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跨国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天津召开

（原文标题：跨国史研究与民族国家叙事相得益彰）

　　10月15-17日，由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主办，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第一届跨国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天津召开。开幕式上，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教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致辞。八校世界史学科宣布成立“跨国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百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现场。（图片引自“澎湃新闻”）

　　第一，探索跨国史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史逐渐兴起，为史学研究带来了突破民族国家叙事框架的新思路。与会学者围绕跨国史的研究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

　　韩东育强调要关注文明的内在关联性，将“夷夏东西说”代入对日本史、朝鲜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呼吁当今学者在跨国史视域下，探寻东西方都能接受的“新文明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认为，跨国史研究应在欧亚文明史方面“深耕”。民族迁徙、宗教传播以及中国在欧亚文明交流中的地位等主题皆值得在跨国、跨区域视角下重新思考。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勇安分析了近年来跨国史的研究状况，并结合医疗卫生史研究的跨国转向，探讨了跨国史研究的新方法。他认为，医疗史研究应打破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卫生史研究路径，转向对第三世界、国际组织的角色和作用的认知，探讨知识与观念的跨国流动。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长云结合美国跨国城市史研究动态，分享了关于美国城市史研究跨国转向的思考。他认为，跨国城市史研究要尝试不同的空间概念，比较研究城市区域关联性，在看到宏大背景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本土经验。

　　第二，关注国际关系史研究。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具有多重面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学功关注冷战时期多元的国际力量，认为政府与公众、军方与原子能委员会、科学家群体与各类非政府组织共同推动了1958-1960年美、英、苏核禁试谈判。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谢国荣聚焦民权问题的国际影响在推动美国民权运动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小石城事件”发生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忧来自国际媒体的批评损害美国国家形象，最终做出派兵干预的决定。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晓进着眼于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在中国的渗透。他认为，港台地区的美国宪法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大陆，成为大陆人民了解美国的特殊窗口。

　　国际战略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建标认为，20世纪初，美国出于依靠日本和英国来维护东亚秩序平衡的现实主义考虑，在门户开放政策下做出了亲日选择，形成了东亚国际新秩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美平着眼于五四运动背后的日、美亚太竞争，认为日本对五四运动的认知与干涉影响了此后中、日、美三国关系。文化力量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杨指出，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塑造世界领袖”身份共识的单向知识输出，旨在形成既符合美国意识形态需要又被对象国家广泛接受的区域叙事。“和则同之”是美国知识权威跨国扩散的真实诉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为英国政府规划战后世界秩序而提供的政策建议，不仅对英国政府产生了实质影响，而且为美国政府和智库所借鉴。

　　第三，重视经济因素。部分与会学者尝试从经济角度出发，对跨国史视域下的政治问题做出新的解释。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传宇关注近代日本亚洲贸易圈的形成与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的竞争，认为东亚华商贸易网络萎缩乃至解体的首要原因具有政治性，即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使中国不断丧失正当权益，而日本不断获取对华贸易特权，导致日商代替华商在东亚的地位。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潘晓伟指出，从甲午战争后到1917年，俄国对日本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政策变动不啻为两国政治关系的晴雨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郭循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新旧银行团的交替，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中“协调”与“独行”的矛盾，折射出日本在东亚外交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因素在外交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助理教授杜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白银危机”的背后是中、美、英三国茶叶、烟草、棉花、汇票和白银的不对等交流。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伟聚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英国禁售澳大利亚羊毛的应对，认为“日英同盟”利益链在日本同英、澳的交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多角度研究思想文化。跨国史研究中的文化流动与思想流变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耀梳理了16-18世纪地球仪和地理知识从英国经中国传至朝鲜的历史，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朝文化交流、东西文化交流及地图学史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赵晓靓指出，儒学“民本主义”为近代日本宪政构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由于民本主义的思想流变与宪政实践的复杂性，缺乏民主与自由的日本宪政最终异化为剥夺个体权利的法西斯极权体制。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何鹏举考察了日本江户时代经世家新井白石思想中嵌入的洋学因素，认为洋学虽然没有为“正德之治”提供政策导向的理论依据，但刺激了新井白石对德川体制潜在危机的思考。

　　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在跨国史视野下呈现出新的面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华认为，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关于海地革命的记忆之争指向了早期政治文化中自由与奴役的悖论，引发了美国早期国家认同的危机。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伍斌关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移民同化中的文化问题，发现这一时期政治精英重新诠释“美国主义”，不但影响了美国对移民群体的选择，也决定了其对外来移民予以同化的政策。

　　外交中的文化视域是跨国史研究中的新视角。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牟伦海从文化路径考察日美同盟关系，认为在文化特质上处于两个极端的日美同盟之所以能够持续，关键在于承认文明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益菲借助日本元禄武士朝日重章的日记中涵盖的风闻、见闻和知识的异域空间，从微观视角书写东亚海外交通中的文化镜像。

与会者合影（图片引自“澎湃新闻”）

　　跨国史研究能够突破传统民族国家、区域国别的叙事框架，将以往被忽视的边缘群体与地带纳入研究范围，对史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论坛推动了学者们思考如何明确民族国家在跨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形成了对跨国史研究边界的清晰认知，对助推中国跨国史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廉海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