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珍：孔德与19世纪初法国社会科学探索中的道德重建

内容提要：法国自18世纪末以来的总体性危机激发了思想家们探索社会科学的努力。复辟王朝初年，法国兴起了以萨伊为代表的、用科学方法研究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派，并出现了将社会重建的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向实业生产的潮流。与圣西门的合作促使青年孔德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政治与道德，并试图将政治经济学改造成社会科学。思想趋于成熟的孔德逐渐从政治经济学的欣赏者转变为批评者。他批评政治经济学派片面关注物质生产，忽视道德重建，不能在文明的动态发展中考察和评价事物。孔德认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应当是一门建立在历史研究基础上，将经济、政治、道德等问题关联起来考察的综合性科学。出于对道德重建的重视，孔德关注同时代无产者的境况，并通过探索社会科学寻求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案。

关键词：法国思想界　孔德　政治经济学　社会科学　道德重建

　　19世纪初的法国处于大革命后破旧而未立新的转型期，此时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思想家纷纷提出社会重建方案。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潮，有助于了解法国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的困境及出路。近年来，受法国学界影响，国内史学界出现了不少研究这一时期法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的成果，但以实证主义和社会学之父著称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思想仍较受忽视。

　　西方学界关于孔德思想的研究成果很多。不过，关于孔德青年时期思想的研究较为少见，笔者所知的专著仅有古耶的《奥古斯特•孔德的青年时代与实证主义的形成》，此外，关于孔德的思想传记的部分章节通常也会论及这一主题。在国内学界，迄今尚未有学者考察孔德青年时期的思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孔德的学者大多来自哲学、社会学领域，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青年孔德的思想，而是孔德思想成熟时期的实证哲学或社会学理论。

　　孔德所创立的“社会科学”是确立在他对同时代诸多思潮的吸纳与反思的基础之上的。19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探究社会的兴趣。有学者指出，对“社会范畴”的重视并非19世纪初持某种政治立场的法国思想家所特有，而是当时法国思想界的普遍倾向。思想界的这一特点与大革命以来政制的频繁更迭有很大关系。这一事实促使思想家们纷纷将目光转向社会，寻求有助于稳固或革新政制的社会条件。此外，随着19世纪初发展实业生产的潮流兴起，与传统的社会关系“脱嵌”的经济体系逐渐在法国形成，越来越多法国人进入“市场社会”之中。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与赤贫并存，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1817-1826年是孔德创立“社会科学”的重要预备阶段。他曾一度与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圣西门合作，共同致力于创立“社会科学”，并将同时代法国思想家萨伊的政治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雏形。但孔德很快与政治经济学渐行渐远，开始独立探索创立“社会科学”的新路径。研究青年孔德的思想，尤其是这一时期孔德与圣西门、萨伊等人的思想往来，至少有两重意义。首先，这有助于理解在19世纪初的法国，为何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思想家都试图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其次，它有助于理解孔德的社会理论为何具有强烈的道德关切。这种关切体现在孔德看似矛盾的观点中：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迈向实业社会，但他同时强调需要用“道德力”来约束实业创造的财富所代表的“物质力”；他倡导实证科学方法，同时又寻求在科学时代重建道德与信仰。从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社会理论为何具有上述特征。孔德对道德重建的关切为19世纪初的许多法国思想家所共有。大革命在摧毁旧秩序之后未能顺利确立新秩序，致使法国社会陷入长期的失序状态。这引发了思想家对社会解体和道德崩塌的普遍忧虑。他们担忧，基督教信仰衰落导致人们普遍的精神空虚，从而会引发利己主义并导致人们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许多思想家试图通过复兴传统宗教或确立新信仰来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拟结合法国19世纪初的社会背景，着重依托法文版青年孔德著作集、圣西门和萨伊等人的著作以及相关的二手著作，考察青年孔德如何从政治经济学的欣赏者转变为批评者，进而提出他关于“社会科学”的初步构想，以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

一、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初步认识

　　1798年，孔德出生于法国蒙彼利埃一个信奉天主教并支持王党的家庭。在革命的动荡中成长起来的孔德在14岁时不再信仰上帝。他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喜爱阅读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逐渐有了反教权和支持共和的思想。1814年，孔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这所由国民公会于1794年创办的大学延揽了杰出的科学家担任管理者和教员。拿破仑统治时期，它已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院校。孔德在努力钻研科学之余还关注时政，他加入崇尚平等与博爱精神的学生团体，并时常与同学们就法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展开辩论。在1815年写给好友的信中，孔德提及了他和同学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孔德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兴趣，与复辟王朝初期法国的政治经济局势和思想界动向有很大关系。

　　孔德从外省到巴黎求学之际，正值拿破仑帝国垮台，波旁王朝复辟后不久。此时的法国已经历了25年革命与战争的动荡。对于渴望确立共和制或怀恋帝国荣耀的人们来说，王朝的复辟意味着革命的挫折和战败的耻辱。他们因而仇视波旁王朝甚至密谋用革命推翻它。不过，对于期待有序变革的人们来说，复辟有积极的意义：路易十八颁布了象征新旧法国妥协的1814年宪章，法国基本恢复了国内外的和平。在政治领域，复辟王朝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信条派为代表的温和自由派与极端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前者努力维护1814年宪章所认可的立宪君主制及各项自由权利，后者则企图恢复旧秩序。在经济领域，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为工业化的推进提供了有利条件。英国的机器和工业化经验被引入法国，巴黎、里昂、阿尔萨斯等地出现机器工厂。巴黎汇聚了为数不多的大银行家和大批发商，他们经营着大宗的资本、商品、原材料的跨国和国内交易。大银行家、大批发商和制造业主构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法国兴起了倡导发展实业的思潮。对实业的重视在法国由来已久。18世纪的启蒙哲人魁奈和西耶斯挑战传统的社会等级制，主张依据社会成员在生产中发挥的功用来界定国民身份。孟德斯鸠指出，欧洲已步入新时代，凭借军事征服确立普世君主国的野心必定失败，各国应致力于发展贸易与工业。不过，直到19世纪初，倡导发展实业的观点才在法国兴盛起来。著名的自由派贡斯当接续孟德斯鸠的传统，批评热衷于军事征服的拿破仑，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则主张把维护和平与自由，推动实业生产视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

　　政治经济学家萨伊是实业潮流的重要推动者。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初版于1803年，并在复辟王朝时期数次再版。萨伊被许多同时代人视为斯密的学说在法国最著名的普及者和修正者。萨伊在其著作中表达了对斯密的赞赏。他指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国富论》发表之前并不存在，以魁奈为代表的法国经济学家虽然在18世纪提出了有益的观点，但他们的大多数观点是“武断和抽象的”。他们“先提出几个抽象的一般性论点，把它们叫作自明之理……然后企图使个别事实适应于它们”。萨伊认为斯密采用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他不是抽象地寻找原则，而是观察事实并寻找支配这些事实的一般规律。

　　和斯密一样，萨伊写作的一个重要意图是重估重商主义。萨伊批评了法国自路易十四时代至复辟王朝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他指出，虽然在少数例外情况下政府的干涉是有益的，但一般而言“产业和财富的健全状态，乃是绝对的自由，即听任各种事业各自照顾自己的利益……赋税和限制措施绝不是利益，充其量也不过是难以避免的灾害”。在批评学徒制和特许制时，萨伊表示“利己主义是最好的老师”。萨伊认为利益对抗只存在于生产者与不生产的寄生者之间，生产者内部的实业精英与普通劳工的利益是相互依存的。他期待出现一个“财富最充裕且最普及”的社会。萨伊也修正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例如，针对斯密的“劳动创造价值说”，萨伊提出了“效用价值说”。他指出，物品价值的基础是其效用。由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都能创造或扩大效用，因而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都是财富的创造者。萨伊还批评斯密只把有形物质的价值视为财富，忽略了有才能的人生产的无形产品也是财富。萨伊因而认为劳动者由三类人构成：生产理论知识的人、应用知识的人、在前两类人指挥之下劳动的工人。萨伊的著作在复辟王朝初期被热读。据称在法国当时的开明人士中，许多人没读过斯密，但很少人没读过《政治经济学概论》。萨伊的住所成为自由派和实业界精英汇聚之处，以他为灵魂人物的第一代法国政治经济学派逐渐形成。

　　从1815年前后孔德与同学们探讨政治经济学可以看出，他显然受到了阅读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影响，开始关注经济问题。不过在就读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期间，孔德首要关注的是政体问题。他厌恶君主制，和多数同学一样忠于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创立者的共和理想。出于对复辟王朝的厌恶，孔德与多数同学在拿破仑发动“百日政变”期间公开支持他。1816年4月，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全体学生被开除，大学遭到第二次复辟后重新掌权的极端保守派的清洗。此后一年间，孔德以辅导学生数学为生。他利用空闲时间阅读数学家拉格朗日和蒙日的著作，还研读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这两位启蒙哲人给孔德留下深刻印象：孟德斯鸠没有运用宗教原则或社会契约理论来探讨最佳政制，而是观察、分析具体和多样的社会事实，从中寻求社会法则；孔多塞试图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研究人和社会，并勾画出一个世俗的、由科学知识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图景。很显然，日后被孔德誉为社会科学先驱的这两位启蒙哲人，启发了孔德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兴趣。

　　孔德做家教所得的收入既不充足也不稳定。他本人的处境使他对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当敏感。1816-1817年的农业歉收在法国引发了严重的饥馑。孔德在1817年年初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富人在路有饿殍时过奢靡生活的愤怒。1817年夏，孔德的一位朋友因发现孔德与圣西门的观点有相近之处而介绍他们认识，此时圣西门正在创办刊物《论实业》。1817年8月，年仅19岁的孔德成为圣西门的秘书，从而有了结识实业家与政治经济学家的机会。

　　圣西门是一位看出旧世界的气数将尽，积极拥抱新世界的贵族。大革命期间，圣西门买卖革命政府出售的地产并大获成功。雅各宾派掌权期间，圣西门险些上了断头台，却因热月政变而幸存。1798年，他转向科学研究，致力于寻求解决法国乃至欧洲危机的方案。和孔德一样，圣西门也喜爱启蒙哲人孔多塞的著作。受孔多塞影响，圣西门尝试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人类精神的演进史。他得出结论：欧洲的危机源于神学体系受到科学挑战而衰落，能够约束君主的野心，协调各国利益冲突的天主教会由此衰落，欧洲陷入战争状态。圣西门认为要结束危机，就需要学者们创立科学的知识体系取代神学体系，重建精神权力，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组织欧洲社会，这是以批判旧秩序为己任的启蒙哲人未能完成的工作。圣西门的这句话表明了其抱负：“18世纪的哲学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9世纪的哲学将成为有创造性和有组织力的。”圣西门所说的“19世纪的哲学”，正是孔德日后承续圣西门的努力致力于创立的实证哲学，即由所有实证知识综合而成的科学知识体系。圣西门认为，只有当研究无机体和有机体的各门科学都摆脱了臆测成为实证科学时，实证哲学才可能诞生，然而对人和社会这两种有机体的研究尚未成为科学。1813年，圣西门在《论人的科学》中提出要创立一门研究个体与人类社会的科学。

　　不难看出，促成孔德与圣西门合作的重要原因是二者对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共同兴趣。在19世纪初的法国思想界，这种兴趣并不少见。大革命遭遇的挫折引发了法国思想界对自然权利学说，尤其是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批评。摒弃关于“自然状态”的假设和抽象的理论推演，从观察具体事实出发来研究政治与社会，逐渐成为法国思想界的新趋向。基佐对欧洲社会史的研究、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状况的考察都表现出尊重事实的实证精神。观念学派的核心成员卡巴尼斯试图运用生理学的方法研究社会。萨伊则试图探寻社会经济秩序运行的科学规律。有志于创立社会科学的圣西门与卡巴尼斯和萨伊均有来往。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圣西门表现出对生理学的浓厚兴趣。随着复辟王朝初期倡导实业的潮流兴起，圣西门关注的重心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他经常前往巴黎的雅典娜学院听萨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圣西门与萨伊往来颇为密切，他们同属法国国家实业促进协会和初等教育协会的成员。1816年，圣西门创办了刊物《论实业》。圣西门所说的“实业”是指一切“有用和独立的劳动”，“实业家”则是指一切从事“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人。与“实业家”相对的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者”。“实业家”既包括实业精英，也包括无产者等普通劳动者。从《论实业》封面的题词“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可以看出，圣西门成了倡导实业生产的萨伊的合作者。创办《论实业》之后，圣西门给萨伊寄去自己的作品，萨伊在回信中称赞了圣西门的部分观点，并邀请他一同传播政治经济学，启迪法国民众。从《论实业》的资助人名单也可以看出圣西门与萨伊的合作关系。三十余位资助人中有不少是支持萨伊学说的大银行家和大制造业主。

　　孔德在担任圣西门的秘书之初，向好友表达了对圣西门的热烈仰慕。这表明孔德此时很认同圣西门的观点。经由圣西门，孔德结识了以萨伊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与他们的交往使孔德对政治的认知发生了重要转变。

二、政治经济学对孔德的影响

　　大革命前后，法国思想界谈论政治的主流话语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8世纪的启蒙哲人和革命者在思考政治时大多首要关注政制问题。19世纪初的许多法国思想家将社会结构、经济生产、风俗民情等通常被统称为“社会状况”的因素纳入政治思考的范围。例如，迈斯特认为立法者应当根据人口、风俗、宗教、地理位置、财富状况等因素来制定法律。基佐认为要了解政治制度，应当先研究社会状况，因为政治制度是社会状况的产物。托克维尔也认为社会状况比政治制度更为根本：社会状况是影响大部分法律、习惯和思想的首要因素。与圣西门合作前后，孔德思考政治的视角从首要关注政制转向首要关注生产，这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了萨伊和圣西门的影响。

　　萨伊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概论》时有意回避与政治直接相关的讨论。他将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区分开来，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而政治学研究的是政府与人民之间以及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萨伊认为财富与政治组织无关：“财富独立于政府的性质。一个国家不论政府形式如何，只要管理得当，就能够达到繁荣。”

　　尽管萨伊强调政治经济学只讨论财富问题，但其学说却启发了圣西门从经济的视角来思考政治。圣西门在《论实业》第二卷指出了萨伊的矛盾之处：一方面，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另一方面，他又曾在讲课时屡次声称政治经济学为政治和道德提供了可靠和实证的基础。在圣西门看来，萨伊事实上承认“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真正和唯一的基础”，只是出于某些顾虑不敢言明。圣西门认为萨伊的著作包含了一些可以用来指导政治的科学原则，例如，生产有益的物品是政治社会的唯一目标，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实业，生产者是社会上唯一有用和有权管理社会事务的人，战争损害生产和全人类，等等。在圣西门看来，上述原则的提出有助于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它将研究“社会中产生的真正和自然的关系”。政治学将不再与一个政权、一种政府形式相联系，它将成为一门“关于生产的科学”。

　　圣西门敏锐地看到，萨伊的学说有助于法国人形成关于政治的崭新理解，进而找到革命后重建的新路径。此前法国人陷入“革命的迷宫”，为了确立君主制或共和制的问题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全体社会成员应当把目光转向发展生产。在圣西门看来，相较于采取何种政制的问题，让何种社会力量——从事生产的实业家还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掌权是更为根本的政治问题。

　　对比孔德写于1816年的一篇未刊文章和他1817年与圣西门合作之后发表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与政治经济学派交往前后的思想变化。1816年的孔德尚未将生产视为首要的政治问题，他在文中谴责雅各宾派、拿破仑和复辟王朝的专制，渴望确立共和制，并呼吁有识之士启蒙民众以帮助人们摆脱专制。不难看出此时的孔德深受18世纪启蒙和革命政治话语的影响。而在1818年5月圣西门与孔德合作出版的《论实业》第四卷中，实业生产是中心问题。他们强调生产者是唯一有用的阶级，呼吁加强实业阶级的政治地位，并倡导英法两国实业界的联合。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相较于政治制度，规定所有权的制度更为根本。所有权的构成应有益于全社会的最大利益。从孔德同年写给圣西门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他们此时寻求的是“最有利于生产”的所有权构成方式。孔德在信中赞赏圣西门“最早明确地指出，唯一合理的政治学是政治经济学”。这表明此时的孔德认同圣西门从萨伊的著作中解读出来，而萨伊本人有意隐而不宣的对政治的新解：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

　　从孔德1819年发表的《论预算》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孔德思考政治的经济视角。孔德指出，自从博丹和孟德斯鸠的著作问世以来，大多数政论家都专注于对政府形式的考察。他们以为一旦在亚里士多德区分的三种政府形式里挑选了最恰当的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诞生以前，欧洲一些最有才能的人长期陷入的政治上的错谬见解。孔德赞扬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帮助人们摆脱了上述见解：他们揭示出现代政府需要依靠生产者缴纳的税收才能生存。这意味着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并非采取何种政府形式或如何分权，而是如何以最有利于广大生产者的方式制定预算法案，决定课税基数和税收的用途。孔德问道：“税收被一个君主，被一个等级或是被公众浪费掉，是否有区别呢？”

　　从思考政治的经济视角出发，孔德解释了法国革命者建立好政治的努力为何徒劳无功：他们将大量的资金和需要花费军饷的军队交由政府支配，因而无论他们如何分配和组织权力，都无法阻止专断与浪费。在孔德看来，复辟王朝依然未能确立好政治：尽管代议制确立了，众议院也有了投票表决预算法案的权力，但广大生产者的利益依然受损。因为法国的大多数政论家只关注宪章制度的细节问题而忽视预算问题。少数自由派议员虽然批评内阁提出的预算法案，却未能提出替代方案，内阁由此主导了预算法案的制定。而内阁首要关注的是满足宫廷和公务人员的需要，而不是“生产者”，即“民族”的利益。

　　由《论预算》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促使孔德将生产而非政制视为首要的政治问题。对经济因素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孔德对欧洲历史的考察上。大革命给法国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复辟王朝时期的政治斗争促成了法国19世纪初的“历史研究热”。孔德和著名历史学家基佐一样，试图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欧洲文明史，以探求欧洲危机的历史起源和结束危机的方案。在孔德看来，对历史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克服18世纪启蒙政治学说的抽象性，获得对政治的更为科学的认知。他在1818年5月写给好友的信中表示，他不再认为政治学的基础是“人权理论，社会契约思想，简言之，上个世纪的哲学体系”。他建议好友放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读点历史著作，比如休谟的《英国史》或罗伯逊的《查理五世史》，并研究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斯密和萨伊的。

　　1820年，孔德在与圣西门合作出版的《组织者》中发表了考察欧洲历史的文章。此时的孔德已经突破了他所赞赏的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采取的考察历史的单一的精神视角。孔德从社会经济和精神观念的双重视角考察欧洲文明进程。他概述了封建(军事)神学社会体系从3-4世纪诞生到10-11世纪最终确立的过程，并指出它是由两股社会力量主导的：封建(军事)贵族的世俗权力和天主教教士的精神权力。两股新的社会力量——从事和平生产的实业家与从事实证研究的科学家在旧社会体系的母腹中成长，并在11世纪趋于壮大。16-18世纪，新旧社会力量的斗争公开化并在宗教、思想与政治领域展开。孔德认为，19世纪初是新旧两种社会体系并存的过渡时期，只有在实业家和科学家主导的新社会体系确立后，法国大革命才能最终完成。

　　1822年，孔德在其青年时期的重要著作《社会重组所需的科学研究方案》中继续采用社会经济和精神观念的双重视角考察人类文明史，并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法则。他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神学和军事时代。此时人类的精神领域受神学观念掌控，“想象”全面支配着“观察”。在世俗领域，社会关系完全是军事性的，社会以征服为唯一目的。第二个时代是形而上学和法学家的时代。这是一个以“批判”为特征的过渡时代。在精神领域，“观察”经常被“想象”支配，但“观察”也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想象”。在世俗领域，社会同时存在两个目的：征服和生产。第三个时代是科学和实业时代。此时就个别理论观点而言，“观察”已支配“想象”，就一般理论观点而言，“观察”虽已推翻“想象”的统治，但还没有取代它的地位。在世俗领域，实业开始占据优势，社会开始以生产为唯一目的。

　　由上述可见，政治经济学启发了孔德对政治、历史的崭新认知，使他从经济的视角思考政治，并相信人类将迈向实业社会。然而，孔德并不满足于仅仅从经济的视角来思考政治。自从与圣西门合作以来，他一直同时从道德维度思考法国革命后的重建问题，这使他与政治经济学家的分歧日益加深，并最终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严厉批判者。

三、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自大革命以来，法国面临的危机促使一些思想家关注如何使道德和政治成为科学。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指出，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将向人们指明可靠和真实的通往进步的道路。它们将像数理科学一样建基于对事实的观察。督政府于1795年创立的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设有“道德与政治科学部”。1798年，该部举办了以“什么制度最适于培育一个民族的道德”为题的征文比赛。这反映了当时法国思想界对道德重建的关注。1802年，圣西门提出让科学家和艺术家取代天主教教士掌管精神权力，这说明他也关注道德重建。

　　在道德重建问题上，孔德与萨伊存在分歧。萨伊认为社会问题主要源于生产者与寄生者的对立，生产者内部并不存在利益的根本对立。对实业社会的利益和谐持乐观态度的萨伊主张维护经济自由，多创办农艺和工艺技术学校，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他看来，当人人成为生产者且通过劳动拥有适度财产时，因生活赤贫或不劳而富而滋生的恶习将消失，勤勉、节俭、独立等美德将易于养成。萨伊相信生产的发展、良好的立法和家长的榜样足以养成社会成员的好品德，他因而反对将道德教育纳入公共教育的范畴。在结识圣西门之前，孔德已表现出对道德重建问题的兴趣。1817年，他告诉好友他正在阅读孔多塞和孟德斯鸠探讨“道德和政治科学”的著作。在革命后的法国是否需要道德重建这个问题上，孔德与圣西门存在共识。他们合作的最初成果，1817年9月出版的《论实业》第三卷就凸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切。该卷阐明了改造道德观念体系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它指出：1789年以来，法国屡次发生革命并颁布多部宪法，却未能确立新制度。这表明新制度仅仅在法律上得到确立是不够的，“要改变制度，先改变观念”。一些革命者以为只要摧毁君主制，自由的体制就将确立。然而当新的道德观念体系未能取代旧体系时，杀死一个国王，还会出现另一个国王。

　　在圣西门和孔德看来，由于实证科学破坏了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对天堂的希望和对地狱的恐惧不再能充当道德的基础。这个基础只能是人们对具体、明确和现世的利益的认识。政治经济学有助于生产者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联，进而推动道德进步。首先，它将更恰当地规定统治者与被治者的义务：被治者应勤勉生产，政府作为受社会委托的服务机构应保障生产的安全与自由。其次，它将有助于各民族之间建立理性和友好的关系。它使人认识到，其他民族的繁荣可以促进本民族的生产。圣西门和孔德认为应利用政治经济学改造神学道德，进而改造公共教育，以便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但萨伊的政治经济学尚无法胜任改造旧道德的使命，因为它只是呈现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事实，却“缺乏目标”。它还需要“以更加广阔的、果敢的和总体性的视野加以改造”，以便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这门“社会科学”应包含政治与道德科学。

　　《论实业》第三卷关于确立新道德体系的说法触怒了当权的保守派。一些订阅《论实业》的自由派和实业精英为回避政治风险，公开声明停止订阅该刊。为挽回订户的支持，1818年5月出版的《论实业》第四卷不再谈论确立新道德体系的问题。此后圣西门日益专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致力于推动实业精英掌权。而孔德则在退订风波之后表现出对实业家的不信任，他在给圣西门的信中抱怨大多数实业家只关心私人利益和发财致富。

　　1819年是孔德走向思想独立的关键时期。从他这一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与逐渐投身于实践领域的圣西门不同，孔德日益专注于创立政治与道德科学这一理论问题。在《关于政治科学的几个残篇》中，孔德指出人类诸社会起初都建立在政治为最强者的利益服务的法则之上。随着文明的进步，该法则不断得到修正，但它迄今为止在“最先进的”民族中仍是基本法则。孔德认为欧洲“最开明的”几个民族已抵达新时代的门槛：“公共利益的法则”将取代“最强者的法则”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主导法则。他表示政治应成为“道德的和自由的”并实现“最大最普遍的幸福”。这正是法国革命者的目标，然而在抵御欧洲特权者反扑的过程中，依靠武力的革命者逐渐偏离了这一目标。

　　在《一位前综合理工大学学生致<论政治>作者的信》中，孔德指出文明当前的目标是“让道德进入政治”。他批评复辟王朝时期政治领域的主导力量是武力和金钱这两种“物质力”(la force physique)，当“物质力”居主导地位时，支配政治领域的必定是“最强者的法则”。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孔德指出：必须让“道德力”(la force morale)取代“物质力”居主导地位，因为“道德力”认可“公共利益的法则”。

　　由上述可见，孔德认为，要使政治成为道德的，“物质力”就应当服从“道德力”。何为“道德力”？对欧洲历史的考察使孔德看到，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存在一种“道德力”，即某些“狭隘微弱的”道德原则，它们缓和了古代军事体制的严酷。中世纪的欧洲也存在着一种道德力，即基督教宣扬的“普遍博爱的”道德原则。孔德认为基督教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最强者的利益视为追求的目标，基督教的创立者因而是值得崇敬的。然而教会宣扬“恺撒的归恺撒”，这意味着它并不打算改变政治秩序本身，只是在政治权力之外起调节作用，基督教道德因而处于附属地位。孔德认为中世纪的道德力还有一个局限：它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之上。孔德承认基督教宣扬的“爱邻人”的情感值得尊敬，但他认为缺乏实证知识的指导，好意图可能导致恶行，因而应当使道德成为一门科学。

　　孔德1819年关于政治与道德的论述表明，他在探索“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发生了重要的思想转向。政治的目标不再是“最有利于生产”，而是实现“最大最普遍的幸福”，这意味着孔德关注的焦点从财富的生产转向了人的幸福。孔德认为要实现人的普遍和最大幸福，就要让“道德力”取代“物质力”占主导地位，以避免弱肉强食。这意味着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确立以实证科学为根基的新道德力，来约束实业社会的物质力。孔德由此表明了他与萨伊，以及试图改造政治经济学以促进生产最大化的圣西门的不同。

　　在1822年发表的重要作品《社会重组所需的科学研究方案》中，孔德重申欧洲社会重建的目标是确立实业科学社会体系以取代封建(军事)神学社会体系。但他强调说，相较于世俗领域的重组，更为紧迫和重要的是精神领域的重组。为此需要先创立一门“社会科学”，它将被用来指导社会重建的实践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孔德在此书中致敬“社会科学”的先驱时，提及了孟德斯鸠和孔多塞，却未提及任何一位政治经济学家。这表明政治经济学不再被孔德视为“社会科学”的雏形，他已开始在新的方向上探索“社会科学”。

　　1825年年底至1826年年初，孔德发表了《论精神权力》。它标志着孔德思想演变的完成。这一历程的起点是他与圣西门合作之初，将政治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雏形。1826年的孔德转而严厉批评政治经济学。他表示自己已经和“经济学家”及“实业主义者”分道扬镳，这里他所指的显然包括萨伊和圣西门。孔德在《论精神权力》中首次公开批评政治经济学，此后他又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的第47、48讲延续了这一批评。本文将重点介绍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两点批判：一是其“孤立性”，即片面注重生产，看不到精神重建的必要性；二是其“绝对性”，即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反对政府干预。

　　孔德指出，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从“纯物质的视角”看待社会事务，没能把物质生产和知识、道德、政治关联起来考察。他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视为经济学家中的杰出例外。他称赞斯密是“卓越和明智的哲人”：斯密的目标不是创立专门科学，而是探究“社会哲学”，为此他研究了劳动分工、货币、银行以及人类实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方面，包括道德问题。孔德把萨伊的女婿、政治经济学家夏尔•孔德视为“孤立地”研究生产问题的极端范例：他把一切不能马上应用到实业生产的理论研究都视为无价值的。受生物学影响，孔德把社会视为有机的生命体：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关联成为一个整体，倘若将某个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它就成了无生命的物质。因而不能孤立地研究社会的某个组成部分，应把它置于整体中加以研究。孔德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孤立性”表明它本质上是“形而上学”，而非科学。

　　在孔德看来，政治经济学家的狭隘视角使他们没有看到19世纪初的欧洲正面临深重危机。孔德认为，旧社会体系在历经数个世纪，尤其是16-18世纪历次革命的持续打击之后，已几近瓦解。然而新的实业科学社会体系未能在革命后成功确立。欧洲因而处于新旧社会体系过渡时期的“无序”之中。孔德最忧心的是精神领域的无序。他指出，批判学说否定神学信仰，却无法确立新的精神共识。这导致每个人都试图凭借个人理性评判一切政治与社会问题，即便在两个人之间，也无法就最简单的社会问题达成真正和持久的一致。精神无序导致了“公共道德的完全缺失”。一方面，由于缺乏得到普遍尊重的道德信条，“个人野心的增长”除了个人遇到的偶然外部因素外，不再受到任何真正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无法就什么是“共同的善”形成明确稳定的观念，社会情感逐渐退化为一种“模糊空洞的行善意愿”，无法真正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由此导致个人逐渐“将自己置于社会关系的中心”。在所有混乱的道德观念中，只有个人利益的观念是清晰明确的，因而“纯粹的利己主义”成了唯一足以指导个人行为的动力。

　　孔德认为在上述情况下，普遍的社会冲突将不可避免。然而，多数政治经济学家却认为只要实现充分的经济自由，无须政府干预，实业社会的各种利益就能达成和谐。在孔德看来，上述观点表明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绝对”的批判学说。它作为18世纪“批判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曾长期与旧社会体系斗争，从而为新社会体系的建设扫清了道路。政治经济学家以“绝对”的方式批判中世纪的实业体制，没能认识到它曾促进现代实业最初的发展。他们看到旧实业体制干预经济产生的弊端，就把无须任何干预确立为普遍信条，甚至面对已出现的最急迫、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依然否定政府干预实业活动的必要性。

　　孔德在此批评的利益和谐论由亚当•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提出，被20世纪的一些学者称为“市场乌托邦”，但它在19世纪的西欧被广泛传播。孔德批驳了利益和谐论。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家夸大实业生产的优点，他们认为一旦社会关系从军事社会的支配-服从转变为实业社会的共同劳动与相互协作，利益的和谐就易于达成。孔德承认与军事社会相比，实业社会中个体利益的对抗变得更弱且更易于调和。但他同时指出，实业社会的利益对抗依然存在，只是雇主与工人的对抗取代了军人与奴隶的对抗。

　　孔德认为实业生产不仅无法消弭个体或阶级的对抗，还潜藏着一个可能加剧冲突的因素，这就是与实业生产的发展相伴随的不断精细化的劳动分工。孔德一方面肯定了劳动分工的积极意义：它促成了人类社会有机体的不断扩展与复杂化，以及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当社会的各个部分承担了最适合它的劳动时，社会生产就趋于有序和繁荣。另一方面，孔德也指出了劳动分工的弊端：它会导致利益、观念、情感的分化。由于个体长期局限于狭小的事务之中，他经常能感受到个人利益，却只能“模糊地感受到与公共利益的真正关联”，这促成了“局部精神”(l'esprit de détail)的发展，却阻碍甚至遏制了关注公共利益的“全局精神”(l'esprit d'ensemble)的发展。孔德认为上述两种精神都不可或缺，它们本应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相继占据主导地位，达成有益的动态平衡。然而在16-18世纪，“局部精神”长期占主导地位，导致社会的严重分化。

　　孔德由此揭示了劳动分工导致的看似矛盾的双重后果：它既使个体更加依赖全体，又使个体越发疏离全体。人们的“社会情感”逐渐局限于同职业的小团体，并感到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漠不相关。孔德认为，当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这样一种人：他在某一方面很有才能，却在其他方面很无能。孔德提醒人们关注那些穷其一生只是用双手制作刀把或别针头的不幸的工人，以及那些仅仅是不断地用头脑解方程式或把昆虫分类的科学家。从事过度专业化劳动的工人和科学家看似境况不同，但其境况有着相似的道德后果：它使人的才智耗竭于对细节的过度关注，导致对人类事务总体进程的漠不关心。

　　孔德指出，劳动分工的过度发展不仅会导致上述弊端，还会增加人在才智和道德方面的不平等。因而，如果对实业生产完全不加干预，放任个别利益的竞争，这些个别利益将陷于对抗，最终导致弱肉强食，“建立在最富有者的权利基础上的专制”将取代“建立在最强壮者的权利基础上的专制”。孔德认为，19世纪初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出现的雇主和工人的对抗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在法国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只有极少数人如迪努瓦约关注实业社会的弊端，并在其著作中加以论说。萨伊虽然注意到过度劳动分工的弊端，但他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却避重就轻。大多数经济学家表现出“无怜悯心的学究气”，鼓吹“绝对的实业自由”和社会自发的发展最终将改善所有人的境况。

　　孔德认为，要缓和上述对抗，根本之道不是调整世俗领域，即实业生产领域的权力分配，因为无论这一领域的制度如何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为目标的实业社会，必定要认可个体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受个人利益驱动，必定有雇主滥用其优势地位压低工资，也必定会有工人采用暴力谋求处境的改善。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抗因而难以避免。孔德认为，关键在于确立一个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理性和开明的精神权力。它的首要职能是独立掌管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包含实证科学知识的教育，也包含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道德教育。在孔德看来，由于人不会主动限制自己的欲求去适应他人或外部环境，倘若缺失道德教育，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就会超出合理限度，发展出反社会的倾向，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就难以避免。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独立的精神权力将召唤个体关注全体，培育个体的社会情感，使其感受到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休戚相关，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

结语

　　自18世纪末以来，法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促使思想家努力探索社会科学。与圣西门和萨伊等人的交往使青年孔德试图将政治经济学改造成“社会科学”。思想趋于成熟的孔德逐渐从政治经济学的欣赏者变成批评者。他批评政治经济学片面关注物质生产，忽视道德重建，缺乏历史意识。在他看来，真正的“社会科学”应当是一门建立在历史研究基础上，将经济、政治、道德等问题关联起来考察的综合性科学。孔德思想转变的关键原因在于孔德对革命后的道德重建的关切。这一关切是19世纪初许多法国思想家所共有的。经历革命的打击之后，传统的信仰和道德观念已经式微。面对被利益、观念、情感的对立撕裂的社会，许多思想家都质疑仅凭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能否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有自由放任色彩的萨伊的政治经济学说在受到热烈欢迎的同时，也遭遇严厉批评。对社会分裂感到忧虑的思想家们试图重建信仰和道德，以缓和社会冲突。与致力于复兴传统信仰的拉莫耐等人不同，孔德追随圣西门，致力于在探索“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进行道德重建。

　　从孔德青年时期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将创立“社会科学”视为道德重建的关键环节，而道德重建又是其社会重组计划的预备工作。在1830-1842年发表的《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提出了他的“社会科学”理论，并着手将各门实证科学的知识综合为实证哲学。此后他又致力于在此基础上确立实证道德，以取代神学道德。他晚年创立“人道教”(la Religion de l'Humanité)，正是朝这一方向努力。

　　当孔德首次公开批评政治经济学时，法国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抗还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孔德的道德关切使他和圣西门、傅立叶、西斯蒙第等社会主义思想先驱一样，敏锐地认识到无产者的不幸与社会矛盾。孔德解决危机的方案基于他对“社会科学”的探索。对欧洲社会史的实证考察使他相信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以战争为目标的军事社会迈向以生产为目标的实业社会。孔德认为实业社会应当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增进公共福利。他因而主张未来世俗领域的统治权，即组织生产的权力归属于有管理才能的实业精英。他认为将管理权交给缺乏才能的人是违背实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它将阻碍生产的发展。这是孔德与同时代有平均主义倾向的社会改革家的重要不同。但孔德同时也反对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的自由放任观点。他期待未来实证哲人将取代教士主导精神权力。他们的重要职能是独立掌管公共教育，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知识与道德原则。孔德期待通过科学教育缓和个体的利己倾向，使个体在寻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够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孔德设想的独立于世俗权力、负责公共教育的精神权力在法国并未成为现实。不过，孔德对同时代政治经济学家片面注重物质生产、盲目信任“自发秩序”的批评，他寻求以精神力量对抗物质主义的努力，他的“社会科学”包含的道德关怀，构成了后人反思现代社会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重要思想遗产。

　　（注释略）

　　（作者：倪玉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