政府对援助计划的兴趣下降，人才供应减少。二战后，英国在世界的强权统治日渐终结，战争使英国满目疮痍，经济亟待复苏。1949年6月，英国皇家人口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假设英国的经济状况没有恶化，即使英国的生育率维持在替代水平或略高于这个水平，来自英国的移民数量也不可能超过其他英联邦国家所需移民数量的三分之一。”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对“援助通行计划”的热情从未动摇，但英国政府不是这样。不利的人口趋势、战争期间人口的流失，以及战后重建和发展经济对劳动力的高需求，削弱了英国对该计划的热情。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政府对援助移民的兴趣明显降低，政府表示，不论移民的人数多少，英国对本国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费用的援助不能超过每年15万英镑。数据变化说明了一切。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和爱尔兰移民在1971-1975年占所有澳大利亚移民的40%以上，1975-1976年下降到26.6%，而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移民的比例明显上升。

　　同时，英国主张，向澳大利亚的移民不应该总是最年轻和最熟练的群体。卡尔韦尔向英国当局保证：“我们不希望通过招募大量短缺的专家来使英国政府尴尬。澳大利亚的人力需求涵盖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因此我们没有义务只为少数几个特定职业寻找劳动力。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吸收一部分英国人，而不会损害英国的经济结构，但对两国都有实质性的好处。我们一直准备接受这个公平的比例。 ”1946年6月15日在伦敦“澳大利亚之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从医生到非熟练工人，申请人在职业上有95种不同的选择。澳大利亚政府尽管很想接收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但迫于英国的压力，仍履行了该协议规定的有关人口比例的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英澳之间同样存在人才博弈。

　　第二，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了旅澳英国移民回流的现象。随着战后英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复苏，一些早年移居澳洲的英国移民也大有重返故国的愿望，出现了移民回流的现象。虽然英国移民在澳大利亚的收入大幅增加，但适应澳大利亚社会新生活的初期，需要应对思乡之苦、孤独落寞、甚至疑虑偏见，以至于某些人决定返回英国。1963-1973年英国和爱尔兰的技术人员移出人数为66，851人，占两国移入技术人员的22.3%，且高于其家属移出的比例。澳大利亚人口统计学家伯里（W. D. Borrie）认为，英国不仅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潜在移民库，而且因为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文化和制度的高度相似性，更容易获得援助通行，移民流动总是处于“非常微妙的平衡”状态，这使得移民返回英国比例提高，不承诺成为永久定居者。第二届移民部部长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称英国移民为“英国新来者”，“尽管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与澳大利亚人有亲属关系、传统和历史联系，并且理解构成我们伟大民主基础的一般原则，但也会发现自己有时在新国家中感到孤独和被误解。”因为，虽然澳大利亚与英国有着牢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但澳大利亚有其独特历史环境和进程造就的文化，移民需要对它产生强烈的依恋、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产生积极的同化心理才能融入该社会。源自英国的移民形成了介于澳大利亚本土人与其他族群移民之间的“第三种文化”。尽管“援助通行计划”的慷慨吸引了许多人，但他们注定要经历巨大的重新安置困难。虽然英国移民认为澳洲是一个与他们自己相似的国家和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澳大利亚对人才的需求与“白澳”政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卡尔韦尔认为，“对更多公民的需求纯粹是出于国家层面，它超越了政治或任何其他考虑。……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繁荣的澳大利亚”。由于来自英国的移民人数达不到澳大利亚社会需求，该国政府不情愿地更多接收非英国的欧洲移民，但对有色人种移民还是持排斥态度。“白澳”政策对人才引进限制的弊端进一步凸显。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奉行歧视和限制有色人种向澳大利亚移民的“白澳”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澳大利亚人的种族主义意识产生了巨大冲击。战后澳大利亚政府逐步调整其移民政策，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1956年规定，已居住澳洲的非欧洲人有资格取得澳籍，澳洲公民的直系亲属可获得永久居留的入境许可，允许“有特别资格者”来澳取得不定期的居留权。1957年规定，获临时入境许可的人在澳居住15年以上者可取得公民权。《1958年移民法》取代了《1901年移民限制法》，废除了饱受诟病的听写测试。1966年实行新移民政策，允许非欧洲裔澳籍公民的直系亲属入籍，允许持临时入境许可的非欧洲人5年后申请入籍，并允许有专长的人申请临时入境许可。战后移民结构的变化及其社会影响逐渐改变了澳洲人种族偏见的心态，社会上反对“白澳”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1972年“白澳”政策被废止，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交往越来越密切，对亚洲推行新移民政策并不断加以调整，取得了较大的实质性进展。1975年颁布了《联邦种族歧视法》，旨在确保所有人，不论其肤色、血统、民族或种族出身，均受到平等对待。1983年修订了《1958年移民法》，用“非公民”代替“外国人”一词，并终止了对英国国民的青睐。多元文化政策营造的宽松环境显然有利于吸引更多技能人才移居澳大利亚。

　　第四，国际和国内人才环境的变化。战后初期是实行大规模移民计划的绝佳时机。在饱受战争摧残和蹂躏的欧洲，许多人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澳大利亚开始新生活，因此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加拿大、新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和美国也加入寻找移民的行列，国际技术人才竞争的大环境处于激烈变化之中。澳大利亚立足国家需要，大力引入移民，其战后移民计划是在工业、工会和几乎社会团体所有部门的支持下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移民人口占总人口年增长率2％中的0.8%。移民在劳动力中的参与率相对较高，特别是在非技术类人员中。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欧洲一些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澳大利亚对欧洲人的吸引力大大减弱，很多已定居澳洲的欧洲移民也出现回流趋势，而来自亚洲的移民不断增加，成为澳大利亚人口国际性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发达，对英国和其他国家技术移民的需求逐渐减弱。二战后，澳大利亚本土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独立自主性的加强和对英国依赖性的减弱，澳大利亚越发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随着时间推移，战后澳大利亚与英国经济关系进一步削弱，一方面，英国加入欧共体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市场进一步萎缩；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与此时经济加速增长的亚洲之间开展更多联系。国际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和澳大利亚自身的经济发展需求决定了澳大利亚亚洲政策的走向，也进一步改变了对亚洲移民的态度。澳大利亚政府多次改革移民政策，越来越强调以申请者职业技术能力为移民选择标准，优先接纳技术移民，进一步改变移民人口结构，使族裔、文化及来源地日渐多元化，移民群体更加年轻化和职业化，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从二战后至7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被称为澳大利亚的“长期繁荣期”，表现为工业化以及第一产业的扩张和集约化相关的快速经济增长。随着“长期繁荣期”的结束和结构性经济变化，外加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制造业就业开始减少。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对技能更加注重，建立了积分评估系统并进行多次修订。在技术移民计划下，还有大量签证子类别，以迎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联邦政府每年都会根据联邦预算来考虑和宣布技能移民的人数。20世纪80年代后，澳大利亚实行目标更加明确的技术移民政策，更注重申请者的就业技能、语言程度和年龄。

　　结语

　　战后劳动力和技术人才奇缺是澳大利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澳大利亚制定了积极的移民政策，以满足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需要。有学者形象地指出，移民政策与工业化和国家安全是紧密的“夫妻关系”。技术移民成为支撑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与英国的特殊姻亲关系以及英国技能人才更符合澳大利亚发展需求等因素，导致其更青睐来自英国的移民，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一直给予英国移民最高的优先地位，造成在客观上英国移民对澳洲人口和经济等贡献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族裔群体。战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的来源越来越丰富，从英国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直至全球各地。技术移民的构成往往是动态的，它根据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以及科学和技术本身的新发展而变化。技术移民的到来为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和劳动力，增强了澳大利亚的工业实力。在人才全球性的流动浪潮中，澳大利亚是重要的技术移民流入国和受益国，技术移民的到来大大提高了该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二战后的三十年里，澳大利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地位等有了很大发展，成为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与其引入大量移民人才密不可分。

　　20世纪下半叶见证了澳大利亚从白种文化到多元文化的嬗变。“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的政策基调，通过限制有色人种移民奠定了白人主流社会的基础，但无疑对引进技术移民产生消极影响。移民问题是澳大利亚国家战略和国民生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断补充外来移民以维持、推动社会经济和技术的提升，维系着国家身份的动态建构。战后初期，澳大利亚为了维护白人社会的统治地位，在接收移民时首先考虑的是其来源地，其次才是移民的技术水平等。在研判和调整移民政策的过程中，澳大利亚的重心越来越倾向吸引技术移民，改善人口结构，由此增加其社会财富的供给和创造力，转嫁劳动力培养成本，分享移民来源国的发展红利。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越来越以申请者职业技术能力作为选择标准，确保拥有稳定、可靠的技术移民来源。澳大利亚移民结构的多元化是其多元文化主义导向的结果，必将成为长期的基本发展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技术移民将继续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

　　（张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