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的左翼观点：文献与研究·外交与安全政策卷》
2023-06-13
[德]德特莱夫·纳卡德(Detlef Nakath) 总主编;[德]艾哈德·克罗默(Erhard Crome) 主编;
王超、岳伟、王莹 译;邢来顺、孙文沛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9464-8
2023年5月
内容简介
《德国统一的左翼观点：文献与研究》（四卷本），着重从德国左翼的视角，叙说1990年德国统一前后的历史进程及其评价。本卷为该书第1卷，以外交与安全政策为中心，选取有关档案文献，并选刊有关论文，从历史事实和研究论述两方面，概要言说了德国统一的背景、由来、历程及其结局并做了必要的分析，可为学界观察研究德国统一的问题提供多样化的视角与参照。
作者简介：
总主编：[德]德特莱夫·纳卡德(Detlef Nakath，1949—2021)，出生于德国柏林，毕业于柏林洪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早年任职于洪堡大学，后任职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致力于二战后的德国历史研究，出版了系列论著，并编有多卷本历史文献集。
本卷主编：[德]艾哈德·克罗默(Erhard Crome，1951—)，出生于德国柏林，毕业于波茨坦国际关系学院，获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波茨坦大学、法兰克福欧洲大学（奥德）、波茨坦国际政治研究所、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专攻国际政治与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出版有论著多种。
译者简介
王超，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研究德国现当代史。
岳伟，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研究德国近现代史。
王莹，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理事，研究德国近现代史。
邢来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世界史学会会长，研究德国近现代史。
孙文沛，历史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理事，研究德国现当代史。
德方出版前言
迄今为止，1989年至1990年间德国迈向统一之路经常成为当代史、政治学研究及其出版物的主题。德国统一是民主德国和东、南欧一些国家发生政治转型的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国家在其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遵从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们是1949年1月25日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1955年5月14日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华约组织是由苏联领导的东欧国家军事联盟。民主德国隶属于这两个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5月23日，在西方三大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议会委员会通过了《基本法》，联邦德国宪法正式生效，随后不久，在苏联的主导下，194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在苏占区宣告成立，并从建立伊始就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依附于苏联。
在民主德国1990年10月3日通过《统一条约》加入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适用范围之前，世界上并存着两个德意志国家，它们拥有截然对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民主德国与中国于1949年10月建交，联邦德国同中国于1972年10月建交，两个德国均与中国保持着外交关系。两德间的政治关系受1972年12月21日缔结的《基础条约》规范。此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1973年被同时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它们还于1975年积极参加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并共同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在1990年《统一条约》签订之前，《两德基础条约》是两德间最重要的条约，两德间缔结的其他国家条约排在其后。
在德国完成统一30年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柏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的学者们启动了一个题为“德国统一的左翼观点”的翻译出版项目。
2016年10月，项目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京举行。在随后的几年里，合作双方举办了几期联合工作坊。经双方共同商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负责为四卷本《德国统一的左翼观点》选编文件和文献，主题涉及“外交和安全政策”“德国政策和两德关系”“经济、金融和环境政策”“两德的社会、文化政策与内部进程”，然后交由中方人员翻译并出版中译本。选编的材料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刊登在各类杂志、文集或书籍出版物上的德语文本。此外，还有从德国档案馆精选的关于两德历史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德国联邦档案馆民主德国党和群众组织档案”。从档案中挑选出来的资料还包括一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文件，如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或其后上任的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与联邦德国以及苏联政治家（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会谈纪要。
本卷为四卷本《德国统一的左翼观点》中译本的第一卷。它由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艾哈德·克罗默（Erhard Crome）博士选编，主题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由中方专家进行翻译。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扬·图洛弗斯基（Jan Turowski）教授及其同事孙巍领导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成立于2009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该所组织的中国大学的德国史学者们共同合作，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要感谢所有的同事，包括出版此书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员工，对这个项目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德特莱夫·纳卡德（Detlef Nakath）博士
柏林，2020年9月
中方出版前言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作为二战的策划者和起源地之一，在二战结束时受到了严厉惩处。德国被苏美英法军队分区占领。1949年，在美英法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先后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战前的统一国家，德国至此被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这是二战的产物，也是冷战的产物。分裂后的德国，东西两部分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氛围，都有着不小的差异，但是，德意志民族的内在统一性仍然真实存在，生活在两个德国的德国人，也不认为德国应该永久分裂，相反，他们都认为，德国的分裂是人为干预的结果，德国迟早是要统一的。
1989年，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两个德国面对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德国的统一创造了现实的契机和可能。正是在这种变化中，德国统一成为东西两个德国的共同诉求，在各方努力下，经过一系列跌宕起伏的过程，1990年10月，两个德国实现了最终的统一，结束了战后45年德国的分裂局面。
战后德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自其酝酿发生之日起，便受到各界的关注。在这个过程完成30年之后的今天，德国统一早已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德国统一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有哪些内外因素的作用？德国统一的进程对德国东西双方各自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可以汲取？等等，都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并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坦率地说，因为德国统一基本采取的是西部吸纳东部的方式，联邦德国成为统一的主体，民主德国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因此，在有关德国统一的言说和解读中，西部的话语权远远大于东部，而因为东西两部分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便导致了对德国统一的“右翼”言说的话语权远远大于“左翼”。原先生活在民主德国的人们，上自各级领导人，中至知识分子和学者，下至广大的普通民众，在对德国统一诸问题的言说中，往往是失语的，是沉默的。历史是复杂的，历史言说也需要多样化的面相，对德国统一的分析评价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只看到德国统一解说的一个面相，而不知其另一个面相，这样的历史就不是完整的历史，也可能是有缺憾的历史，不利于我们对真实世界发生的复杂历史的全面认知和理解。
正因为如此，自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通过友好商谈，达成合作共识，自2018年开始，启动了“德国统一的左翼观点”翻译出版项目。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是，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提供有关德国统一过程的档案文献史料，并由德国学者对这些史料加以整理和编辑，形成史料集。这些档案文献史料，都是原始文件，内容包括统一前后各方高层（东西德国、苏联、西方）的交涉、有关统一问题的具体讨论、讨论过程中的争执及其解决，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有民主德国执政党的会议记录，东西双方高层会谈讨论纪要、东西双方和苏联等国领导人的会谈记录，等等，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反映历史真实面相的可靠性。这部分史料，有些过去出版过，有些过去没有出版过，但是，过去出版过的史料，因其特定的编排方式，未必能够体现其多方位的意义，而过去没有出版过的史料，更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被隐去，不利于反映德国统一历史的复杂面相。这次，德方以不同的主题将各种史料尽可能收入，尤其是统一过程中的种种争执及其解决，以反映德国统一历史的全貌。同时，德国学者撰写了若干篇论文，对这些史料分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左翼观点立论，解读了德国统一的历史缘由、进程及其对两个德国的不同意义，从而也可以使研究者和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了解有关德国统一历史的不同观察和分析评价。因此，这本书结合了档案文献汇编和历史研究，具有文献性和研究性的双重特点，较一般性的文献汇编或研究论著更具意义。德方提供的文件，经过了所藏档案馆的允可，来源真实可靠，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对这些文件拥有完全的版权。德方学者的论文，则为他们精心研究的结果，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
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提供的文献和论文的基础上，由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学者翻译，形成为中文译本，并根据中文的语境，做了必要的文字调整和技术处理，使其更便于中国读者的阅读和学者的利用。中国国内目前翻译出版的关于德国统一的文献和论著，较多反映了西部的看法，而本书着重发掘并运用来自德国东部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反映左翼对德国统一诸问题的看法，从而有利于更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德国统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多重面相。当然，德国学者的看法是出自他们所在的环境及其认识，与中国学者的看法可能相同，也可能不相同，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们尊重他们的历史认识，但不等同于我们完全认同他们的看法，这也是我们对学术研究中百家争鸣的应有体认。
这次翻译出版的，只是这个项目的第一卷，主题为“外交与安全政策”，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翻译出版本书的第二、三、四卷，主题分别为“德国政策和两德关系”“经济、金融和环境政策”“两德的社会、文化政策与内部进程”。4卷全部完成翻译出版后，将为德国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勾画出左翼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从而为德国统一的历史，建立更多元的观察角度，并得出对这段特定历史的更为多样化的结论。
值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对合作方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德方参与该项工作的学者专家，中方参与翻译的学者专家，出版本书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支持本书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科研局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还应该表示对本书总主编德特莱夫·纳卡德博士的诚挚怀念与崇高敬意！作为与民主德国几乎同时出生并与其共始终的历史学家，纳卡德博士的研究起步于德国史尤其是两德关系史，可谓术业有专攻。两德统一后，纳卡德博士也经历了人生中的不凡变故，但他从未停止学术研究的步伐。他以学者的身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还致力于学术组织工作，领导编辑出版了多部文献汇编和学术著作，为后人从特定角度了解和研究德国统一史提供了难得的材料。本项目的启动和实施，与纳卡德博士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不顾年事渐高，代表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不辞辛劳，为这个项目多次往返于德国和中国，平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如电话、电邮、社交媒体等，联络各方，推动这个项目的最终落实。他还担任本项目的总主编和第二卷主编及主要作者，为项目的编辑出版殚精竭虑。他在北京世界历史所举办的项目讨论会上热情洋溢的发言，以及求真务实、科学严谨的学术立场，体现了真正的学者风范，给项目组的中方同仁留下了深刻印象！非常遗憾的是，在本书第一卷即将付梓之际，纳卡德博士却于2021年10月不幸染病离世，但他为本书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将为所有这个项目的参与者所铭记！
过往虽逝，未来可期。通过本书的出版，我们希望反映一段真实的历史，以利于得出正确的历史认知，并将使我们的后代以史为鉴，砥砺前行！
汪朝光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21年12月18日
第一卷序言
读者看到的这本书，是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合作翻译出版项目《德国统一的左翼观点》第一卷《外交与安全政策》。
本卷述及民主德国的终结。同时，它还涉及1990年的德国统一以及由此引发的欧洲转型。东欧“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包括民主德国在内——是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决定性转折点。在21世纪的头十年，无休止的战争，政治、军事和经济紧张局势的加剧，资本主义的狂妄扩张，以及加速的重新武装，似乎重现了20世纪初的景象。那个时候，英国的全球霸权时代行将落幕，如今美国的全球霸权时代也接近尾声。
苏联是20世纪下半叶第二个超级大国。1945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之一，随之其军队进驻到了德国的中部。苏联拥有核战略武器系统，可以维持与美国的核平衡。随着《华沙条约》的签署，苏联在中东欧建立了在军事上与北约势均力敌的联盟体系，并在第三世界有同盟国，拥有海外军事基地和强大的海军部队。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尤里·加加林是苏联公民。然而，在1985年至1991年短短的几年里，这个世界强国走向终结，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放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征，各自开始定义一个新的或恢复各自的国家认同，并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对抗。此前，1989年，在中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已被颠覆或在选举中遭遇失利。民主德国于1990年消亡，并入统一的德国。
当然，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打压。早在1918年，一些外国势力对苏俄的军事干预就开始了，外交封锁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直到1933年才建立外交关系。1941年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是军事上摧毁这一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尝试。这种侵略企图遭到粉碎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随之对苏联及其同盟国展开冷战。
然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最终原因不在于外部压力，而在于内部压力。政治制度的侵蚀是在执政的共产党最高官僚机构和大多数民众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直到它在1989—1991年因自身问题而裂变乃至瓦解。
裂变的内部原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统治世界400多年的欧洲“旧世界”。这是20世纪初的一个决定性事件，也是历史进一步发展的起点。俄国十月革命是一个社会历史进程，从逻辑上讲它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催生出来的。
资本主义本身的出发点始终是追求另一个社会。它一方面不断地创造和再造新的财富，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制造贫穷，这个社会问题使它受到人们的质疑。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问题在欧洲已经以工人问题的形式出现：通过雇佣劳动获得收入的无产者如何参与现代社会，即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它具有社会的维度，涉及工资和收入、社会保障、家庭保障、住房、教育、文化获得。它也具有政治的维度，即普选权、自由权利和参与权被提上议事日程，最终是国家权力的问题。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预想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通过工人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接管政权以及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社会民主”——正如19世纪末工人阶级政党所呼吁的那样——是这种努力的政治表现，它是为了工人和整个下层人民的利益解决社会问题。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争议，即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民主是否应处于首要地位，执掌政权要参与选举以及获得议会多数，或者为了迅速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革命是否必须是优先选项。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认为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及其相应政治制度的所有内部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早就认为，欧洲战争在经济领域造成的可怕动乱和破坏将是一场重大灾难，将资产阶级社会拉入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造成的灾难，社会主义作为解放力量必须从中摆脱出来。
1914年，面对这场战争，德国、法国、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支持他们的政府及其战争行为。因此，他们背叛了工人运动的理想，致使社会民主党左翼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指责。工人运动的分裂也始于1914年的背叛，它在1918—1919年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现在与继续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并存——找到了有组织的政治表达。
同时，自马克思主义兴起以来，有关新社会的设想被这种观点所塑造，即市场和利润本身是消极的，必须予以废除，作为现实科学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社会发展的“合法性”、废除市场和利润等设想上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但在强调手段运用方面——民主与革命——以及评价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政治行为方面，两者的想法完全不同。
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同时它获得了自身的体系特征，这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讲是合理的。其核心是基于马克思的理解，即社会主义世界将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世界，它将为人民带来更高程度的自决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列宁及随后的斯大林执政期间，前者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然而，相当一部分人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期望，它将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个人在生活方式方面拥有的回旋余地增加了，但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已然缩小，但在这之后两者的经济差距再次被拉大。
“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时间越长，最初承诺的可信度就可能越低。由于资本主义及其带来的利润应被消灭，诸如利息、信贷等现代制度也被废除了，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表面上是作为物质资源分配以及中央向企业下发生产要求来运行的。即使在诸如匈牙利这样尝试使用金融调控机制的国家，政治领导最终也没有放弃动用资源的权力；经济改革总是存在局限性，即企业应该获得定价、确定工资和雇佣工人的权限。最后，生产服从于政治领导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对国民经济和个别经济部门或企业进行真正的成本效益核算。科技创新变得愈发困难。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无力偿还西方的债务。
约瑟夫·斯大林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这样的基本看法，即社会主义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或世界经济体系，与之相反，世界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则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不是自治实体，始终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内运行，受国际体系的行为方式约束，它无法作为替代性的历史制度发挥作用……”
“现实社会主义”的稳定性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罗莎·卢森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但同时强调它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工作，而不是“小部分以阶级名义的少数领导者”的任务，它必须“不管到哪里都是从群众的积极参与中产生出来的”。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如果要执掌政权，那就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更不是废除一切民主”。但这也是她指责俄国十月革命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原因：废除她所理解的“民主”，导致“全国的政治生活受到压制”，并最终走向“少数政客”的专政，而非无产阶级的专政。
喀琅施塔得——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海边要塞、港口和驻军城镇，而且圣彼得堡直到1918年还是俄国首都——主要居住着工人和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水手，他们自1917年以来一直积极支持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3月，在这里爆发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独揽大权，人民群众实际上没有参与执政：如果已经是工人阶级专政，那么就由工人自己执掌政权。这次起义随后被平息，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
这不是要追溯苏联或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只是想指出：在列宁时代，工人们已经感觉到，尽管他们被宣布以自己的名义执政，但他们往往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因此，罗莎·卢森堡批评的“民主”条件缺乏是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此外，前南斯拉夫游击队将军和共产党干部米洛万·吉拉斯提到了涉及东欧和民主德国的问题。他区分了原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输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提到的原发革命，就是俄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和中国革命，而其他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在苏联的军事胜利及其红军的胜利进军之后出现的。
在这方面，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应对一系列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导致了动乱，部分原因在于民众对执政的共产党缺乏支持，部分原因源自党的领导层的政治错误。第一次动乱于1953年6月17日在民主德国爆发。参与这次反抗的主要人群是工人。由于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仅过去8年，德国业已分裂，受到占领法约束，柏林西部也遭到大规模干涉，它被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所占领。这次动乱被苏联军队镇压，政治上被定性为“法西斯政变”。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发生罢工和抗议活动，波兰统一工人党随后改变了政策。1956年10月底，匈牙利爆发了动乱，11月初再次被苏联军队镇压。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试图参照西方模式民主地开放社会，苏联领导人再次以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的军事入侵作为回应。
20世纪80年代初，当波兰各地爆发罢工和动乱时，苏联领导人不再有能力进行军事干预。由于苏联在不久前入侵阿富汗，它在国际上已经面临足够多的问题，而且并不能确定波兰局势将如何升级。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1968年一直留在兵营，以避免与苏联军队的军事对抗，但苏联领导人不能肯定这一点也会在波兰发生。1981年，波兰政府试图通过实行紧急状态来重新控制局势，但以失败告终。波兰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站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对立面。一些人无法掌权是因为另一些人拥有军队和武器；反过来，后者无法以早先的方式恢复他们的权力，因为缺乏民众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领导人同意达成妥协。这是在圆桌会议上达成的。在波兰发挥作用之后，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内部也缔结了类似的协定。在选举过程中，不同政党可以相互竞争，最终组成一个不再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苏联执政，他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对其他东欧国家进行军事干预。这一进程一旦启动，就导致所有东欧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被颠覆。
历史过渡
圆桌会议协议是一种真正的妥协。共产党放弃了宪法规定的“领导作用”，同意举行无限制的选举。因此新的政党能够自由组建并参与这些选举。与此同时，以前的共产党同样平等地参加了选举。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对自身进行了改造，采用了新的党名，制定了新的纲领，其纲领大多数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特征，并且同意将资本主义关系引入经济和社会领域。
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几个前提条件。苏联领导人正在通过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达成协议，结束军备竞赛，特别是在核战略领域，并缓和国际形势，因为军备竞赛的负担大大加剧了苏联内部的经济问题。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干预将会导致与西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冰河时代”，破坏政治缓和的结果，而且——苏联领导人显然已经考虑到——会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列宁已经将劳动生产率描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再次被拉大，这种差距先前曾经缩小过。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在增加。苏联认为，这个问题首先应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深入合作来解决。改革和“公开性”的目的是在苏联内部开辟新的发展前景，尽管经济发展没有为此提供基础。正因为如此，苏联不能军事干涉别国内政。
同时，苏联早先的武力介入不仅被相关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接受和授权，而且被中层干部所贯彻执行，因为他们相信这会有助于建设未来“更美好”的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情形下，这种信念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已不复存在。权力部门仍然迟钝麻木，国家干部与民众一样普遍怀有一种悲观情绪，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了。
阿富汗战争使苏联的和平声誉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其本国以及其他东欧国家中受到严重的损害。同时，1986年4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事故表明，当局已无力应对这种情况。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恶化了。罢工和政治冲突不断增加。因此，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波兰这样一个开创“圆桌会议”的国家，国家和共产党的代表也没有视“圆桌会议”为投降，而是把它看作就社会问题进行全国对话的机会。
召集“圆桌会议”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被排除之后，财产问题变得特别重要。生产性资产主要属于国有，在这方面，资产也移交给政治决定，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不同政治力量的平衡。同时，“圆桌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如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在经济问题上几乎都认为，国家资产是低效和失败的，它应该被更多的私有财产所取代。对此，有各种概念：“凭证”私有化，即国家所有公民应获得国家资产基金的股份，或由国家出售私有化，而后者要么主要面向国内申请人，要么从一开始就面向外国公司。由于所有东欧国家都遭受资金短缺的困扰，国际公司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凭证”最终流入资本市场，导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最后，生产性资产的分配有两种基本类型：在民主德国，转变的过程导致德国统一，原来的国家资产由联邦政府指定的部门出售。85%的生产性资产流向了联邦德国申请者，9%流向了国外的申请者，6%给了前民主德国的申请者。这是资产分配的一极。另一极是俄罗斯的私有化：这里的申请者最初主要是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机关的人员，他们成了资产所有者。在其他国家，根据政治权力的平衡，通常在政府和反对派双方代表之间进行分配。双方通常同意将外国资本引入该国，因为他们自己的投资能力不足。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进行了力量的重塑。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主要来自欧盟的外国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还有美国的公司，成为东欧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在世界经济中，中东欧和东南欧再次成为西欧资本主义中心尤其是德国的外围。
德国历史上的民主德国
西方国家对民主德国的看法偏向于指责它是一种专横的构建物、纯粹出于意识形态考量的结果、一个外国势力的植入物。也有另一种看法。例如，联邦德国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安·哈克（Christian Hacke）说，自德国统一以来，德国在地缘政治上发生了许多变化：“德国人口从6300万增加到了8000万，即增加了约四分之一。德国统一后领土从24.8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了37.5万平方公里”。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是完全错误的。这种人口数量相当于民主德国自愿“加入《基本法》的适用范围”，即1990年加入联邦德国所产生的人口数量；根据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德国的领土范围包括之后被1949年至1990年的两个德意志国家以及西柏林占据的领土。然而，如果直到1990年为止，德国只是联邦德国，那就从未出现过两个国家政权，而是一个省的幸福回归，现在这个省要重新殖民化。
当前有关民主德国的问题讨论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雷区，是在科学和政治上颇受争议的领域。在今日德国，官方对历史的描述或多或少是这样的：联邦德国是真正的德国，而民主德国是苏联占领下的虚假德国，一个“本应属于德国但被他国控制的地区”通过德国统一得到解救。这是卡洛·施密特（社民党）提出的立场，1948年8月他在议会委员会关于《基本法》发展的政策辩论中讲道：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西部国家”，而是联邦德国作为“德国本体”，要求“代表整个德国”。在这方面，像前述哈克那样的立场被视为对西德成立谎言持续不断的后续合理化。
事实上，德国的分裂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帝国垮台后合乎逻辑的结果。占领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大力扶持在政治上最接近它们的政治力量。为了解释德国东部的后续发展，往往会提及1944—1945年苏联领导层的内部计划和构想。1945年以来德国东部的发展确实与斯大林的世界政治构想分不开（正如德国西部的发展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世界政治构想紧密相连一样），但不能仅以这些理由来解释。为了在德国塑造条件，德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在追求自身政治利益和政治构想的同时，与各自的占领国进行各种讨论。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关系：占领国寻求那些符合其政治目标的政治力量，并给予他们支持；德国内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政治力量都在寻求各占领国的支持，这些占领国的基本利益与他们自己的基本利益大抵相同。1945年以后，德国的现实发展是战胜国和德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民主德国的建立及其历史是战后德国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是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发起和输掉侵略战争的后果。这也是苏联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中欧的部分尝试，它在那里遭遇了怀有类似地缘政治野心的战胜国美国和英国。
因此，德国哲学家彼得·鲁本强调：民主德国存在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条件以及德国的具体情况必须加以区分。在民主德国的存在条件中，特别具有德国特色的一点是，“1918—1919年革命中的一个内战党派成了国家形态”。从一定程度上讲，在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间，德国的土地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股力量，一方是1917年国民议会中左翼党多数派的继任者（社民党、中央党、左翼自由主义者），另一方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双方在1918—1919年革命中试图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案：国民议会（即资产阶级共和国）抑或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鉴于具体的历史状况，1919年左翼运动的失败，包括工人党在内的德国人无力阻止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或在战争期间推翻希特勒政权，这导致德国共产党人特别愿意服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对苏联决定的依赖由此成为民主德国的存在条件。“所以，如果有人试图确定民主德国在德国历史上的位置，他将发现，正是1918—1919年的左翼反对派（德国共产党以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在苏联共产党及其胜利之师的帮助下建立了国家。民主德国是根据占领法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仅意味着左翼反对派建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有着同样的命运。因此，它并不构成1945年以后德国政治的特殊性。它只是说明，必须将民主德国直接嵌入国际政治中来加以认识。但是，对于德国历史来说，这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将民主德国理解为德国特有的事件，就是把它看作德国共产主义的继承者。它其实是一个本土的伙伴，而不是混入德国历史的“外国势力的代理人”。
民主德国一直被其支持者理解为是对希特勒帝国的单独回应。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再也不可能发生了，然而，这种回应却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反法西斯主义以及宣传以现实社会主义的形式解决社会问题，赋予了民主德国自身的合法性。外界细心的观察家一直对德意志两个国家政权的持久性表示怀疑。因此，1969年3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说：最终“民主德国会被联邦德国并吞”。他在民主德国内部发展中看到了这种根由：“据我们所知，民主德国国内民众的统一倾向比联邦德国公民的统一倾向更强。在联邦德国，只有领导人在谈论统一，而民众并不关心。统一问题将日益影响到民主德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不一定符合社会主义精神和我们国家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末，在德国内部，许多人看不到国家统一的前景。因此，即便是非常睿智的西德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其最后一部著作（1987年完成）中也认为，德意志的两个国家政权将永久存在。当时，即使是联邦德国政府也不再真正期望德国统一，而只想维持其声明性政策的形象。因此，1987年11月24日，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在向国家领导层狭小圈子提供的一份秘密情报中，提及时任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府负责人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一次内部讲话，“他认为，作为欧洲分裂的一部分，德国分裂的克服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被列入议事日程。东西方之间持续的意识形态冲突必然导致联邦德国‘坚定不移地留在西欧自由阵营中'。因此，联邦德国虽然坚持《基本法》的序言，即只有‘在自由中实现统一'才能解决德国问题。然而，这在当前和不久的将来都是无法实现的”。
最后，哥穆尔卡是正确的，在民主德国成长起来的第三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89年秋季的结局。1989年11月9日晚，柏林人在没有等待当局批准的情况下便推倒了隔离墙。后来，半官方的历史书才指出，这要归功于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民主德国的三个先天缺陷
在研究民主德国的建立、发展和失败时，其中一个错误就是从它的终结来进行思考。然而，这是一种严重的简化。起初，人们对于建立一个新德国感到欢欣鼓舞，这个国家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这是由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它的罪行及其发动和输掉的战争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德意志国家是取代法西斯主义的两种不同选择，反过来它们相互之间又展开竞争。这些都符合反希特勒联盟的逻辑：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列强美国、英国以及后来加入的法国，曾并肩战斗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后来彼此又陷入冷战当中。1945年三大战胜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晤后，德国被分割成四个占领区，它们本应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由占领国共同管理，但它们在德国土地上却成为冷战的桥头堡。德国变成冷战的主战场之一。
194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的建立，就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样，同属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第二次大潮。两者唯一的区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本土革命为基础的，而民主德国是在苏联占领下建立的。这带来了三个历史问题。
首先，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试图在领土方面恢复俄罗斯的伟大，并尽可能收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革命期间所丧失的领土。因此，苏联在与美国和英国就战后秩序进行谈判时，尽一切可能维护1939年《苏德协定》所获得的领土。因此，波兰失去了其东部原有领土，并获得原德国的领土作为补偿。其结果是奥得-尼斯河成为波兰和德国之间的边界，它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只是作为临时边界。然而，1950年，民主德国承认这条边界线具有约束力；1970年，更确切地说是1972年，联邦德国（1990年和1992年统一后的德国）也承认这条边界线具有约束力。生活在原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被强行迁移至奥得-尼斯河边界以西的德国。因此，民主德国的领土仅限于奥得-尼斯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区域。以前位于原德国东部地区的煤矿和钢铁厂现处于波兰境内，而在欧洲具有重要意义的德国西部重工业归属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在其成立之初约有5000万人口，民主德国建立时只有1830万人口。
其次，苏联德国政策构想的核心，是实现全德政治解决方案，即不是建立一个西德国家和一个东德国家，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个中立的联邦制国家应该是独立的。此外，斯大林认为，这个统一的德国在资本主义和政治上应当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如同1919年至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就这方面来说，随着1949年联邦德国在美国和英国的推动下宣告成立，苏联的这种战略构想就已经失败了。民主德国的成立是违背苏联本意的替代方案，直到1949年9月才在莫斯科获得通过。1952年，苏联通过斯大林照会再次试图迅速达成一项和平条约以及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为此，苏联准备将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置于其处置范围之内，并重新谈判边界问题。这些都被西方国家拒绝了。这巩固了德意志两个主权国家的地位。1961年，随着柏林墙的修建，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被证明无法在开放的边界中运行，因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往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一直处于这种强制隔离状态，直到1989年结束。这座隔离墙是1961年民主德国采取的一项紧急措施，从此被一些人视为民主德国无法有效运作的象征。
再次，苏联多年来一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处理其占领区。起先，这是战争赔偿和拆卸工业厂房的根据。战胜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决定，战争赔偿应以实物和劳务为主，但也可以以拆卸工厂的形式进行。苏联要求的赔款数额为100亿美元（按1933年的价格计算），这大约是纳粹德国对苏联被占领土所造成损失的10%。与此同时，苏联承诺将所获赔偿的15%转交给波兰。1946年2月，德国共产党已经要求停止这种拆卸。但这种要求没有实现。自1954年1月1日起，苏联和波兰免除了民主德国的进一步赔偿。自1948年以来，苏联一直从联邦德国获得资金和资本，而美国则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联邦德国输入资金和资本。因此，在宣传中，民主德国要与联邦德国进行系统性竞争，美国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良好的处置，而苏联直到1953年都在削弱民主德国的经济基础。根据1989年的估计，苏联占领区和民主德国的赔款总额为991亿马克（按1953年的价格计算），联邦德国的赔偿总额为21亿马克。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德国也从未有机会在经济和繁荣方面与联邦德国形成竞争。
本卷说明
本卷包含一系列文本和档案，用以阐明关于德国统一的另一种观点。艾哈德·克罗默（Erhard Crome）的四篇文章是在不同时期撰写的，旨在作为分析性文章，以帮助介绍民主德国的终结和德国统一的背景及后果。德国再次成为具有全球利益的地缘经济大国，也是欧盟中的霸权大国。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相比，德国在军事领域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同样如此。这与1914年和1939年的情况相比有着显著差异。但是，一旦政治权力与经济能力相关，德国便再次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
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和汉斯-J.米塞尔维茨（Hans-J. Misselwitz）的文本是时代见证人撰写的文章。汉斯·莫德罗是社会主义民主德国最后一任总理。作为总理和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莫德罗概述了他对当时局势发展的看法，他在动乱期间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些会谈内容已列入档案部分。汉斯-J.米塞尔维茨曾任德梅齐埃政府的国务秘书，他积极参与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二加四会谈。
沃尔夫冈·库比切克（Wolfgang Kubiczek）、克劳斯·蒙塔格（Claus Montag）、伊恩·康纳（Ian Connor）、马克·艾林森（Mark Allinson）和吉尔伯特·梅里奥（Gilbert Merlio）的文章阐明了德国统一过程中前战胜国和占领国的不同立场。除了美国总统老乔治·布什外，面对德国统一后重新崛起的局势，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担忧。围绕英国退出欧盟的争议以及法国对德国欧盟政策一再屈从的立场表明，当时的担忧绝非毫无根据。今天针对俄罗斯的紧张局势表明，戈尔巴乔夫的友好立场当时并没有导致德国和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缓和。相反，在西方国家，那些想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冷战“直到胜利”的势力占了上风。
赫尔曼·施维绍（Hermann Schwiesau）的文章是一份时代文献，因为它证明了，在国际海洋法发生变化之后，民主德国与波兰之间的边界问题也变得需要进一步澄清。民主德国之所以进行这些谈判，是意识到他们的解决方案也将对未来的德国具有约束力。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事实上民主德国的所有人都没料到民主德国不久之后会突然终结。
几个世纪以来，德国问题不仅是内部问题，也是欧洲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在冷战结束时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重新界定其在欧洲国家组织中的位置。亚历山大·冯·柏拉图（Alexander von Plato）关于加拿大的文章以特殊的方式涉及这个问题，加拿大通常被视为美国的小伙伴，但最终在解决德国问题方面发挥了独立的作用。艾哈德·克罗默关于东欧的文章、博格丹·科泽尔（Bogdan Koszel）关于波兰立场的文章、汉内斯·霍夫鲍尔（Hannes Hofbauer）关于奥地利的文章以及赛波·亨蒂莱（Seppo Hentil）关于芬兰的文章也涉及这个问题。冷战结束后，许多外交政策的可靠性必须重新定义。
所附档案旨在记录苏联的决策进程是如何进行的，一方面显示幻想和错误判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显示出与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紧密联系，而事实上有人已经准备向联邦德国政府重新解释德国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对于民主德国末期的戈尔巴乔夫，还是对于民主德国建立初期的斯大林而言，这个共和国在全球或欧洲范围内终究只是一个任由摆布的棋子。最后，苏联输掉了这场比赛。德国矗立在那里，就好像赢得了冷战一样。
艾哈德·克罗默博士（Dr.Erhard Crome）
2019年9月5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文献资料
01 1987年11月24日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关于“联邦德国政府就进一步发展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关系的基本立场”003
02 关于1988年6月9日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赫尔曼·阿克森与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之间的对话说明006
03 1988年7月15—16日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首脑会议上民主德国代表团提交的德-德关系工作材料009
04 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赫尔曼·阿克森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电话，1988年9月20日011
05 中央委员会书记赫尔曼·阿克森就德国统一社会党抗议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事答复埃里希·昂纳克， 1988年9月27日012
06 1988年10月30日，埃里希·昂纳克与苏联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兼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特使亚历山大·邦达连科之间的对话备忘录013
07 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关于1989年6月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联邦德国的信息028
08 向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兼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1989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工作访问的报告032
09 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部长京特·西贝尔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瓦连京·法林1989年11月1日在莫斯科会谈的备忘录034
10 1989年11月16日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向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兼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提出的建议038
11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9年11月24日给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兼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的信041
12 1989年1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民主德国代表团的报告（摘录）044
13 1989年12月4日汉斯·莫德罗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会谈备忘录051
14 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致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关于1989年12月11日在西柏林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波恩大使会谈（摘录）054
15 1989年12月13日国际问题委员会在统一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上所做的 “关于1985年以后对苏关系不良发展” 的评估057
16 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格雷戈尔·居西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989年12月14日在柏林谈话的说明062
17 民主德国驻苏联大使格尔德·柯尼希在1989年12月16—17日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特别党代会上的讨论。071
18 苏共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通告，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1989年12月19日转发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格雷戈尔·居西074
19 关于1989年12月20日奥斯卡·菲舍尔与苏联外交部第三欧洲分部负责人亚历山大·邦达连科之间会谈的说明076
20 国际政治委员会、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党关系工作组1990年1月10日提交的题为《与苏共和苏联的关系及发展党政关系的结论》的报告079
21 1990年1月12日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致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的讯息084
22 1990年1月20日奥斯卡·菲舍尔与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会晤记录087
23 1990年1月30日汉斯·莫德罗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记录091
24 1990年2月7—10日民主社会主义党执行委员会国际政策工作组书记布鲁诺·马洛关于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磋商的报告099
25 关于汉斯·莫德罗率领的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晤的说明，1990年3月6日104
26 1990年5月18日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格雷戈尔·居西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瓦连京·法林在柏林的会晤记录109
27 1990年6月7日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华沙首脑会议上的讲话117
28 与德国达成最终协约（“二加四条约”）121
29 1990年11月15日苏共总书记暨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与东欧和中欧国家代表团会晤时的讲话126
30 1991年1月10日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汉斯·莫德罗和苏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部部长瓦连京·法林及苏共中央国际部门其他高级工作人员的谈话129
31 有关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汉斯·莫德罗与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1991年1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信息137
第二部分 相关论文
1990年后的德国外交政策：批判性评论 艾哈德·克罗默143
欧安会和欧洲共同家园 艾哈德·克罗默157
德国统一在欧洲的影响：一个东德视角的回顾 汉斯-J.米塞尔维茨168
苏联的德国统一政策 沃尔夫冈·库比切克179
在统一进程中美国与民主德国的国际清算 克劳斯·蒙塔格197
加拿大、美国与德国重新统一 亚历山大·冯·柏拉图217
撒切尔政府与德国的统一 伊恩·康纳226
撒切尔的英国与德国统一 马克·艾林森238
百感交集：法国人对德国统一的反应 吉尔伯特·梅里奥248
东欧对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看法 艾哈德·克罗默258
奥得河湾争端：民主德国与波兰就海上边界问题进行的谈判 赫尔曼·施维绍272
波兰对德国统一进程的看法 博格丹·科泽尔283
中转站奥地利 汉内斯·霍夫鲍尔292
芬兰的和平行动 塞波·亨蒂莱300
通往德国统一之路 汉斯·莫德罗308
1989年及其对俄罗斯和德国的影响 艾哈德·克罗默314
大事年表328
参考文献415
人名表418
地名表424
专有名词表428
第一卷出版后记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