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荣：冷战视野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小石城事件的应对

内容提要：1957年9月4日，阿肯色州州长福伯斯公然派遣州国民警卫队，阻止小石城中心高中进行种族合校。小石城事件凸显了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受到非西方世界的广泛谴责，还引起美国盟友的深切担忧，严重损害了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为了维护国家声誉，尽可能消除该事件在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惜动用军队干预小石城事件。事后，美国政府还在国际社会进行解释和宣传，以证明自己是“人权卫士”。实际上，小石城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种族骚乱，美国黑人也未采取激烈的抗争，但美国政府以较为罕见的军队介入的方式处理州内非叛乱性事态，表明此举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政治行动，旨在增强美式民主制度的“感召力”。在冷战背景下，小石城事件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治的“联邦化”，南部州政府开始丧失在种族事务上的主导地位。这种改变为美国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铺平了道路，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最终废除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冷战　艾森豪威尔政府　种族合校　小石城事件　国家形象　民权改革

　　在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的推动下，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简称“布朗案”）中判决，公立学校中的“隔离但平等”原则违宪。种族隔离政策在美国失去了合法的地位。然而，南部诸州并不愿意贯彻执行这一判决。在美国上南部州，白人社会实行象征性的改革，仅在个别公立学校进行种族合校。因此，能进入之前白人公立学校就读的黑人屈指可数。在南部腹地州，白人社会强烈抨击和抵制布朗案判决。总体来说，南部诸州采取多种措施拖延和阻碍种族合校。1957年9月4日，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公然派遣州国民警卫队，阻止小石城中心高中执行该判决。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黑人民权问题上较为保守，甚至认为任命沃伦为首席大法官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但对小石城事件的处理却出人意料。9月24日，他下令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并派遣101空降师前往小石城保护黑人学生入读小石城中心高中。这是重建结束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动用联邦军队干涉南部州的种族事务。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小石城事件处理的问题上，历史学家罗伯特•伯克认为，美国行政当局是被迫考虑采取立法的补救措施。戴维•尼科尔斯则批评既往研究过于关注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民权问题上的言论而非其实际采取的措施。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实干家，而不是空谈家。尼科尔斯指出，艾森豪威尔对小石城事件的处理，只是其支持黑人民权举措的“冰山一角”。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跨国史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玛丽•杜齐亚克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对小石城事件的负面报道，指出该事件给美式民主带来了全球性的重大危机。阿扎•莱顿认为，小石城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国际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被迫推动种族合校和民权立法。凯里•弗雷泽表示，美国的种族关系在小石城事件中受到国际社会严格的审视。托马斯•博斯特尔曼则强调，相较于黑人民权问题，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关心小石城事件对国家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梅琳达•施文克分析了美国新闻署是如何利用美国政府派兵保护黑人入学一事来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笔者也曾撰文分析小石城事件的国际影响是如何促使美国黑人、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形成民权国际主义话语共识，从而推动民权改革和立法的。既有研究或聚焦于国际社会的批评，强调小石城事件给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带来的伤害，或剖析该事件的国际影响对美国民权立法的推动。本文侧重于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小石城事件的处理，探究小石城事件爆发的原因、演变过程以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应对，分析这场危机的国际影响及其给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带来的损害，重点探讨美国政府对这种损害的评估和修复国家形象的种种努力，进而阐释美苏冷战与美国政治在黑人民权问题上的互动影响。

一、小石城事件的发生与政府的对策

　　布朗案判决生效后，虽然部分南部白人政治人物比较克制，但更多的是对该判决进行谴责。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O. Eastland）发誓将予以抵制。他警告称，任何强制执行这一判决的做法都会带来“巨大的冲突和动荡”。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哈里•伯德（Harry Byrd）愤怒地表示，该判决是对南部核心利益的“严重打击”。众多的南部两院议员在国会签署《南部宣言》（The Southern Manifesto），宣布抵制布朗案判决的实施。伊斯特兰甚至与麦卡锡发表联合声明，指控首席大法官沃伦“正在遵循共产主义路线”。《里士满新闻导报》（Richmond News Leader）号召人们进行“长期的合法抵制”。亚拉巴马州议会声称，该判决是“无效、不合法和没有作用的”。在1956年前3个月，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至少出台了42项措施维护种族隔离制度。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州修改宪法并宣称：“为维护公共健康和道德，学校应实施将黑人和白人学生隔离的制度。”

　　在首席大法官沃伦看来，南部大规模抵制布朗案判决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个人态度密切相关，因为他对这一判决是“愤恨的”。艾森豪威尔曾对一位助手说，该判决“阻碍了南部的进步”。1957年7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件事像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年对学校种族隔离案的判决那样，如此扰乱了国内局势。”尽管艾森豪威尔试图对该判决保持中立，但南部一些白人政治人物认为：“总统秘密地站在他们这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南部腹地州的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十分艰难，而且在种族关系上比较“进步的”几个南部州，种族合校的进程出现逆转。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南部一些温和派的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公然号召本州的白人民众抵制布朗案判决。

　　阿肯色州是美国社会公认的在种族关系上比较“进步的”上南部州。该州黑人早就被允许进入阿肯色大学和其他白人高校，这种变化并没有导致种族暴力的发生。首府小石城被当地黑人民权领袖视为“一个自由的南方城市”。该市图书馆、公园、公共汽车和社区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比较顺利，没有遭到白人大规模的抵制，也没有出现较为严重的种族暴力。在教育领域，该市教育局表示，“遵守联邦宪法是我们的责任”，服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中小学推行渐进的种族合校计划，按年级高低依次实行。但种族合校的实施遭到了重大挑战。

　　在种族事务上，福伯斯原本属于温和派。1954年，他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竞选州长并成功当选。在执政初期，福伯斯甚至废除了该州公交车和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但在1956年的州长竞选中，他的这一立场遭到对手猛烈的攻击，被指控在种族问题上十分“软弱”。出于选举的需要，福伯斯摇身一变，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并获得连任。1957年8月底，“小石城母亲联盟”（Mothers' League of Little Rock）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企图阻止小石城中心高中取消种族隔离，遭到失败。但在该组织向福伯斯寻求帮助时，却得到他积极的回应。福伯斯蔑视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判决，并在9月2日派遣该州的国民警卫队，阻止9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学习。

　　在小石城事件爆发前，部分南部州发生过使用武力阻止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事件，但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干预。1956年秋，在得克萨斯州，州长艾伦•希弗斯（Allan Shivers）动用警察力量，阻止曼斯菲尔德高中按照法院裁定进行种族合校。此事发生后，艾森豪威尔回应道，这是“一个地方问题”。在南部白人社会看来，联邦政府并没有做好准备来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在种族事务上，艾森豪威尔谨慎行事，不愿介入，尽量避免与南部州发生直接冲突，因此并未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表明自己应对危机的立场。于是，南部政治人物从艾森豪威尔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中获得了某种“启示”。

　　1957年9月2日晚，福伯斯州长通过无线电波发表演讲，向试图在第二天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学习的黑人学生发出警告。他威胁道：“如果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学习，街道将会血流成河。”9月3日，福伯斯派出250名州国民警卫队队员，保障白人学生入校，但将9名黑人学生阻挡在校外。当天下午，该校校长弗吉尔•布洛瑟姆（Virgil Blossom）与黑人地方领袖及9名黑人学生的家长举行会谈，建议家长在第二天不要陪同孩子上学。在布洛瑟姆看来，“如果发生了暴力事件”，“学校在家长不在场的情况下更容易保护他们的孩子”。

　　针对这一局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阿肯色州分会主席黛西•贝茨（Daisy Bates）立即与其他民权活动家商议，决定邀请跨种族牧师联盟（Interracial Ministerial Alliance）主席邓巴•奥格登（Dunbar Ogden Jr.）出面，动员黑白种族双方的牧师护送黑人学生上学。身为白人牧师，奥格登答应到场，但和者寥寥。之后，贝茨给9位黑人学生的父母打电话，恳请他们允许孩子上学，打完电话已是凌晨三点。但黑人女生伊丽莎白•埃克福德（Elizabeth Eckford）家中没有电话，其父在上夜班，故贝茨没有通知到他们。9月4日早上，贝茨等人按计划行动后，却听到广播传来一则消息，一位黑人女生被白人暴徒围困在小石城中心高中。面对白人暴徒，埃克福德并不恐惧。她的这份勇敢和镇静与白人暴徒的野蛮，通过电视镜头、新闻报纸和图片传遍整个世界，令国际社会震惊。福伯斯派遣州国民警卫队队员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学习，公然蔑视美国最高法院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电视镜头捕捉到这种画面，在全世界反复播放，令美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大为受损。

　　为解决小石城事件，9月14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在罗德岛的纽波特度假基地与福伯斯会晤。会谈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称，福伯斯愿意“尊重美国地方法院的判决”。艾森豪威尔相信，福伯斯将会信守承诺，这也意味着他作为美国总统可以避免进一步干预地方事务。但艾森豪威尔对“误入歧途的”福伯斯颇为担忧，在他看来，福伯斯自以为在南部这个特定地区具有政治优势，才敢公然挑衅。艾森豪威尔强调，联邦政府有丰富的资源来处理危机，现在最需要冷静、慎重地采取行动，并让每个违法者都有机会改过，停止对联邦法律的藐视，和平地服从联邦法院的命令。只有这样，当美国行政当局强制执行法律甚至动用武力时，才会被民众理解。

　　9月19日，艾森豪威尔及其幕僚获悉，福伯斯计划“采取一些法律手段，试图阻止和挫败联邦法院的命令”，因此断定他已背信弃义。但白宫办公厅主任舍曼•亚当斯（Sherman Adams）和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Herbert Brownell）建议，只有当福伯斯公开拒绝联邦法院作出的“立即允许黑人入学”的裁定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才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要求他遵守联邦法院的命令。9月20日，福伯斯接受联邦法院的命令，从小石城中心高中撤走州国民警卫队，但要求黑人学生远离这所白人学校，直到一段“冷静期”结束。然而，小石城事件并没有因此而结束。9月23日，一群白人暴徒发出威胁，试图阻止黑人学生入读小石城中心高中。9月24日，小石城市长伍德罗•曼（Woodrow L. Mann）致电艾森豪威尔，称“形势已完全失去控制”，请求艾森豪威尔迅速派遣联邦军队进行干预。

　　9月24日，艾森豪威尔命令101空降师进入小石城，保护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学习。同时，他还将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收归联邦指挥，防止州和联邦之间发生冲突。艾森豪威尔不无感慨地说：“当我的职责要求我下达命令在一个州使用武力来执行联邦法院的判决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悲伤。如果阿肯色州的警察力量不是用来阻挠法院的裁定，而是支持法院的判决，其后的暴力行径及公开的对法律和联邦司法的不尊重就不会发生。”

　　艾森豪威尔态度的转变，与联邦政府权威受损密切相关。艾森豪威尔认为，在蛊惑人心的极端主义分子和煽动骚乱的暴徒的策动下，阿肯色州当局有意在小石城阻挠联邦法院判决的执行。当地方政府不能执行判决时，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有责任动用其权力来支持联邦法院的判决。小石城事件的发展结果表明，基于国家利益和美国法律的考量，美国总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因此，艾森豪威尔颁布行政命令，派遣军队到小石城帮助相关部门执行联邦法院的判决和美国的法律。他明确表示，联邦军队在小石城只是为了阻止地方当局和白人暴徒对联邦法院判决的干预，而不会取代州和地方政府维护社区和平与秩序的责任，也不会接管地方教育局的责任。他强调，目前小石城出现了极端的形势，如果美国总统不能确保联邦法院的判决得以执行，美国人民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石将会被削弱。

　　众所周知，美国是联邦制国家，种族事务的管理权主要属于各州。联邦政府对种族事务进行干预，面临体制障碍这个重大问题。此外，小石城事件虽然存在失控风险，但并未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刚在1957年9月9日签署了美国自重建结束以来第一部《民权法》。由此可见，艾森豪威尔做出派兵干预小石城事件的决定绝非易事。实际上，联邦政府动用军队干预州内非叛乱事态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此前仅见于内战后的重建时期。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进一步“联邦化”，联邦政府处理民权问题的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二、国际舆论的反应和美国国家形象的受损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之所以采取派兵干预小石城事件这样极具象征性的政治行动，联邦政府权威受损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甚至更重要，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因小石城事件严重受损。在冷战中，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极力向世界标榜美式民主和自由，但种族问题是美国的致命弱点。1958年12月底，美国民权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强调，“美国种族歧视在国外舆论中的影响，绝对有悖于我们的利益”，该问题“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我们作为自由和民主捍卫者的道德地位……还为反美宣传提供了可靠的靶子。”

　　小石城事件爆发后，美国面临的危机不仅来自国内，更来自国际。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苏联谴责在小石城发生的“种族恐怖”行为，并指控在美国南部上演的种族暴力“不仅仅是个例，而是美国的惯例”。苏联的媒体嘲讽美国驻联合国的官员们是一群“白脸黑心”之徒，批评他们在美国阿肯色州、亚拉巴马州和其他南部州犯下种族罪行后戴上白手套，堂而皇之地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对自由和民主高谈阔论。苏联就小石城事件一再抨击美国，不仅因为美国“允许种族主义者虐待可怜的、手无寸铁的黑人儿童”，还因为美国“胆敢在自己的手不干净的情况下指责别人”。

　　实际上，小石城事件不仅招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严厉谴责，而且也激起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批评。在亚洲，印度的主流媒体表示，美国的种族歧视“削弱了美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玷污了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进步的民主国家的形象”。印度尼西亚的《时报》（Times）指出，小石城事件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缅甸的《仰光民族报》（Rangoon Nation）声称：“种族暴力和非正义削弱了美国捍卫自由和民主的声音。”小石城事件也损害了美国在非洲的声誉，降低了它的道德地位。根据美国驻莫桑比克领事馆的电报，在当地民众看来，这一事件成为美国种族关系的象征；当美国谴责其他地方的殖民主义或种族隔离时，不再具有以往那样的“道德优势”。多数拉美国家的民众对小石城事件的看法比较负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特立尼达纪事报》（Trinidad Chronicle）认为，美国南部白人的种族观念“不可避免会对美国同情世界其他地区有色人种的声明产生负面影响，并使之成为一个笑话”。1957年9月21日，巴西圣保罗州的一位议员就小石城事件发表演讲称：“如果这就是美式民主，我们应该抵制它。”概言之，小石城事件令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蒙污，不仅损害了美国政府在与种族问题相关的国际事务中发言的正当性和可信度，而且破坏了美式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感召力”。

　　美国盟友对小石城事件的批评甚至更为激烈。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对小石城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并对此事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深表忧虑。它们哀叹“美国地位的丧失”，担忧美国用自己的道德原则批评他人缺乏说服力，尤其关心此事对美国作为“领袖和民权典范”的伤害。为什么美国的盟友会对小石城事件如此关切？这是因为战后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功将北美和西欧凝聚成拥有共同的利益、文化遗产、意识形态与安全的“大西洋共同体”。在冷战背景下，盟友与美国在小石城事件上利害攸关。在盟友看来，美国的种族问题绝不只是美国的一国之事，而是该共同体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小石城事件不仅凸显美式民主的虚伪，还损害了整个“大西洋共同体”的声誉。美国作为该共同体的领袖，在与苏联进行政体、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竞争时，理应克服自身的弱点，捍卫“西方文明”。围绕小石城事件，欧洲盟国的媒体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谴责、表达担忧。

　　一是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危机的应对过于迟缓。1957年9月4日，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指摘艾森豪威尔在面对福伯斯州长挑衅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时，只是重申其在种族问题上的“渐进主义”方法，固执地认为“仅通过法律不可能改变民众的心灵”。9月25日，《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维护法律尊严，不仅会有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声望，而且会破坏美国在“自由世界”中的领袖地位。荷兰的媒体也表达了它们的担心，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容忍福伯斯派遣州国民警卫队阻止种族合校，美国如何继续向世界信誓旦旦地声称其致力于追求自由和平等？

　　二是谴责福伯斯州长的冒险行径。1957年9月20日，《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发表社论，斥责福伯斯的行动导致了危险的局面，为共产主义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有色人种进行反美宣传提供了大量材料。9月27日，加拿大卡尔加里的《阿尔伯塔人报》（Albertan）表示，福伯斯派遣州国民警卫队阻止种族合校，公然挑战美国政府及其法律，对其声誉伤害颇大。

　　三是担忧该事件会削弱美国作为“民主和道德领袖”的地位，进而损害“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崇奉的“民主和自由”价值。法国的主流媒体批判说，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盛行的国家，与其作为“民主和自由领袖”的身份存在强烈反差。在众多的法国新闻评论家看来，“面对这种令人蒙羞的场面，美国几乎不可能树立起世界道德标准。”联邦德国的《莱茵—内卡报》（Rhein-Neckar Zeitung）声称，小石城事件将损害美国的声誉，当美国任由种族歧视和仇恨肆意蔓延时，她不可能成为“民主的守护者”。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媒体大多批评美国在国内的做法与其在海外的宣传相互龃龉，并对美国的文化价值抱有“相当大的疑虑”。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媒体担心，美国在与苏联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时，国内的种族问题会使其“道德地位蒙上阴影”，令人质疑其是否有能力凝聚在政治上越来越重要的整个世界的有色人种。

　　四是担忧此事件将导致美国海外声誉受损，不利于西方与苏联的冷战。比利时媒体非常关心这一事件对美国在亚洲和非洲声誉的影响。1957年9月10日，西柏林的《电讯报》（Telegraf）呼吁美国立即消除种族主义，维护其国际声誉。9月28日，《卢森堡之声报》（Luxemburger Wort）声称：“小石城事件在国外留下了不好印象。”10月2日，挪威的《日报》（Dagbladet）发表社论，认为频繁发生的抵制种族合校事件反映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污点”。它指出，自麦卡锡主义衰落以来，小石城事件比任何其他事件更加损害美国的声誉。11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致长兄阿瑟•艾森豪威尔（Arthur B. Eisenhower）的信中承认，小石城事件“打击了我们的声誉”。

　　五是担心该事件对西方的冷战战略造成损害。有媒体表示，在联合国大会就1956年匈牙利事件进行辩论的重要时刻，美国爆发的小石城事件给西方世界的道德立场一记重击。实际上，苏联充分利用小石城事件回击西方国家对匈牙利事件的批评。苏联媒体声称，当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宣扬文明、人性和人权等人类理想时，当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就匈牙利事件对苏联进行谴责时，美国正在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和侵犯最基本人权的行动”，“黑人儿童惨遭白人虐待，他们的哭声从美国南部诸州传来，湮没了美国代表的声音”。苏联的反击表明，小石城事件使西方世界难以扮演“民主捍卫者”的角色。

　　欧洲盟友的担心、质疑和批评使美国政府在小石城事件中面临空前的国际舆论压力。1957年10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给出版商埃德温•霍伊特（Edwin Hoyt）的信中承认：“友邦的反应给我造成巨大痛苦。”在美国政府看来，它们的批评往往被苏联用于“反美宣传”，以增加其“可信度”。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外政策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美国领导人常常通过大谈美国的国家特性、价值观和理想，即通过阐释和塑造美国的国家身份来推销外交政策主张，将政策和战略包裹在理想主义辞令和对美国传统的阐释中以凝聚共识和赢得支持”。“大西洋共同体”就是美国政府在战后确立和实施其对西欧政策的重要话语资源。因此，“大西洋共同体”成员对小石城事件的批评，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批评可能会动摇美国对西欧政策的思想根基，破坏美国民众对国家身份的认同，从根本上损害美国政府进行冷战的话语基础。

　　有学者甚至认为，小石城事件导致了冷战以来美国最严重的国家形象危机。该事件把美国的种族歧视、隔离和暴力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既意味着美国的种族合校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也表明美式民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美国向来自诩是“自由灯塔”，但小石城事件破坏了美式民主在海外的“感召力”。小石城一度成为美国种族主义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从小石城事件中认识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如果美国继续对国内的种族歧视熟视无睹，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将进一步遭到损害。为了维护“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形象和声誉，确保盟国的忠诚，以及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站到自己这一边，美国政府不得不推进种族合校和民权改革。

三、艾森豪威尔政府修复国际形象的举措

　　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毫不讳言地承认，小石城事件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声誉和外交。1957年9月10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南部种族合校进程中的“对抗性画面”，“对美国在海外的影响不会有帮助”。9月24日下午，杜勒斯和司法部长布劳内尔再次就小石城局势交换意见。在这次商谈中，他们确定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当晚向全美发表派遣军队干预小石城事件的演讲内容。杜勒斯强调，“目前的形势正在毁坏我们的外交政策。小石城事件在亚洲和非洲对我们的影响，将会比匈牙利事件对苏联的影响还要糟糕”。布劳内尔同意这一看法。他在会谈中提到，自己和艾森豪威尔讨论了美国新闻署有关小石城事件的最新报告，并提醒他注意，埃及总统纳赛尔和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正在利用小石城事件反对美国。布劳内尔相信，艾森豪威尔对此“十分警惕”。总之，杜勒斯、布劳内尔等美国政府高官都强调冷战背景下的小石城局势到了“最紧急的时刻”。

　　与此同时，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把种族问题与美国的国家形象联系起来，希望美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小石城事件造成的危机。美国驻联邦德国的大使声称，“种族歧视为苏联的宣传磨坊提供了谷物”，“作为民主领袖，我们必须考虑自己在全世界的声誉”。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反映，小石城事件已激起印度尼西亚人民对美国作为“民主领袖”的质疑。美国驻莫桑比克的领事馆直言，“在非洲，我们的道德和政治立场因小石城事件而受到严重打击”。美国驻智利大使塞西尔•莱昂（Cecil Lyon）也在致国务卿杜勒斯的信中表示，“那些幸灾乐祸的人”试图凸显小石城事件在美国并非例外。有鉴于此，美国国务院认识到，小石城事件造成的损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修复，补救措施将会是长期的。

　　1957年9月24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就派兵干预小石城事件发表电视讲话。他强调，“当我们在海外面临严重形势的时刻”，小石城事件“对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声望、影响力甚至安全所造成的伤害，怎么夸大都不为过”。艾森豪威尔呼吁阿肯色州的公民遵守联邦法院的命令，恢复小石城的和平与秩序。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意味着“将消除我们国家清白名誉和崇高声誉在世界上所蒙受的污点”，以及“修复美国作为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正义的国家形象”。通观全篇演讲，艾森豪威尔用大约五分之一的篇幅，强调在冷战背景下派兵干预小石城事件的必要性，呼吁国民理解其派兵决定。9月25日，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9名黑人学生顺利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学习。正如哥斯达黎加的一位外交官所言，艾森豪威尔的派兵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政治”，因为“迫害黑人对美国的国际政策毫无益处”。

　　在派兵干预小石城事件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向国际社会加大宣传，试图改善美国的国家形象。美国新闻署下属的“美国之音”立即用43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艾森豪威尔在9月24日晚的演讲内容，并准备了详细的解说资料。美国政府试图说服海外听众相信，其致力于保护黑人民权，即便动用联邦军队也在所不惜。但世界各国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兵干预小石城事件的评价褒贬不一。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批评艾森豪威尔此举是功利主义和虚伪的，是为应对不利国际舆论的权宜之计，而非实现种族平等。苏联《消息报》（Izvestia）强调：“必须讲述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故事，他们践踏人类尊严，堕落到动物的水平。”苏联媒体指出，艾森豪威尔高调派兵干预小石城事件是一场政治表演秀，此举只为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转移人们对这起悲剧真正根源的注意力，并称小石城事件暴露了“美式民主的真正本质”。匈牙利的媒体批判道，除非美国的帝国主义制度发生崩溃，否则美国政府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废除种族隔离。1957年9月27日，中国《光明日报》发表评论称，“美国的统治集团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但“小石城事件揭了美国的底”。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强调：“不久前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发生的种族主义分子暴行事件的全部经过，证明了美国政府一贯是种族主义分子的猖狂活动的鼓励者和纵容者，同时也证明了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彻底虚伪性。”它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艾森豪威尔派遣联邦军队去小石城是“为了‘消除’美国的‘名声’所蒙受的‘污点’，而不是要解决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美国的盟友虽然肯定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兵保护黑人入学的行动，但仍然批评美国的危机处理是迟缓和不当的，既没有解决种族合校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式民主的质疑。

　　在这种国际语境下，美国政府高层竭力寻找修复美国国家形象的方法，以尽可能消除该事件在第三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1957年9月25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致电艾森豪威尔，称赞其派兵决定，但仍对小石城事件造成的外交损害深感忧虑。他说：“在联合国，我清楚地看到小石城事件对我们外交关系造成的伤害。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不是白人，他们的代表在联合国的反应是显而易见的。”对此，艾森豪威尔要求洛奇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修复小石城事件对我们世界地位造成的损害”。10月15日，洛奇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美国的外交代表应该继续努力，盛情款待有色人种中的杰出人士；第二，美国在提供贷款和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一些有利于印度的行动，因为印度是非白人世界中的主要国家；第三，美国在联合国多边经济援助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这将会在所有非白人国家中产生良好的效果，进而可以抵消小石城事件的不利影响。

　　1957年9月30日，国务卿杜勒斯指示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对小石城事件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在解决国内种族问题上的立场。该声明辩解称，“从小石城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观点：美国政府的全部力量，无论是道义的还是物质的，都是为了执行法律和维护秩序，并确保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得到贯彻”，“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国家权力被用来保障儿童的教育，这与去年苏联在匈牙利使用武力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明确要求，每一位驻外大使、总领事，乃至一般的外交工作人员，都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正确看待小石城事件这类“不幸事件”，并积极为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建言献策。

　　1957年10月初，美国国务院向所有驻外使领馆发放了一份解释小石城事件的文件指南，题目为《消除小石城事件带来的不良反应》。国务院在指南的第一部分回应了外界对小石城事件的“错误理解和阐释”，强调艾森豪威尔派兵干预危机是为了“确保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彰显“美国人民的决心和美国政治体制的效率”。紧接着，国务院在指南第二部分着重宣传黑人民权改革的“巨大成就”。例如，在当时48个州中，有31个州的公立学校在布朗案判决前就开始了种族合校；在其余17个州中，该判决促成740个学区实现了种族合校。最后，国务院在指南第三部分试图将美苏两国的种族关系现状进行对比，以凸显美国的“制度优势”。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发出指示，要求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采取措施，引导当地民众和媒体“正确看待小石城事件”。美国驻非洲各使领馆尤其重视这一工作，主动与非洲民众、各国政府或宗主国的官员沟通，强调美国种族关系的改善。这是因为非洲黑人与美国黑人有着天然的联系，不仅如此，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非洲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驻非洲各使领馆的外交官相信，直接交流的方式最为有效，可以影响非洲民众对美国种族问题的看法。根据美国驻法属西非总领事反映，达荷美的报纸和电台对小石城事件的报道较为温和，部分原因就在于美国外交官与当地主要媒体的负责人进行过多次沟通。总之，美国驻非外交官员试图改变非洲民众对美国种族关系的不良印象，力争非洲国家在冷战中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边。

　　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署还承担了制定应对国际批评策略的任务。1957年9月25日，国务院政策规划处的爱德华•乔伊斯（Edward Joyce）在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新闻署在处理小石城事件时应强调不法分子不是美国社会中的典型。他还要求该机构设法利用黑白种族一起开展活动的照片，抵消小石城事件中暴徒暴力场面的照片和影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为了强化美国新闻署的海外宣传能力，1957年10月16日，艾森豪威尔任命资深外交官乔治•艾伦（George Allen）为该机构的新署长。11月21日，艾森豪威尔决定在美国新闻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机制。

　　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要求和美国国务院的建议，美国新闻署驻海外各地的新闻处向当地报刊提供有关美国种族合校成就的信息。在促成当地著名的广播和电视评论员使用美国新闻署提供的资讯上，美国驻悉尼的新闻官员和驻墨尔本的文化官员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例如，一位原本对美国种族问题持批评态度的悉尼新闻评论员，因此而改变了立场。1958年2月，艾伦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美国新闻署如何应对小石城事件的报告。他表示，小石城事件仅仅是“社会变革中的一段插曲”，黑人争取种族合校的斗争“展现了美式民主的活力”。这无疑偏离了事实真相。美国新闻署和艾伦标榜美式民主的制度韧性和纠错能力，目的是试图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以及在国际上掌握美国种族问题的话语主动权。

　　小石城事件后，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大文化交流的力度，用多种语言出版美国黑人史著作，向亚非拉地区尤其是非洲国家进行赠送。这类著作主要是向世人解释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重点是讲述黑人在美国社会取得的进步。不仅如此，国务院还派遣著名的黑人爵士音乐家和管弦乐队，以及最受欢迎的黑人运动员和球队，前往非洲进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让非洲民众看到美国黑人的成就，改变他们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认识，从而提升美国的国家形象。

　　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修复因小石城事件而受损的国家形象和声誉，但效果有限。1957年10月29日，美国新闻署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详细分析了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赫尔辛基、雅典、新德里、东京和墨西哥城等地民众对小石城事件的看法。在这些城市，大多数人表示知道此事，但几乎不知道美国在9月刚通过的《民权法》。近半数人表示，美国的国际声望“大幅度”下降。1958年12月底，根据美国民权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种族歧视问题“使人们更加怀疑我们关心他人福祉的诚意和能力，在非白人国家尤为如此”。

四、小石城事件的国内外影响

　　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小石城事件的处理，不难发现这起事件与美苏冷战的互动影响。冷战不仅是“一场地缘政治之争”，更是“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竞争”，即一场“争取人心”的斗争，其“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心向背”。围绕小石城事件的政治角力表明，种族问题不仅关涉美国能否赢得这场人心之争，还涉及其在冷战中的成败。在冷战的竞争中，国家形象和声誉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斗争武器和“软实力”的重要象征。而小石城事件则严重损害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形象。因此，在围绕小石城事件的美苏较量中，苏联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打击其国家形象和声誉。美国则迫于冷战压力，不惜派兵干预南部州的种族事务，用这种极其夸张的处理方式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是“人权卫士”，维护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在小石城事件中，苏联一方面对美国黑人表达深切的关怀，谴责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揭露美式民主的虚伪，另一方面宣传本国的种族平等，提升自身在亚非拉国家的声望，试图赢得它们的支持和追随，与美国争夺人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也揭露艾森豪威尔派兵保护黑人学生入学的真相，批评此举不是为了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而是为了消除小石城事件对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的负面影响。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信息广播处（The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小石城事件使“自由世界”更难赢得尚未对冷战表态的国家的支持。

　　苏联不仅利用小石城事件和美国的种族问题解构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形象，而且努力建构自己进步的国家形象，欲与美国在“制度优势”中试比高。在艾森豪威尔派兵干预小石城事件数天后，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彰显自己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优势。毫无疑问，这被“作为苏联制度颇具活力的证据”，给苏联带来了“心理上的胜利，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作为一个技术先进国家和军事强国的印象”。不仅如此，苏联还借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展示这一先进成果，使“苏联的国际声望达到顶峰”，开始与美国争夺“世界文化领导权”。一方面，美国爆发了小石城事件，另一方面，苏联在“竞争的关键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苏两国的国家声誉此消彼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相信美国代表“未来潮流”的人数“降至历史新低”。苏联不止重视军事和科技力量的竞争，还重视体育和文化的较量。它大力资助体育事业，培养青年人才成为国际体育冠军。与此同时，苏联对国际体育竞赛中的胜利广泛宣传，展现其活力，打造进步的国家形象，以此证明苏联制度代表了“未来潮流”。苏联同样认识到，亚非拉地区新独立的国家对“未来世界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利用经济援助，扩展与这些国家的交流基础。在美国看来，苏联在“心理和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

　　此外，小石城事件后，美国的种族问题在冷战背景下发生了多重转变。首先，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事件更容易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判，进而演变为外交危机。1961年，黑人退伍士兵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申请入读密西西比大学，但因其族裔身份而被拒绝，梅雷迪思起诉了这所大学。1962年6月，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密西西比大学此举违宪。但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尼特（Ross Barnett）强硬回应，该州不会屈服于这一判决。9月30日，梅雷迪思前往密西西比大学注册，抗议的白人群体包围学校并爆发巨大骚乱。忙于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肯尼迪不得不腾出手全力解决，像艾森豪威尔那样派军队控制校园，确保梅雷迪思注册入学，这与他相信种族问题会被苏联利用不无关联。这起事件最终导致包括一名法国记者在内的两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给肯尼迪政府带来一场外交危机。该事件表明，种族问题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软肋，容易损害其在海外精心构建的国家形象。

　　其次，小石城事件加深了美国政府的危机感，为维护国家形象和声誉，美国加强了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斯普拉格（Sprague）委员会，专门就美国的对外信息项目提供建议。一年后，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我们关心美国在世界上的普遍声望和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进步社会的形象，这不是出于国家的虚荣心，而是因为它们与我们在关键问题上的领导效率有关。我们之所以关心外国领导人对自由社会的原则和价值观的理解，不仅是出于福音主义的冲动，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解将影响其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并最终影响其国际方向。”斯普拉格委员会还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宣传的建议。比如，建构一个整体的、均衡的、可理解的美国形象，以加强美国官方声明和行动的影响力。除军事、政治、经济和技术计划外，还应关注教育、民主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此外，设立一系列重要奖项，奖励各国在科学、艺术、政府和人类福利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提升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重视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主”的责任，对新独立国家的联合国代表予以个性化的关心，提供更好的服务，改变他们的思想和对美国的认知。与此同时，改善入境口岸对普通游客的接待，让他们从踏入美国土地开始就对美国留有美好的第一印象。发挥使领馆在基层宣传和影响上的特殊价值，在各国首都以外的地方加强同当地民众的接触，扩大使领馆的信息收集来源，更好地宣传美国。重视美国公民个人的海外作用，实现人人都是美国业余外交官的目标，改善美国的形象。最后，重视美国文化如电影在全世界的影响，塑造更好的美国形象。

　　再次，国际社会的反应和美国政府的危机应对，推动美国政治进一步“联邦化”，联邦政府成为民权改革的重要支持者。在小石城事件爆发前，对如何执行布朗案判决，艾森豪威尔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表示，在民权问题上只有渐进性的方法，没有革命性的方法，并敦促黑人民众保持耐心。1957年7月，艾森豪威尔在一次新闻记者会上表示：“我不能想象有任何可能会促使我派遣联邦军队，进入任何地区来执行联邦法院的命令。”然而，两个月后，他便以实际行动推翻了自己的说法。客观地说，联邦政府动用军队干预州内非叛乱性事态特别是南部州的种族事务，触及敏感的州权，势必遭到南部种族主义势力的激烈反对。

　　艾森豪威尔对小石城事件采取军事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观察和处理冷战政治的方式，以及因担心国家形象和声誉受损而感受到的压力与表现出的焦虑。这种表演意味十足的危机处理方式，既是对内展示，也是对外宣传。对内是为了回应黑人的民权诉求和重振受损的联邦权威；对外则是为了尽快修复受损的国家形象，以及强化美式民主制度应对危机的“优越性”。据艾森豪威尔回忆，苏联曾极力声称，在小石城，“针对黑人的种族暴力是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犯下的”。在他看来，小石城事件继续“向苏联的宣传磨坊提供谷物”，使苏联得以通过文字和图片向世界讲述美国“种族恐怖”的故事。因此，只有把小石城事件置于冷战背景中考察，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艾森豪威尔甘冒一定的国内政治风险，也要采取这种颇为激进的政治行动。

　　最后，这场危机客观上推进了美国民权改革的历史进程。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小石城事件爆发前通过了自重建结束以来的第一部《民权法》，但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和声誉，在危机结束后马上力推第二部《民权法》。对南部一些州宁愿关闭公立学校或将之私立化，也要规避美国最高法院种族合校的判决，艾森豪威尔不再沉默而是予以谴责。他告诉美国民众，关闭公立学校会给美国的国家形象带来“灾难性”后果。1959年2月5日，艾森豪威尔效法前任总统杜鲁门，专门就民权问题向国会提交总统咨文。在这份民权咨文中，艾森豪威尔强调，不论种族、宗教或国籍来源，美国政府将向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为此，他提出七项措施，并要求国会制定新的《民权法》。此举表明，无论哪个政党执政，美国政府都必须高度重视种族问题及其国际影响，并试图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难题。

　　美国政府以冷战为由推动民权改革和立法，得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他们认识到改善种族关系对于修复国家形象的重要性，并以此为由呼吁其他议员投票赞同新的《民权法》。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指出，美国没有什么比在民权问题上的两张面孔更能给苏联提供宣传的有力材料，“就世界声望而言，小石城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丝毫不逊于苏联所发射的所有太空卫星”。民主党众议员亚当•鲍威尔（Adam C. Powell）在致电艾森豪威尔时表示：“美国在欧洲的声誉衰落到了极点。我们应竭尽所能恢复全世界对美国的善意和信心。”1959年5月13日，民主党参议员菲利普•哈特（Philip Hart）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发表声明，支持制定新的《民权法》。他表示，非洲、中东和东南亚新独立的国家开始给美国贴上“伪君子”的标签，国会是时候就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问题采取立法行动。他提醒道：“当世界落后地区的人民都在奔向新获得的自由时，我们还能向后看吗？我认为是不能的。”

　　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了新的《民权法》，协助黑人进行选举登记，保障其选举权。1961年1月1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最后一次年度国情咨文中为其民权方面的政治遗产进行辩护。他指出，在武装部队、退伍军人医院、所有联邦政府的就业部门以及整个哥伦比亚特区，种族隔离已被废除，“近些年来，美国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行政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他告诫即将上台的民主党政府：“这项在民权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必须继续下去。不仅因为种族歧视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还因为它的影响超出了美国的范围，它是世界性的。”由此可见，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小石城事件的国际维度促使美国政府推进民权改革和立法。这既是回应黑人的民权诉求，也是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可以说，黑人民权改革对于美国在冷战中维护“自由世界领袖”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结语

　　1957年小石城的形势的确充满危机，但并没有升级为大规模的种族骚乱。在处理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大张旗鼓地派兵干预。其真正目的是向国际社会彰显美国政府保护黑人民权的决心，以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增强美式民主制度的“感召力”。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做了大量的对外解释和宣传工作，并在国际社会中标榜美式民主在实现社会变革和个人自由方面“更具优势”，以在冷战中与苏联“争夺人心”。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小石城事件的处理表明，联邦政府已取代州政府在种族事务上的主导地位，这对美国黑人民权改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纵观建国以来的美国历史，除内战和重建这些特殊时期外，南部各州在民权运动兴起前一直牢牢地掌控种族问题的处理权，白人至上主义也是南部地区集体认同和文化心理的重要基础。虽然种族问题一直是南部诸州拒不让步的“底线”，但联邦政府对小石城事件的军事干预以及民权立法的相继出台，意味着美国南部开始失去在种族问题上的控制权。事实上，自罗斯福“新政”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急剧扩张，“联邦化”成为美国政治的主要趋势。联邦政府日益卷入到对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管理之中，成为解决政治危机、调节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主要机构。可以说，“州政府基本上失去了与联邦政府抗衡的力量，并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依赖联邦政府的资助。这样，联邦政府便在美国政治中占有了不可争议的核心地位。”1941年，迫于黑人领袖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压力，罗斯福颁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利用总统权威在战时向黑人开放国防工业的就业机会。1948年，杜鲁门出于选举需要和冷战考量，颁布第9980号和第9981号行政命令，废除联邦政府部门机构和武装力量中的种族歧视和隔离。美国南部在种族事务控制权上的挫败，较大程度上是国际事态所致。在冷战背景下，小石城事件推动了美国政治的进一步“联邦化”，这一结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最终废除奠定了基础。

　　（注释略）

　　（作者：谢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