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健康：对张友伦先生的点滴回想

　　今年适逢张先生九十大寿，脑子里不时萦绕着当年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的谆谆教诲和无尽关爱。书写几句，聊表对先生的感恩之心，祝福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先生是极有风度的大学者和长辈，仁心宽厚，却碰上我这个有时游移不定的学生。那时候，我喜欢读书的，读着读着就上当受骗，让作者带偏了。我跟随先生学习美国历史，却对欧洲尤其是欧共体颇有兴趣。我心想，西欧那么些国家，语言有别，文化不同，各有利益，心怀鬼胎，居然搞出了一个欧共体。这欧共体何以可能？欧共体是个什么东东？事实证明，我至今回答不了这两个小问题，但是有一阵子我漂移得厉害。见此情状，先生伸出手，把我往回拽了一把。他大概说，你要是执意这样一头扎下去，恐怕得改变专业，甚至转学到其他大学。 

　　一声惊雷，惊醒了我！ 

　　先生虽然不让成为脱缰野马，却也让我选择我喜欢的题目。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美国对欧政策与战后欧洲新秩序》。先生审阅后，让我把题目掉了个头，改为《战后欧洲新秩序与美国对欧政策》。4万多字吧，送到打印室打印，心里挺美。那时的纸张很有“厚度”，装订成册，厚厚的，颇有分量，绿色的封皮。第一次见到自己用钢笔手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儿，真的专门打印装订出来，满心欢喜。这时，打印室来了一个小哥哥，比我帅气N倍那种。他也是取硕士论文的，随手拿起我的论文翻了一下，说：“你这篇论文我想看看，可不可以送我一本？”我毫不犹豫地地说：“好。” 

　　这位研究电子的南开同届硕士，与我就这么一面之缘。谁知道他展翅高飞到哪片天空了呢？写到这里，我突然怀想他。是他，让我那一天心情愉快，虽然我损失了一本“珍贵”的学位论文。 

　　在南开念书时，我深深受益于来自美国保罗•斯皮科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一年的课，涉及美国民族、宗教和早期历史。他在课上动辄提到Puritan和 Puritanism。我很好奇，于是从美国史研究室资料室找到了不少这方面的英文书，又从斯皮克家里借到几种这个题目的图书。在斯皮科教授的影响下，这些书读来也有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做了240多张英文卡片。我把这些卡片耍了几遍，用英文组合成斯皮科教授要求的作业。这个英文作业太长，让斯皮科教授颇为惊讶。这一次，他主动让我到专家楼他的寓所。他给我“单独辅导”这个作业，至少一个小时。他当时说的话，绝大多数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有一句话还想得起来：“你将来要写书的。你不能总提一个人，John Withrop, John Withrop……”我似乎回答了一句：“写书，离我还远呢。” 

　　这一次，斯皮科教授破例，他亲自送我到专家楼一楼的大门外。我向他挥手告别。 

　　我根据斯皮科教授的意见，对作业进行修改。但是，我依然不改正贪玩的积习，用我认为好玩的文字，写成一篇2.4万字的文章，到邮局寄给了《世界历史》编辑部。编辑部的黄启芳老师从杂草荒芜的野地中看到了一篇玉米地，于是用漂亮的行书，亲笔给我写了一封回信。我捧着这封回信，到南开大学西南村张先生府上。先生阅后，对我一番鼓励，细细指点，至今记忆犹新，念兹在兹。 

　　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学术上要求严格。说实话，我们这届研究生，大多“怕”先生。到先生府上拜访，我们是“不敢”单独去的。我们提前打电话，约好时间，两三个同学一同前往，这样也可以节约先生宝贵的时间。最后一次这样的集体活动，我印象尤其深刻。 

　　我们几个学生顺利完成论文答辩。大概因为我论文完成得早一点，又是第一批答辩的，南开举行学位颁授仪式，先生便让我上台，代表毕业的美国史硕士接受毕业证和学位证。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舞啊！但是，更实惠的还在后面呢！ 

　　先生做东，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到天南街的餐馆，美餐一顿，为我们送行。这顿饭好美好美，我至今口角余香。 

　　2011年6月，我们这些弟子回到南开园，庆祝先生八十大寿。当时，我特别激动，站起来，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生露出慈父般微笑，淡淡地说：“北京来的客人。” 

　　先生是慈父，是恩师。是先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学术生命。 

　　叩谢先生，祈愿先生鸿福！ 

（2020年5月14日）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