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涛 || 美国早期史的全球转向：罗斯玛丽·扎加里教授访谈

　　罗斯玛丽·扎加里（Rosemarie Zagarri）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的教授，其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早期史、妇女史、18世纪大西洋史和全球史。1993年春季，她被富布赖特协会（Fulbright Association）任命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托马斯·杰斐逊教授。她曾获得来自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1997-1998，2011-2012）、美国古文物协会和美国哲学协会的研究基金。她在《美国季刊》、《共和国早期史学杂志》、《威廉与玛丽季刊》和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担任编委。此外，她是欧莫亨德罗美国早期历史及文化研究所（The Omohundro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理事会和纽约市自由女神博物馆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她还当选为美国共和国早期历史学家协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SHEAR）主席。此外，她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的杰出讲师。她在《美国历史杂志》、《美国季刊》、《共和国早期史学杂志》和《威廉与玛丽季刊》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扎加里经历了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史学史的重要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受女权主义运动和美国“新社会史”的影响，她积极从事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到80年代中后期，她把研究兴趣从政治史转向妇女史。到21世纪初，受全球史和跨国史史学思潮的影响，她积极从事跨国史研究。目前，她正在撰写《自由与压迫：托马斯·罗（Thomas Law，1756-1834）与殖民时期英属印度以及美国早期共和国的形成》的专著，主要考察英国人托马斯·罗在英国、印度和美国的独特经历，力图从跨国视角讨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属印度和美国的历史演进。本访谈不仅有助于认识美国史学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的重大转变，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扎加里在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学术成就。

　　魏涛：您好！罗斯玛丽·扎加里（Rosemarie Zagarri）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您在哪里出生？又是在哪里接受教育的？

　　罗斯玛丽·扎加里： 我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我于1977年在西北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我于198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魏涛：您为什么喜欢历史？又是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

　　扎加里：在童年时代，我总是喜欢阅读来自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名人传记。过去的故事把我从当下带入到一个想象的世界。小说也能产生这种效果，但我更喜欢传记，因为传记以事实为依据，并带我走进过去几个世纪或几十年以来的世界中去。我喜欢观察过去人们的生活与我的生活有何相似或不同。

　　在高中时，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杰出的美国历史教师，她让历史观念再现。她是第一个向我展示历史不仅与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关，而且鼓励我探求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以便理解历史不仅与事实有关，而且与意义和重要性有关。

　　然后，在西北大学攻读本科学位的时候，我选修了美国早期史领域里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布林（Timothy Breen）教授关于美国革命史的课程。他向我展示了历史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或精英思想，而且涉及民众运动、人口变化和社会趋势，其中包括妇女和男人、黑人和白人以及底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等。对我来说，这些观点非常新颖且让我兴奋，并向我展示了看待世界的一种新方式。人民创造历史，但仅凭思想不会产生影响。人民是基于这些观念进而采取行动。

　　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对我而言，历史具有一种力量，可以使人们对当下产生一种吸引力。了解过去发生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们不必接受现在的状况。它使我们有能力改变或挑战现状。

　　就我对妇女角色和妇女权利的理解而言尤其如此。在我成长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女权主义者开始挑战男性对权力的垄断。妇女开始进入许多以前属于男性的各种职业。妇女开始成为医生、律师和教授，以及公共汽车司机、警察和政治家。但是，人们对担任这些角色的女性有很多抵触情绪，很多讨论都认为女性正在放弃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尽管我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我还是以自己的方式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

　　当我研究美国革命时期（1776-1800）的历史时，我看到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许多联系。美国革命时期的妇女开始挑战自己的性别角色，进而参加革命运动。在60年代和70年代，我身边的妇女与美国革命时期的妇女所面临的情况类似，她们也面临着很多反对意见，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且开始取代男性的地位。令人鼓舞的是，美国革命时期的妇女坚持奋斗并为革命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8世纪，在争取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时，大多数妇女们心生畏惧。目前，许多妇女已经克服了某些顾虑，但这种畏惧在当代美国仍然存在。

　　魏涛：2016年，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举行的美国共和国早期历史学家协会年会上，您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弗朗索瓦·弗斯腾堡（Francois Furstenburg）为研究生举办了美国早期政治史研讨会。作为参与者，我很幸运地聆听你们所分享的求学经历和从事历史研究的故事。您特别强调了博士论文导师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由于当时的日程安排繁忙，您没有告诉我们更多详细信息。我想知道：当您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耶鲁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摩根是如何指导您从事历史研究的？他是怎么帮助您理解美国历史的？

　　扎加里：在摩根教授从耶鲁大学历史系退休之前，我非常荣幸地成为他的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用叙述方法讲述过去的故事；用清晰易懂的写作风格把观点传递给非历史学家；追随自己内心的求知欲进而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最重要的是，将自己沉浸在自己所研究的历史文献中。摩根始终强调，从原始文献学到的远比从其他历史学家那里学到的更多。原始文献告诉你人们过去的思考、经历和行动。摩根本人以身作则，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他谦虚、善良且总是充满好奇心。他深知学无止境，因此未停止学习。他强调，成为一名好老师很重要，这样你就可以将过去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

　　摩根研究了美国革命时期的奴隶制，并对我产生重大影响。与以前的历史学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摩根认为，如果不了解奴隶制就无法理解美国革命时期自由（liberty）和自由（freedom）的发展。他最早阐述了美国革命的悖论：白人享有自由，黑肤色的人却遭受奴役。在美国革命时期，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许多白人在反抗英国暴政的同时，却把黑人当作劳工并继续奴役他们。摩根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且这个问题一直以种族主义的形式存在至今。

　　魏涛：在《大小的政治学：美国的代表制，1776-1850年》出版之前，杰克·格林（Jack P. Greene），杰克·R.波尔（J R. Pole）和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等历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研究过美国革命时期的代表制。当您决定研究代表制时，您是否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感到不满意？您是怎么下定决心从事这项课题的研究的？

　　扎加里：读研究生的时候，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对社会史感兴趣，并积极讨论普通人的生活，这些人包括工人、农民、群众或革命时期的暴民。但是，在探索博士论文主题时，我仍然对美国早期政治史感兴趣。我不一定要研究像乔治·华盛顿或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伟人，但我确实想研究重要的政治思想对美国政府和政治的影响。

　　我对格林、波尔和伍德等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但我想为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增添新的维度。在阅读了一些重要史料之后，我对1787年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上的一场重要冲突特别感兴趣，这场冲突在地理区域较小的州（例如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与地理区域较大的州（例如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展开。这场斗争涉及如何在新的美国国会中代表不同大小且人口多样的州，不管他们的规模和人口多少，他们是否会从每个州选出相等数量的代表（这是美国历来的做法）或是否接受新的方法，首先是在美国革命时期的某些州宪法中进行了尝试，该方法允许拥有更多人的州选出更多的代表。当代表们正在商量制定美国宪法时，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几乎导致费城制宪会议的解散，这是一个极易造成不和的问题。

　　通过一系列妥协，制宪者创建了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每个州在参议院获得同等的投票权（每个州两个参议员），而众议院中的代表比例则与每个州的人口成比例。人口更多的州接受更多的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国会两院执政方式如此不同的原因，尽管成员之间相互制约而平衡。

　　今天，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强烈共鸣。美国革命产生的最重要的统治原则之一是“一人一票”的思想。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应有同等数量的人选出同等数量的代表。众议院的选举区应该反映人民的意见，不应只支持一个种族或一个政党而排斥其它种族或政党。但是今天，许多州的立法机关都采取了一种“不公正改划选区（gerrymandering）”的做法。这种做法涉及绘制曲折的或形状怪异的选举区，以影响选举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在过去的裁决中曾考虑过此问题的公正性，一些法官在讨论有关不公正改划选区问题时引用了我的《大小的政治学》。对我来说，自由公正的选举是正义政府的基础。当我的研究作品（至少在很小的程度上）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美国政府时，我倍感欣慰。

　　魏涛：您是怎么写《大小的政治学》的？是否发现了大量未发表的原始史料？

　　扎加里：历史研究通常有很多好的历史研究方法。有时历史学家会研究过去从未研究过的史学资料，尽管这些资料时常被低估、忽略或缩小。这些资源很多时候都存放在带有霉味的档案馆里，你可以查看以前未分析过的原始手稿。但是，有时候历史学家会使用已知的史料，并利用这些史料提出新问题进而做出新的解释。我就是这么做的。《大小的政治学》主要以已出版的史料为基础，包括报纸、政治小册子、法律和立法记录，而不是未出版的原始手稿档案。我主要讨论关于代表制的公开辩论，而不是研究人们的个体思想和观念。该书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它建立在旧问题基础之上，但提出了新问题并以新的视角对它进行解释。

　　为了提出有关代表制的新问题，我读了许多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书籍和论文。这个学科帮助我以新的方式思考美国早期政治史：不仅思考政治思想的内容，而且思考空间、距离和地理如何影响了美国早期的政治思想。在我看来，这种研究方法为我研究代表制提供了新视角。

　　魏涛：我认为《大小的政治学》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与传统的政治史学家不同，您通过采用历史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观点创造性地讨论了美国政治史上的代表制。正如您所指出的，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最终通过与空间的对抗发展了一种新的代表制方法：一种基于个人而非社区、基于人口而非领土、基于人口统计学而非地理的方法。”

　　通过将历史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与美国早期政治联系起来，您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读者可能会好奇：您为何使用这种历史方法来讨论美国早期政治？

　　扎加里：我对研究革命时期的美国政治史非常感兴趣。但是我想对传统历史问题提供新的解释。受某些因素的影响，我在历史地理学领域读了很多学术论文，并想进行某种跨学科研究。读得越多，我就越相信空间对美国人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至关重要。这包括美国人决定将州的首府放置在哪里；各个州曾用什么方法选举其州立法机关的代表（无论是按人数还是按地理位置划分）；美国宪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大州；以及十九世纪初美国人如何决定建立选区以选举美国众议院议员。最后，我认为关于地理单位代表方式的冲突持续的时间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承认的要长得多，并且造成国会礼让传统的消亡进而导致了美国内战。

　　魏涛：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您对美国政治史中的妇女史更加感兴趣。因此，您在1995年出版了第二本专著《一位女人的困境：摩西·沃伦和美国革命》。您为什么要为摩西·沃伦（Mercy Otis Warren）撰写传记？

　　扎加里：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读研究生时，历史学家很少写有关女性在美国早期史的经历。当我完成博士学位时，这已成为一个非常活跃和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碰巧的是，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时，一位同事问我是否想为他正在编辑的一套丛书系列写一本关于一个女人的传记。

　　当我在该领域阅读时，我注意到许多政治历史学家提到了一个名叫摩西·沃伦的女人，她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作家和思想家。她发表了有关抵制英国政治压迫的诗歌，以及有关维护美国自由的讽刺剧。在她的晚年，她写了三卷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著作以及反对美国宪法的政治小册子。历史学家引用了她的作品，却从未讨论过作者是位女人的事实。在沃伦生活的那个年代，女性成为出版作家是非同寻常的，而女性撰写有关政治和战争的文章甚至更不寻常，因为政治和战争通常被认为完全是男性所支配的。我想知道这位女士是谁，在政治活动对女性尚未开放的那个年代，一位女士撰写有关政治问题的意义是什么。

　　研究美国早期史上的妇女并非易事。许多妇女不识字。即使她们可以写作，她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认为不如男人的生活重要。她们的个人信件经常被丢弃。它们很少被保存在档案中。沃伦是一位作家，且来自马萨诸塞的一个望族。因此，幸运的是，我可以使用很多史料来研究她的生活，不仅包括她的出版物，而且包括与她的家人和著名朋友（如约翰·亚当斯，玛莎·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来信。

　　在我的书中，我想从新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美国早期女性，并结合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沃伦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贡献。我把她作为妻子和五个儿子的母亲的生活置放在她作为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家和支持者的历史情境中。我想展示她是如何按照那个时代的女性所期望的那样在家庭扮演角色，以及她在政治领域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最后，我希望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贡献能广为人知。

　　魏涛：在《一位妇女的困境》中，您认为沃伦的《美国革命的兴起、进步和终结》( History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代表了旧的共和派人士的预言，却与新时代的自由主义无法调和，而美国革命正是由自由主义价值观所推动。沃伦是如何理解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可否解释一下？

　　扎加里：简单来说，沃伦与其他开国元勋一样，认为公民美德和对共同利益的奉献应成为指导美国政治领袖和公民为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做贡献的原则。但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沃伦认为，美国人更感兴趣的是促进自己的利益，从事诸如赚钱或追求自己的事业之类的事情，而不是做出她认为共和政府生存和繁荣所必需的牺牲。她从许多方面相信，美国革命结束后，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几乎开始下降。她对美国人能够保留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争取的自由并不乐观。

　　魏涛： 我们来谈谈您的第三本书，《革命性的集体反对：共和国早期的妇女与政治》。您为什么集中研究女性政治家，并考察她们如何在美国革命结束后为争取女性权利而斗争？与“共和式母亲（republican mother)”相比，“女性政治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术语吗？

　　扎加里：首先，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理解“女性政治家（female politician）”一词的含义。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妇女几乎没有法律和政治权利。妇女此时无法投票或担任公职。已婚妇女不能拥有财产。政治被认为是男性所支配的特定领域。男性对沃伦试图侵占他们的领地而不满。但是，在美国革命时期，男性政治领导人需要一切可能的支持才能与英国作战。他们鼓励妇女支持政治抵抗运动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事业。许多妇女通过联合抵制英国商品，拒绝使用英国商品并为军队筹款来支持美国革命。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学会阅读，她们阅读报纸，并对政治和政府有了更多地了解。于是，美国人开始把对政治活动感兴趣并从积极事政治活动的妇女称为“女性政治家”。

　　在《革命性的集体反对》中，我想探讨美国革命对在革命期间变得有政治意识的妇女的影响。到18世纪90年代，一些男人和女人开始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就像美国革命时期的大英帝国对美国进行政治压迫一样，共和国初期的男人也对妇女进行政治压迫，剥夺妇女的平等教育机会，阻止她们追求同样的机会，并排斥她们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政治和法律权利。与琳达·克伯（Linda K. Kerber）和玛丽·诺顿（Mary Beth Norton）不同，我相信美国革命的影响超出了女性的家庭角色。我相信，妇女不仅仅是扮演共和式公民的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角色，而是声称拥有某些权利并属于某种政治机构。尽管没有像男人那样将她们视为政治任务，但她们在政治上不再是隐形的。

　　魏涛：传统的妇女史学家如琳达·克伯和玛丽·诺顿都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和联邦宪法没有改变女性的地位。与她们相比，您不仅断言美国革命后妇女继续政治化，而且还指出白人妇女充分利用了提供给她们的政治机会并创造了其它机会。您试图证明女性是中心人物，而不是共和国早期政治的边缘人物。可否告诉我们您是如何对女性政治家进行档案研究的？如何搜集历史证据支持您的论点？

　　扎加里：在这本书里，我使用了许多不同的重要史料，诸如书籍、杂志、报纸、小说和戏剧等已出版的史料，它们对于理解女性的言论以及理解当时女性所阅读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是，为了捕捉女性自身的声音，我必须在许多不同的档案进行研究，这些档案包含女性写给其他女性或丈夫的信。这些档案馆包括国会图书馆、纽约历史协会、美国古文物学会、南卡罗来纳历史协会和马萨诸塞历史学会等。尽管档案研究非常困难且耗时，但也很有收获。长期以来，女性的观念和写作没有男性那么受人重视。她们通常没有成为著名的领导人或思想家。因此，收集200年前的美国女性的原始档案并不容易。当然，你发现的所存史料都是手写的，有时是难以识别的手稿，而且可能会在纸上潦草。但是，这些史料让从事历史研究的科研人员发现从事档案研究的感觉是那么好。史学工作者常常因无法识别长长的手写单词（通常写在易碎的纸上）而困惑不已，但在阅读原始手稿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能准确表达我们希望找到的句子或段落，这会令人兴奋不已。我们无法编造这些档案；我们只需要找到它们。

　　无论如何，原始档案和已公开出版的史料的结合对我研究共和国初期妇女在公共场合和家庭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大有裨益：可以比较妇女在公开场合和私下空间里所说的话。我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引发了公众对妇女权利问题的广泛辩论。美国人甚至考虑了妇女是否应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想法遭到了强烈反对。男性政客和思想家扼杀了这场辩论，并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使妇女无法享有充分的政治和法律权利。男性的强烈反对导致妇女进一步被剥夺政治权利。然而重要的是，平等和自然权利的革命意识形态引发了这场辩论，这些思想从未真正消失过。

　　魏涛： 您特别关注了18世纪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1792年）对共和国初期美国人的影响。18世纪末的美国人是如何回应这本书的？她们如何接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争取妇女权益的日常斗争中？

　　扎加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于1792年在英国首次出版，然后在美国再版了好几次。许多妇女杂志和其它期刊都出版了它的摘录版。我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集中体现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最初出现的东西：普遍权利和平等的观念。沃斯通克拉夫特认真对待这些观念，并明确将这些想法应用于女性和男性。她的工作鼓励了有关美国妇女权利的意义的广泛辩论。但是，没有人知道妇女权利的确切含义。这是否意味着妇女应该与男子享有相同的受教育机会？从事与男子相同的职业？和男人拥有同样的政治和法律权利？关于这些问题美国人无法达成共识。当然了，这种思想本身仍然极具争议。其他历史学家说，由于妇女的角色变化不大，因此美国革命对她们的影响不大。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男人和女人开始想象女人的新角色和新责任，即使他们暂时拒绝了她们。妇女已政治化。她们或许将她们视为政治的存在者（political beings），拥有跟男人一样的权利和特权。即使在短期内她们不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特权，她们已拥有可以在将来争取自己权利的工具。如果平等和自然权利是真正的普遍原则，那么将来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对它们提出主张。在184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一次争取妇女权利的政治运动。到19世纪后期，甚至直到现在，这种争取妇女权力的运动一直存在。

　　魏涛：2001年，您在《共和国早期史杂志》上发表了《“全球转向”对美国共和国早期史研究的重要性：国家建构时代的全球化》的论文，鼓励历史学家更加关注“全球转向”，并讨论了其对美国共和国早期史研究的影响。为什么认为“全球转向”很重要？全球化如何塑造您对民族国家史学叙事的理解？

　　扎加里：尽管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但美国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1776年至1828年美国共和国早期史的历史学家，一直非常关注美国的国内发展。其它时期的历史学家开始强调美国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联系，而美国早期史学者则倾向于研究该国内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探索美国与世界上遥远地区之间的联系。这种研究有很充分的理由。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制定后，美国经历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与发展时代。这些国内故事，包括奴隶制的增长、西部扩张、政党政治制度的出现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都非常重要。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承认，即使在发展的初期，美国仍然是全球交流网络的一部分。人口、商品和思想在世界各地流动。在我的文章中，我敦促美国早期史学家对美国与世界遥远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和其它地方）的联系进行更多研究。令我倍感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许多学术成果试图扩大美国早期史的影响力，包括卡里安·横田（Kariann Akemi Yokota）的《脱离英国人的认同：革命时期的美国如何成为一个后殖民国家》，南希·肖梅科（Nancy Shoemaker）的《土著印第安人捕鲸者与世界：土著遭遇与种族的偶然性》，以及乔纳森·埃科特（ Jonathan Eacott）的《出售帝国：印度与英国和美国的形成，1600-1830年》。许多其它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中，并将很快出版。

　　魏涛：在您的新项目中，您试图从跨国角度来讨论美国早期史。为什么跨国视角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早期共和国如此重要？

　　扎加里：简而言之，历史学家从事大西洋史学研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甚至在1990年代之前，当大西洋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大行其道的时候，美国历史学家就对奴隶制与大西洋奴隶贸易、美国与加勒比岛屿之间的联系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和拉丁美洲政治革命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所有这些都是与大西洋接壤的地区。我认为“全球转向”不仅扩展了美国早期史的地理范围，而且还迫使历史学家做更多的事情：去界定来自陌生国度且并未包含在传统的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中的人民、文化和帝国。通过研究1776—1820年间的全球化，美国早期史学家将能够更轻松地与研究其它时期和地区的全球史学家进行对话，并发现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全球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魏涛：据我所知，您目前正在撰写一本专著《自由与压迫：托马斯·罗与殖民时期的英属印度以及美国早期共和国的形成》(Liberty and Oppression: Thomas Law and the Making of Empire in Colonial British India and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托马斯·罗是谁？这项研究是关于什么的？是什么吸引您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

　　扎加里：随着我对全球史和跨国史越来越感兴趣，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研究主题。当我研究一个关于玛莎·华盛顿（乔治·华盛顿的妻子）的数字历史课题时，我开始留意托马斯·罗的故事。我认为罗是“大英帝国的代理人”。罗于1756年出生于英国剑桥，1773年以书记员或作家的身份前往印度，并为东印度公司工作。由于在事业上步步高升，他成为东印度公司政策的改革者。在印度期间，他提出了一项政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的土地所有制，而且改变了东印度公司向当地人民征收税款的方式。他希望他的政策可以改善当地人的状况，并增加公司的税收收入。1791年返回英国后，他曾短暂停留，不久离开那里前往年轻的美国，并带着他的三个英籍印度混血儿子。在美国，他定居在华盛顿特区，成为一名房地产投资者、一名重要的民间人物和公共知识分子。在那里，他和玛莎·华盛顿的孙女伊丽莎·库斯蒂斯（Eliza Custis）结婚，并一起生活。

　　罗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宏伟的新帝国，该帝国类似于在印度的大英帝国。他借鉴启蒙运动的进步理念和人性的普遍性，借鉴他在印度学到的教训，力图推动社会发展并改善美国经济。除了利用各种手段修建运河、推动贸易和发行货币外，他对解决奴隶和土著印第安人的困境特别感兴趣。

　　就撰写一部专著而言，罗是史学工作者的理想人选。罗留下了大量已发表的政治小册子和未发表的私人信件，但专门研究他的学术性论文却很少。为了研究这个项目，我访问了美国国内的许多档案馆以及英国、爱尔兰和印度的档案馆。在我看来，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棱镜，通过它可以比较和对比殖民时期的英属印度和美国早期共和国在同时代的演变。

　　魏涛： 祝您的新书项目一切顺利！ 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阅读它。再次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扎加里：谢谢！ 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看到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价值，并有兴趣与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历史学家分享他们的知识。通过研究全球史，我希望更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有更多地了解，而中美之间的早期历史要追溯到18世纪。正如我一直试图向我的学生们所指出的，如果18世纪的美国人不那么爱喝中国茶，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有美国革命了。正如你所知道的，波士顿茶党于1773年发起的政治抵制运动导致英国议会在1774年实施了《强制法令》，这直接造成北美殖民地人民走上反抗英国暴政的道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一直交织在一起，而且，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两国之间的历史交流会更紧密！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