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彬彬：“尼克松冲击”下日苏关系的调整与“北方四岛”问题(1971-1973)

内容提要：1971年尼克松宣布访华之后，日本和苏联开启了战略性接近的步伐，其标志就是1972-1973年举行的两次和平条约谈判。两国之间实现政治和解的最大障碍是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对国后、择捉两个大岛的处理。由于日本始终不愿放弃对相关岛屿的主权诉求，苏联拒绝了来自日方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以“剩余主权”为前提的“分阶段返还”，旨在获取“事实主权”的长期租赁协定，以及寻求第三方势力介入的“国际途径”。之后，随着国后、择捉两岛的军事战略价值越发受到重视，以及国内“资源保护派”等保守势力的抬头，加之对美欧外交的进展降低了拉拢日本的紧迫性，苏联又相继撤回了经济和人道层面的对日让步措施。至田中角荣访苏之际，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机会窗口实际上已经关闭。在冷战时期有关“北方四岛”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既能看到美苏两大阵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对抗，又能看到日苏两国围绕战后秩序安排的修正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关键词：尼克松冲击　日苏关系　北方四岛　主权诉求　战后秩序

　　1973年10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莫斯科，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举行首脑会谈。这是继1956年的恢复邦交谈判之后，日本首相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访苏联。同一时期，日本与苏联就西伯利亚的资源开发达成一系列协议，使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民间往来上升到一个新台阶，以至于后世将田中时代称为“日苏关系在各个领域进展最为顺利的时期”。这一时期日苏关系回暖的直接动因来自中美关系解冻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动，而日苏之间的战略接近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自此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评论家从中、美、日、苏的“四极”构造及其互动关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冷战格局的变化过程。

　　然而，具体到如何评价田中角荣访苏对两国关系造成的长远影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之间却有明显分歧。有的学者指出，田中在事关核心利益的领土问题上终究未能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其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利用经济合作这一“王牌”，田中内阁“政经分离”的主张实则是一种“战略无知”的表现；有的学者则认为，田中访苏之际让勃列日涅夫在口头上承认了日苏之间存在着包括四座岛屿(按照面积大小依次为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齿舞群岛)在内的领土问题，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日本所能获取的最大限度的成果，且两国领导人的“君子协定”为冷战后的日俄政治协商奠定了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应当给予积极评价。随着有关档案的逐步开放，对田中访苏的历史经纬进行重新梳理的条件已经具备，这种重新梳理不仅有助于探究“北方四岛”问题的症结所在，为动态把握当今日俄关系的现状及其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影响提供借鉴，而且有利于深入理解20世纪70年代东亚冷战格局出现的多极化趋势，从而进一步拓宽国际冷战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边界。

　　关于冷战时期日苏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大多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日苏谈判恢复邦交并签订《日苏联合宣言》的历史进程。尽管也有部分学者论及恢复邦交之后的日苏关系，但其论见主要见于长时段的通论性著作，相关叙述往往缺乏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支撑。即使是少数专题性研究成果，其着眼点却集中于经济、渔业或文化交流等相对次要的议题，很少正面触及核心的“北方四岛”问题，且分析维度要么是单一的日本外交史研究，要么是苏联视角下的冷战史研究。至于中美解冻时期的日苏战略接近及其对“北方四岛”问题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则未能基于双边关系的互动视角做出详细深入的考察。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对“北方四岛”问题的讨论大多囿于时政类的追踪分析或政治学视角下的结构性研究，从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展开的基础性研究仍然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使用日本、俄罗斯以及英美两国的解密外交档案，辅以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同时代的报刊资料，将时间线拨回尼克松宣布访华的节点上，试图厘清1973年的日苏首脑会谈得以实现的国际环境因素以及日苏两国各自的外交决策过程，特别是双方围绕“北方四岛”问题的谈判策略与底线思维，以期说明日苏两国无法实现政治和解即签订和平条约的根本原因。

一、日苏两国对“尼克松冲击”的反应与葛罗米柯访日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使世界为之震动。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且对中国问题同样拥有重大关切的日本来说，震撼尤其巨大。直到正式公布的数分钟之前，美国政府才将尼克松的访华计划通过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告知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这一事件在日本史上被称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日本国内深感被美国“背叛”的情绪高涨，导致要求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声浪此起彼伏。面对这种压力，佐藤内阁并未立即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而是将如何维持中国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确立为优先事项，围绕着这一问题与美国展开密集磋商。

　　相比之下，对尼克松访华决定同样惊愕不已的苏联领导层则反应迅速，立刻开始重新探讨包括对美、对华政策在内的外交总方针。其结果是，为了防止中美两国组成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在中苏改善空间乏善可陈的情况下，苏联选择加快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步伐。例如，苏联突然对此前持消极态度的美苏首脑会谈表现出强烈兴趣，并通过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提议，让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先行造访莫斯科。但美国方面不为所动，并明确告知苏联，决定将美苏首脑会谈推迟到尼克松访华结束之后。

　　阻扰中美会谈的尝试失败之后，苏联转而采取迂回策略，试图从东西两翼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态势。首先，苏联方面强化了同印度的关系，并于1971年8月成功缔结《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其次，苏联也注意加强与日本方面的沟通，试图试探日本政府对“尼克松冲击”的反应。从7月到8月，苏联驻日大使托洛扬诺夫斯基相继拜访日本农林大臣赤城宗德及外务省政务次官大西正男等日本政府要员，就“尼克松冲击”之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从中可以看出，日苏双方都极力对中美关系的突然接近表现出“平静”的姿态，强调自己的国家并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其目的实际是防止被对方抓住任何把柄。

　　经过与日方的接触之后，托洛扬诺夫斯基大使就日苏关系的现状向本国政府呈报意见。该大使于8月15日递交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备忘录强调，日本在不断变化的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认为，日本国内日渐高涨的、支持强化日苏关系的声音对苏联来说是一个利好，因而主张，无论是为了增强苏联对中美两国的影响，抑或是为了防止中、美、日三国结成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同日本改善关系于苏联而言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外交任务。基于这一判断，该备忘录提出了苏联对日政策应该采取的方向。首先，就对日政策的目标而言，若无法实现“拉拢日本”(意指让日本配合苏联的对华遏制政策)的理想状态，最低限度则要保证日本不对苏联采取敌对的立场。其次，就具体措施而言，当前阶段应着力加强日苏围绕西伯利亚开发的经济合作，特别是有关石油管道铺设(指秋明油田开发项目)的问题。备忘录还指出，苏联在考虑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时不应囿于狭隘的经济利益，而要将长期的政治利益纳入考量，包括如何假借经济合作扶植日本国内的亲苏势力，以及对日经济合作是否有助于推进苏联整体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结合当时的历史脉络可以得知，这里的“国防政策”指的是通过秋明油田的开发和石油管道的建设，提高对苏联远东驻防部队的原油供应能力。

　　上述备忘录送抵柯西金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将其作为参考资料送往对外贸易部等有关部门传阅，可见托洛扬诺夫斯基大使的建言获得苏联领导层的肯定。该大使还向勃列日涅夫身边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亚历山大罗夫呈送信函，主张日苏相互靠拢的条件已经成熟、苏联不能错失良机，并不遗余力地唤起勃列日涅夫对日苏关系的重视。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开始探讨旨在活化日苏关系的一系列方案，包括向日方提议启动日苏和平条约的谈判或实现两国首脑的互访、派遣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赴日重启日苏外长级磋商，等等。具体到实际的外交运作，苏共中央邀请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小坂善太郎作为佐藤的特使访问苏联，并于9月下旬派遣对外贸易部部长帕托利切夫赴日签订新的日苏贸易协定，朝着改善对日关系的方向迈出坚实的步伐。

　　此外，围绕着如何应对“尼克松冲击”对日本外交的影响，日本的核心领导层之间以及外务省内部也曾展开过热烈讨论。最终形成的主流意见认为，日本应利用中美战略接近的大趋势打开对华关系僵局；同时，为避免对中日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日本不宜过早地向苏联示好。当时，外务省内也有一部分人察觉到苏联围绕“北方四岛”的态度出现松动，因而主张暂时搁置“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大岛即国后、择捉的主权争议，沿着接受实质上的“两岛返还”的方向积极探讨佐藤访苏的可行性。同时，以时任外务大臣福田赳夫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基于“政经分离”立场，对西伯利亚开发领域的日苏经济合作表现出认同或支持的态度。但是，外务省大多数官僚以及佐藤却并不认为苏联已放弃“领土问题已经解决”的立场，认为苏联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可能性很低；对于日苏经济关系，他们则主张维持“政经不可分”的方针不变，即发展大规模经济合作应以解决领土问题等政治悬案为前提。

　　1972年1月下旬，缺席华沙条约组织外长会议的葛罗米柯突然造访日本，苏联加强对日关系的意图正式公诸于世。访日之前，葛罗米柯曾在私下场合坦言，此行的目的是把握日本对华政策的走向、牵制中日关系接近的步伐。而在实际的访日过程中，葛罗米柯使用“软硬兼施”的策略，试图达成上述目的。一方面，他毫不掩饰对日本外交走向的戒备心态，告诫日本不要以牺牲苏联利益为代价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安抚日本的手段，葛罗米柯一边宣布释放“北方四岛”附近海域被扣押的日本渔民，一边又在私底下向佐藤荣作提出“两岛返还”的建议，即按照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的规定，以“移交”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的方式缔结日苏和平条约。不过，佐藤在接到这一提案之后并未作出积极表态，此后日本政府也一直否认这一提案的存在。尽管如此，从美国方面解密的外交档案可以得知，佐藤内阁在葛罗米柯离开后不久即将“两岛返还”的秘密提案告知美国政府。与此同时，葛罗米柯访日意味着中断五年之久的日苏外长级磋商得以恢复，双方就年内举行和平条约谈判一事达成一致，为日后展开进一步的政治对话奠定了基础。

　　1972年2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历史性的访华，并与中国政府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为了取得亚太主要盟国特别是日本方面的理解，尼克松在结束访华之际，决定向日本派遣特使说明访华情况。然而，包括佐藤荣作、福田纠夫在内的日本主要领导人均对美国持续介入亚洲的可靠性表露出一定程度的担忧，特别是在中国台湾问题的处理上。与此同时，苏联则对《上海联合公报》中的反霸权主义条款(以下简称“反霸条款”)表现出特别关注，并警告美方不要与中国发展针对苏联的合作关系，包括分享军事情报。同时，作为对中美接近的反制措施，苏联将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之后首次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构想(以下简称“亚洲安保构想”)重新搬上台面，并赋予其更多具体内容，展现出积极介入亚太地区的姿态。随后，苏联外交部开始鼓动日本政府对这一构想表达支持或同情的态度。但是，日本的外交官员普遍认为，这一构想的背后不仅有苏联孤立遏制中国、扩大对亚洲影响力的企图，并且其中的“边界不可侵犯”原则意味着苏联试图将战后欧洲地区的边界现状复刻至亚太地区，这一策略很可能波及日苏之间围绕领土问题的谈判。基于这两点，他们对苏联的意图保持着高度警惕。

　　尽管外务省对苏联的“亚洲安保构想”态度消极，但考虑到佐藤内阁即将下台的现实，该省仍然为未来的日苏谈判预留了一定空间，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其中之一便是，为了加强日本在“北方四岛”谈判中的地位，一边积极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一边借助尼克松访苏(1972年5月)的机会委托美方打听苏联的对日政策及其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立场。外务省官员察觉到，苏联方面正确评估了佐藤即将辞职的可能性并准备与其继任者进行谈判。这一观察并非空穴来风。当时，托洛扬诺夫斯基大使再次就日苏关系向本国政府建言，主张苏联应采取积极措施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对日本的影响力，包括经济合作问题与和平条约问题在内。收到汇报的勃列日涅夫随即指示葛罗米柯就日苏和平条约谈判制定新的方针，对进一步推进日苏关系的发展表现出浓厚兴趣。基于此，苏联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对日友好举动，如表示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承诺恢复北太平洋渔场安全作业问题的谈判、接受日本石油考察团访问苏联，等等。

　　此外，还有迹象表明，苏联在葛罗米柯提案的基础之上暗中谋划着打开领土问题僵局的新思路。从6月中旬开始，苏联外交部开始就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与日本驻苏使馆举行初步协商。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就佐藤访苏问题制订出具体计划，并提交给首相官邸。由于佐藤在6月17日即宣布辞职，这一计划最终化为泡影。然而，大约在同一时候，外务省周边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如果日本接受中日建交谈判的“五年宽限期”，苏联打算将“北方四岛”中的三个岛(色丹岛、齿舞群岛和国后岛)归还给日本。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整理的情报资料，苏联领导层对包括“三岛返还”在内的各种妥协方案进行了探讨和权衡，并通过非正式渠道多次试探日本对这些方案的反应。可以认为，佐藤内阁末期的访苏计划应是建立在苏联对日试探基础之上的。若无把握在领土问题上获得任何具体成果，以其稳健的外交风格而言，佐藤不太可能贸然作出访苏决定。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背景下的第一次日苏和平条约谈判

　　1972年7月，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田中角荣成为日本第64任首相，取代了此前执政长达7年零8个月的佐藤荣作。新成立的田中内阁随即将中日关系正常化确立为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在组阁当天发表的首相谈话中，田中表示，将“加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在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当中有力地推动和平外交”。随后，田中一面借助在野党领袖和自民党“亲华派”联络中国领导人，一面使自己的访华决定在自民党内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第二次担任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在外务省内成立了中国问题小组，集中讨论中日建交的相关问题。

　　实际上，田中内阁并非完全忽视日苏关系，而是试图在中苏之间建立某种平衡。早在组阁之前的1972年6月，时任通产大臣的田中与来访的苏联渔业部部长伊希科夫举行会谈，双方就早日重启“北方四岛”周边的渔业问题谈判达成协议。田中于组阁前夕发表的“十大基本政策”将中日建交问题排在第六位，将发展同苏联的经济合作及“睦邻友好”关系排在第八位。而在首次阁僚会议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田中内阁的总务长官本名武提到冲绳“复归”后的相关课题时宣称，将为“实现‘北方四岛’的返还而努力”，表达了对日苏关系的重视。然而，对于预定在年内举行的日苏和平条约谈判，田中和大平都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不愿直接参与其中。应该说，田中内阁展现出对苏联的重视只是一种表面工作，目的是对中国打“苏联牌”，即利用日苏关系改善的假象促使中国政府加快对日接触的步伐或增加对日让步的额度，从而为中日之间的正式谈判争取有利条件。

　　在此情况下，苏联为了阻止中日两国迅速走近并试探田中内阁对苏联的态度，向日本采取了其一贯擅长的“放风”策略。田中内阁成立后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治下的一名特工向日本共同社驻莫斯科的特派员暗示，日苏两国可以考虑用租借的方式寻求领土问题的妥协，即按照《日苏联合宣言》的规定返还色丹岛和齿舞群岛之后，将另外的国后、择捉两岛出借给日本政府，允许日本国民前往居住或从事渔业捕捞等生产活动，但两岛的主权仍归苏联所有。这一消息通过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在日本国内不胫而走，日本政府也很快作出回应。7月15日，田中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重申，“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租借方式于日本而言不可接受。外务省官员也强调，“北方四岛”的主权归属日本的基本方针若不能得到贯彻，则日苏之间的政治谈判不可能达成协议。苏联的目的是动摇日方“四岛主权一揽子确认”的一贯立场，对此日本政府保持着高度警惕。

　　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四岛”的租借方案并非在上述时间点上首次出现，也不是苏联方面率先提出来的。早在1970年年底，当时的佐藤荣作内阁即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政府提议，以100年的期限将“北方四岛”租借给日本(租借的对象为哪些岛屿尚未可知)，但不涉及主权归属问题。日本的目的是通过长期租赁的迂回方式间接夺回“北方四岛”，即在租借期限到来之时，以此前长达百年的实际控制为依据声索“事实上的主权”，并为此同苏联展开双边谈判或诉诸国际法院等第三方裁决。或许是识破佐藤内阁的这一企图，苏联方面最终拒绝讨论该模式。如今苏联将皮球踢回给日本，一是向新成立的田中内阁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二是试探政权更替后的日本对“北方四岛”的政策是否发生调整。

　　经过一番试探之后，苏联领导层基于此前托洛扬诺夫斯基大使和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加紧制定对日政策的指导方针，以为即将举行的日苏和平条约谈判提供应对之策。其结果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972年8月3日表决通过了关于日苏和平条约草案以及相应的对日交涉方针的决议案。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领土问题上，这一决议案(以下简称“八月草案”)除了继续承认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的有效性——即允诺归还色丹岛和齿舞群岛之外，另就国后、择捉两岛的解决办法列出了四个“备选方案”(запасные позиции)：一是在日方承认苏联的管辖权并支付一定许可费的前提之下，允许日本渔民在国后、择捉的周边海域从事捕捞；二是允许日本渔船停靠国后、择捉岛上提前划定的部分港口，条件是日方允许苏联渔船停靠北海道；三是在捕捞权及港口停靠权的基础上允许旧日本岛民前往国后、择捉扫墓；四是除了上述三项权利之外，同意与日方在国后、择捉岛上设立合资企业从事水产加工等经济开发活动。换言之，苏联在国后、择捉的归属问题上，一方面准备就“渔权”等经济权益对日本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也明确设立了两个前提条件作为不可退让的底线。这两个前提条件分别是：其一，日本必须基于互惠原则，向苏联提供对等的经济权益；其二，日本必须承认苏联对国后、择捉两岛及其附属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与此同时，苏联希望通过在领土问题上作出有限让步，引导日本优先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从而增强对日本对外政策走向的影响力。上述八月草案的前言部分指出：“……另一方面，以解决领土问题为要旨的《苏德条约》(指1970年《莫斯科条约》)及西德-波兰条约的生效消除了阻挠苏日边界问题解决的一个重大障碍，使我方与日本谈判时的地位得到强化。苏美首脑会谈后的新形势也有利于开展与日本人的对话。日本国内对于发展同苏联等国家的关系、活化对外政策从而以更加独立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愿望正在不断高涨。其结果是，缔结苏日和平条约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意见也在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围绕着应该集中精力和苏联签署和平条约还是优先寻求对华关系的正常化，日本政界正在展开讨论。”从中可以看出，苏共中央制定对日新政策的背后是对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即认识到东西关系的整体缓和以及日本外交出现的自主独立倾向均有利于苏联开展对日外交、增强对日本的影响力。在其看来，日本国内对于发展中日关系的期待即使进入田中时代之后也并非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日本政府仍有可能将日苏关系作为其外交议程的优先选项，并推动日苏和平条约的谈判进程。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可能出现的事态，苏共中央才决定重新思考对日政策，并就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作出调整。

　　综上所述，苏联本着缔结日苏和平条约的目的，除了归还色丹岛和齿舞群岛之外，准备就国后、择捉两个大岛的处理对日本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其最终让步与否取决于三个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一是落实经济层面的对等原则；二是苏联的主权诉求获得正式承认；三是日本在中日建交之前优先和苏联开启和平条约谈判。换言之，苏联打算以“北方四岛”附近的渔业问题为筹码换取日本放弃对国后、择捉主权的要求，并试图延缓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就领土问题而言，八月草案虽然与日方的要求仍然相去甚远，但其让步姿态大于葛罗米柯访日期间的“两岛返还”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苏联方面的期待很快就落空了。原因在于，田中内阁不仅率先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而且明确告知苏联，日方“四岛返还”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经过与中国方面的非正式接触、自民党内的协调工作以及同美国的事前协商之后，田中角荣决定同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政府”断交，以首相访华的形式迅速解决中日建交问题。1972年9月下旬，田中率领外相大平正芳等人如期访问中国，同中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顺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田中通过日本国会访苏代表团向勃列日涅夫递交信函，再次承诺在年内开启和平条约谈判。紧接着，日苏两国外交部门就和平条约谈判的规格展开磋商。苏方要求日本政府派遣“最高层级”的代表尽快启动正式谈判。日方则表示大平外相已做好访苏的准备，此外又提出，只要苏联原则上同意“返还四岛”，日本政府愿意着手准备田中首相访苏的问题。从结果来看，苏联拒绝了日方关于田中访苏的提议，双方就举行外相级别的谈判达成一致。

　　在此背景下，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于1972年10月下旬访问苏联，正式开启日苏和平条约谈判。结果，苏联政府只是重申其履行《日苏联合宣言》即“两岛返还”的承诺，而只字未提八月草案中关于国后、择捉的让步措施。根据亚历山大罗夫助理提交给勃列日涅夫的汇报，包括柯西金和葛罗米柯在内的苏联政府要员均呼吁大平用“现实的态度对待领土问题”，并坦言“以1956年方式即移交两岛为基础的话，签署和平条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柯西金还补充道：“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也不能有其他的立场。”换言之，苏联政府一方面同意在《日苏联合宣言》的基础上继续和日本谈判缔结和平条约，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返还两岛”已经是解决领土问题的最佳方案，苏联不可能再作出更大程度的让步。面对这种不利形势，大平一方面重申“四岛返还”是签订和平条约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提议将两国领土争端交付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裁决，试图为日后的谈判留下转圜空间。这一建议遭到葛罗米柯的断然拒绝。最终，双方仅同意在第二年继续举行外长级谈判，围绕领土问题的磋商不了了之。

　　大平正芳访苏表面上是为了出席第一回合的日苏和平条约谈判，但其主要目的却是向苏联说明中日建交的经纬，以期取得苏联方面的谅解。对此，苏联政府一边表明接受中日建交作为既成事实的立场，一边又对中日联合反苏的可能性心存疑虑。特别是针对《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反霸条款”，葛罗米柯等人责问日本是否和中国签订了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某种秘密协定。大平则表示，中日之间没有讨论过军事合作问题，并强调，“反霸条款”不过是沿袭《上海联合公报》精神的一般性表述，中日建交不会损害苏联等第三方国家的利益。然而，苏联方面依然不依不饶，怀疑中日在领土和边界问题上正在建立针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譬如，柯西金在同大平的会谈中声称，有消息表明田中在访华过程中提起过“北方四岛”问题，指出这是“日苏之间的问题而非中日之间的问题”，并严词警告：“日本仰赖第三国的支持加强自己的地位，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但在苏联看来，“北方四岛”问题并非日苏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孤立案件，而是与同时代的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欧洲“紧张缓和”局势的发展息息相关。在1971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提出了引人注目的“和平纲领”，指出苏联外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最终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欧洲领土的变化，在这个大陆上实现导致缓和与和平的根本转变，召开并胜利举行全欧会议。”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之际，美苏两国就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以下简称“欧安会”，CSCE)达成协议；此后，苏联开始与西欧主要国家就欧安会的召开问题开展事前协商和筹备工作。在此背景下，苏联若在东部边界问题上表现出让步姿态，显然不利于西部边界问题的处理；相反，若能在对日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彰显二战胜利成果不容篡夺的原则性立场，则有助于为欧洲边界与安全问题的谈判抢占道义制高点。正因如此，柯西金在大平正芳访苏期间就曾提到苏联与联邦德国于1970年8月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即《莫斯科条约》)，指出日本也应尊重二战后在欧洲形成的边界现状，暗示苏联的东西边界问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在大平回国之后，苏联方面通过《真理报》和《消息报》等官方媒体对日本国内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群众运动展开批判，并强烈抨击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三、田中角荣访苏之前日苏双方针对领土问题的交涉方针

　　大平正芳访苏暨第一次日苏和平条约谈判结束之后，苏联一边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保持高压态势，一边又不断向日本政府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这是因为，中日建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规定，两国将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贸易、航空、渔业等领域的政府间协定为目标继续展开磋商。为阻止中日两国不断强化政治互信、在“联合反苏”道路上越走越近，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联外交部主张既要在经济领域和日本深化合作，又要在重启日苏和约谈判的问题上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其看来，哪怕只是在表面上维持日苏政治对话的态势，也能或多或少地干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程。正因如此，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12月举行的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庆典的演讲中明确表示，将继续为签订日苏和平条约和日方展开谈判，公开表达了改善日苏关系的意愿；同一时期，柯西金也向赢得国会选举并成功连任的田中角荣发去了贺电。与此同时，苏联驻日大使馆和驻日通商代表部的官员同日本的财界领袖展开密切接触，在呼吁强化日苏经济关系的同时请求他们居中斡旋，以推动日本政府就日苏合作开发西伯利亚的问题正式表态。相比和平条约谈判等象征性意义较大的政治案件，苏联政府似乎更为重视发展与日本的经济合作等实质性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随着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日本原先投向苏联的资金、技术会逐渐转向中国。

　　关于西伯利亚开发问题，日本政府内部特别是政治家和官僚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面对来自财界的游说，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等主要领导人均坚持“政经分离”的立场——即主张由民间财团和企业担当谈判窗口，政府方面不宜过早介入其中。与之相反，彼时担任外务省东欧第一课(即苏联课)课长的新井弘一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演讲中多次提到日苏之间存在战后“遗留的诸问题”，认为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新井课长决定以经济合作为杠杆推动实现两国首脑之间的会谈，为日苏和平条约谈判即“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寻找新突破口。外务省内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中日建交问题既已尘埃落定，日本理应在对苏外交上投放更多注意力，在中苏之间建立某种平衡态势，以为本国的外交战略开拓更多的自主空间；既然日苏之间的领土问题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上先行发力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上述两种意见尽管出发点不尽相同，但都一致主张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待西伯利亚开发领域的日苏合作，将此前的“民间主导”模式转换为“政府主导”模式，进而将其从一般的对外经济问题提升为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外交问题。具体而言，首先应以首相亲笔信的方式向苏方正式表明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这一想法与苏联驻日使馆及日本财界的主张不谋而合。

　　最终，外务省成功说服以田中为首的政治领袖转变态度。新井弘一领导下的东欧第一课经过与有关部门及财界当事人的协商，于1973年2月制定出日本政府对西伯利亚开发合作问题的基本方针，并加之以有关政治关系的一般性表述，进而将其落实为田中发给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日本希望借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上的日苏合作，达到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双重目的：一是促进石油等能源资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改变日本能源过度依赖中东地区的局面；二是推动改善日苏之间的政治关系，为解决“北方四岛”问题营造良好的对话氛围。因此，田中亲笔信是综合日本政府内部及国内各界声音的产物。但是，从亲笔信的字里行间仍可看出，外务省主张的“政经不可分”已经取代田中等人的“政经分离”原则，成为日本政府对苏政策的基本论调。收到亲笔信的勃列日涅夫于3月下旬函复田中，肯定了日本政府在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上的积极表态，并表示愿意在年内启动第二次和平条约谈判。与此同时，苏联驻日大使向田中转达了苏联政府对其访苏的邀请，田中对此表示接受。如此，经过两国首脑间的“亲笔信外交”之后，1956年恢复邦交以来日本首相的首次访苏暨日苏首脑会议的召开越发具有现实意味。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苏联外交议程中，对日交涉问题却并非一个迫在眉睫的优先事项。直到勃列日涅夫访美(1973年6月)及欧安会外长级会议(1973年7月)结束之后，苏共中央才将田中访苏的准备工作提上议程。在这一时期，掌管对日政策制定工作的除了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之外，还有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经过内部协商以及对日本的试探之后，三人于7月下旬将对日交涉方针的草案联名提交政治局审议。这一草案(以下简称“七月草案”)主张对日交涉的“上策”应是以前年的八月草案为指南——即按照“两步走”的方式推动日苏和平条约谈判。首先，当日方提出解决领土问题之时，强调以《日苏联合宣言》为基础返还两岛的提议等同于撤回1960年的“葛罗米柯备忘录”，这对苏联来说已是一个重大让步。其次，当日方不限于满足“两岛返还”并提出四岛的“分阶段返还”或另外两个大岛的购买、租借等“中间措施”时，按照八月草案中列举的四个“备选方案”制订对抗方案，即在“两岛返还”的基础上给予日本有关另外两岛的经济和人道权益。这一方案实际上就是冷战之后的日俄谈判中为人所熟知的“2+@”方式。

　　为预防“上策”无法落实的状况，七月草案预留了对日交涉的“中策”和“下策”。“中策”指的是用睦邻合作条约代替和平条约的谈判，主张全方位发展日苏关系、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但完全规避领土问题；“下策”则是以联合公报或联合声明的形式表述首脑会谈的经过及其取得的成果。毫无疑问，此两种方案都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并表决七月草案。最终通过的决议(以下简称“八月决议”)当中，旨在解决领土问题并缔结和平条约的“2+@”方式被施以重大修正。首先，关于“2”的部分，八月决议一方面同意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后“移交”色丹岛和齿舞群岛，另一方面又指示财政部和渔业部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须在两个月内探讨苏方在“移交”过程中受到多大程度的经济损失以及日方应如何作出相应补偿的问题。这一决定的出台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着眼于缔结日苏和平条约的苏联领导层确实在有条不紊地启动“两岛返还”的准备工作；其二，向日方提出经济补偿的要求，意味着“两岛返还”的门槛进一步提高。在苏联看来，撤回“葛罗米柯备忘录”是一种实质性的让步，作为回报，日方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补偿。换言之，苏共中央眼中的“两岛返还”绝非苏联单方面的让步，而是带有附加条件的相互妥协。

　　其次，关于“@”的部分，即国后、择捉两岛的处理方式也进行了调整。八月草案中提出的四个“备选方案”当中，给予日方渔业捕捞权和港口停靠权的第一案和第二案在八月决议中得到保留，但允许旧日本岛民前往扫墓的第三案和有关经济开发合作的第四案则被删除。这一决定意味着禁止日本国民踏足国后、择捉两岛，其背后是对该两岛军事战略价值的重新评估。田中访苏前夕的10月3日，苏联外交部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了一份关于扫墓问题的决议草案，建议从1974年开始重新允许日本人前往色丹岛和齿舞群岛扫墓，但针对国后、择捉两岛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特定“封闭城市”(закрытые города)，该草案主张“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по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应保持以往的方针不变，即不允许日本人前往这些地区扫墓。尔后政治局批准的正式决议则规定，接到日方关于前往色丹岛、齿舞群岛扫墓的请求之后，有关扫墓团队的规模、人员组成以及扫墓的日期、手续、行程安排等具体事项将交由克格勃处理。苏共中央对于日本人前往色丹岛和齿舞群岛一事尚且如此谨慎，更不用说战略意义重要得多的国后、择捉两岛了。

　　就在苏联下调对日让步额度之时，日本政府又是如何思考日苏首脑会谈的交涉方针的呢？已有的证据表明，日本外务省在田中角荣访苏之前的某个节点上确曾讨论过上述七月草案提到的“中间措施”。例如，美国驻澳大使格林1973年5月下旬造访东京时曾与日本外务次官法眼晋作会面，在谈及日苏关系时，该大使询问日本是否考虑将“分阶段返还”作为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一种方案。对此法眼表示，只有当双方就返还的方式和时间表达成一致并落实到纸面协议上，日方才有可能接受所谓的“分阶段返还”。然而，苏联很快就给日本泼了一盆冷水。根据外务省调查部部长黑田瑞夫向加拿大驻日大使透露的信息，苏联外交部门于7月上旬左右向日方提议，同意在“两岛返还”的基础上同日本订立有关国后、择捉两岛的长期租赁协定，条件是日本政府应自行宣布“中立化”，包括“北方四岛”的非军事化在内。中立化即意味着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并终止驻日美军的存在，这是战后苏联对日政策一贯追求的目标，但于日本而言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条件。苏联的目的是要间接告诉日本，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关于国后、择捉的租借方案，遑论以接受日本主权要求为前提的“分阶段返还”。

　　既然“分阶段返还”等“中间措施”遭遇挫折，田中内阁在即将到来的首脑会谈上追求的底线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回到“中间措施”这一概念最初产生的时间节点上。1967年7月，时任日本外相三木武夫在莫斯科出席日苏外长级磋商的首轮会谈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提出，让两国外交部门商讨制定某种“中间文件”(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й документ)，将其作为日苏和平条约缔结之前的过渡性方案。尽管这一概念的所指及其背后的意图难以捉摸，日本国内却普遍认为，日苏关系将迎来新的转机。日本外务省遂以柯西金的提议为契机，制定出“北方四岛”问题和日苏和平条约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并由日本驻苏大使中川融照会苏联外交部。这一方案(以下简称“中川提案”)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即已经提到的“分阶段返还”，只是其中详细列举了日方所能给予的交换条件，如实现四个岛屿的非军事化和提供相应的财政补偿、推动日苏经济合作的紧密化、正式放弃对库页岛南部及北千岛群岛的主权诉求，等等；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方案被拒的情况下，一边为国后、择捉两岛的归属问题留下继续谈判的空间，一边为落实岛屿周边的渔业捕捞权等实质性权益展开磋商。中川大使将第一步方案递交苏联外交部之后，葛罗米柯外长于次年1月正式答复予以拒绝，理由是这一方案依然坚持日本的“剩余主权”，因而不过是“四岛一次性返还”论的一个翻版；并且，四岛的非军事化构想与日本维持日美军事同盟并支持美国越南战争政策的现状相悖，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然而，当第一步方案遭遇挫折之后，日本外务省并没有立刻将第二步方案付诸实施。由于佐藤内阁的主要外交任务是围绕冲绳“复归”问题展开对美交涉，当时的日本政府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过多关注“北方四岛”问题和日苏关系。尽管如此，田中内阁时期针对“北方四岛”的政策依然在不少方面体现出对佐藤时期的继承。譬如上文提到过，大平访苏时曾提议将日苏两国的领土争端交付国际法院仲裁，这一构想在时间线上至少可以追溯至“中间措施”甚嚣尘上的1967年下半年。当时，佐藤身边从事国际法研究的智囊团提出了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国际途径”，即由《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缔约国召开多边会议重新讨论战后日本“被剥夺”领土的地理范围及其归属，在达成统一意见的情况下修改和约中的相应条款；若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则诉诸国际法院裁决。

　　尽管首相的私人团队会随着政权轮替而不断更换，但考虑到战后日本的政治和外交运作具有强烈的“官僚主导”色彩，尤其是上述提到的外务省“苏联课”对日本的对苏政策发挥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仍有理由相信，田中内阁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佐藤内阁的对苏谈判方针。实际上，通过下文分析便可得知，田中访苏过程中对“北方四岛”问题的底线思维恰恰正是上述中川提案预设的第二步方案。

四、日苏首脑会谈的召开与第二次日苏和平条约谈判

　　从1973年9月末至10月上旬，田中角荣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相继访问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和苏联。日本首相上一次造访西欧是在11年前的池田勇人内阁时期，而对苏联的访问则要追溯到17年前的鸠山一郎内阁时期，即日苏谈判恢复邦交的时候。访问西欧三国之时，田中一行一边呼吁就能源资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关系，一边就即将到来的日苏谈判与东道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例如，大平正芳外相与西德外长瓦尔特·谢尔会谈时，曾向对方寻求与苏联交往的经验。对此，谢尔表示：“跟苏联人谈判，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放弃。”

　　事实证明，田中和大平在莫斯科的确表现出足够的毅力，却依旧无法撼动苏联领导人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尽管双方就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等非政治领域达成一系列协议，但围绕领土问题的磋商却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毫无交集。面对日方“四岛返还”的要求，苏方再次重申，按照《日苏联合宣言》的规定签订和平条约并归还色丹岛及齿舞群岛是苏联唯一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例如，10月9日召开的第三轮首脑会谈中，田中援引“画龙点睛”这一成语，指出领土问题于日苏关系而言就是“龙的眼睛”。对此，柯西金表示“苏联已经将两只眼睛放进去了”，暗示苏联已经作出“两岛返还”的承诺。然而，针对国后、择捉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苏方依旧摆出一副无可争辩、毫不妥协的姿态。不仅如此，对于八月决议中针对渔业捕捞权和港口停靠权等与主权无关的问题上拟定的让步措施，苏联领导人也是三缄其口。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在10月8日晚间的第二轮会谈中就已表明，苏方将以缔结不涉及领土问题的睦邻合作条约为目的展开对话，而非八月决议中设想的按照“两步走”的策略推动和平条约谈判。换言之，苏联决定对国后、择捉两岛采取“零回复”的姿态，以彻底浇灭日方对该两岛的念想。

　　苏联再次下调对日让步限度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第一，田中坚持要求“四岛返还”而不肯罢休的态度引起苏联领导人的反感，让整个会谈过程充满火药味。据参与会谈的苏联驻日大使托洛扬诺夫斯基的回忆，勃列日涅夫面对田中咄咄逼人的姿态曾一度失去忍耐力，一边“要求终止会议”，一边“准备离席”，并扬言“我们什么都不会给的”。第二，苏联要求的等价交换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早在两国外交部门举行事务级磋商之时，苏方就提出了签署长期经济合作协定的要求，并希望日方对苏联的“亚洲安保构想”表示支持或同情，但外务省始终不愿意对这两个问题表达积极的态度。第三，根据当时日本外交官员的理解，苏联不仅因实际控制着“北方四岛”而手握对日外交的“王牌”，而且与美国及西欧诸国关系的回暖也在不断增强其外交层面的自信，从实力地位的角度出发，苏联已经不再感到有对日本作出让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了。

　　苏联之所以再次调整对日政策，与其国内意识形态强硬派和“资源保护派”的兴起不无关系。相较于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政府的对外政策更多强调通过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化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为达成这一目标，具体实践过程中力图尽量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方针逐渐遭到党内保守派的批评，最终在1973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引发激烈的争论。可以说，党内意识形态强硬派的抬头为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采取进攻性的对外政策与全球战略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石油供需关系趋于紧张，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于第三世界的“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也逐渐波及到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资源输出国，包括苏联在内。根据日本外务省掌握的情报，从1973年开始，围绕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问题，苏联国内开始出现“国际合作派”与“资源保护派”的对立，并且后者的主张逐渐占据上风。在这一情况下，反对向日本廉价输出能源资源的声浪不断高涨，导致日苏两国合作开发西伯利亚资源特别是秋明油田项目的经济活动停滞不前。“北方四岛”问题与经济合作问题上的强硬姿态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标志着“尼克松冲击”之后苏联的对日拉拢政策逐步走向尾声，同时也预示着苏联的对外政策总体方针即将发生重大转变。

　　不过，从本质上来说，1973年日苏首脑会谈不欢而散的根源却要归结于双方谈判策略的冲突，即围绕“主权”和“渔权”的相互关系产生的根本性龃龉。从八月草案的形成过程中不难看出，苏共中央试图将“主权”和“渔权”问题捆绑在一起，把是否给予日本渔民“北方四岛”附近的渔业捕捞权等“渔权”问题当作讨价还价的工具，换取日本政府正式放弃对国后、择捉“主权”的声索。这一政策意图随着田中访苏的临近而得到进一步确认。9月6日，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旨在反映首脑会谈成果的《日苏联合声明》草案，其中表明：“关于日本渔民在小千岛群岛(指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的部分区域内以互惠原则为基础进行捕捞的问题，(双方)表达了进一步磋商的意愿。”然而，一周之后政治局通过的正式决议却删除了“在小千岛群岛的部分区域内”这一表述。苏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一方面是为了向日方彰显“领土问题已经解决”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渔权”问题作为谈判筹码的作用，故意撤回了对色丹岛、齿舞群岛附近的捕捞权问题业已作出的原则性承诺。

　　相比之下，田中角荣在访苏过程中则力图实现领土问题和渔业问题的“脱钩”，即双方在保留各自“主权”诉求的前提下就“北方四岛”周边的“渔权”共享作出临时性的安排，并就这一问题与勃列日涅夫达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谅解。然而，既然日本无意放弃对国后、择捉两岛的声索，苏联也就没有理由从政治的高度处理渔业问题。围绕“北方四岛”周边海域的安全作业问题，日苏双方仅就举行部长级的事务性磋商达成共识。面对这一情形，田中一行为了争取肉眼可见的成果，只能将重心放在如何表述联合声明中有关领土与和平条约的条款上，以便为将来继续声索“北方四岛”(准确地说是国后、择捉两岛)的主权留下谈判的余地。田中在第三轮会谈中曾直言道：“通过此次访问，日苏之间至少能就继续讨论四座岛屿的问题达成协议，这是全体(日本)国民的期待。”这就表明，实现领土问题的“可持续性谈判”是日本代表团唯一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意义的目标。

　　最终发表的《日苏联合声明》当中，尽管双方就继续推进和平条约谈判达成一致，但日方将领土问题的相关字眼写入声明的愿望却落空了。取而代之的是，田中在最后一轮会谈中促使勃列日涅夫在口头上承认两国之间“未解决的诸问题”包含领土问题。即便如此，双方会谈记录中的有关表述却因存在微妙的差异而产生了争议的空间。根据日方的记录，当田中一边竖起四个手指一边说“请您记住，(诸问题)里面也包括四座岛屿的问题”之后，勃列日涅夫先是应了一句“我知道”(Я знаю.)，紧接着却要求田中向日本天皇转达问候，试图岔开话题。而田中却不为所动，间不容发地再次叮咛道：“诸问题当中包含四岛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想再次得到总书记您的确认。”勃列日涅夫这才点头答道：“对。”(Да.)苏方的会谈记录则显示，勃列日涅夫面对田中的叮嘱，先是回答“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问题”(Я знаю， что такой вопрос будет)，然后请求对方向日本天皇转达自己的问候。对此，田中首先表达了谢意，接着说道：“我想确认一下刚才我所提到的问题以及阁下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蹊跷的是，这段发言结束之后，双方的交谈立刻转移到其他无关的话题上，日方记录中勃列日涅夫点头称是的一幕不见踪影。将日苏双方的记录相对照便不难发现，勃列日涅夫对继续磋商领土问题的承诺在日方记录中被浓墨重彩地记载，而在苏方记录中却被做了稀释化处理。不久之后，苏联官方就开始否认勃列日涅夫对“北方四岛”问题有口头承诺，其赖以支撑的依据便是己方整理的会谈记录。

　　外交史当中，首脑会谈的记录有别于会后发表的政治性文件，无须会谈双方共同确认这一道程序，因此各自留出可以单方面解释的余地也不足为奇，更何况是涉及领土争端这一国与国之间最难妥协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是双方正式达成一致并共同发表的《日苏联合声明》，倘若仔细比对日俄两种语言的版本，也能发现其中的一些差异。例如，关于和平条约谈判的部分，日文版称“解决尚未解决的诸问题并缔结和平条约将有助于两国之间确立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俄文版则写道：“未解决诸问题的解决以及和平条约的缔结将有助于(两国之间)确立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已有学者指出，日文表述使日本政府得以主张，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诸问题”应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前加以解决；而苏联政府则可以依照本国文本解释称，日苏和平条约的缔结并非要以解决“诸问题”为前提。换言之，面对苏联以将领土问题化小的方式缔结和平条约的意图，日本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和平条约尚未缔结的事实不断向苏联提出解决领土问题的诉求。事实证明，这种对抗模式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之后日本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当中。

结语

　　1971年尼克松宣布访华之后，面对中美关系解冻带来的冲击，日本和苏联为了强化各自的国际地位，不约而同地开启了战略接近的步伐。但是，两国之间对于改善双边关系的动机原本就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原先较为主动的苏联又逐渐改弦易辙，使得这一时期的日苏战略接近存在着天然的脆弱性，导致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机会窗口很快被关闭。在“尼克松冲击”之下步入尾声的日本佐藤荣作内阁及继任的田中角荣内阁，一边以启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为对外政策的重心，一边又试图以日苏关系的改善为手段增加对中国的谈判筹码。相比之下，苏联为了防止中、美、日三国组成“联合反苏”统一战线，将改善对日关系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以苏联驻日大使托洛扬诺夫斯基的积极建言为契机，苏共中央于尼克松访华前夕派遣外长葛罗米柯访问日本，并且在日本实现政权更替之后迅即制定了日苏和平条约谈判的应对方针。当时的苏联最高决策层认识到，依靠以往的“两岛返还”方式不足以让日苏双方达成妥协，因此打算就另外两岛即国后、择捉的处理给予日方渔业捕捞、港口停靠、扫墓以及经济开发等实质性的权益，并以此为手段延缓日本对华接触的步伐。然而，田中内阁成立不到三个月即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使苏联牵制中日关系的意图化为泡影。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出现了重新评估“北方四岛”军事战略价值的倾向，并且随着意识形态强硬派和“资源保护派”等保守势力的抬头，要求保持对日强硬姿态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另外，苏联与美国战略对话的稳步推进，与西欧“紧张缓和”外交的持续展开，在客观上也降低了苏联“拉拢”日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此背景下，苏联高层逐步撤回了有关领土问题的对日让步措施，并于田中访苏之际拒绝了“两岛返还”以外的任何解决方案。

　　日苏围绕“北方四岛”主权归属的争议是导致田中内阁时期两国之间的两次和平条约谈判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关于“两岛返还”的提案，还是关于另外两岛的人道及经济权益的让渡，苏联均一贯主张对国后、择捉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要求日本正式予以承认。与之相对，日本政府内部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解决思路，包括以苏联承认日本“剩余主权”为前提的“分阶段返还”论，以及将国后、择捉归属问题的谈判和针对其周边海域安全作业问题的谈判同时展开的“平行协议”论，但对于决不轻言放弃国后、择捉两岛的主权这一点，主要的外交决策者之间取得了一致。而就苏联而言，可以接受的“平行协议”只能是围绕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的返还条件进行谈判的同时，就国后、择捉两岛的安排展开无关主权问题的非政治性磋商。换言之，即使是围绕“怎么谈”这一程序性问题，日苏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冷战时期的“北方四岛”问题，既是美苏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对抗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缩影，更是日苏两国围绕战后秩序安排的不同观念之间相互角力的舞台。在处理对日外交的过程中，苏联高层越发将“北方四岛”问题同欧洲的安全保障及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将二者一同视为不容篡改的二战胜利成果，并且随着欧洲“紧张缓和”局势的发展，试图将西部边界问题的经验适用于东部边界问题的处理上，即用国家间条约的形式加以固化及合法化。与之相对，无论是田中内阁将“北方四岛”问题诉诸国际法院裁决的提案，抑或是其前任佐藤内阁寻求修改《旧金山和约》领土问题条款的尝试，背后均隐藏着日本政治精英试图否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立场。然而，除了国内层面的讨论以及对苏联的试探之外，日本政府意在寻求第三方势力介入“北方四岛”问题的“国际途径”并未掀起太多波澜，其背后缘由有待深入考察。

　　（注释略）

　　（作者：张彬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