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新书籍何以取代旧书籍：书籍史视角下的英格兰宗教改革研究述评

　　英格兰宗教改革是一场以宗教分歧为表现形式的政治经济权力变迁，对近代早期英格兰以国王为首的宗教—政治体系的确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与欧洲大陆很多地区的宗教改革相比，英格兰的改革独具特色，在整个欧洲宗教改革中占据某种特殊地位。因此，英格兰宗教改革问题历来是中外历史研究者热议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也形成了自身颇具特点的学术史脉络。关于20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史学的发展流变，国内有学者曾做过深入细致的梳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研究历程的总体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当宗教改革激发出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时，书籍也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样貌，即印刷书籍的大量涌现。可以说，近代早期印刷书的生产与传播行为构成了触动社会全方位变迁的一种新生力量。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很多学者逐渐将目光聚焦于书籍与宗教改革的关系上，探讨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受法国年鉴学派及新文化史研究潮流的影响，以书籍为切入点的研究在最近30年的欧美学术界呈现出更加蓬勃的发展态势，其中不少成果对我们重新理解英格兰宗教改革进程及其特点助益良多。因此，本文拟在已有学术史研究基础上，着重梳理这一新兴学术现象，勾勒其主要研究领域和方法，指明其对全面理解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学术价值，以供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参考借鉴。 

　　       一、《圣经》及其他重要宗教书籍的制作与传播史研究 

　　在英格兰宗教改革过程中，本国语《圣经》无疑占据着至为关键的地位，是改革者展现改革理念的重要着力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便对英语《圣经》，特别是印刷版英语《圣经》的翻译、印制以及传播过程做了筚路蓝缕的探索。 

　　就笔者目力所及，较早开始对这一问题展开学术性探讨的是长期从事英格兰宗教改革史研究的学者。1953年，J.F.莫兹利出版了其重要著作《科弗代尔及其<圣经>》。在这本书中，莫兹利集中研究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期间曾翻译并印刷出版英语《圣经》的重要人物科弗代尔的生平，并充分利用堂区教务委员（churchwarden）的账目，追踪了科弗代尔的英语《圣经》在整个不列颠岛的传播情况。莫兹利认为科弗代尔令人崇敬之处不仅在于他是一位英语《圣经》的翻译者，而且因为他凭借书籍不遗余力的传播新教思想的行为，令他已经完全称得上是一位重要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家。莫兹利著作的开创意义即在于，其明确肯定了制作传播《圣经》这一重要书籍的人的历史作用。 

　　莫兹利开创的研究领域和路径在时隔40年后得到了强有力的回响。就英格兰宗教改革而言，在科弗代尔之前，威廉·廷代尔（1494年—1536年）是第一位根据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圣经》翻译出英语《圣经》并将其付梓出版的英格兰人。学者戴维·丹尼尔在廷代尔诞辰五百周年之际出版了其传记，可谓英语学术界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廷代尔传记。由于作者本人是廷代尔版《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的编辑者，所以凭借其对廷代尔翻译作品的熟悉程度，丹尼尔在该书中肯定了廷代尔作为一位《圣经》翻译者和阐释者的历史作用，而且细致分析了其在神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方面对英国乃至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丹尼尔在六年后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威廉·廷代尔：英语<圣经>及英语语言》里，通过对典型段落的对比分析，强调了廷代尔版《圣经》在语言上对后世英语《圣经》，特别是詹姆斯一世钦定版《圣经》的影响。另外，法国学者圭多·拉特里也在莫兹利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科弗代尔制作的多种《圣经》版本，并追根溯源，指出他及其前辈廷代尔与安特卫普这座既宽容又便利、既具有宗教热情又充满商业利益的城市有很大关联。亦即，廷代尔和科弗代尔的宗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荷兰语和法语思想界的影响。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都以不同版本英语《圣经》的成书及影响与被影响的历史过程为聚焦点，分别从纵向和横向拓展了理解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视野。 

　　除了英语《圣经》外，学者们也关注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出版的其他颇具影响力的书籍。一向以挖掘宗教改革档案文献见长的G.R.埃尔顿在其名著《政策与施政：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中，就特别重视研究新教改革者与天主教会的论战过程，把新教改革者的“宣传”行为视为其施行改革政策的重要一环。他认为新教之所以能够打破天主教对人思想上的控制，首先是改革者意识到必须利用更加有效的传播手段；其次，埃尔顿特别强调克伦威尔是一位懂得印刷媒介传播功效的宣传家。作者通过大量政府档案和书籍原件，分析了克伦威尔如何促使新教在印刷出版的制度安排、传播效果等方面确立起对天主教的优势。比如他指出，克伦威尔继承了沃尔塞授予王家印刷商单独印制官方出版物的权利，并使印刷商更加听命于其指派，以更加紧密地配合16世纪30年代诸多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而且，克伦威尔亲自督导了诸如《真理之镜》等论辩性书籍的出版，改变了先前出版作品在文字上沉闷晦涩的缺点，从而大大提升了改革理念的传播效果。在埃尔顿着力强调之后，“宣传”就成为日后很多英格兰宗教改革史论著在解释新教之所以占据上风时经常提及的一个要素。 

　　受到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著《古腾堡星汉璀璨》与埃尔顿提出的“都铎政府革命”论点的影响，阿瑟·J.斯莱文在1986年发表了《古腾堡星汉璀璨与都铎革命》的论文，作者不光强调了印刷品在传播宗教思想上的影响力，而且还特别注意到印刷品对提高诸如收税等实际经济管理事务的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小约翰·N.沃尔则着眼于书籍在规范宗教礼拜仪式等方面的实际功用。譬如，围绕大主教克兰麦以《公祷书》为核心统一国教会礼拜仪式的历史过程，小约翰·N.沃尔就认为，在克兰麦的强力推行下，确立起《公祷书》的核心地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不同人群对宗教仪式的理解差异。《公祷书》及与之相伴的各种辅助书籍为人们制定了一种信仰生活的新规范。作者觉得克兰麦并没有用一种新学说代替旧学说，而是用新书籍取代了旧书籍。因此，《公祷书》是一把理解英格兰宗教改革独特性的非常重要的钥匙。也就是说，尽管克兰麦也采用了欧洲大陆的一些神学理论，但是在其心目中，共同礼拜的经历才是英格兰国教的核心，也是宗教改革时期英格兰基督徒界定自身身份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说，英格兰宗教改革更像是礼拜仪式和行为举止上的运动，而非神学和思想上的运动。这是从仪式书籍入手而生发出的一种对英格兰宗教改革特性的新颖论说。 

　　戴维·劳德在随后的研究中，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书籍的生产传播情况作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对于新教书籍的制作传播，他从罗拉德派制作的新教作品开始谈起，概述了路德派书籍在英格兰的早期渗透过程，进而引申出欧洲大陆印刷所在传播新教思想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不仅触及了前文已述的廷代尔、克伦威尔等人，而且将16世纪中后期的重要印刷商如约翰·戴等人的功绩也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同一时期出现于英格兰境内的传统天主教作品也给予了较之以往更为系统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只重视新教作品的状况，提醒我们天主教在印刷书籍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应对，从而为更加客观地评价新教与天主教论争的状况提供了可能，而且也可以推动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新教之所以能压倒天主教的原因。此外，在代表20世纪英国书籍史研究最高峰的《剑桥不列颠书籍史》中，作者之一帕梅拉·内维尔-辛夫顿在第三卷（1400年—1557年）“印刷出版、政治与宗教”一章中，吸收了学者们有关书籍在传播宗教思想和发挥实际功用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书籍与这一时期政治、宗教的关系做了提纲挈领的描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通过进一步挖掘宗教改革时期某一印刷商、书籍作者、某一修道院生产的书籍或印刷书籍的某一组成部分（如印刷图片）的个案资料，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例如，伊丽莎白·叶文德关注了16世纪中期的重要印刷商约翰·戴在不同国王统治时期与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问题。这名学者新近还与托马斯·弗里曼合著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宗教与书籍：约翰·福克斯<殉道者之书>的制作》，详细考察了《殉道者之书》的成书过程及其历史影响，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英格兰宗教与书籍互动关系的认识。对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天主教机构如何利用印刷书与新教展开论争语焉不详的状况，亚历山德拉·达·科斯塔在J.T.罗德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锡恩修道院所出的印刷书为例，强调指出在16世纪早期，该修道院曾是有组织地为正统天主教做辩护的团体，而且具有相当影响力。这些成果通过扎实的史料，部分改变了人们对天主教一向疏远印刷书的刻板印象。 

　　                     二、书报审查制度史研究 

　　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广泛应用，使得书籍生产效率陡然提升。印刷书籍的大量出现一方面造成思想信息的快速传播，另一方面也给各类权力机构的管控工作提出挑战，促使其不得不在利用之余对各类书籍保持高度警觉，并时刻准备对不利于己方的作品予以打压和禁绝。诚如前述，英格兰宗教改革是一场涉及宗教信仰、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大变动的社会变革。就印刷书的生产传播而言，其中必然牵涉到王权、教权以及印刷业者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这便造成在印刷出版与书籍审查之间存在一对极为尖锐的矛盾。可以说，以书籍形态变革为契机，英格兰的书报审查制度便是伴随着宗教改革这一社会大变动而逐渐形成与完善的。透过这一制度的变化，我们亦可深入理解这一时期英格兰的国家治理能力及统治者实行改革措施的真实意图。 

　　关于审查制度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威廉·M.克莱德便出版了《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从卡克斯顿到克伦威尔》一书，具有开创之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语学术界出现了有关这一领域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之作。弗雷德里克·西顿·希尔伯特在1952年以精装本在小范围出版了《英格兰的出版自由，1476年—1776年》。起先学人所知甚少，之后经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再版，方才在学术界拥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希尔伯特本身是一位美国宪法史研究者，特别对言论出版自由问题感兴趣。由于18世纪后期美国的宪法与政治观念大多直接继承自英国，而当时（20世纪30年代）尚无人对英格兰自卡克斯顿创立印刷出版业以来的出版自由问题做过全面研究，所以他觉得有必要追根溯源，对英格兰的出版自由问题做一系统考察。他依据大量第一手或准一手的官方文献材料，比如王室法令、文告等，主要从四个方面对都铎王朝书报审查问题进行了梳理：一为国王，细数了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政府通过颁发许可证等措施予以控制的制度变化；二为罗马教会有关出版审查的措施；三为书商公会在保护版权和完善许可证制度方面的作用；四是来自印刷商、清教徒的反抗及议会内的斗争。身处冷战大幕刚刚开启的时代，不得不说希尔伯特的论著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他对于书报审查与争取出版自由的这对矛盾关注的比较多，事实上也更多强调了书报审查制度对印刷业的压制作用。他开创的这一研究模式对后世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者在讨论英格兰书报审查问题时依然是围绕以上几个主题展开的。 

　　在希尔伯特之后的数十年里，英语学术界鲜有引人注目的成果。时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戴维·劳德对16世纪英格兰审查制度问题更具层次的分析。他将这一时期书报审查的理论与实践分割开来，用更加多样的史料向读者展现了当时颇为复杂的审查制度。他指出，尽管审查制度、镇压煽动性言论背后的原则是相似的，而且法律法规也大同小异，但是具体施行时候的方法技巧却是多种多样的。就审查部门来说，起先是教会主导，随后是国王指派的枢密院成员参与，另外还有星室法庭承担审判工作，可以说令出多门，低效混乱。而就具体措施来说，权力部门往往在施行了某个措施并达到了某种目的后，又会因此而引发新的问题。譬如，印刷品本身具有宣传性质，所以国王会选定某些王家印刷商具体承印王家文告等专门材料，这一举措有效扩大了政府颁行政策的影响力。但是王家印刷商在拥有专利权后，又容易引发印刷商内部的更多矛盾，造成新的混乱局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戴维·劳德的论著中有充分展现，无疑深化了对这一制度复杂性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针对过往学者所持的16世纪英格兰书报审查制度渐趋加强直至建制完善的观点，辛迪亚·苏珊·克莱格做了具有修正主义色彩的驳正。克莱格分析了控制措施的性质和来源，并评估了其手段与效果，认为国家当然希望对迅速发展的印刷业加以控制，但是由于王权、教权与印刷书贸易之间的矛盾及相互的博弈，使得在实践中施行种种控制措施存在不少障碍。作者根据留存下来的书籍目录等资料，指出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出版控制并没有形成一种一以贯之的稳定机制，而更多是国家政权一旦感觉危险后，对于特定文本施行一种带有应激性、个别性的控制措施。由于管控书籍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这部书对于我们避免过高评价16世纪都铎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也具有校正意义。 

　　对于理解英格兰宗教改革而言，学者们对书报审查制度的探究，特别是对于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审查目标的前后矛盾、处罚措施的严宽失据等问题的描述分析，不仅可以将其视为宗教改革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亦可从这一特定角度一窥国王发动这场宗教变革的真实意图。研究者为我们呈现的亨利八世前期积极打击新教书籍、与教皇交涉期间有意令新教书籍流通、与罗马教会彻底决裂后新教书籍并未急剧增加的诸种图景，都体现出亨利八世发动改革的最大意旨在于维护自身家族权力的稳固，而对改变宗教神学理论缺乏兴趣。这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先前一些学者的论断。 

　　三、书籍的阅读、收藏史研究 

　　印刷书的大量印行，加之教育逐渐普及带来的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必然带来阅读群体的扩大以及各类机构和个人藏书量的增加。通常说来，任何思想理念的传播，最终都要归结到接受上。阅读是许许多多文化活动的核心，也是信息采集的核心，更是研习各门智力学科的核心。以阅读为中心，学者们通常将阅读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阅读之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指书籍的生产、流通及收藏，亦即，何种书籍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到了何人手中；其二是阅读活动本身，即阅读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在哪里发生、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其三是阅读的影响，即阅读行为让读者有了何种反应。只有了解了阅读的真实效果，才能更加清楚阅读在特定历史时期会有何种意义。另外，某类机构（如图书馆）中收藏哪些书籍不仅表明人们可以实际获取的书籍种类，而且它反映了某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走向。甚而有学者认为，在诸如宗教改革这样的大变动时期，图书馆同样也是进行宗教战争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察书籍阅读、收藏的历史就是考察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处于何种状态，乃至于个人或群体的精神生活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指针。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学者们对于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重要政治人物的阅读史、各类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给予了特别关注。这类研究一方面能够展现宗教改革中一些过去被忽略的面向，另一方面也为深入了解宗教改革重要人物的精神生活乃至发起这场变革的目的、性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此方面，詹姆斯·P.卡利的相关研究可谓独树一帜。 

　　在《剑桥不列颠书籍史》（第三卷，1400年—1557年）的一章中，卡利考察了亨利八世的诸多王家图书馆，如威斯敏斯特、汉普顿宫、格林威治等王宫内的图书馆，细数了其中所藏书籍的种类、来源、以及获取方法。他特别指出，修道院是王家图书馆获取书籍的重要来源。在16世纪20年代末，修道院内的图书资料还仅仅是被搜罗来用以论证国王离婚案的正当性。到了16世纪30年代初期，修道院内所藏的有关教皇、中世纪教会权力的文献材料以及一些历史遗迹，开始被一点一点的搬入王室图书馆。不久之后，这一涓涓细流迅即转变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修道院即将要被彻底铲除了。卡利通过他细密的追索，考证出很多手抄本及印刷书的去向，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如约翰·勒兰等人积极为亨利八世收集修道院流出的书籍，从而使王室图书馆成为当时一些珍贵书籍的安全庇护所的历史功绩。这项研究从新的角度再次说明，国王与修道院所代表的传统宗教思想并未一刀两断，亨利八世真实的宗教信仰与其宗教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脱节的。 

　　在关注了王家图书馆后，卡利在《剑桥不列颠书籍史》（第四卷，1557年—1695年）的一章中，又专门将目光聚焦于修道院的书籍收藏情况及其流散过程。他认为，解散修道院并转移修道院书籍并不是从亨利八世颁布《至尊法》开始的。比如，亨利的祖母玛格丽特·贝奥福德在1507年就曾将被解散的克里克修道院的土地连带书籍和珠宝，一并捐赠给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又如，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塞在16世纪20年代曾解散了一批小修道院，并将这些修道院的收入赠与牛津大学伊普斯维奇学院和主教学院，而书籍也是其中的战利品之一。但是，卡利指出，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的举措所包含的完全漠视书籍的行为，在范围和程度上都远超前例。许多珍贵的历史典籍在这一书籍流散过程中不知去向，这对英格兰保存传统典籍文化形成了冲击。但是，卡利再次强调，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不少典籍。比如在1559年至1575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马修·帕克，就收集了数以千计的书籍，而他收集的动机也与宗教改革密切相关，即这位主教希望找出历史上的先例，以证明英格兰国教会教义的正当性。因为在主教看来，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教会在教义事务上比罗马天主教会更加接近于他自己所属的改革派教会。这就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宗教改革背景下以书籍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历经被破坏、流转及传承的过程，可以说卡利的研究为我们补上了这个之前在谈论宗教改革时甚少被关注的问题。 

　　除了对重要机构的书籍收藏情况予以观照外，卡利在《亨利八世及其妻子的书籍》一书中，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亨利八世及其六位妻子收藏和阅读书籍的情况给予了更加详细的考察。在该书中，作者描述了亨利八世所拥有的图书馆的形态样貌，并叙述了其如何通过继承、受赠、购买、没收等方式获取书籍，另外，卡利还借助批注等文字材料分析了亨利八世的阅读习惯。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实际上触及了大量与宗教改革时期政治生态及改革走向有关的问题。譬如，卡利谈到，国王在新年节（New Year’s Day）接受臣属赠送的书籍是其获取书籍的重要方式。在1543年新年节这天，一个名叫莫里的贵族献给亨利八世一本薄伽丘的名著《名女》。莫里在题献词中，将薄伽丘所写的故事与当时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表示希望亨利八世宫廷内的女性要向她们的古典前辈们学习。莫里之所以要在这时送出这样一部书，按卡利的说法其实是大有内涵的。因为莫里的女儿简，即罗奇福德夫人，是安·博林哥哥乔治的遗孀，在1540年成为亨利八世第五任妻子凯瑟琳·霍华德宫闱的总管。利用其职位便利，罗奇福德夫人曾暗中帮助凯瑟琳与其情人幽会。后来事情败露，王后与罗奇福德夫人双双被判处死刑，并于1542年2月13日在格林塔被执行死刑。莫里在这种背景下，赠送给亨利八世一本这样内容的精装书籍，在卡利看来实际上就是莫里向亨利八世表示屈服的举动。因为莫里虽然没有点出他女儿的名字，但谴责了这种女性不检点的行为，而且认为不论牵涉到谁，都需要对宫廷内女性的行为予以严管。作为一名高等级贵族，即使自己的女儿受到了付出生命代价的惩罚，但为了保全自己，也要向施惩罚者示弱，无疑说明施惩罚者具有某种大权独揽的地位。所以，卡利认为这是展现都铎宫廷生活中绝对王权的一个例证。实际上，关于都铎王权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向来是有争论的，而卡利的研究可以说为探讨这一问题又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小结 

　　本文主要探讨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学术界有关英格兰宗教改革研究中出现的书籍史路径，指出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语《圣经》及其他重要宗教书籍的印刷出版问题；书报审查制度的形成与完善问题；以及重要机构和个人的书籍收藏、阅读问题。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进程和性质发挥了补充与校正作用，并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阐释。 

　　具体来说，在第一个领域中，研究者通过细数廷代尔等人的生平，明确肯定了书籍从业者的历史作用，通过阐述英语《圣经》与欧洲大陆宗教思想及与钦定版《圣经》的联系，强调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所受欧洲大陆的横向影响及对后续英国历史的纵向影响，并从仪式书籍的重要性出发认为英格兰宗教改革更为偏重仪式行为而非宗教理论，同时还通过对天主教修道院印刷书制作情况的研究而力图改变人们对天主教疏远印刷书的刻板印象。就第二个领域而言，学者们强调了由书籍形态变革而引发的官方书籍审查与出版自由之间的尖锐矛盾，补足了宗教改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同时，学者们对书报审查制度的强度和有效性的再研究，为重新评估都铎王朝时期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可能。而由审查目标的前后矛盾、处罚措施的严宽失据等问题出发，亦可一窥亨利八世发动这场宗教变革的真实意图乃在于维护自身家族权力的稳固，而对改变宗教神学理论缺乏兴趣。学者们在第三个领域里的相关研究则展现了英格兰宗教改革过程中书籍流散与保护这一长期被忽略的社会文化问题。同时，透过国王亨利八世收藏书籍背后的诸种史实，亦可再次说明国王与天主教传统思想并未一刀两断，并由贵族赠送书籍等案例提出了有关绝对王权等重要问题的见解。 

　　总之，书籍史研究路径通过挖掘与书籍制作、流通、阅读、收藏相关的各类史料，从新的视角重新对英格兰宗教改革研究做出了或补足原有短板、或质疑已有结论、或肯定传统见解的不俗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该项研究仍有改进之处。譬如，在探讨亨利八世的阅读收藏史时，研究者若只限于梳理国王阅读和收藏了哪些书籍显然是不够的。从阅读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来看，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是要构建出读者的阅读世界，并尝试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而了解当时的社会精神状态和文化构成。就目前的相关研究状况来看，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阅读内容的探讨上，并零星描述了如何阅读的问题，而并未将个人的阅读世界与其实际行为做有效联系，因而尚无法从阅读角度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重要人物的具体行为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看法，笔者认为这无疑是今后学术界需要着力突破的关键问题。 

（注释略）

　　（原载于高国荣、张炜主编：《欧美史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