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仁贵、于睿珠：欧美学界关于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的争论

内容摘要：纳粹大屠杀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空前规模的种族灭绝事件。20世纪60年代后，欧美学界对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学者主要聚焦于纳粹领导层，以“蓄谋派”与“功能派”为代表的学者围绕谁是屠杀行为的发起者展开了激烈争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持“特殊道路”立场的学者转向更宽广的时空来探究纳粹大屠杀的起源，随后引起左翼和右翼学者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从之前的政治精英转向社会底层。德国普通民众在纳粹大屠杀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引发了欧美学界的“戈德哈根之争”。精神分析、医疗史和情感史等路径的出现体现了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的多元化视角。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关于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的争论，不仅深化了纳粹大屠杀研究的议题，而且推动了纳粹大屠杀记忆和反思的进程，成为知识与社会互动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欧美学界　希特勒　纳粹大屠杀　纳粹大屠杀起源　历史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实施了有组织、分阶段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行为，被称为“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导致600万犹太人和500万其他少数群体(波兰人、罗姆人、苏联战俘等)丧生。人们在解释纳粹大屠杀历史时，通常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有没有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如果有，它形成于何时？究竟谁应该为大屠杀的罪行负责，谁是制造大屠杀的“元凶”？这些问题的实质是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即灭绝行为的根源及其形成机制。

　　对纳粹大屠杀为何发生的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已开始，它最初出现在盟国审判纳粹战犯的判决中。在1945-1946年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中，以美国检察官为代表的检方根据犯罪学的责任推定原则，来追溯纳粹分子制造大屠杀的根源，检方力图证明事先存在大规模谋杀的预谋“意图”，强调纳粹制订了一个周密详尽的“灭绝计划”：“(检方)把屠杀罪行视为纳粹精心策划的阴谋，与战争本身一起发动。”通过这种方式，检方希望将某些德国组织和机构指定为犯罪阴谋的一部分，从而大大简化未来起诉的工作。在判决中，检方认为大屠杀的构想远远早于1933年纳粹在德国的上台，提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是纳粹领导层长期规划中的重要部分，该方案最早可以追溯至1919年的纳粹党年会，这份判词还认定大屠杀计划的提出和实施都是由希特勒推动的。

　　在盟国对纳粹分子进行审判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从反思纳粹主义及其罪行出发，初步触及了纳粹大屠杀的起源问题。联邦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格哈德•里特尔等提出“历史割裂论”，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国家发展中的一种反常现象，主张把纳粹时期与德国历史相割裂，把纳粹领导层与多数德国人相切割。关于谁是纳粹罪行的制造者，“历史割裂论”强调纳粹主义只代表了一小撮犯罪集团的罪行，大多数德国人不仅与之无关，而且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这种“辩护式”保守叙事成为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此外，出于冷战的需要，西方阵营有意淡化苏联在打败纳粹中的作用，把联邦德国打造为对抗苏联阵营的盟友，鼓励联邦德国压制和回避对过去的记忆。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战后初期欧美学术界对纳粹大屠杀问题保持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尽管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但它并没有进入史学界与公共知识界的主流话题，当时甚至缺乏统一的术语来指代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学术界开始系统关注和研究纳粹大屠杀，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由此频繁进入学者们的视线，随即成为国际纳粹大屠杀研究的焦点问题。围绕纳粹大屠杀的起源问题，欧美学界展开了几场颇具影响的大争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蓄谋派’与‘功能派’之争”，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殊道路”范式引发的左右翼学者的争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戈德哈根之争”，许多学者卷入其中，这些争论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界，甚至成为“公共话题”。经过一次次争论，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得以不断拓展。尼古劳斯•瓦克斯曼写道：“纳粹大屠杀的起源是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学者曾相信希特勒在某个时刻做出的决定导致了纳粹大屠杀的发生，但这种说法早就被推翻了。相反，人们普遍认为纳粹大屠杀是一个持续杀戮过程的高潮，它由越来越多的来自上层和下层的激进倡议所推动。”本文拟系统梳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关于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的争论，并对各个阶段争论的特点及内涵进行分析，进而剖析欧美学界对于纳粹大屠杀的思想认知与历史反思。

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蓄谋派”和“功能派”之争

　　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的艾希曼审判和1963年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引起了联邦德国和其他欧美国家对纳粹大屠杀问题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遍布西方世界的学生抗议运动促进了对既定权威的批判性思考，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联邦德国青年挑战了经历过第三帝国的父辈一代对纳粹时期记忆的压制和回避态度。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联邦德国的许多学者开始正视纳粹大屠杀这一悲剧，逐步打破战后初期的沉默，对纳粹德国开展系统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欧美学界对纳粹大屠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者们围绕纳粹大屠杀的起源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导致学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两个相对立的学术阵营，出现了所谓的“‘蓄谋派’和‘功能派’之争”。

　　“蓄谋派”和“功能派”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其一，希特勒是否有发动大屠杀的总体计划？“蓄谋派”主张存在这样一个计划，而“功能派”认为没有。“蓄谋派”相信希特勒很早就“蓄意”消灭犹太人，为此他制订了精心的计划并以预谋的方式一步步执行，“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个单一的、不间断的、致命的连续体”，强调通向纳粹大屠杀的道路是一条“笔直道路”；“功能派”认为通向纳粹大屠杀的道路是一条“曲折道路”，主张纳粹大屠杀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总体计划，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战争和各种因素推动下到较晚的时期才形成。其二，大屠杀的倡议是来自希特勒的命令，还是来自纳粹官僚机构？尽管双方对大屠杀的事实都没有提出异议，但“蓄谋派”认为这一倡议来自希特勒的意图，而“功能派”认为它来自官僚机构。其三，希特勒对第三帝国的控制程度有多大？“蓄谋派”认为希特勒是第三帝国的绝对主宰，他的意志和计划决定了所有政策，包括对犹太人的屠杀；与之相反，“功能派”主张希特勒是一个“软弱的独裁者”，屠杀方案是逐步形成的，这主要是官僚阶层的激烈反犹行动不断升级造成的，希特勒在其中的作用是间接性的，且他没有给出任何明确记录下来的书面指示。

　　“蓄谋派”与纽伦堡审判对纳粹罪责的认定基本一致，是该审判在学术领域的体现。“蓄谋派”强调纳粹反犹政策从头到尾的一致性、有序性和持久性，认为希特勒拥有一个连贯的“蓝图”，他定期在演讲或言谈中透露其中的部分内容，尽管他的表述可能显得有些随意甚至混乱，但消灭犹太人始终是希特勒不懈追求的明确目标。在研究路径上，“蓄谋派”聚焦于希特勒个人的观念，主张对希特勒的著作和演讲进行分析，把希特勒描绘成“第三帝国的主人”，强调纳粹大屠杀发生的根源是由于希特勒坚定的反犹主义，认为“没有希特勒，就没有纳粹大屠杀”(no Hitler， no Holocaust)。“蓄谋派”的重要学者有德国历史学者埃伯哈德•雅克尔(Eberhard Jäckel)、卡尔•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Klaus Hildebrand)和美国历史学者露西•达维多维奇(Lucy Dawidowicz)、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等。尽管“蓄谋派”对于“最终解决方案”的形成时间持有不同看法，有关纳粹大屠杀起源的研究角度也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认为希特勒的意图对大屠杀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

　　“蓄谋派”学者雅克尔1969年在《希特勒的世界观：权力的蓝图》一书中提出，希特勒设想把犹太人从德国社会移除的目标可以追溯至1919年，此后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按自己的“种族和空间”哲学行事。雅克尔强调，《我的奋斗》不仅是希特勒对于权力的“蓝图”，也是其关于种族灭绝的“蓝图”，也就是说希特勒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形成一个关于大屠杀的总体计划，此后他始终如一地严格遵循这个计划并付诸实施。与雅克尔一样，达维多维奇也频繁运用希特勒的著作、演讲稿和信件，注重从希特勒的精神世界和早期个人经历展开分析。达维多维奇在1975年出版的《针对犹太人的战争(1933-1945)》一书中认为，“最终解决方案”的想法“起源于希特勒的脑海”，具体可以追溯至1918年他遭受毒气攻击在帕塞瓦尔克军事医院接受治疗的经历，希特勒思想中的“宏大计划”以摧毁犹太人为中心，“当他上台时这个计划成为他的政策蓝图”。她总结道，希特勒这个计划的实施受制于机会主义和权宜之计，“穿过时间的迷宫，希特勒1918年11月的决定导致了‘巴巴罗萨行动’。这从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偏差或决心的动摇。最后，只有时机的问题才是要紧的”。和其他“蓄谋派”学者一样，达维多维奇认为希特勒对第三帝国享有绝对的掌控权，党卫军和其他纳粹机构都是执行其意志的忠实工具，党卫军是“希特勒意志的传达者以及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主要执行工具”。

　　与“蓄谋派”学者认为希特勒拥有绝对权威、统治井然有序的观点截然相反，“功能派”强调在希特勒之下的统治阶层没有清晰的权力分工、各级部门的职能之间重叠交错，其结果是效率低下，官僚机构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带来的秩序混乱，“混乱的决策过程导致反犹措施的即兴发挥和激进化”。“最终解决方案”正是这些竞争导致的激进措施不断升级的结果，这种观点被称为“累积激进化”(Kumulativen Radikalisierung)。“功能派”主张，希特勒许多激烈的反犹言论不过他是煽动乌合之众的一种修辞手段，不仅不存在预先制订的灭绝犹太人的总体计划，而且实际上他从未做出“最终解决的决定”；认为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起来的一个权宜之计，它是由下层官僚不断造成的“杀戮事实”、停滞不前的“东方战线”，以及希特勒前期的反犹主义宣传共同推动形成的。“功能派”学者的主要代表有德国历史学者马丁•布罗扎特(Martin Broszat)、汉斯•蒙森(Hans Mommsen)、乌维•迪特里希•亚当(Uwe Dietrich Adam)和美国学者卡尔•施勒恩斯(Karl Schleunes)等。

　　“功能派”学者将视角聚焦于第三帝国的官僚结构和权力运行，强调内部竞争是纳粹政权的推动力，而非希特勒本人。布罗扎特认为纳粹政府是由纳粹党、国防军、党卫军、官僚机构等组成的“多头政体”(Polykratie)，这一政体下的各方势力彼此争斗不休，导致权力涣散。“由于冲突力量的多重性，元首的意志(即使希特勒有不同想法)最终只能以不协调和突然的方式影响这个或那个方向的事件，而且它肯定无法监督并遏制由此产生的新组织、权力和野心。”布罗扎特提出，纳粹大屠杀是由1941年年底和1942年年初一系列单独的杀戮行动逐渐升级而来，这主要基于两个现实条件：一是希特勒的反犹意识形态宣传；二是东线战场的军事失利。根据这两个现实条件，布罗扎特主张希特勒不是纳粹大屠杀的决策者，而是推动者。

　　另一位“功能派”学者汉斯•蒙森在布罗扎特观点的基础上走得更远，提出希特勒是一位“软弱的独裁者”(weak dictator)，声称希特勒“不愿意做出决定，他通常不确定，只关心维护自己的威望和个人权威，受到随从最强烈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软弱的独裁者”。不仅如此，蒙森认为纳粹统治内部是混乱不堪和充满斗争的，纳粹大屠杀政策更像是纳粹中的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过程中临时产生的方案：“他(即希特勒)的主动行动很少直接来自于他，他不关心如何实现理想的‘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的详细行动……因此，直到海德里希夺取了制定犹太人政策的权力，纳粹政权才制定出一个连贯的战略。”对于希特勒的作用，蒙森主张他在大屠杀中是被动的：“与其说希特勒决定了大屠杀，不如说他为大屠杀提供了整体政治和心理框架。”

　　“蓄谋派”和“功能派”围绕希特勒是否有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最终解决方案”的形成时间和纳粹权力体制的性质等方面展开了激烈交锋。“蓄谋派”强调希特勒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被称作“以希特勒为中心”(Hitlerocentric)，通过希特勒的个人意图来解释第三帝国政策制定和大屠杀的发生，认为大屠杀在逻辑上来自希特勒的长期计划。而“功能派”质疑大屠杀是有预谋的，认为大屠杀是即兴发挥的激进措施，而非深思熟虑的策划。“功能派”关注第三帝国的官僚结构和权力运作，把纳粹大屠杀理解为一种无计划的“累积激进化”，是由多头政体的混乱决策过程、反犹意识形态动机，以及战争状态引发的突然情况所产生的。实际上，仅凭“蓄谋派”或“功能派”的单一视角，无法解释纳粹大屠杀为何发生这一复杂命题。例如，如果希特勒一直蓄谋屠杀犹太人，为何会在1933年至1938年对犹太人采取逐步社会排斥的做法？1939年后又为何提出将犹太人驱逐到波兰东部尼斯科或马达加斯加的“领土解决方案”(territorial solution)？然而，与“功能派”主张希特勒是一位“软弱的独裁者”不符的是，“尼斯科计划”和“马达加斯加计划”的确经过了纳粹高层的讨论并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

　　总体而言，“蓄谋派”与“功能派”的激烈争论拓宽了纳粹大屠杀起源的研究视角，对纳粹精英在大屠杀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尽管两个派别存在许多观点上的分歧，例如“蓄谋派”聚焦于希特勒的个人观念，“功能派”探讨纳粹权力结构；“蓄谋派”把希特勒作为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功能派”将大屠杀归咎于纳粹官僚体系。但它们仍存在共同点，即都认为绝大部分德国民众是纳粹主义的被动受害者或者无辜的旁观者，他们对第三帝国的罪行不负有任何责任。把罪责全部归咎于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将“纳粹罪犯”和“普通德国人”区分开，有利于为“普通德国人”辩护，同时回避了纳粹大屠杀起源的德国特殊背景这一更大的问题。

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特殊道路”范式及其争论

　　20世纪70年代，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一种新的批判精神主导了对第三帝国的历史分析，支撑冷战的极权主义模式让位于各种左派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德国社会结构的缺陷中寻求纳粹主义和纳粹大屠杀发生的原因。这一时期，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反对那些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纳粹精英的解释，他们也否认老一辈学者的主张，即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上偶然的异常或无关紧要的事件。这些学者主张跳出纳粹时代来理解纳粹历史，在近代德国历史乃至整个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下思考纳粹大屠杀何以可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知识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纳粹在德国出现并上台，而其他欧美国家没有出现？其实质是德国及其历史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可以解释纳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国内外的暴行。自20世纪70年代，比勒菲尔德社会史学派(Bielefeld school of social history)的学者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等提出一种理解近代德国历史的新解释，认为与现代精神相悖的纳粹主义是近代德国畸形发展道路的产物，把纳粹主义和纳粹大屠杀的发生视为一种德国的特殊现象。这种研究范式被称为“特殊道路”(Sonderweg)。德国理想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曾经引以为傲的“特殊道路”，现在被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批判历史学派视为德国灾难的根源，把它作为解释纳粹崛起和纳粹大屠杀起源的关键。

　　韦勒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是从“特殊道路”解释纳粹大屠杀起源的代表作，他强调，几个世纪以来，德国走的是一条不正常的“特殊道路”，拒绝民主和现代性；与英国和法国不同，德国只经历了“部分现代化”，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普鲁士的发展道路所决定的。自19世纪中叶“普鲁士方案”在德意志成为主导开始，纳粹极权主义的建立就是必然的，因为德国保留了军国主义思想以及封建残余，而这为纳粹建立极权国家提供了基础。可以说，纳粹主义的出现是德国近代以来特殊发展道路的必然顶点。

　　持“特殊道路”立场的学者从德国的特殊性出发，思考纳粹主义兴起和纳粹大屠杀起源的德国背景，认为德国未能走上英法模式的政治民主和现代化道路是其国家发展的决定性缺陷，他们倾向于将纳粹主义视为拒绝现代性的逻辑顶点，认为德国畸形的“特殊道路”及其历史、文化和社会土壤是导致纳粹大屠杀发生的根源。“特殊道路”范式强调近代德国从一开始就沿着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特殊道路发展，这条道路处处以追求军事强权与扩展生存空间为目标，在此情况下，德国一步步滑向军国主义和武力扩张的深渊。正是这条畸形的特殊道路，铸就了奥斯维辛的死亡机器，可以说，所谓的德国“特殊道路”就是“纳粹大屠杀的前史”(the Pre-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应该看到的是，“特殊道路”范式过于强调德国内部的历史状况而忽略了当时国际形势和二战战局对于纳粹制定大屠杀决策的作用。其又过于强调德意志民族性格的作用，把纳粹大屠杀罪行归咎于德意志民族及其历史文化。基于此，“特殊道路”范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挑战，其批评者来自左翼和右翼。左翼思想家强调纳粹主义不是一场反现代运动，它所制造的大屠杀运用了各种现代技术手段，认为纳粹大屠杀的发生是病态的现代性走向极端的一个典型事例，这种解释路径被称为“现代性的病理”(Pathology of Modernity)。在右翼方面，保守的修正主义史学希望通过否认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发展中的“越轨”行为，来重新解释纳粹时期与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积极性，从而提升因长期背负纳粹时期的记忆负担而受到严重损害的民族自豪感。

　　与持“特殊道路”立场的学者把纳粹主义解释为“前现代”或“反现代”的产物不同，20世纪8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左翼学者尝试从反思西方现代性弊病的角度思索纳粹大屠杀为何发生。他们转而为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的现代特征辩护，认为德国滑向纳粹主义并不是由于前现代的封建残余，而是由于现代化的加速引入。其主要代表是德国历史学者德特勒夫•佩克尔特(Detlev J. K. Peukert)、美国历史学者凯文•勒普(Kevin Repp)、犹太裔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佩克尔特反对用德国“特殊道路”来解释纳粹主义的出现，认为纳粹主义与其说是反现代的，不如说是“现代性的病态和错位”的体现，是“经典现代性危机”的结果。佩克尔特指出，“最终解决方案”具有来自“科学精神的起源”，现代社会的“科学化”和社会问题的“医学化”使纳粹大屠杀成为可能。佩克尔特认为，“最终解决方案是‘根除’或‘淘汰’那些无价值者的系统性、高技术程序”，纳粹大屠杀“并非不合时宜的野蛮主义的致命爆发，而是现代文明面临危机的其他可能后果之一”。在第三帝国时期，为了“净化”种族，纳粹不仅消灭犹太人，还对精神病患者、身体残障者、“越轨”青年、妓女、流浪者、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等进行消毒或屠杀。在达成“净化”种族的目标下，“最终解决方案”根植于西方理性和科学精神，犹太人是其最大的受害者但绝非唯一受害者。

　　用现代性解释纳粹大屠杀起源的最著名代表是齐格蒙特•鲍曼，他的观点主要体现在1989年出版并轰动一时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鲍曼批评了“特殊道路”解释，认为强调罪行的“德国性”(Germanness)存在着为其他所有人脱罪的危险。“他们(即德国人)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其他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鲍曼强调纳粹大屠杀与以往所有的大规模杀戮不同，它建立在现代技术和道德规则之上，因此纳粹大屠杀并非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而是现代文明不可分割的另一面，正是现代文明及其技术手段使纳粹大屠杀成为可能。“现代文明不是纳粹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它的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纳粹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让纳粹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在“功能派”基于纳粹官僚体系探究大屠杀的发生机制基础上，鲍曼上升到整个西方现代性的高度，提出了纳粹大屠杀是现代性内在逻辑下的合理产物的主张，“纳粹大屠杀是在我们现代理性社会中诞生和实施的，处在我们文明的高级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巅峰时期，因此，它是这个社会、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或许纳粹大屠杀并非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但从纳粹政权开始有意识把犹太人划分为“无价值者”时，现代官僚系统就已具备将这个种族政策转化为种族灭绝的内在动力。在此解释路径下，纳粹大屠杀的起源被从德国的独特历史脉络中剥离出来，被视为整个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走向极端的产物。

　　与左翼学者从反思西方现代性角度批评“特殊道路”范式不同，右翼学者的批评基于修正主义史学，把纳粹大屠杀视为20世纪众多的种族灭绝之一，也认为纳粹大屠杀的发生不是一种德国的特殊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的思想界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复兴，保守派历史学者反对以过度自我鞭笞为特征的批判史学，提出德国人和德国是否要“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的疑问。历史学者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强调德国历史上积极的连续性，并拒绝把1933年作为此前德国历史的拐点。联邦德国总理顾问、历史学者迈克尔•斯特默(Michael Stürmer)认为有关纳粹时期的记忆负担阻碍了德国国民形成积极的身份，他得出结论，恢复国家自信的唯一途径是提供关于过去的正面形象。修正主义史学家的代表是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他反对“特殊道路”范式对近代德国历史的消极评价，提出从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释纳粹主义，认为纳粹罪行和纳粹大屠杀只是对苏联威胁进行防御反应的结果。为了寻求积极的国家身份，修正主义史学呼吁将纳粹时期

　　“正常化”，认为纳粹大屠杀并不特殊，只是20世纪众多的种族灭绝之一，应像研究任何其他历史事件一样研究它。这种史学认识暗含着不必再背负纳粹时期的沉重历史负担的意味。

　　学术界这种对于纳粹时期“正常化”的诉求，与当时联邦德国的社会和政治氛围有着内在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过半数的联邦德国人在1945年后出生，这些在战后议会民主制之下成长起来的联邦德国公民与纳粹德国及其罪行没有直接联系，德国民众面临着如何摆脱集体罪责的束缚从而迈向未来这一历史性问题。1982年，来自相对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以科尔为首的新政府开始推行“精神与道德转折”(Geistig-Moralische Wende)为纲领的历史政策，主张从纳粹历史挥之不去的消极影响中解放出来。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1985年5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比特堡举行了仪式，表彰埋葬在比特堡的德国战死将士，其中包括埋葬在那里的党卫军，这被广泛视为纳粹时期的记忆已经“正常化”的标志。

　　保守派把纳粹大屠杀相对化的做法引起左翼人士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其导火索是德国保守派学者恩斯特•诺尔特1986年6月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不愿过去的过去》一文，他认为纳粹大屠杀并不是唯一的，德国人不应为其承担任何特殊的内疚负担。这引起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激烈批评，他强调纳粹时期的过去不能“正常化”，它永远是德国人感到羞耻的根源，不能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随后，许多历史学者加入了论战，很快形成了两个阵营——保守派和左翼学者，双方围绕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及其发生原因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恩斯特•诺尔特为首的保守派淡化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并将其起源归因于纳粹对外部威胁尤其是苏联的威胁的防御反应。这种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大多数欧美学者谴责诺尔特的解释是事实上的错误，几乎接近为纳粹大屠杀辩护。持“特殊道路”立场的学者批评道，诺尔特的观点完全忽略了德国自身发展的原因；“功能派”和“蓄谋派”学者的批评意见是，“最终解决方案”的动机和动力主要来自德国内部，而不是外部形势影响的结果。这场争论的双方阵营分别代表德国社会氛围转变时的“反思派”与“务实派”，前者强调在社会变化中继续承担纳粹德国的罪责，而后者主张面向未来，卸下沉重的历史负担。

　　归结起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学术界有关纳粹大屠杀起源的“特殊道路”范式，以及随后引起左翼和右翼学者的争论，反映出学者们开始从更宽广的时空来思索纳粹大屠杀为何发生的问题。主张“特殊道路”范式的学者认为，与现代精神相悖的纳粹主义是德国近代畸形发展道路的产物，把纳粹主义和纳粹大屠杀的起源视为一种独特的德国现象。而采取现代性解释路径的学者强调纳粹主义不是一场反现代运动，它所制造的大屠杀运用了各种现代技术手段，认为纳粹大屠杀的根源在于它的“现代性”，而不是具体的德国特征。修正主义史学则从“相对化”纳粹大屠杀的用意出发，否定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及其德国背景，主张纳粹大屠杀源自对外部威胁的防御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关于纳粹大屠杀起源的争论跨出了史学界，引起公共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推动了欧美学术界对纳粹德国罪行的历史反思，同时对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中将纳粹主义“相对化”的观点提出了警示。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普通民众”路径和多元化视角

　　1989-1990年，随着德国的统一及冷战的结束，纳粹大屠杀认知的外在环境发生了激烈转变，人们担心公众对纳粹大屠杀的兴趣会减少，但这种担心没有得到证实。纳粹大屠杀在欧美国家日益重要的纪念文化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例如，1993年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开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上映；2000年《斯德哥尔摩宣言》把纪念纳粹大屠杀作为欧洲认同的核心；2005年柏林市中心建起了一座巨大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纳粹大屠杀甚至发展为一种世界性记忆，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由104个国家共同发起的第60/7号决议，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迅速发展的纪念文化中，人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等人关于纳粹大屠杀独特观点的胜利，纳粹大屠杀“相对化”的观点进一步被边缘化。

　　20世纪90年代，受“日常生活史”和社会史转向的影响，欧美学界的关注焦点从之前的纳粹精英转向社会底层，探讨“普通民众”在纳粹大屠杀中的作用问题，即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和参与纳粹主导的灭绝行动。率先将研究视线转向“普通民众”的是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1992年，布朗宁在《普通人：101后备警察营与波兰境内的最终解决》一书中关注了参与谋杀犹太人行为的101后备警察营，探讨这些绝大部分与纳粹党没有密切关系的“普通人”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心态转变。在解释普通人为何参与纳粹大屠杀时，布朗宁提出群体性从众心理、战时敌对气氛、渴望职业发展和单纯的人性弱点等因素驱使普通警察变成“刽子手”。

　　在用“普通民众”路径解释纳粹大屠杀起源的学者中，最具影响的是美国政治学者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J. Goldhagen)。他在1996年出版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纳粹大屠杀》一书中，把观察范围扩大到德国社会各个阶层，提出纳粹大屠杀是德国全民集体参与的结果，德国民众充当了“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戈德哈根认为，纳粹大屠杀的肇事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德国人相信消灭犹太人是正义的，这解释了德国人参与摧毁欧洲犹太人的普遍自愿方式”。对于纳粹大屠杀为何发生，戈德哈根提出“灭绝性的反犹主义”(eliminationist antisemitism)概念，认为这是一种贯穿德国几个世纪的恶毒意识形态，构成“纳粹领导层和普通德国人迫害与灭绝犹太人的原动力”。戈德哈根指出，由于“灭绝性的反犹主义”在德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希特勒和纳粹官僚体系的宣传，大屠杀发生在德国是必然的。“每个加害者都参与了灭绝计划，很少有人选择逃避这种职责，即使他们自己可以做出选择。……幸存者的大量证词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甚至也得到加害者本人供词的支持。此外，这种残忍行为几乎是自愿的，意味着所有实施这种行为的人都主动对犹太人施暴。杀戮行动的特点是德国人广泛的奉献精神和热情行动，没有这一点，种族灭绝就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

　　戈德哈根的观点突破了将“纳粹罪犯”和“普通德国人”区分开的传统，这种区分曾在冷战期间促进了联邦德国融入西方世界，从而为保守派“相对化”纳粹大屠杀和“正常化”纳粹时代的努力提供了叙事模式。通过戈德哈根的宣传巡讲和电视辩论，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卖出了16万余册，连续数月位居德国畅销书榜首。戈德哈根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起了关于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的新争论——“戈德哈根之争”，甚至引发了关于全体德国人是否都是扩大的纳粹分子，以及是否都有罪的大辩论。

　　与先前几次大争论不同，此次争论的阵营是模糊的，与公众支持戈德哈根的论点不同，德国学术界普遍对戈德哈根持批评态度。德国学者埃伯哈德•雅克尔认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是一本毫无价值的“烂书”，认为其解释过于简单。对戈德哈根的观点提出最严厉批评的学者是韦勒和布朗宁。韦勒虽然认为戈德哈根关于肇事者自愿充当纳粹帮凶的主张有其合理性，但他主要反对戈德哈根提出的“灭绝性的反犹主义”，认为这等于把反犹主义的历史传统与纳粹大屠杀时期的各种实际状况相混淆。布朗宁虽然赞同戈德哈根主张加强对民众认知与文化背景相结合的研究，但认为戈德哈根夸大了德国反犹传统的作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反犹情绪最强烈的是东欧国家而不是德国，而且把纳粹大屠杀视为德国历史和文化发展必然结果的做法容易产生“德国文化是原罪”的推论：“我们不想要复杂的答案，我们只想要一个答案。我们像50年前一样理解纳粹大屠杀——德国文化是邪恶的，它创造了邪恶的人民，而后者制造了邪恶的行径。”

　　“戈德哈根之争”把战后欧美学术界对纳粹大屠杀起源的争论推向了高潮。与此前几场争论主要在德国知识分子和历史学者中间进行不同，“戈德哈根之争”涉及德国公众，甚至超出国界，许多欧美国家的学者和公众都加入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的争论中。从学术渊源来看，戈德哈根的“普通民众”视角是“历史学家之争”的延伸，反映了代际变化中青年一代的观点，强调德国民众在纳粹大屠杀实施中的主动性，并将民众的反犹主义、纳粹大屠杀的执行者和纳粹德国的社会性质视为大屠杀起源的主要机制与根源。“戈德哈根之争”最大的贡献是增强了公众的纳粹大屠杀意识，即不能简单地通过将纳粹时代“正常化”来增强德国的民族自豪感。通过将注意力从纳粹精英和官僚机构转移到普通民众及其极端的反犹主义，戈德哈根使“集体罪责”的话题重新回归到当代德国人的视野中。德国公众对戈德哈根著作的热情欢迎表明，在1995年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许多德国人的自我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纳粹时期和纳粹大屠杀议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关注，而不是从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消失。

　　在“普通民众”解释路径提倡从社会底层关注纳粹大屠杀起源的同时，得益于冷战后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和新史料的发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出现了将“蓄谋派”和“功能派”的观点综合在一起的派别，此派被称为“温和功能派”(moderate functionalists)。其主要代表有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布朗宁、英国学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和加拿大学者迈克尔•马鲁斯(Michael Marrus)等。“温和功能派”一方面吸收了“蓄谋派”关于希特勒是纳粹大屠杀驱动力的观点，但不认为他有一个蓄谋屠杀犹太人的长期计划；另一方面吸收了“功能派”的“累积激进化”概念，放弃了“软弱的独裁者”概念，强调纳粹大屠杀的倡议主要从官僚层面发起，其目的是迎合希特勒的愿望。

　　布朗宁根据档案提出，“最终解决方案”并非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希特勒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希特勒狂热的反犹主义、纳粹政权的混乱和权力斗争、欧洲犹太人的脆弱地位，以及整个战争的态势共同促成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出台。布朗宁认为，“最终解决方案”大约是在1941年7月形成的，虽然没有来自希特勒的明确命令，但纳粹领导层以及前线执行者均意识到了这场特殊战役的对象是谁。“这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决策过程，从1941年春一直延续到1942年夏，关键转折点出现在1941年的仲夏和初秋，与德国胜利喜悦的顶峰相对应，并分别决定了苏联和欧洲犹太人的命运。”

　　另一位“温和功能派”学者伊恩•克肖把政治心理学视角引入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他提出的“为元首效力”(working towards the Führer)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两卷本《希特勒传》均以此概念为核心。克肖运用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也译作“魅力型权威”)概念来解释希特勒与追随者的关系。他认为，追随者愿意将希特勒视为具有非凡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能够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并使之强大。尽管希特勒并没有主导政策的各个方面，但他的这种“魅力型权威”鼓励追随者主动践行他们认为的希特勒的意志。通过魅力实现权力运作，希特勒没有必要卷入许多事情；一旦他确定了特定领域的总体政策方向，就可以依靠下属“为元首效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克肖强调，“‘为元首效力’帮助推动了一系列势不可挡的激进行动，即元首的‘使命’所体现的政策目标逐渐以具体形式出现。‘为元首效力’提高了追随者的主动性，促成了实施政策的压力，推动了立法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符合希特勒目标的方式进行的，而独裁者却不必为此发号施令。其结果是，政策越来越激进，希特勒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被直接变成可操作的实际政策选项。希特勒非常具体的个人化统治方式直接导致了正规政府机构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激进化。反过来，这两者又使希特勒的个人统治不受任何制度约束，最终变成了绝对权力。”克肖调和了“蓄谋派”和“功能派”之间的分歧，在强调元首意图重要性的同时，又注意官僚机构和普通民众的积极回应，反映出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的综合化趋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纳粹大屠杀研究与精神分析、医疗史、情感史等路径相接轨，拓展了纳粹大屠杀起源的研究视角。就研究特征而言，精神分析和医疗史路径可看作“蓄谋派”观点的微观化，侧重从希特勒等纳粹高层的精神世界和健康状况解读大屠杀决策的形成过程，揭示个体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情感史路径则是“功能派”观点的微观化，主张从社会结构层面探讨反犹仇恨和嫉妒如何导致纳粹大屠杀的发生。这些新的研究路径从微观层面重新审视了不同群体和因素在纳粹大屠杀起源中的作用，推动了学界对领袖个体与重大事件、必然和偶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理解。

　　对希特勒进行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先驱是加拿大学者罗伯特•韦特(Robert G. L. Waite)。他在《精神病态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传》和《恺撒和元首：人格与政治的比较研究》中着重对希特勒的精神世界进行分析，为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提供了心理学的解释。基于精神病理学的分析，韦特认为希特勒是一种临界人格，他发动大屠杀的原因主要有：其一，希特勒急于向世人证明自己不可能受到犹太血统的污染；其二，希特勒发动纳粹大屠杀似乎也与他对死亡的特殊关注存在关联。韦特认为种族灭绝可能是希特勒身上沉重的负罪感的副产品，是他内心世界的折射，希特勒将德国看作一个受到侵犯的母亲形象，反复提出要把犹太人作为“病毒”清除出德国的健康肌体。英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弗洛什(Stephen Frosh)从反犹憎恨出发研究了纳粹主义兴起的心理动机，指出反犹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将排斥“他者”归结于自己的恐惧，而纳粹大屠杀正是这种极端恐惧心理的顶点。

　　21世纪以来，随着医疗史研究的勃兴，有学者将其引入到纳粹大屠杀起源的研究中。德国著名医学专家汉斯─约阿希姆•纽曼和历史学者亨里克•埃伯勒的《希特勒是病态的吗？一项终极诊断》一书对希特勒进行了病理诊断学的分析。纽曼和埃伯勒携手开展了一项富有成效的跨学科研究，他们研究了希特勒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 Morell)留下的笔记、日记、医学报告，还访问了目击者。美国行为神经学家汤姆•赫顿(Tom Hutton)在其新著《希特勒的疾病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行为神经学家的观点》一书中，使用当代医学研究和临床经验分析疾病如何影响了希特勒毁灭性的一生。随着战争的发展，希特勒的许多健康并发症变得更加明显，使一个邪恶的人更加反复无常和危险。通过对希特勒进行神经行为分析，赫顿探究这位独裁者的特殊病史如何进一步扭曲了畸形的人格，并影响了大屠杀的决策。

　　关于希特勒是否患有慢性疾病或精神障碍，以及他可能患有梅毒等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文章，但几乎全部是推测性的。大量的临床医学证据表明，希特勒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他患有慢性肠易激综合征，并因应激期和其他胃病而加重，这些胃病似乎是由身心疾病引起的；他还患有失眠症，这是压力所致。此外，希特勒受到了帕金森病的影响，这可以从他的左臂震颤中看到。战事不利导致的持续紧张和压力使希特勒的健康状况出现恶化，医生给他服用了许多药物和药水，但他从未真正康复。希特勒的疑病、对寿命短的预感，以及对癌症(致其母亲死亡)的恐惧，导致这位独裁者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最后，他在战争失败时以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可以说，希特勒不健康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与他发动对外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动机存在着长期的联系。

　　情感史路径是欧美学界的前沿研究方法，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也受到这种学术趋向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通常注意到反犹恐惧和仇恨在纳粹宣传中的运用，这种情感因素往往迸发出致命的破坏力，但很少有人明确阐述情感因素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全部心理和行为含义。在纳粹大屠杀起源的情感史解释方面，德国历史学者格茨•阿利(Götz Aly)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阿利把德国人格化为“活着的个体”，使用情感和社会心理的路径对其进行诊断，将纳粹大屠杀发生在德国的原因归结于德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内在“嫉妒”情绪。阿利追溯了从19世纪到1933年纳粹掌权的大屠杀前史，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经济分析，强调德国的反犹主义根植于人类的一种正常的情感，即由经济差距导致的嫉妒情绪。阿利在传统的宗教和种族反犹主义之外提出了第三种反犹类型，其动机是“嫉妒、害怕失败、怨恨和贪婪”。当德国经历工业化的剧变时，多数德国人的困顿处境与犹太少数群体的经济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成功在非犹太人中间激起了嫉妒和恐惧，对犹太人的嫉妒心理助长了种族敌视情绪，整个社会弥漫着日益增长的仇恨，从而为种族灭绝行径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纳粹大屠杀起源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且受到前沿学术理论的深刻影响。“普通民众”解释路径把视线进一步下移，投向长期被忽视的底层民众，从恐怖暴力的残酷现场转向不易察觉的日常生活，从中寻找纳粹暴力的根源；“温和功能派”调和了此前“蓄谋派”和“功能派”的观点，把元首意志和官僚体系在纳粹大屠杀起源中的作用进行了综合，同时加入了领袖和民众的互动；精神分析、医疗史和情感史等研究路径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纳粹领导层和社会结构的作用进行全新的微观解读，促进了学界关于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的新理解。

结语

　　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围绕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争论。从“蓄谋派”与“功能派”之争，到“特殊道路”范式与现代性解释路径、修正主义史学的分歧，再到“戈德哈根之争”，通过一次次激烈争论，欧美学界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的视野和深度在不断扩展。从研究对象看，从最初集中在纳粹领导层尤其是领袖身上寻找根源，扩大到官僚机构，再扩大到普通民众，以及领袖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反映出研究视线不断下移的趋向；从研究时段看，从只在纳粹统治时期寻找答案，到从近代德国的发展道路寻找根源，进而延伸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以及欧洲的反犹主义传统，欧美学界将纳粹大屠杀的溯源时段进一步拉长。借助于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欧美学界的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在不断推进，超越了早期的问题意识与思考路径。实际上，作为一项系统庞大的毁灭工程，纳粹大屠杀的发生有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原因，它并非某一种或少数几种因素促成的。例如，根深蒂固的反犹偏见，一战后弥漫于德国的复仇情绪，建立在《凡尔赛和约》基础上的脆弱国际秩序，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希特勒的个人因素，等等，这些都是纳粹上台和大屠杀发生的重要原因。而且，若没有国家机器的动员和现代技术的支持，屠杀行为的理性规划和稳步推进，以及集中营中有组织和系统性的工业化杀戮手段是无法实现的。此外，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冷漠也是原因之一，是纳粹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的帮凶。伊恩•克肖指出：“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筑成，但却是由冷漠铺就的。”

　　在有关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的几场争论中，联邦德国由于其与纳粹德国的天然联系成为争议的中心，相关争论基本是从德国开始并扩散到其他欧美国家。学术界有关纳粹大屠杀起源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解释的影响，这种学术认知与联邦德国的政治发展变化基本平行。在二战结束后的前15年，以回避和沉默为特征的史学反映了阿登纳时代(1949-1963年)的保守政治气候。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判史学对应的是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和施密特在其执政时期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省。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政治转向，以诺尔特为代表的保守派学者呼吁将纳粹时期“正常化”，从而引起左翼学者的抨击。20世纪90年代的“戈德哈根之争”以德国学术界为争论重地，引发了有关德国人“集体罪责”的大讨论，反映出德国统一后国家身份的再转向。在德国，关于纳粹历史和纳粹大屠杀的辩论不仅是学术辩论和政治辩论，也是关于国家身份和公共道德基础的辩论。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缠绕在纳粹大屠杀历史无所不在的包围网之中，与过去的联系，虽然有时被扭曲，但从未被完全否认。

　　从知识和社会的互动角度看，欧美学界关于纳粹大屠杀起源问题的争论，是反思纳粹大屠杀的重要体现，而这种历史反思反过来又推动了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的深入。“蓄谋派”延续纽伦堡审判的罪责认定，认为纳粹大屠杀的起源是由于希特勒坚定的反犹主义；“功能派”解释的出现体现了欧美学术界反思纳粹大屠杀的新路径，即不一味地把罪责归咎于希特勒，而是从整个纳粹官僚体制的角度来反思纳粹大屠杀的起源。“特殊道路”和现代性的解释路径跳出纳粹时代的束缚审视纳粹大屠杀的起源，是纳粹大屠杀反思走向深化的表现，即从反思纳粹时代扩大到反思近代德国历史，进而上升到反思西方文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普通民众”路径，关注焦点从之前的纳粹领导层转向德国普通民众，即后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和参与纳粹主导的灭绝行动，把原先仅由纳粹领导层承担的罪责上升为德国全民性的“集体罪责”。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学术界关于纳粹大屠杀起源的争论，增强了公众反思纳粹大屠杀的意识，为纳粹大屠杀记忆和反思提供了社会基础，而纳粹大屠杀记忆和反思反过来又助推纳粹大屠杀起源研究向纵深发展，从而形成知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注释略）

（作者：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于睿珠，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