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红：IMEC文件中乔治·杜比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2017年6月到11月，本人在法国普瓦提埃大学访学期间，于10月下旬到IMEC档案馆查阅有关历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的私人文件。IMEC档案馆全名是“当代出版记忆馆”（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位于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卡昂市近郊的阿尔登修道院（Abbaye d’Ardenne），馆中存放着法国一些著名作者和重要出版机构的文件。乔治·杜比（1919-1996）是20世纪后期享有世界声誉的欧洲中世纪史专家，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教授、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杜比去世后，他的夫人将杜比的私人文件捐给了IMEC档案馆。    

　　IMEC现存乔治·杜比案卷文库中主要是杜比的私人通信、函件、手稿、会议论文和著作的打印稿，以及他在大学和法兰西公学的课堂讲稿。在私人通信和函件中，不仅有雅克·希拉克等法国政要给杜比的致敬函，也有一些涉及杜比与中国学界交往的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杜比1982年对中国进行的学术访问，二是杜比与我国学人的私人交流。  

　　1982年，杜比以法兰西公学教授的身份访问中国，邀请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几家地方社科院，他于5月23日到6月12日先后访问了北京、西安、南京和上海，回国后，他向法国文化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谈到了他在中国的学术活动和在华观感，并就中法文化学术交往提了一些建议。  

　　在访问北京期间，杜比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作了四场报告，主题分别是法国史学最近的趋势、中世纪法国的农民、基督教的演进和封建时代的政治观念史；北京各大学的史学工作者和社科院宗教所的专家三十余人参加了这些学术活动。杜比说，报告后的讨论气氛十分热烈，报告会不得不延长了许久。他说，中国学者对法国学界的动态并非一无所知，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中断太久，总的来说他们对法国学界最新的动态了所知甚少，但他们都非常希望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杜比在讨论中介绍了法国学界当时关注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并强调在研究社会演进时，应对经济现象和心态问题给予同等的考量。  

　　杜比在报告中提到，在随后的访问中，他都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尤其是在南京和上海的学术报告，参加者比在北京时还多，并认为他与华东师范大学20来位学者的讨论很有成效。杜比认为，中国学界对法国文化和学术怀有浓厚的兴趣，法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当时中国刚刚起步的对外文化交流，并建议向中国各大图书馆捐赠图书、邀请中国学者来法学习。在6月份离开中国之后，杜比还顺访了日本，他在报告中说，日本学者对国际学界的了解要比中国学者好。透过杜比的视角，我们对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世界史学界百废待兴的状况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在1982年杜比访问中国的私人文件中，有一些中国学者的名片，如戚国淦、王家宝、王觉非、王养冲等诸位先生，他们当时可能与杜比有交流；另外值得一提的时，哈尔滨师范大学金佩林先生曾以法语致信杜比，邀请他前往哈尔滨访问，但从杜比的文件来看，他并未成行。  

　在杜比给法国文化部的报告中，杜比推荐了两位“特别值得邀请”的中国青年学者赴法学习，其中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冯泉（Feng Quan）。1982年杜比访华的文件中也有冯泉的名片，名片背后有冯泉的博士论文选题“论墨洛温时代的社会性质”（Sur la nature sociale des mérovingiens）。从杜比的文件来看，他与冯泉此后还有过联系。1993年年初，杜比曾致信冯泉，信中问起了冯泉的病情，并寄给了基本新近出版的著作。当年年底，杜比再次致信冯泉，感谢他委托端木美研究员转交的赠画，并表示如冯泉在工作和研究中如有需要，他愿意提供帮助。令人遗憾的是，冯泉先生已于前些年病故。  

　　1995年，法国使馆致信杜比，邀请他再次访华，但杜比在回信中表示他的健康状况欠佳，如果来年春天身体许可的话，他愿意再次访问中国。但1996年年底，杜比因病去世。  

　　乔治·杜比在关于1982年访华的报告中说，由于中法学界隔阂的时间太久，双方的交流有时效率不高，但正因为如此，双方才更有必要加强交流。这次访问已经过去了36年，戚国淦、王养冲先生也已先后谢世。在这36年中，中法史学界的交流无疑有了极大的发展。然而，我们在追思这些学界前辈的同时，也深感双方的学术交流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尽管杜比教授的一些著作近期被译成了中文，中国学者对他的名字也是耳熟能详，但对他真正的学术贡献和影响、他之后法国中世纪学界的发展，仍然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在缅怀先辈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的自己肩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