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理论研究》公众号,202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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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芳:多轮访谈:口述历史访谈的突出特征

2021-09-23

【提要】口述者在首轮访谈中出现的难以避免的错漏现象,以及首轮访谈中尚未建立起密切的信任关系的情况,均要求访谈者对口述者进行多轮访谈。多轮访谈的过程,是访谈者与口述者逐渐建立密切的信任关系的过程,也是双方进行深度访谈的过程。因此,多轮访谈不仅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基本特点和根本标志,也是口述访谈区别于新闻媒体采访和社会田野调查的突出特征。

【关键词】口述历史;多轮访谈;信任关系;深度访谈

  

  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方式采集、整理与保存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并呈现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口述历史工作的核心是口述历史访谈。所谓口述历史访谈,就是访谈者对口述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的面对面的采访过程。它对整个访谈过程有着很高的学术要求。从口述历史访谈主题的确定、访谈问题的设计、访谈对象的选定、访谈计划的案头准备,直至整个访谈过程及访谈结束后的文字整理加工等,都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程。在操作过程中,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围绕着访谈主题及相关问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讨论,以谈话的方式追寻并发掘口述者记忆深处的历史真实,并以录音录像的方式将整个访谈内容和访谈过程记录保存下来。正是依据这些音像文本资料,访谈者在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转化,将音像文本资料加工转化为口述文本资料,从而形成一个完整轮次的口述访谈过程。笔者根据长期从事口述历史访谈的经验深切体悟到,在充分准备基础上的口述历史访谈是非常重要的,但仅仅进行单个轮次的口述访谈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实现口述访谈目标并圆满完成访谈任务,尤其是要想采集并获得真实可信的口述史料,必须进行第二轮甚至第三轮访谈。因此,多轮访谈不仅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基本特点和根本标志,也是口述访谈区别于新闻媒体采访和社会田野调查的突出特征。

 

  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访谈和田野调查在访谈目标设定、访谈对象确定及访谈程序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较大区别。唐纳德•里奇明确指出,新闻记者做专题采访通常具有特定目的,通常他们不会花时间去引导双方的谈话,更没有时间聆听长篇大论。他们也采用录音采访,但在文章刊出或是广播完毕后,他们从不长期保留原始的录音带和笔录。因此,访谈要成为口述历史,必须是经过录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处,或者经过几乎是逐字重制的方式出版。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2版),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这样就将历史学家的口述访谈与新闻记者的新闻采访严格区别开来。不仅如此,历史学家的口述访谈与社会学家(包括人类学家及民族学家等)的田野调查同样有着较大区别。除了访谈目标设定及技术手段的差异之外,其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进行多轮访谈。新闻采访和田野调查的访谈不像历史学家的口述访谈那样特别重视真实可信性,故其访谈多为单轮次访谈,不做或很少对访谈者进行回访并进行多轮访谈。

  口述历史访谈过程有着一套严格的学术规程,访谈者必须按照这套学术规程进行规范化的口述访谈工作。这套规程,要求访谈者结合历史研究目的确定口述访谈主题;要求访谈者根据访谈主题设计要询问的具体问题;要求根据主题和问题寻找合适的当事人作为访谈对象;要求访谈者做好充分的前期案头工作;要求访谈者了解作为口述者的当事人的经历、访谈主题相关知识、掌握访谈的基本技巧、制定详细的访谈计划等。由于口述访谈必须通过设计问题来反映访谈主题,通过所设计的具体问题来挖掘并呈现口述者头脑中的历史记忆,故口述访谈问题设计得越详细、越具体,就越容易取得预期效果。当口述访谈的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之后,访谈者需要与口述者在约定的时间和场所,根据访谈计划并围绕所设计的具体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并将谈话内容全程录音录像。当访谈者与口述者通过多次采访完成访谈提纲设计的具体问题之后,这个轮次的口述访谈便告结束,随后进入访谈者根据访谈音像资料进行文字整理加工阶段。这样的口述访谈过程,便是一个完整轮次的口述访谈过程。这个访谈过程是口述历史访谈中常见的单轮次的首轮访谈。目前口述历史学界所进行的口述访谈,多限于这种单轮次的首轮访谈。

  然而,访谈者在口述历史单轮次访谈后会发现,单靠这种首轮访谈是难以达到口述历史访谈目标和任务的。

  首先,口述者在访谈中,有可能出现明显的错谬现象。在首轮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围绕访谈主题设计的问题,口述者做了明确回答。但当访谈者对照相关文献整理录音录像时可能会发现,口述者对某些事情的回忆和讲述明显是错误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具体情景与文献记载有很大出入,并且核对文献后可以判断其为错误的;或者,口述者讲述的事情与其他当事人对同件事情的讲述内容有很大出入。这些出入较大的内容,有些可以用文献材料确凿地证明就是口述者讲错了;有些虽暂时无法判断其是否讲错,但因与其他当事人口述内容存在严重分歧,必然需要向口述者作进一步核对。无论是确定口述者讲错了,还是其口述内容与文献及他人口述内容存在分歧,都要求访谈者用文献资料或他人口述资料对该访谈内容加以印证,甚至作出必要的、约定俗成的补充修改。而访谈者所作的这些补充修改,必须得到口述者的认可和确定方有效力。这种情况便要求访谈者必须对口述者进行回访,就首轮访谈中出现的这些错谬及存在的分歧问题,与口述者进行讨论并得到其确认。

  其次,口述者在访谈过程中,有可能回避访谈者提出的重要问题。在首轮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围绕访谈主题设计的具体问题,口述者没有进行正面回答,而是采取回避、敷衍和搪塞的态度,有意或者无意地将访谈者设计的问题予以回避和转移。访谈者精心设计而被口述者漠视、回避和转移的这些具体问题,对于整个口述访谈主题和访谈任务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必须通过口述者的回答才能弄清的核心问题,是根本不能回避的。这种情况便要求访谈者必须对口述者进行回访,通过新一轮访谈继续向口述者询问,并获得其明确答复。

  再其次,口述者在访谈中,有可能敷衍性程式化地回答访谈者提出的重要问题。在首轮访谈过程中,口述者尽管对访谈者提出的问题作了某种程度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多是程序化、表面的、常识性的、空洞的、简略的、简短的回答,显然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敷衍性地回答访谈者提出的具体问题。口述者尽管讲述了访谈者提出的相关问题,但有所保留和隐瞒,并没有将自己真正经历并知晓的历史真相都讲出来,对相关问题根本没有叙述透彻,没有讲得清楚明白。口述者的回答呈现出表面化、笼统化和肤浅化的特性,并没有讲出事情的具体细节;故事的生动性和鲜活性远远不够,并没有将事情的真实情况全面、准确而详细地呈现出来。这种情况便要求访谈者同样必须进行回访,通过新一轮访谈中继续询问同样的问题,请口述者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而深入的讲解,对已有讲述内容加以补充和深化。

  最后,尽管访谈者在首轮访谈之前围绕主题设计了所要询问的比较详细的具体问题,但通过首轮访谈会发现,原来的访谈设计中仍然遗漏了很多重要的访谈内容,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设计在具体访谈提纲之中。同时,口述者在首轮访谈过程中因提供了更多关于访谈内容的新线索,使访谈者意识到必须增加询问许多新问题,才能深化对相关事情的了解。这些原本没有设计到访谈提纲中的新问题,无疑是需要在新一轮访谈中重点予以关照的。访谈者需要将这些新补充的问题继续向口述者进行询问,请口述者加以补充回答。

  口述历史首轮访谈中出现的上述四种情况,都要求访谈者必须进行新一轮访谈。访谈者在进行第二轮访谈之后,仍然可能还存在上述四种情况,故要求进行第三轮甚至第四轮访谈。当通过多轮访谈而使上述四种情况明显减少或基本消失之时,才是口述历史访谈工作真正完成之日。

 

  真实是口述历史的灵魂。口述历史是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追求客观的历史真实,其特点是以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为凭据再现历史真实。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主要取决于历史记忆的真实,而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方式的局限,则影响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口述访谈的成功与否,决定于能否获得历史的真实;而能否获得历史真实,取决于作为当事人的口述者能否将其存储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口述者能否将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则取决于其能否克服诸多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因素而将历史记忆真实地讲出来;口述者能否将历史记忆中的真实讲述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述者对访谈者的信任程度。因此,口述历史的真实度,取决于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的信任度;口述历史访谈的成败,同样取决于两者之间能否建立必要的信任关系。

  既然口述访谈质量的高低,与口述者对访谈者的信任度成正比,那么访谈者在访谈中建立与口述访谈对象的信任关系,无疑是提高口述访谈质量的关键所在,也是口述历史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受访的历史当事人面对陌生的访谈者,凭什么将自己所亲身经历的历史真相讲出来?口述者在首轮访谈过程中讲出来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访谈者如果不能获得口述当事人的充分信任,口述者怎么可能与你合作完成口述访谈?他又怎么能够将所经历的故事如实地告诉你呢?口述访谈的丰富实践证明,访谈者如果不能获得口述者的充分信任,是很难获得可信的口述历史真相的。因此,获得作为当事人的口述者的充分信任,是访谈者获得真实的口述历史内容的必要前提。口述历史对访谈者最大的要求,是与口述者建立必要的信任关系。

  访谈者如何与口述者建立密切的信任关系?人与人的信任是建立在逐步相知的感情基础上的。从陌生的访谈者到较熟悉的朋友,进而成为知己朋友,就是双方建立信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是需要访谈者与口述者双方在首轮访谈中逐渐熟悉而初步建立信任关系后,在随后的多轮访谈中保持并加以强化的。访谈者与口述者在首轮口述访谈中相互认识、增进好感并加强理解,通过培养感情而逐渐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而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建立必要的信任关系,是需要一个互相了解的较长时间的,绝非进行单轮次访谈就能建立起来。首轮访谈为两者建立起码的信任关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多数情况下并未能真正确立起充分的信任关系。作为口述历史主导者的访谈者,为了获得作为当事人的口述者的必要信任,也是为了符合口述访谈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必须严格遵守口述历史访谈的纪律和规则,严格保护口述者的个人隐私,必须承诺并做到守口如瓶,未经口述者允许绝不能将口述访谈内容对外透露。严格尊重口述者的权益并保护其隐私,才能消除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时的诸多顾虑,逐步获得口述者的信任,进而让口述者敞开心扉,讲出他所知道的亲身经历的历史故事,将历史记忆更准确更完整地呈现出来。

  大体上来说,口述访谈的过程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围绕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交流的过程,也是双方逐渐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在首轮访谈过程中,两者建立起初步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随着交往时间的增长而愈加强化,逐渐呈现为正比例关系。口述历史的首轮访谈过程中,访谈者与口述者双方都处于相互了解、相互观察和相互磨合过程中。口述者对访谈者提出的具体问题,往往采取试探性回答,很难有深入而坦率的谈话。因双方还没有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关系,故口述者对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必然有所保留和隐瞒,不太可能将自己头脑深处潜藏的历史记忆详细、完整而准确地讲述出来。口述者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有所保留和有所隐瞒,而且会出现敷衍应付、有意回避的情景。口述历史访谈的实践充分表明,口述者在首轮访谈中针对访谈者提出的问题,因为是在双方信任度不够的情况下进行讲述的,故势必会有隐瞒、回避,这种隐瞒和回避甚至是口述者有意为之,带有明显的敷衍倾向,往往可能是为了完成所谓的访谈任务而被动地回答,只是支差应付而已。这种情况是人之常情,无需过多苛责。而当经过首轮访谈的相互试探和互相了解之后,由于访谈者与口述者通过一段时间的访谈交往逐渐建立了信任关系,口述者逐渐能够真正地敞开心扉,将自己知道的真相毫无顾忌地讲出来,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完整准确地加以讲述。首轮访谈在通常情况下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建立初步信任关系的过程,而两者之间比较密切而充分的信任关系,则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继续交往、观察并在第二轮访谈后才能确立。因此,访谈者与口述者建立信任关系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必须进行多轮访谈。

  口述历史访谈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当口述访谈进行到第二轮(或第三轮)双方建立比较密切的信任关系后,口述者会主动要求重新讲述首轮访谈中曾经讲过的问题,因为他觉得首轮访谈时自己对所讲问题的真相有所隐瞒和回避,并没有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完全而准确地讲出来;或者有意识地讲错了,或者有意回避了敏感的问题。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双方建立信任关系后,访谈者在第二轮(或第三轮)访谈过程中向口述者提出首轮访谈中的同样问题时,口述者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回答,会讲出与首轮访谈不同的版本,并且讲述的内容更加完整更加准确,甚至口述者强调以这轮讲述的内容为准。这样看来,当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后,口述者才会真正地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这种建立在双方信任关系基础上的口述访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述访谈,这样的口述访谈才是真正获得历史真相的有价值的口述访谈。而这种口述访谈效果,通常不是在首轮访谈中就能出现的,往往需要首轮访谈后的多轮访谈才能实现。这无疑彰显出口述历史多轮访谈的学术价值。

  无论从口述历史的法律规范的角度,还是从口述音像文本整理转化为文字文本的角度,口述历史访谈工作绝非仅仅进行首轮访谈就算完结。口述访谈之后音像资料整理过程中,需要口述者继续核实访谈内容;访谈资料从音像转为文字后的删改过程中,需要口述者对这些整理后的文本进行确认,文字的加工说明及增删修补同样需要口述者的认可和同意。如果口述者因故不能阅读访谈者整理出来的文字转化稿,就需要访谈者将其向口述者念读出来,让口述者听明白,看看访谈者整理出来的文字与自己访谈中讲述的意思是否一致,有没有转化意思的误会,整理的文字是否符合口述者讲述的本意和表达的本意。口述者对访谈文本认同授权和签字的过程,同样是口述历史访谈规范化操作不能缺少的环节。这种确认过程,既是对作为口述历史访谈合作者的口述者的起码尊重,也是访谈者需要严格遵守的口述历史操作规范。故多轮访谈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客观需要,也是与新闻采访和田野调查的根本区别。

 

  多轮访谈的过程,既是访谈者与口述者逐渐建立密切的信任关系的过程,也是双方进行深度访谈的过程。第二轮访谈主要围绕首轮访谈中出现的上述四种情况逐次展开:一是纠正口述者在首轮访谈中明显讲错的问题;二是追问并希望口述者详细回答首轮访谈中有意或无意回避的问题;三是请口述者重新回答首轮口述访谈中轻描淡写而未讲透的问题;四是请口述者回答首轮访谈中遗漏缺失的新问题。口述是流动的,口述者新一轮访谈中讲述的内容必然会与首轮访谈不同,即便是讲述同一件事也会衍化出不同的版本,这是因双方信任度加强而必然出来的情况。这种情况,就要求访谈者在多轮访谈中强化追问意识并着力于深层次的口述访谈,以逼近历史真相。

  第二轮访谈是在双方更为信任的合作关系基础上进行的口述访谈。既然访谈者通过首轮访谈与口述者逐渐建立了信任关系,那么在新一轮访谈中就需要对口述者进行必要的深度访谈。访谈者要鼓励和启发口述者发掘历史记忆,更深层地讲述历史故事;要敢于和善于质疑口述者所回答的问题,要有刨根问底的追问精神和必要的怀疑精神;要敢于和善于以研究专家的身份对口述者讲述内容进行追问、反问甚至质疑,在双方切磋讨论中加强对相关问题的认知。第二轮访谈过程中,访谈者除了询问围绕访谈主题而增加的诸多新问题之外,还需要继续追问首轮访谈中提出的相同问题,并善于对这些曾经询问过的问题进行深度追问,发现其中的差别,并探寻这种差别背后的诸多原因。口述历史访谈追求的是无限逼近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真相是不会自动呈现出来的,是需要通过挖掘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才能逐步呈现的。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有一个逐步唤醒的过程,唤醒后的历史记忆要呈现出来,是要克服诸多困难的。因此,口述者历史记忆的呈现,是需要访谈者进行不断的鼓励、不断的追问才能深入挖掘出来的。访谈者要有必要的敏锐性和好奇心,要有不断追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有刨根问底不断探寻新知的追问之心,要善于观察口述者回答的每个细节,通过捕捉各种信息进行不断追问。正是在多轮次的深度访谈过程中,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合作,以深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无限逼近历史真实。

  即便是口述者与访谈者在多轮访谈过程中建立了密切的信任关系,受生理、心理而导致的记忆消退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准确完整地呈现出来的。为了获得比较可信的口述访谈史料,让口述者将记忆深处中的历史真实逐渐呈现出来,需要访谈者不断与口述者沟通情感,启发口述者进行不断回忆,重回历史场景,打捞已经逝去但仍然保存在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口述访谈中往往会出现这种状况: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去的主观因素等,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也不可能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这种情况表明,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是需要在多轮访谈中逐渐呈现的,其本身的失真及错误同样需要在多轮访谈中加以克服。

  多轮访谈既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建立互相信任关系的过程,也是双方围绕着相关问题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互动交流的过程,就是独特的口述历史研究过程。访谈者所作的访谈前期准备工作属于口述历史研究,其所进行的多轮访谈过程同样属于口述历史研究;访谈者在多轮访谈中对口述者进行追问的过程属于口述历史研究,其根据访谈音像文本而对访谈内容进行的文字整理及向口述者返回及审读确认的过程,同样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过程。同样道理,口述者在多轮访谈过程中进行的回忆属于口述历史研究,口述者不断回答问题的过程同样属于口述历史研究;口述者在多轮访谈中不断与访谈者进行讨论并回答和补充问题的过程属于口述历史研究,而其对访谈音像整理文本的补充修正和确认,又何尝不是口述历史研究?因此,口述历史研究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围绕相关主题而进行的合作过程,贯穿于口述访谈之前期准备、多轮访谈过程、深度访谈展开、访谈影像之文字转化和整理及确认的全过程之中。

  总之,口述历史必须高度重视多轮访谈,并将其视为口述历史的标志性特征。访谈者在做好前期案头准备后就可以进行口述访谈,但口述访谈绝不是仅仅进行单轮访谈就能完成的,更不是仅仅在口述访谈结束后将音像文本整理成文字稿就完结的。首轮口述访谈后的整理过程和口述访谈深化过程,必须高度重视并牢牢抓住多轮访谈这个中心环节。首轮访谈中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内容有可能错误,必须用文献资料进行校正和补充;首轮访谈中某些问题没有讲透或避而未谈,需要继续访谈才能解决;在首轮访谈中发现了许多访谈前没有注意的新问题,需要通过第二轮访谈来加以解决和深化,访谈者与口述者进行口述访谈而必须的信任关系,需要在多轮访谈中逐步确立。因此,首轮访谈之后进行多轮访谈,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客观要求。口述历史访谈必定要进行多轮访谈,而唯有进行多轮次访谈才能真正实现口述历史之目标。多轮访谈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基本特点和根本标志,也是它区别于新闻媒体采访和社会田野调查的突出特征。

  (注释略)

(作者:王瑞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当代中国研究所特聘教授。原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