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海键：环境史视野下美国南部烟草与棉花种植的兴衰演变及其原因

内容提要：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是烟草种植在美国弗吉尼亚和南卡罗莱纳初步兴起和早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烟草种植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加之烟草市场波动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18世纪末在美国南部兴起了农业改良运动。工业革命的发生对棉花产生了巨大需求，推动了美国南部棉花种植的兴起和繁荣。19世纪末，棉铃象鼻虫虫害对棉花种植造成严重打击，南部的棉花经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19世纪40年代，新型烟草亮烟的出现使南部烟草经济再度步入繁荣。半个世纪后，亮烟引发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亮烟经济也走向衰落。美国南部的作物种植史是由市场、技术、种植园制度、农作物、土地、昆虫等众多因素共同构成的，正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的综合作用推动着烟草与棉花种植的兴衰演变。烟草和棉花种植一方面促进了南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地力耗竭和土壤侵蚀等生态危害，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南部持续发展的基础，最终导致南部陷入贫困。

关键词：美国南部    烟草经济    棉花经济    种植园制度    农业生态史

　　美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属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不过因纬度和地形地势等方面的不同，各地的气候、动植物和土壤等自然环境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南部的动植物丰富多样，植被有长叶林和橡胶林、橡树、短叶松混合林等，动物有鹿、美洲狮、野牛、熊、猞猁、山猫、海狸、长尾鹦鹉、旅鸽和火鸡等。南部的土壤及水热条件适合种植烟草、棉花、玉米和水稻等作物。这里自殖民之初就形成了一种面向大西洋市场的种植园文化，并演绎出一部复杂的文化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

　　在美国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的兴衰演变历程中，发生和演绎了复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应该引起学界重视的重要论题。国外学界关于美国南部烟草，尤其是棉花种植历史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不过，这些成果大多是从社会经济、奴隶制或分成制等角度进行分析。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美国一些学者尝试将环境因素纳入解读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的历史中。国内学界鲜有以环境史视角考察美国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史的著述。本文拟从环境史的视角，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考察美国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兴衰演变的历史轨迹，探究市场、技术等文化因素和作物、土地、虫害等自然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生态角度看，美国南部的烟草与棉花种植史可谓一部“衰败”史，对此，可将文化与自然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阐释。对这一论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拓展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空间范围，也有助于推动构建“农业生态史”（agroecological history）范式。

一、美国南部烟草种植的早期发展及其对土地的破坏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印第安人已有数百年烟草种植和吸食的历史。印第安人的烟草种植一直以自己吸食、仪式用品和简单交换为主，成规模的商业化种植是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开始的。

　　殖民者在北美的烟草种植兴起于17世纪初。当欧洲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地区登陆后，他们便开始寻找适合在当地种植且能够在欧洲市场上获利的作物，烟草就是这样的作物之一。烟草种植最早在弗吉尼亚取得成功，并出口到欧洲。1614年，伦敦进口了弗吉尼亚种植的烟草，并由东印度公司转运到其他地区。17世纪上半叶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颇为繁荣，占用了大面积耕地，甚至影响了粮食供给。为了解决粮荒，1617年弗吉尼亚总督托马斯•戴尔（Thomas Dale）发布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烟草种植者须至少种植10英亩谷物。

　　北美殖民地烟草种植兴起的直接动因是欧洲市场对烟草的需求。烟草的原产地是美洲，后来被西班牙征服者从西印度群岛带回欧洲。烟草最初在欧洲是作为一种药物而被利用。海员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在罗阿诺克（Roanoke）逗留期间学会了印第安人的吸烟方式，他向欧洲人鼓吹吸烟的治疗功效，将印第安人“很少得那些常常困扰英格兰人的疾病”归因于吸烟。不久后，一股吸食美洲烟草的热潮席卷了欧洲，到了18世纪中叶，吸烟在欧洲非常流行，乃至成为一种文化。产于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的大部分烟草沿该地区的河流被运到切萨皮克（Chesapeake），被那里的苏格兰商人转运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弗吉尼亚的烟草以稳定的质量获得了国际声誉，也推动了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烟草种植的发展。来自英格兰的消费需求提供了烟草种植的原初动力。17世纪末和18世纪末，烟草在南卡罗莱纳地区的两次兴盛，市场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烟草种植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烟草不耐地表水长时间浸泡，被水浸泡的植株会很快枯萎死亡。土壤中高浓度的氮也会影响烟草的成熟和味道。沙质土壤中缺乏有机物，会降低氮含量，也会导致地表水分的快速渗透。因此，沙质土壤最适合种植烟草，这种土壤在北美东南部各地均有分布。1614年，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发现切萨皮克的潮汐（Chesapeake tidewater）造成的沙质土壤适合种植一种甜味的烟草。几年内，弗吉尼亚社会便经历了烟草繁荣。切萨皮克地区有丰富的水道，交通和运输便利。殖民者开发土地种植烟草，在这里出现了烟草种植园及沿河码头，这使得与欧洲人直接开展烟草贸易更加便捷。

　　烟草种植要进行一系列程序繁复和艰苦的劳动，清理土地、种植、锄草、修剪和打顶、驱虫、养护和采收等，这需要投入大量劳力和时间。早期的劳力主要是来自欧洲的契约奴（indentured servants）。但受新大陆较为炎热的气候和契约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契约奴难以满足种植园对劳力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加勒比地区的黑人。这些黑人有一定农作经验，当时被视为最佳替代劳力。以黑人奴隶为主要劳力的奴隶制种植园最早在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等地建立起来。到17世纪末，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取代契约奴，成为烟草种植的主要劳力。与以往世界很多地区的奴隶制不同的是，奴隶制种植园的建立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兴起为背景，它通过侵占、剥夺和榨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奴役黑人劳力，以获取利润。

　　烟草种植在弗吉尼亚的成功以及市场对烟草的需求，刺激了南、北卡罗莱纳烟草种植的兴起。17世纪70年代，南卡罗莱纳的烟草种植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当时伦敦的卡罗莱纳游说团体成功说服了英国议会授予南、北卡罗莱纳七年的烟草出口关税豁免，并禁止英格兰的烟草生产。这一政策成为促进卡罗莱纳地区烟草种植的重要动力。17世纪70年代中期，烟草价格略有上涨，一段时间内烟草种植的未来前景可期。来自南卡罗莱纳烟草种植者的信件将烟草描绘成“重要商品”。在市场行情最鼎盛的时期，烟草在英国的零售价是以白银的重量计价的。烟草的高价刺激了产量大幅增加。然而，烟草种植的繁荣好景并不长，17世纪80年代因价格下跌，烟草经济步入萧条。詹姆斯二世登上英国王位后提高了烟草税，这进一步削弱了本已供过于求的烟草市场，导致南卡罗莱纳烟草种植者转向种植其他作物，特别是水稻。南卡罗莱纳的亚热带气候适合水稻生长，沿海地区的沼泽和潮汐环境特别适宜水稻种植。这样，水稻便取代了不再有利可图的烟草。17世纪90年代，烟草种植在卡罗莱纳衰落下去。

　　南卡罗莱纳第二个烟草种植高潮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内陆边远地区。烟草最初在边远地区并不占主导地位，然而，市场的力量再次促使南卡罗莱纳的作物种植发生变化。18世纪60年代烟草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到1771年上涨幅度超过了83％。此外，该地区烟草种植的繁荣也与此前当地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吸引移民的政策有关。在政策的激励下，移民纷纷来到南卡罗莱纳的边远地区，开发土地种植烟草。18世纪八九十年代，烟草成为边远地区的经济支柱，围绕它建立起了仓储和售后服务体系。南卡罗莱纳的烟草种植于179年达到高峰，之后急剧衰落。到了1840年，该地烟草产量仅为5.1万磅，下降了99.5％。

　　这一时期，美国南部烟草种植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导向发生了转移，即工业革命对棉花的大量需求。除此之外，长期的烟草种植对土地造成的破坏也是重要因素。

　　烟草种植造成了严重的地力耗竭和土壤侵蚀等问题。历史学家艾弗里澳•克雷文（Avery O. Craven）认为：“地力耗竭与烟草种植是齐头并进的。”烟草种植一段时期后，土壤中的养分特别是氮和钾的含量就开始下降，土壤中的微生物产生毒素，毒害烟草植株。在同一块土地中持续种植烟草还会导致真菌和根腐病。随着钾的损失，土壤酸性增强，土地因不适宜耕种而被抛弃。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持续的烟草种植耗尽了土壤中的养分，并使表层土壤变成了粉末状，一遇风雨，很容易流失。根腐病和真菌等在枯竭的土壤中滋生，阻滞了烟草的正常生长。锄头等农具的使用对表土造成了持续的破坏，土壤侵蚀变得非常普遍。18世纪的旅行者能在废弃的烟田里看到深深的沟壑。

　　早期的种植者发现，一块特定土地上的烟草种植只能维持三、四年，之后必须寻找新的土地。因此，烟草种植意味着要不断开发新土地。种植者注意到，烟草在新土地上长势更好，这促使他们不断获取新的土地。在殖民早期的北美，土地似乎是无限的。在当时尽可能多地开垦土地是排在首位的，烟草种植者关心如何扩大种植面积，而不是养护土地。切萨皮克的种植园主们放弃了保持土壤肥力的欧洲传统农业方法。在他们的眼中，土地是一次性的，作物轮作、施肥和深耕似乎都很拙劣，因为开发新土地更划算。一些农场主拥有大片土地，但他们一次只开垦一部分，而保留其他部分作为土地储备，当耕地地力耗尽时，他们可以使用储备土地继续种植烟草。1774年，弗吉尼亚的一名种植园主的家庭教师菲利普•菲蒂安（Philip Fithian）指出，烟草种植者的“耕作方法很马虎，根本不在意（保护）土地”。他们以扩大种植面积来获取烟草，当烟草收获之后，他们就把围护栅栏拿走，把另一块土地圈围起来。1805年，查尔斯•鲍尔（Charles Ball）穿越波托马克河进入弗吉尼亚州时看到了一片遗弃的土地，这片土地曾经造就了第一批富裕的种植园主，如今却是布满红色小雪松的荒野。

　　在他看来，这个地区繁荣的转瞬即逝是因为种植园主“对土地的重视不如对奴隶的重视，持续的烟草种植耗尽了肥沃的土壤”。一旦榨干了土地，种植园主就抛弃它们，带着被其奴役的人来到新的边疆，在那里再度复制这个过程。

　　烟草种植导致的环境问题随着种植区域的扩大而日益严重。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在早期主要分布在沿海的河谷冲积区，这些地区大多为沙质土壤，可耕耘的表土稀薄，其中的肥力很快被烟草种植消耗殆尽而枯竭。烟草种植造成的松动的表土极易被流水冲走，很快露出了贫瘠的底土。在市场的刺激下，殖民者不断寻找新的更适合种植烟草的土地。于是，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从沿海地区逐渐扩展到内陆那些适合种植烟草的山麓地带。随着烟草种植者向西进入皮埃蒙特地区，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在增多，因为富含黏土的土壤和更陡峭的坡度导致了更快的侵蚀和土壤退化。许多种植园主发现，这些新土壤在耗尽之前只能收获两次。

　　烟草种植造成的破坏波及整个生态系统。为了扩大烟草种植面积，殖民者大肆砍伐和清除森林，种植园的相关设施建设也需要大量木材，各种各样的硬木林变成了木桶板、农具和燃料等。植被的变化和水土流失阻塞了河流，使原始水道变得浑浊不堪。当地很多动植物减少乃至消失了。1838年，一位弗吉尼亚人哀叹：世界上最好的土地已经被烟草文化摧残得疲惫不堪了。苦草取代了森林，留下来的只有五倍子、矮松和冲沟。山脊变得极度贫瘠，以致不能给鹧鸪提供栖息之所。许多观察者注意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没有了鹿、熊和其他野生动物。

　　从技术上看，烟草种植中欧洲犁耕的引入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早期的小型木犁难以将营养物质从土壤深处带到表层；在连绵起伏的山地丘陵，木犁犁出的垄沟成为雨水的通道，造成了土壤侵蚀。在河流入海口之处，侵蚀并不明显，因为那里有缓坡以及吸水性较强的砂质土壤，但在一些山麓地区则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背景下对金钱和利润的追求，驱动着烟草种植者对这片土地的榨取。1701年，一名弗吉尼亚人注意到烟草种植是如何主导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景观的。他说：“烟草是主要商品。烟草被视作钱。”烟草驱使种植园主不断寻找新的土地，对土地和利润的追求将种植者推向了更为边缘的土地。生产过剩导致了烟草价格暴跌，许多大种植园主通过扩大种植面积来弥补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自殖民伊始，烟草种植者就接受了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烟草产出的土地和劳动制度。当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质疑一名弗吉尼亚烟草种植者破坏性的农业实践时，这位被质疑者的回答是：“他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应该耗尽他的土地。”

　　18世纪末，烟草种植导致的地力枯竭和土壤侵蚀等环境问题已十分严重，加之烟草市场波动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在美国南部兴起了一场包括轮作和休耕等在内的农业改良运动。该运动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中持续发展，此间出现了许多主张农业改良的倡导者，像农学家和种植园主埃德蒙•鲁芬（Edmund Ruffin），弗吉尼亚州众议员、联邦参议员、农学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r），种植园主詹姆斯•M. 加内特（James M. Garnett）等都积极倡导践行科学的农耕方法。然而，随着棉花种植的兴起和亮烟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广泛社会经济效应，这一改革趋势未能持续发展。最终，早期形成的农业耕种模式被延续下来，环境问题继续恶化，乃至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二、棉花种植的兴起与棉铃象鼻虫虫害的出现

　　18世纪末以前，北美殖民地一直存在着少量棉花种植。工业革命的发生对棉花产生了巨大需求，促进了北美棉花种植的兴起。最早种植棉花的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以南的沿海地区，主要是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以引自加勒比的海岛棉（Sea Island cotton）为主。海岛棉属长绒棉，棉绒纤维与种子容易剥离，加工成本低，但受光热和水源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只能在沿海地区种植，产量有限。因之，陆地棉开始在南部引种。陆地棉（upland cotton）属短绒棉（short-staple cotton），其所需自然条件要比海岛棉宽松，适应性强，可以在内陆种植。但是，陆地棉的纤维与棉籽结合比较紧密，剥离棉绒需要大量人工，这就形成了制约，难以满足市场需要。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的轧棉机解决了这一问题。高效脱籽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棉花生产效率，推动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

　　18世纪后期一系列棉纺织技术创新、迅速扩大的市场与对高利润的追求，成为推动棉花种植的强大动力。利兹、曼彻斯特、洛厄尔（Lowell）和福尔里弗（Fall River）等地的纺织机对棉花的需求非常大。相较于烟草和水稻种植，棉花的生产成本较低，盈利颇高。无论小农还是大种植园主，都能从棉花种植中获利。棉花比烟草有价格上的优势。尽管两种作物的价格都会因市场影响而变化，但棉花的表现始终优于烟草。1806年查尔斯镇棉花的批发价格为每磅20美分，烟草价格为每磅5.2美分；1820年，棉花价格为每磅18.8美分，烟草为每磅5.3美分。在19世纪早期的世界市场上，棉花比烟草更受青睐。

　　从自然环境条件来看，南卡罗莱纳边远地区的气候和土壤适合短绒棉的生长，在市场推动和利润刺激下，该品种的棉花种植以惊人的速度在边远地区扩展。在很短的时间里，南卡罗莱纳连绵起伏的丘陵和肥沃的山谷变成了白色的海洋。1800年左右，边远地区的烟草种植被棉花所取代。在短短的10年内，烟草种植便从南卡罗莱纳退去。南卡罗莱纳州的边远地区成了一个棉花王国。19世纪初，南卡罗莱纳地区的烟草繁荣宣告结束。到1850年，南卡罗莱纳的烟草种植达到低点。相比之下，种植棉花的农场数超过1.1万个。棉花的价格通常是烟草的3到4倍，这对种植者来说颇具吸引力。棉花种植在包括皮埃蒙特在内的整个地区扩展开，这种新的经济作物带来的丰厚利润为生产和劳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从1790至1860年，棉花种植蔓延到整个南部。这一时期，适合旱地土壤的短绒棉使种植者将其种植范围扩展到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海岸以外的一些地区。棉花种植沿着两条主线移动：从新奥尔良沿密西西比河而上；从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海岛（Sea Islands）延伸到皮埃蒙特。到19世纪50年代，种植者聚集在土壤最好、降雨最及时、无霜期最长和交通最便利的地区，这一地区构成一条广阔的“棉花带”——从北卡罗莱纳州到得克萨斯州，从路易斯安那州沿密西西比河沿岸延伸到密苏里州下游。1812年，内陆的棉花种植主要集中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莱纳州；到1860年，整个南部地区，远至得克萨斯州西部，到处都是大片棉田。至此，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地。

　　然而，棉花种植对土地造成的伤害甚至比烟草还严重。棉花种植需要翻土，为了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种植者倾向于按东西方向播种棉花，形成一行一行的棉株，这样做忽略了自然形成的地势，一遇大雨，垄沟就变成河道，造成表土侵蚀。一位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华盛顿北部的教师约瑟夫•霍尔特•英格拉汉姆（Joseph Holt Ingraham）从棉花景观中看到了毁灭的先兆：“构成这个州山地肥沃而薄薄的表层土壤——几年之后就会被持续的（棉花）文化和风雨侵蚀殆尽。”“每处犁沟在大雨过后都变成了河床——又汇成了洪流。”1835年，英格拉汉姆看到土壤侵蚀使纳齐兹（Natchez）周围地区（该州最早的耕地）变成了“荒地”。

　　随着棉花“边疆”的不断拓展，在其背后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土地。19世纪30年代，佐治亚州的一家报纸报道，数千英亩“曾经肥沃，回报丰厚”的土地，现在变得“分文不值，只有贫瘠的红黏土”。土地的贫瘠又迫使种植园主迁徙。1850年至1860年，棉花带有近60％的种植园主迁移他处。1853年，一家报纸的编辑詹姆斯•D. B. 德博（James D. B. DeBow）哀叹道：南部未能接受农业改革，产生了一个四处流动的种植园主阶级，“最肥沃的土地最终变得几乎无可挽回地贫瘠”。

　　同烟草种植者一样，棉花种植者也普遍认为，开垦新土地比维护旧土地更划算。1849年，阿拉巴马州政界人物菲利普•菲利普斯（Philip Phillips）表示：“关注西南各州棉花文化的人，都能认识到它穷尽地力的文化。”他指出，“我们的棉花种植者普遍认为，购买新土地比施肥旧土地更便宜”，“就像蝗虫一样，它们定居下来只是为了毁灭”。由于每英亩新土地只有4美元，投资昂贵的复垦项目没有什么意义；给一块旧土地施肥的成本是购买新土地的两倍还多。英格拉汉姆写道：“直至每英亩土地都被购买和耕种，直至密西西比成为一片巨大的棉花田，这种已经深入密西西比人骨髓的狂热才会消失。”他预言这个地区对棉花的痴迷终会导致“土地变得贫瘠，以至于完全不适合进一步耕种”。

　　大面积种植棉花还导致了严重的虫害。1893年，一种对棉花危害极大的害虫——棉铃象鼻虫由墨西哥跨越边境进入得克萨斯。1903年，它到达路易斯安那州的边境，其后散布到南部的很多地方。棉铃象鼻虫是鞘翅目甲虫的一种，其发育经过四个阶段，大约要25天成熟。这种昆虫的繁殖十分迅速，且对各种天气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一对棉铃象鼻虫在春天交配成功，到秋天可以生产25万只子虫，其中多达50％的子虫能活过冬天。

　　棉铃象鼻虫寄居在棉铃内部，在棉铃中产卵，幼虫以棉铃内壁为食，致使棉铃腐烂和死亡；之后，棉铃象鼻虫转移到新的棉株上。棉铃象鼻虫对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构成了巨大威胁。1899年以后，这种昆虫摧毁约一半棉花作物。棉铃象鼻虫的泛滥导致棉花产出大幅下降。1904年需要1.71英亩土地才能产出棉铃象鼻虫到来之前1英亩的棉花产量。棉铃象鼻虫不但环境适应能力极强，还不断扩大生存空间，其影响遍及整个深南部。到了20世纪初，在得克萨斯的斯莱姆斯通（Limestone）和罗伯逊（Robertson），有“将近一半的农场被遗弃，镇上三分之一的商店关闭”。在路易斯安那，希曼•A 纳普（Seaman A. Knapp）称：“我看到成千上万个农场空置；我看到一群可怜的人面临饥饿；我看到整个城镇空无一人；我看到成百上千的农民前去领取政府配给的口粮。”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持续蔓延的棉铃象鼻虫害与后期的大洪水，都是人与自然“共振作用的结果”。

　　棉铃象鼻虫的巨大危害促使人们寻求控制这种虫害的方法。此前，美国农业部曾在土地赠予学院建立农业试验站，试验站开展一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为农民提供服务。到19世纪末，试验站在南部各地纷纷建立。棉铃象鼻虫害出现后，各地的试验站传授有关控制害虫的知识，并教授农民提高棉产量和收入的技术。当时没有化学控制手段，科学家与农民合作，采用劳动密集型方法。早期控制棉铃象鼻虫的一个简单方法是挑出并销毁含有幼虫和成熟的棉铃象鼻虫的棉铃花蕾。其他方法还包括：在秋收后犁田，焚烧秸秆和垃圾，以防止棉铃象鼻虫过冬；放牛到田里吃叶子秸秆等；采用新的种植方法，如提前播种，以使棉花在棉铃象鼻虫大量繁殖之前结铃等。不过，这些控制手段局限性较大，在农业实践中也未能得到广泛应用。

　　农药发明后，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农药治理棉铃象鼻虫害，这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生态后果。1910年，一种名为乙酰亚砷酸铜（copper acetoarsenite）的农药投入使用。1918年投入使用的砷酸钙（calcium arsenate）的效果更好，随后这种杀虫剂在美国南部得以推广。二战后，滴滴涕（DDT）等相关化学杀虫剂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其应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对棉花种植者来说，氯代烃类杀虫剂（chlorinated hydrocarbon insecticides）似乎提供了一种技术解决方案，将永远终结棉铃象鼻虫。1949年，在一些地势较低的冲积谷地区，严重的虫害促使许多种植者采用了这种新型杀虫剂，通过机械喷雾器和飞机在这个地区进行大规模喷洒。正是在这个地区，棉铃象鼻虫出现了抗药性。1954年，路易斯安那州发现了对六氯化苯（benzene hexachloride）有抗药性的棉铃象鼻虫。新的杀虫剂开始看起来神奇有效，不但能杀死成熟的棉铃象鼻虫，还能杀死蓓蕾内的幼虫。南部不少地区还热衷于“盲喷”（blind spraying）杀虫剂，这种喷洒方式对人体造成了伤害。北卡罗莱纳州沿海平原一些农民在一个季节里中毒多达17次。新型杀虫剂具有“持久性、流动性和生物浓缩性”等特点，随着在食物链中移动，杀虫剂残余富集到其他生物体内，给那些在土地上劳作和消费农产品的人造成了健康危害。广谱杀虫剂不加区别地杀死所有昆虫，从而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另外，使用杀虫剂的成本和利润有利于大种植者而非小种植者，农业管理技术逐渐被抛弃。自相矛盾的是：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追逐棉花经济的利润和缓解政治压力，不断为农民提供新型杀虫剂；另一方面，又不懈努力抑制农药对土地和环境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和后果。

　　事实上，美国南部针对棉铃象鼻虫的斗争从未停止过。1958年，美国国家棉花委员会（National Cotton Council）宣布发动对棉铃鼻虫的战争，国会为此拨款110万美元。1993年，得克萨斯州联合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等其他南部各州开启了一个棉铃象鼻虫根除计划，他们在得克萨斯州收到了来自农业部的390万美元的项目资金。作为示范，50万英亩土地被喷洒有机磷杀虫剂（malathion）。棉铃象鼻虫及其他昆虫的确被杀死了，但清除棉铃象鼻虫却导致了粘虫的大规模爆发，摧毁了90％的棉花作物，致使农民背负上债务。晚近以来，除了杀虫剂外，人们还发明了其他象鼻虫害控制方法，如信息素诱捕法（pheromone traps）和雄性不育法等，不过非化学控制的无害环境方案尚未被广泛利用。将棉铃象鼻虫的数量抑制在收益超过成本的经济阈值下是可能的，然而棉铃象鼻虫依然存在，难以根除。在应对棉铃象鼻虫害问题上，美国南部的黑人与白人形成了一种协作关系。历史学家丹尼尔•皮特（Pete Daniel）曾指出，“棉铃象鼻虫不因农民的种族而区别对待”，它促使白人与黑人相互帮助来共同应对新的农业威胁。

　　棉铃象鼻虫对美国南部农业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作物的多样化和耕作方法的改进。例如，在阿拉巴马州，农民开始种植花生，到1917年，花生已成为该地区的主要作物，每年收获超过100万蒲式耳。为了庆祝丰收，他们建造了一座棉铃象鼻虫雕像，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为害虫塑造的纪念性雕像。20世纪70年代，佐治亚州的花生种植面积超过了棉花。除了花生以外，水稻、大豆等作物都扩大了种植面积，蔬菜、水果、坚果和其他各类作物取代了棉花王国的大片土地。对于那些目睹了乡村变化的南部人来说，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家畜。在1940年之后的35年时间里，得克萨斯州东部的10个南部州的养牛数量增加了4倍。蓄养家禽乃至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癖好，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南部高地到处都有用金属、水泥块或木头建造起来的细长建筑，里面容纳了数百只甚至数千只羽毛鲜艳的家禽。

　　19世纪末，因棉花价格的下跌、土地的破坏以及棉铃象鼻虫害等，美国南部的棉花经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整个20世纪，尽管棉花种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一直处于起伏变化中，但从未退出南部。20世纪70年代，南部仍然产出美国80％的棉花，但棉花生产在整个南部经济中已不占主导地位。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控制棉花种植面积以减少生产过剩，国际棉花竞争的加剧，以及人工合成纤维进入市场等因素，致使棉花与大豆及其他作物的地位进一步发生转换，曾经的棉花王国一去不复返。

三、亮烟经济的繁荣及其生态影响

　　在18世纪末美国南部兴起的农业改良运动中，为了恢复地力，小农的具体办法有轮作、复种玉米和小麦，种植一些富氮作物，如豆类、豇豆和三叶草等，使用肥料和采用等高线耕作等；像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大种植园主也通过轮作小麦、玉米和三叶草及休耕来恢复地力，种植一些氮恢复作物，施厩肥和绿肥及等高线耕种等。

　　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美国出现了不少倡导农业改革的人士，其中，潮汐地区（Tidewater）的种植园主埃德蒙•鲁芬颇具代表性。鲁芬认为，旧的耕作方式，加之过度种植棉花和烟草，只会导致普遍贫困和向西北部新土地移民的现象。鲁芬积极倡导农业改革，采取包括作物轮作、摆脱过度依赖烟草和棉花的单一种植模式、施肥及广泛种植覆盖作物和豆科作物，使用灰泥来降低土壤酸性等措施。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土地“最大的可持续产出和利润”。

　　内战前，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皮埃蒙特三个相邻县——哈利法克斯（Halifax）、皮特西瓦尼亚（Pittsylvania）和卡斯韦尔（Caswell）的土地所有者实施了一系列农业改革，他们推行等高线耕种或深耕，在坡地挖沟或修筑梯田，以减缓侵蚀改良土壤。当时流行的地力恢复办法之一是使用来自秘鲁海岸外钦查群岛沉积的鸟粪，这些鸟粪富含磷和氮。其实，早在1824年，美国农民就在他们的花园和田地里使用鸟粪，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鸟粪才受到重视。弗吉尼亚和切萨皮克旧烟草带的农民使用鸟粪修复废弃的烟田，但由于运输困难和费用高昂，鸟粪的使用范围比较有限。在上述三个县，使用石灰或灰泥相当普遍，因为石灰和灰泥能降低土壤酸度，而且比鸟粪便宜。也有一些农民使用粪肥和绿肥。他们将烟草秸秆留在田里，使杂草在表土中慢慢腐烂，以此增强土地的肥力。为了提高土地的产出，种植园主还种植更多经济作物和果树，饲养多种家畜等。

　　然而，“亮烟”（Bright Leaf）的出现和发展扰乱了这场农业改革的步伐。大约在1840年，北卡罗莱纳皮埃蒙特地区的烟草种植者开始烤制一种新型烟草——“亮烟”，并取得了成功。这种烟草很快传到弗吉尼亚与北卡罗莱纳边界沿线三个县——弗吉尼亚州的哈利法克斯和皮特西瓦尼亚以及北卡罗莱纳州的卡斯韦尔。19世纪50年代，这一带成为繁荣的亮烟种植区。此后至19世纪末，亮烟种植和生产扩展至美国南部的很多地区。19世纪80年代，南卡罗莱纳的皮迪地区成为亮烟种植和生产中心。一段时期内，亮烟在当地和地区市场上售价很高，这种作物还刺激了烟草制造和广告等行业的兴起，给南部经济带来了繁荣。

　　与之前的黑烟（dark tobacco）相比，亮烟的特点和优势是有纤维纹理，烤制后呈金黄色，色泽引人，而且所含焦油和尼古丁要比黑烟低，味道更温和，所以颇受消费者青睐，市场价格也更高，亮烟甚至成为一种奢侈品和地位的象征。早期的烟草非常粗糙，味道浓烈，因此烟草生产者一直在探索生产使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亮烟其实是在长期烟草种植和烤制实践的基础上出现的。亮烟制作涉及烤制技术、品种和土壤选择三个环节。亮烟生产的关键环节是烤制，由之前的木材生火烤制和晾晒改为炭火烘烤与金属烟道系统，通过提高炉温引发烟叶发生生化变化，使烟叶呈现金黄色，味道变温和。种子选择和栽培方法也是影响亮烟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内战后的亮烟种子目录中，“黄色奥罗诺科”（Yellow Oronoko）和黄色普莱尔（Yellow Pryor）是典型的亮烟品种，其进化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生产亮烟要求种植者频繁地犁地，以增强土壤的透气性。收割时间的选择也很重要，过早或过晚收割都难以烤制上好的亮烟，这就对收割烟草的烟农提出了要求，只有那些非常了解土地、植物和天气的经验丰富的烟农，才能确切地知道收割烟叶的最佳时机。

　　南部一些地区氮含量较低的沙质土壤非常适合种植亮烟。人们发现，新开垦的山地几乎总能产出优质烟草，不过贫瘠的老田也能生产优良的烟草。皮埃蒙特三县约有三分之一土地，主要位于众多小溪与河流间贫瘠的山脊，是非常适合种植优质烟草的土壤。对于许多苦苦挣扎的烟农来说，亮烟对贫瘠土地的依赖似乎是上天的眷顾。一夜之间，那些贫瘠的土地变成最有价值的农田。

　　推动亮烟种植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市场需求。消费者对色泽光艳味道温和的烟草的兴趣由来已久。制造商也意识到生产优质烟草产品的必要，他们纷纷制造以亮烟为原料的烟草新产品，并积极开展广告宣传。19世纪50年代皮埃蒙特的烟草制造发展迅速，哈利法克斯、皮特西瓦尼亚与卡斯韦尔三县因生产的亮烟产品而享誉全国。内战爆发时，在以上三县至少有53家不同规模的烟草厂。1860年，弗吉尼亚州有252家烟草制造厂。1840至1865年，这三个县销售了一百多万磅烟草。内战前的一段时期，种植亮烟的收入是黑烟的两到三倍。从1869年开始，丹维尔市场上亮烟的价格一直是黑烟的两倍。

　　内战前，吸烟在美国已十分兴盛。1859年，美国的制造商生产的烟草产品总量达到全国人均约两磅。内战非但没有影响亮烟种植扩大的趋势，反倒促进了烟草需求。为抢占市场，烟草加工者更加重视产品质量，增加了亮烟品种的种植。内战后，亮烟种植在南部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丹维尔（Danville）、弥尔顿（Milton）和哈利法克斯的烟草仓库堆满了金色烟叶；几乎每个城镇和村庄都有烟草工厂在嗡嗡作响；烟田遍布各地。到19世纪80年代末，哈利法克斯和皮特西瓦尼亚及卡斯韦尔三县种植的烟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作物几乎全是亮烟。此时，技术创新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一种新的烟草产品——由温和芳香的亮烟制成的廉价且高度上瘾的香烟。由此，美国人的吸烟量成倍增长。1880年，美国人的香烟消耗量达到5亿支。在北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区形成了香烟制造中心。达勒谟、温斯顿和里士满的工厂很快生产了数十亿支香烟。

　　不断增长的对烟草原材料的需求推动着烟草种植扩展到南卡罗莱纳州东部的皮迪地区。19世纪80年代，皮迪地区的主要作物——棉花、大米和军需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下降，该地经济严重萎缩并陷于贫困，因此急需一种高价值的经济作物进行替代，亮烟似乎是专为皮迪量身定制的。自此，皮迪的农民开始生产亮烟。在南卡罗莱纳州，烟草取代棉花再次成为当地的重要经济作物。到1895年，南卡罗莱纳的亮烟种植面积大幅增长，仓储数量增加了两倍还多。皮迪成为南卡罗莱纳州的亮烟生产中心。到19世纪末，皮迪的烟草产量约占该州的93％。该地区因此享有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

　　19世纪80年代，北卡罗莱纳州东部出现了一个亮烟种植“新地带”。亮烟种植从丹维尔周围的山地延伸到北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的邻近地区。90年代，这种作物出现在从弗吉尼亚南部到佛罗里达东北部的农场上。1890年，亮烟成为格林威尔和威尔逊周围土地上的主要经济作物。1900年，佐治亚和佛罗里达边境一线的南部形成了一个亮烟种植区。到19世纪末，经过60年的发展，亮烟成为美国南部的主导经济作物之一。

　　亮烟经济的繁荣给美国南部地区和种植园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短期利益。亮烟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盈利能力，它提高了贫瘠土地的经济价值和劳动回报。在卡斯韦尔县一些地区，土地价格因亮烟上涨了60倍，短短几年从每英亩50美分升至30多美元。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农民把烟草种植到沙脊和斜坡上，在肥沃的低地种上了玉米，这样就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亮烟高昂的价格吸引着许多种植者留在自家农场，而不是迁往别处。亮烟生产很容易适应当地现有的农业设施，农民继续使用相同的烟草仓库、运输网络和相同的劳动方法；而且，转向亮烟种植，并不涉及购买新的设备，也不需要购买昂贵的肥料和投入新的劳力和资本。

　　亮烟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间接解决了农业改革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农业改革旨在维系南部农业的盈利能力，而亮烟驱散了内战前改革派对利润下降的担忧。此外，亮烟种植有利于保护南部农业人口的生存能力，亮烟还避免了农业改良的成本。基于此，即便在有改革思想的南部农民和种植园主中，亮烟也非常受欢迎，当地的烟草种植者似乎也很喜欢“在旧瓶里装新酒”。

　　农业改革者对亮烟这种产品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作为皮埃蒙特等地少数几个持续盈利的作物之一，亮烟提供了可预见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以亮烟为代表的单一作物种植确实削弱了改革者对多样性的呼吁。鲁芬称亮烟为“耗尽（地力的）文化”（exhausting culture），他担心以亮烟为代表的作物是不可持续的，他呼吁东部农民摒弃烟草和棉花单一种植，支持多样化与可持续农业。约翰•哈特威尔•科克则宣称这种烟草产品是“弗吉尼亚农牧业的祸根”（Bane of Virginia Husbandry）。

　　事实上，发展亮烟经济与农业改革的主旨存在着根本矛盾。农业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亮烟的发展明显与此背道而驰。亮烟文化鼓励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烟草，放弃轮作和多样性，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烤制烟叶和清理而非改良土地上，这必定会削弱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美国南部的农业改革最终默认了亮烟这一新产品的推广。19世纪末，即便在亮烟造成的环境与经济问题日益明显的时候，对亮烟的批评之声依然十分微弱。

　　亮烟的发展虽然短期内解决了南部一些地区种植园主和农民关心的生存和盈利问题，并增强了他们对区域经济的信心；但从长期看，这种作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后果，导致大面积的土壤侵蚀和森林破坏，排除了经济的多样性，强化了依赖烟草作物的单一经济模式。同时，商用肥料的大量使用不但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还引发了新的环境问题。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亮烟便从南部的“救世主”变成了“毁灭者”，这种作物最终把林木茂盛的山丘变成了满目疮痍的沟壑。

　　较之黑烟，亮烟生产对森林和木材产生的需求和压力更大。开辟烟田生产亮烟需要清理林地和植被，建立用来防止牲畜践踏作物的栅栏，建造储存烟草的仓库和烤烟房，制作烤烟的木炭、装运烟草的木桶和马车、种植亮烟的锄头柄，作为苗床的灰烬等，这些流程都需要木材。亮烟烤制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炉温，这必然消耗更多燃料。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亮烟对木材的需求也成倍增长。据称，仅建造一个典型的烟草仓库就需要一百五十多根原木，每根原木长16到20英尺，直径6英寸。据1880年的普查估计，哈利法克斯、皮特西瓦尼亚与卡斯韦尔三县的农民年消费和销售木材二十五万余根。弗吉尼亚州农业委员会在1889年发布的一份出版物表明，森林砍伐在皮埃蒙特南部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亮烟生产导致的另一问题是土壤侵蚀。内战后，烟草种植和烤制技术指南颇为流行，这类指南提倡的许多方法都不利于水土保持。北卡罗莱纳格兰维尔县（Granville County）一位农民写道：“各地农场都在走下坡路”，因为田地都“被虫瘿和沟壑淹没了”。另一位农民忧虑：“开垦一块新土地，直至它不再产出，然后将其遗弃在雨水和烈日下，直至被冲蚀到无法挽回的地步。”1879年拉格兰（Ragland）在报告中写道：“烟草地的年退化率高达15％，尤其是那些起伏的高地和斜坡上的轻质土壤。”地理学家斯坦利•特林布尔（Stanley Trimble）指出，19世纪80年代皮埃蒙特地区的土壤侵蚀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主要是烟草种植扩大的结果。虽然一些烟草种植者也希望控制土壤侵蚀，但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多产的耕种方法。直到19世纪末，生产优质亮烟的必要性与土壤保持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未能解决。

　　面对地力耗竭和土壤侵蚀等问题，为了持续提高烟草的产量和质量，使用商业肥料在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普遍。长期以来，南部的烟农一直在寻求促进烟草生产的改良办法。早期常用的办法是使用肥料，特别是谷仓厩肥（barnyard manure）和秘鲁纯鸟粪（pure Peruvian guano），这两种肥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后来，专门针对亮烟的商用肥料问世，并大量投入使用。180年的一份农业调查报告称：“弗吉尼亚州南部的所有烟草区普遍使用商业肥料。”亮烟生产中心——哈利法克斯、皮特西瓦尼亚和卡斯韦尔三县的商业肥料使用量最高，这三个县的土地所有者和佃户每年在肥料上的花费近25万美元。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大，针对亮烟的商业肥料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在肥料的滋润下，亮烟生长得更快，烟叶也更大更重。

　　商业肥料的使用暂时缓解了地力枯竭导致的产量减少，掩盖了贫瘠土地的缺陷和烟草种植的不可持续性，从而鼓励了现有的烟草文化。此外，一些肥料还存在健康隐患。比如，19世纪末长期使用的过磷酸盐（superphosphates）会在土壤中积累镭和铅，这些元素被烟草吸收，最终通过香烟燃烧被吸入人的肺部，对人体造成危害。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和烟草业界对此才有所了解。

　　亮烟种植引发的环境问题在19世纪末达到了顶峰。1900年，哈利法克斯、皮特西瓦尼亚与卡斯韦尔三县的农民经历了严重的土壤侵蚀、沉重的化肥债务和大幅度下跌的烟草价格。至少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烟草专家和烟草制造商及不少农民就开始宣称亮烟是南部的未来；然而到了19世纪末，人们发现亮烟从根本上是不可持续的。此时，这种黄色的烟草带给当地农民的是更少的希望。在历史学家德鲁•斯旺森（Drew A. Swanson）看来：亮烟是一个失败的故事，这种失败部分来自土地的缺陷，部分来自人类的欲望与皮埃蒙特景观的不相容性。这种作物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良好，价格高昂，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的农业观念契合。然而，这种黄色烟草最终导致了该地区的贫困和衰落，到了19世纪之末，它耗尽了南部的土地。德鲁•斯旺森试图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南部“如此贫瘠的土地是如何使一些人变得富有，又迅速导致其贫穷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南部的烟草种植依然存续，不过这种作物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20世纪早期，由于一些地区坚持亮烟种植，美国南部的土壤侵蚀和森林砍伐与植被破坏等问题继续恶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烟草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战争使烟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随着价格上涨，烟草种植也在增长。20年代末在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烟草价格再次跌入低谷。这一时期南部的土壤侵蚀和森林破坏持续恶化。20世纪30年代哈利法克斯、皮特西瓦尼亚和卡斯韦尔三个县因侵蚀损失的表土达7到9英寸深。当时开展的一系列土壤侵蚀调查反映了该地区表土破坏的严重性。新政期间，南部被认定为环境和农业的问题地区，成为联邦土地治理的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打断了问题地区的治理进程，而且再一次促进了烟草市场的繁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主导下的生产配额和价格支持政策确保了南部农业的相对稳定收益，但未能支撑南部延续战争时期那样的繁荣。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新的健康理念，包括对吸烟与疾病关系的认识及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政府政策的变动和国外烟草产品竞争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南部的烟草种植再度走向衰退。

四、美国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兴衰演变的原因

　　17至19世纪美国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的兴衰演变史遵循着市场规律，即某一特定地区的生产者往往倾向于专门从事环境和资源能够支持并能获取最大回报的经济活动，因此，市场在其中是主导力量。技术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技术创新不但能够解决市场制约，技术还可以创造新的市场。自18世纪末以后，技术创新对市场的影响愈加突出，轧棉机与卷烟技术的创新就非常典型。

　　17至19世纪，在美国南部曾种植过的作物有水稻、小麦、豆类、靛蓝等，但它们似乎均未取得过烟草和棉花那样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南部的环境条件决定的。美国南部的气候和土壤更适合种植烟草和棉花。烟草种植之所以最早出现在切萨皮克地区，就是因为那里的自然环境更加适宜。19世纪中后期烟草向南部的高地丘陵扩展，还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土地适合亮烟生长。在美国南部，人类活动深受较长生长期，肥沃的土壤及丰富的降水等环境影响。乌尔里希•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指出，天气“是使南部与其他地区不同的主要力量”。他相信，若不是因为气候，种植园农业和奴隶制永远不会发展起来。德鲁•斯旺森认为，研究特定地区的农业史有赖于对土地的了解。烟草和棉花对土壤、温湿度等均有不同的适应性，成功的栽培者必须了解这两种作物对土壤等环境的要求。斯旺森还注意到：虽然亮烟对贫瘠土地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亮烟种植在南部并非总能成功。此外，亮烟未能传播到其他地区，表明土壤和环境对亮烟的成功栽培至关重要。烟草的特性与其生长的土壤密切相关，成功与失败往往取决于农民对脚下土地的了解程度。

　　在美国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兴衰演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市场还是技术，不管是作物还是土地和气候，都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卡洛琳•麦茜特指出，从环境史视角研究美国南部的烟草及棉花种植，要考虑土壤、奴隶制、种植园和分成制的关系。烟草和棉花种植是一种人类控制的生物过程，参与这一过程的既有市场和技术等文化因素，也有作物、土地和气候、昆虫等自然因素，还有双重属性的人类——种植园主、农民、奴隶和佃农等。正是这些自然和文化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推动着美国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的兴衰演变。

　　纵观17至19世纪美国南部的烟草和棉花种植史，我们发现文化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不断往复和反馈，且不断发生变化。烟草和棉花种植一方面促进了南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地力耗竭和土壤侵蚀等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些环境问题反过来又削弱了南部持续发展的基础，最终又导致南部陷入贫困，这样的循环在美国南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反复出现。南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并非线性的单因单果。无论环境变化还是技术创新，其后果常常出人意料，利害参半。棉铃象鼻虫一方面给棉花生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长期止步不前的农业多样化。对于许多农作物而言，化学杀虫剂似乎是福音，但很快被证明是一种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和环境的威胁。环境史学家马特•斯图尔特（Mart Stewart）曾这样写道：“种植园构建了农业生态系统，这一系统为农业目的重组生物过程……那些创造这些系统的人必须悉心管理它们，以维系持续生产所必须的能量投入和输出平衡。”在南部，人类一直试图控制烟草与棉花这两种作物的生物过程，但常常事与愿违。

　　从生态意义上，美国南部的烟草和棉花种植无疑是一部“衰败”的历史。时至今日，美国南部大地上依然存留着烟草和棉花种植的累累“疤痕”。斯旺森承认：对人和土地区域关系的传统解释始终带有高度批判性；史家一直以“衰败”一词来描述南部农业。据此，主要作物的种植体系剥削了人类和土地，随着种植者像蝗虫那样向南部和西部进军，它耗尽了地力，留下了奴隶制和侵蚀的残迹。

　　导致这种“衰败”的原因很复杂。首先，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文化无疑是深层根源。这就像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不同于西部，欧洲殖民者对南部的征服和开发在时间上要比西部早的多，无论是烟草和棉花还是水稻和靛蓝种植，都是在跨大西洋市场的驱动下为了逐利而发展起来的。在南部，对土地的榨取从17世纪初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其次，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考虑，加之对土地资源无穷无尽的认识，认为投资于土地养护和改良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此外，欧洲技术的采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单一种植与行栽也是导致美国南部经济“衰败”的重要因素。环境史学家阿尔伯特•考德瑞认为，南部的土壤退化应归因于单一农作物，“一行一行的作物使土壤裸露在外……被相同植物覆盖了太多田地的任何系统都与生态原则相抵触，生态原则表明，最简单的系统是最不稳定的。”因为简单的系统缺乏复杂系统的多样性和多重制衡。行栽作物使土壤裸露，垄沟为雨水开辟了水道。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更容易产生土壤毒素，各种寄生虫会爆炸式繁殖，导致虫害泛滥。单一种植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生态上，也体现在它使南部经济更容易受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学界对单一种植的生态影响也存在不同认识。戴维•斯科南特（David Silkenat）指出，南部的单一耕作耗尽土壤的观点有很深根源。几十年前，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揭示了南部种植园主采用的农业实践是如何汲取土壤中的养分并促进了侵蚀。最近的研究在两个重要方面做了修正：首先，南部的土壤最初可能没有那么肥沃。虽然南部有较长的生长期和丰富的降雨，但土壤本身磷含量较低，酸性过强，无法持续种植。因此，南部种植园农业并非因为技术原因耗尽了土地，而是始于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其次，南部各地的土壤肥力和恢复力存在差异，相同的耕作技术在不同地区可能会产生根本不同的影响。即便单一栽培在南部很多地区导致了土壤侵蚀和地力耗竭，但一些地方被证明比其他地方更富弹性。具有生态意识的种植者通过采用传统和创新农业技术，包括轮作和使用肥料等来保持地力。这段话指出了南部土地的多样性和问题的复杂性。不过，南部很多地区历史上却曾严重依赖烟草和棉花等大宗经济作物的种植，单一种植无疑是造成南部土壤退化的主要成因之一。

　　奴隶制被认为是导致美国南部“衰败”的制度性因素。很多研究认为，以利润为动机的奴隶制，从土壤中榨取肥力，从奴隶身上榨取劳力，最终，它摧毁了南部的土地和黑人奴隶的身体。奴隶制依靠暴力驱使奴隶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中获取收益，在这种制度下，土地也成为奴隶主鞭笞的对象。农史学家认识到奴隶劳动的利润促使种植园主滥用土地，追求短期经济收益而非长期可持续产出。历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认为：“奴隶制和种植园体系导致了耗尽土壤的农业方法。”奴隶成群结队地累死累活，以牺牲土地为代价给奴隶主谋利。随着土壤肥力的下降，利润也在下降，很少留下劳动或资金用于农业改良。戴维•斯科南特强调：南部的种植园主寻求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被其奴役的劳力，他们将土地视为一次性的，一旦榨干了土地，砍光了森林，他们就会迁移到更肥沃的地方，不断扩大的被奴役的边疆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南部环境。在它的前沿，奴隶制摧毁了脆弱的生态系统；在它的身后，留下了被侵蚀的山坡，被堵塞的河流，以及本土物种的灭绝。尽管在不同地区其影响程度和机制各不相同，但奴隶制的（环境）代价是一样的。

　　同样，学界对于美国南部“衰败”的奴隶制解释也持不同意见。卡维尔•厄尔认为，尽管种植园主没有利用昂贵的土壤问题解决办法，但也采用了棉花和玉米轮作，给土壤施肥，放牛到田间固氮等改良措施。因此，地力枯竭并非像传说的那样普遍。更重要的是，土壤耗尽并未在后内战时代随着奴隶制的结束而停止。不过，客观而言，奴隶制无疑是导致美国南部“衰败”的重要因素，当然不是唯一因素。

结语

　　应将近代美国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的历史置于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因为无论是单一种植还是奴隶制，都服务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市场和利润提供了美国南部土地开发的根本动力。通过对美国南部烟草和棉花种植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人们的优先选项中，短期经济利益往往被置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之上。其结果是，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逐导致的环境退化，不但成为经济衰退的助力，而且消弱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研究美国南部烟草与棉花种植得出的历史教训。因此，经济开发不能忽视土地的承载能力和环境保护。此外，美国南部的作物种植史是由市场、技术、种植园制度、农作物、土地、昆虫等众多因素共同构成的；正是文化与自然的合力，推动着烟草与棉花种植的兴衰演变。围绕美国南部的烟草和棉花种植，人与自然演绎了复杂的关系，这是美国南部环境史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美国南部是一个开发较早的农业区域，南部地区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植根于农业体系。按照历史学家马特•斯图尔特的说法，在南部，人与自然的关系通常是围绕农业发生的。不同于西部环境史，对美国南部的研究应让位于农业“景观”。南部的历史实际是一部农业生态史。美国南部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主题还是研究范式都与西部有所不同。相对于西部环境史研究，学术界迄今对美国南部环境史的探讨还比较薄弱，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南部农业活动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研究。

　　（注释略）

（作者：滕海键，辽宁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