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塞缪尔·皮尔森：一位可亲可敬的学者

（来源：《城里城外》“我认识的几位美国学者”）　

　　他长着一副娃娃脸，嘴角上翘，侧面看似乎一直在笑，面由心生，他肯定是一个善良而纯真的人。这就是塞缪尔·皮尔森（Samuel Pearson）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 

塞缪尔·皮尔森教授/ 王旭 绘 

　　1995年秋，皮尔森教授偕妻子来东北师大美国所讲学一年。东北师大是第一批被纳入美国富布莱特项目的高校，1993年起，每年都有一位美国富氏学者到东北师大讲学。到东北师大，当然无一例外地到我们的美国研究所。先是有太平洋大学的丹尼尔·阿莫斯（Daniel Amos）教授，之后是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教授。所以，皮尔森来东北师大时，我们对如何接待安排富氏学者已有一定经验了，专家招待所也给予配合，这就使得他和太太很快就适应了在长春的生活和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很快熟络起来。 

　　皮尔森来之后的第一个学期，开设3门课，分别是“1877年前的美国史”“美国思想史”“美国宗教史”。他授课非常认真，每门课都有详细的安排和严格的要求，虽然不能像我在美国读书时那么严格，但基本要求和方式是相似的。如“美国思想史”，他布置了2次课上考试（包括一次期末考试）、2篇学术评论，其中考试各占1/3，学术评论各占1/6。最后，他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都有简洁而准确的评价，他把这些评价拿给我看，我觉得，分数和我们预料的相似。 

　　我和皮尔森之间的话题几乎都是学生。他发现学生们在课堂上显得拘谨，但在课下或其他交往中就很放松。学生们对外交和经济史兴趣更浓，但对于思想史和宗教史却热情不大。讲到美国实用主义时，很多中国学生透过中国的三棱镜看待，宣称邓小平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几乎每个学生都提到邓的黑猫白猫论，邓的理论里有实用主义成分，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仅凭这一点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哲学流派，也未必妥当。他也发现，有些学生和他套近乎，这令他喜忧参半，感觉自己很难满足学生的要求。还有些学生和他聊的往往不是课堂上他讲的问题，而是毕业论文选题问题、毕业去向问题等。他后来告诉我，1997年初离开中国后，收到在中国18个月教过的中国学生的来信和电子邮件比他在美国教35年的学生都多。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中国学生讨好美国教授，想要去美国，这当然也是事实；但更多的是学生喜欢接触美国教授，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教授知识面更广，更值得尊敬。这些事情我和他解释后，他觉得轻松不少。 

　　不过，说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皮尔森很认真地说，他与我们的接触是最放松的，有和美国同事相处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因为来中国的绝大多数外国学者都会有隔阂感，或者陌生感，与中国学者之间除了学术上的客套或有限的交流外，就没什么可聊的了。而我们可以推心置腹，谈论各种问题。 

　　皮尔森教授曾任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兹维尔校区文学院院长12年、历史系主任7年，有很高的威望。我最早是因工作关系结识他，钦佩他渊博的知识和略有几分深奥的学术成果，再加上他很正统的处事风格，颇有长者风范，所以一直称他皮尔森教授。我当然知道，美国人一般不论资历，不分年龄，都习惯直呼其名，但面对皮尔森，总觉得称他为教授更准确。后来熟了，才改用昵称山姆。 

　　在长春一年的时间，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夫妇几乎把长春视为第二故乡。皮尔森索性继续申请富氏的讲学项目，去北京外交学院讲学一个学期。在北京期间，他一直和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1996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居然和妻子回到长春来和我们一起过节，令我们喜出望外。我们美国所的所有师生，包括丁老师在内，聚在一起过了一个欢乐的圣诞之夜。皮尔森在家里筹集了上千册美国历史著作，反复筛选，其中有很多最新版本的专著，装了满满五大箱。他不辞劳苦亲自带上飞机托运到北京，之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送到我校。他们夫妇早已年过花甲，我们看着这些沉甸甸的书，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语言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12月26日，也就是圣诞节第二天下午，皮尔森在历史系做了一次讲座，题目为“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程序及其象征性意义”。听讲座的除了历史系师生外，还有其他系研究生，12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皮尔森教授并未一般性介绍美国大选，而是在较深层次上对大选的关键问题和环节进行剖析，内容丰满、说服力强，其中对总统竞选经费的筹集、对利益集团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选、对第三党参与竞选及其意义都有很精彩的论述。当时正值克林顿竞选连任，所以这个讲座是场及时雨。 

　　皮尔森的妻子玛丽，同样善解人意，全力支持丈夫工作。家里有个孪生妹妹，和她原本寸步不离，但皮尔森要来中国，她只好割爱，变通办法是每周必有一封信，后来电话费用降低，她就经常性地与妹妹电话聊天。长春的冬天很冷，一开始他们有些不适应，特别是玛丽，多次感冒加咳嗽，但也从未抱怨。我给她买了些秋梨膏和蛤蟆油，用中国的土办法来保养嗓子和气管，玛丽认认真真地学习如何服用，用了一段时间后还真的起了作用。此后，她对中国传统养生方法开始有了兴趣。和皮尔森一样，玛丽也很注重仪表和礼节。有一次历史系开新年联欢会，我去专家招待所陪他们一起走，玛丽特意带上一双高跟鞋，快到开联欢会的地方换上。 

　　1997年10月，我去美国开会，特意申请教育部的博士生导师基金，在会后去SIU-E做两周的项目调研，这样就可以顺便去看他。在圣路易斯期间，我就住在他家里，那是一段非常温馨的时光。他的家在圣路易斯市市区南部，三层小楼，方方正正。我住在三楼，每天他很早起来，咖啡的香味一直飘到三楼。当时他仍然很忙。开设3门课，每天平均2节。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学校路上一个小时。下午回来，又要写文章，收发电子邮件。吃饭很简单，做饭更简单，每次不超过15分钟。 

　　除了我在SIU-E图书馆收集大量资料外，他还请我做了两次学术讲座，一次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情况评述，另一次是中美城市化比较。接着去听一场音乐会，还参加了圣路易斯外交事务协会月会，由美国国会外交事务东亚委员会高级研究人员演讲东南亚金融危机及相关问题，其中谈到了江泽民的访问和中国的台湾问题。会上就如果大陆向台湾动用武力，美国究竟能否被卷入讨论了好长时间。此外，我还去玛丽代课的小学，给他们简单介绍中国。 

　　我调到厦门以后，2002年和2006年他和玛丽两次专程来厦门看我们，每次来都有依依不舍的感觉。胡锦山和韩宇在东北师大期间就认识他们，所以我们也是几个老朋友的聚会。皮尔森夫妇特意到我们每家都看了看，看到我们都安顿得很好，感到很宽慰。回去后，每次来信，几个人他都要问到。我的同学、辽宁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石庆环和他们也有很深的交往。石庆环去美国几次，每次都去圣路易斯看他们。后来她和我系李莉去美国亚特兰大开会，老两口还专程从圣路易斯飞过去看她们。可以看得出来，与我们这些在中国结识的朋友相聚，是皮尔森夫妇最开心的事之一。 

　　后来，他又分别到几所中国高校任教，包括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还曾返回东北师大以富氏学者身份继续讲学一年，与中国已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6-2007年他又到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教。在南京期间，突发坐骨部位疼痛，南京鼓楼医院的诊断很不乐观，结果用担架抬上了回美国的飞机。临走时我打电话过去，他在电话里声音微弱，且有几分伤感，因为他的课还没讲完……万幸的是，他回到圣路易斯后，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只是轻微的骶骨退行性病变而已，虚惊一场。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全美闻名，其诊断当然可信，几天后，皮尔森就行动自如了。直至今日，他仍健康地忙碌着。 

　　几年前，我开始学油画，把几幅比较得意的画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皮尔森。他看到，非常惊喜，立即告诉玛丽说：“王教授成画家了。”玛丽在厨房里回答：“哈哈，我早料到了。” 

（摘自“美国史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