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斯德：史学是“不用之用，众用之基”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2021年2月9日）

史学是“不用之用，众用之基”

作者：王斯德

王斯德先生

一

《大学世界史》 是为普通高等学校非历史专业（含理工科） 的本科生进行通识教育而编著的世界通史教科书。

　　通识教育的理念源于19世纪初，最早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中以不同形式推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为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克服当时高等教育中过分强调学科专业教育，忽视综合素质教育的偏向，高等教育界有关人士倡导通识教育的理念，并在一些高等学校做了有益的探索。

　　通识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理念，概括起来具有两方面核心内涵。第一，适应当今学科知识进一步分化同时进一步综合交叉的发展趋势，打破传统学科分工太细、领域狭隘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壁垒，从整体上把握各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相应地建构一套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课程体系。第二，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出发，合为人与为学的教育为一体，把对学生的学科知识、能力的培养和对学生思想品德、人格精神的养成有机地紧密结成整体，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诸方面得到和谐健康的成长，成为德才兼备、有理想、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才。概言之，高校的通识教育实质上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以提高综合素质为中心，旨在为学生一生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它有别于偏狭的专才教育，也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所谓的“通才教育”。

　　关于通识教育的性质和内涵，教育界和学术界素有歧见，近日更有学者认为“通识教育”已经过时，应由“全面教育”替代“通识教育”。是耶，非耶，有待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和在教育实践中继续探索，不必纠结于某些教育理念思辨性的争论而迷茫止步，更不应以国外某名校的风向变化而盲从易辙。要从中国教育的实践出发，抓住中国大学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慎思明辨地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如果不拘泥于词义的表达，通识教育的理念也并非完全是舶来品，在中国古已有之，孔子等先贤教育家“博学于文”的教诲，20世纪90年代就有不少学者和教育家提倡大学教育要贯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原则，其内涵就有通识教育的意蕴。因为本书定位于通识教科书，对通识教育理念的理解关系到本书编撰的指导思想、框架体系和内容的取舍抉择，故有必要交待一下我们对通识教育理念的基本认识，以便使本书紧紧锁定自己的理念准星，体现其特色。

　　历史教育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意蕴的一门人文学科。人类历史是一个先后承续，不可割断的发展过程。历史虽是逝去的昨天和前天，但没有“死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仍活在现实之中，现实则活在历史之中。昨天、今天、明天衔尾相随，历史与未来在现实中交汇，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过去与未来的联系，赋予历史学强劲不衰的生命力。历史学不同于一般应用学科，它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无法提供解救燃眉之急的锦囊妙计，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看来“无用”却有“大用”，而且是一种超越实用性、专业性之上的“无用之用”。明代著名学者徐光启在论述数学的功用时说，数学具有“不用之用，众用之基”之功，斯言也适用于史学。

　　历史是一部百科式社会教科书，是人类认识自我、反思自我、调适自我、超越自我的必修之学，其核心是启迪心智，增长智慧，历史将使人多一份理智、多一份清醒、多一份成熟。认识过去是理解现在和思考未来的钥匙，了解人类社会从何处来，有助于认识未来社会向何处去。“认识你自己”自古以来是人类在前进征途中不断思索反省的永恒主题，历史正为人们架设一座通向认识自我的桥梁。

　　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历史学把人类社会的变迁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和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和剖析，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意识和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纵深感和深邃的历史眼光领悟历史的真谛。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常常以惊人的相似现象反复出现，令人深思，给人启示。一部人类历史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求生存、图发展的奋斗史，人类需要应对自然界的挑战，探索处理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同时要应对人类自身的挑战，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学习世界历史有助我们培养世界意识和全球眼光，顺应世界潮流，开拓前进。世界历史积淀的成就和弊病，前人治国兴邦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无一不是宝贵的历史财富，使人开阔视野，丰富阅历，少走弯路，免蹈覆辙。任何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以已往的历史为前提的。马克思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明乎此，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就会尊重历史，敬畏历史，自觉地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脚踏实地地开拓前进。

　　历史是一部丰赡的人生教科书，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的育人功能。学习历史使人明晓人生之道，有助于修身养性，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对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塑造美好的心灵，学习做人处世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翻开人类历史，贯穿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记载着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中不断完善自身的艰辛历程，从中我们可以体认先辈们在追求理想、改变命运过程中的痛苦与欢乐、挫折与胜利，感悟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析中可具体生动地体悟什么是正义、进步和公正，什么是崇高、伟大和正气，什么是邪恶和卑劣，所有这些都有助人们通达世事人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历史学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作用。学习历史不仅是获取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观察事物的感觉能力，增强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历史洞察力，掌握研究问题的方式方法。历史思维方式和方法具有普适性，是人们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需要运用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事物是具体的、历史的，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即把事物置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具体分析这一历史思维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超历史的方法永远无法达到真理的彼岸。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活动过程，因为它研究的对象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都在其视野之内，纵贯数千年，横联五大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宏观的综合性和时代的迁移性和历时性。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性，同时人类具有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历史事件和人物具有独一无二的个别性和一次性，同时具有内涵的重复性和规律性。历史一去不复返，研究者无法直接接触过往的历史本身，身临其境地进行观察体验，必须借助各种方法开掘多种历史资源和发挥创新精神。事实表明，要真实地“复原”已经逝去的历史，重构以往的历史图景，不仅需要充实的史料进行严密的实证，而且需要用独到的巧思，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无疑，历史研究的创新成果必将为人类其他创新活动提供思想养料，而学习和研究历史则有利于掌握辩证思维的方法，从多方面受到历练，增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此外，学习历史对继承和光大民族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培养全民历史意识即一种通过认识历史而理解现实、思考未来的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重大意义。总之，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根本宗旨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人类要深刻地理解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必须正确认识历史，总结历史。诚如个人如果丧失了对过去的一切记忆，将无法活下去，人类如果失去集体的历史记忆也将难以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能缺乏历史的智慧，一个正在复兴的国家不能忘却历史，否认过去则意味着迷失今天和明天，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及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

　　《大学世界史》是一本以通史文体写成的世界历史教科书，通史是一种宏大叙事型的宏观史学。世界通史不同于国别史、区域史，更不同于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它要求从全球视野，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总体运动进行整体研究和解读，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演化大势，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多样性和丰富性。通史的灵魂在于“通”，世界通史的要义还在于“世界性”（整体性），只有具备“古今贯通”、“经纬交会”的历史融通感，才能进入“登高壮观天地间，俯仰古今一脉流”的历史通观胜境。

　　在研究本书如何写的过程中，我们对一些困惑和疑虑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反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有人提出要打破“宏大叙事独尊”的局面，认为宏大叙事是主题先行，蹈疏虚玄，框架结构大而无当，是一种没有血肉的由观念拼凑的历史解释模式，充斥着一些值得怀疑的结论，是一张没有具体历史细节的历史年表，助长了华而不实的不正学风。有人还提出历史研究应“非宏大叙事化”，撰写宏观性通史则要“去脉络化”，唯有这样才能改变教条化、公式化的历史解释模式。

　　对上述关系到要不要写通史，如何写通史的观点，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和思考，取得了一些共识。第一，宏观历史需要研究，通史需要撰写。从时空视野来看，历史研究有宏观、中观、微观之分，我们既需要鸟瞰式的宏观型“世界通史”，也需要中观型的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和微观型的历史事件、人物等专题研究，应该允许各种文体、风格和题材的作品，兼容并蓄，各司其职，共生共荣，唯有这样，我们的史苑才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满园春色，缺了宏观的通史，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将是不完整的。第二，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里，不可否认在通史编写中，确实存在“教条化”、“公式化”、“空泛化”、“空论化”的偏向，缺少具体史实的支撑，枯涩干瘪，读而生厌，激不起读者兴趣。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情况，至今还存在，须努力加以克服，因为这不仅涉及理论和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能力和水平的制约，我们一定加倍努力，使《大学世界史》尽可能地体现我们的追求。第三，关于通史要不要“去脉络化”的问题，我们认为，通史不能去脉络化。如前所述，通史的灵魂是“通达”、“通透”，要把握这种“通”就要把握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脉络，“去脉络化”必将导致历史整体的“碎片化”，使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世界历史成为无法串联的一堆散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局部，不识大体，如此，通史就失去了灵魂和骨架的依托，通史则非通史矣。是故，编纂通史必须克服两种偏向，既反对“空洞化”、“教条化”和公式化，将原本生气勃勃的历史生命体干化为失去活力的历史木乃伊，同时也要反对“碎片化”、“琐屑化”，将原本富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整体分解为互不相关的历史碎片。无疑，片面地强调“去脉络化”，实质上必然会消解通史的特质和特色，化蚀“通史”特有的意义和价值，使之失去存在的理由。

　　以往，国内出版的通史各家“通”法不一，各有特色。有的以王朝更迭为主线，有的以社会形态演变为脉络，有的以阶级斗争、革命运动为纲要，有的以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为骨架，有的以社会现代化进程为坐标，有的以历史纵向和横向互动发展为轴心，有的以全球史观为指针。“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相异的视角，不同的史识，形成了多种通史体系，这是学术生态的原生景观。客观历史运动的复杂性，需要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多维性，各种理论框架的通史可以从不同视角解读人类的历史，丰富人们的历史认识，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将有助于推进世界通史的研究和教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世界通史的编撰统一于一种模式，一种风格，一种音调。春兰秋菊各呈特色，万紫千红才能满园春色。拒绝非此即彼，褒此抑彼的形而上学思维，反对排他性的强势霸道作风，发扬宽容精神，创造宽松环境，让多类文体，多种范式和不同主线的世界通史教科书在竞争中互相促进，不断完善。

　　《大学世界史》是供世界通史教学使用的教科书，这一定位有其特有的目标要求和教学功能，作为教科书的世界通史与研究型的世界通史学术专著不完全相同，教科书应努力体现先进的教育和教学理念，遵循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规律，贯彻教育改革的精神，关注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体性。

　　教科书通常是学习某门学科的入门书，应反映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是为学习某一学科打基础的文本。由于受教学时数的限制，教科书篇幅有限，不可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写成一部几百万字的多卷本大型著作，因此要求我们根据少而精的原则，强干削枝，去粗存精，精选那些最富价值和意义的知识编入教材，建构内容丰实而简明精巧的知识体系，有效地将史学的学术形态转化为教学形态，在课定的时间内将学生引入学习历史的大门。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通史教科书是引导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导游图和指路牌。学生如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可在课外适当选读一些相关参考书。

　　教科书是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学本”，也是为教师教学服务的“教本”，还应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和交流的渠道。教师可根据教学的需要，对教科书进行“深加工”和“再创造”，也可改装和重装，可调整框架结构和章节的安排，更可以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析发表不同于教科书的观点，教师不必拘泥于教科书的章节设计，可尝试用专题的形式重组结构进行教学。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科书的文体似乎有种天生的不足，容易大而化之，缺乏具体生动的细部描摹，导致枯燥乏味。人们常将一些不受欢迎的著作贬指为“写得像教科书一样”，我们力图作些改变，但知易行难，实际效果尚难预测。

　　教科书有别于学者的个人学术专著，它不仅要体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识，更重要的是要吸纳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反映学科发展的当代水准和发展趋向，彰显时代性和前沿性。对一些学术上有分歧的问题尽量采用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见。但本着学术自由的精神，在一些问题上，我们适当地介绍学术界的不同观点，或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不当之处文责自负。世界当代史的许多事件尚在继续演变中，限于资料和其他因素，无论微观上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评说，或宏观上对历史发展进程及规律的阐释，尚难做到完全准确、公正和深刻，欢迎指正。

　　教科书难写，通识型的简明通史教科书更难写，就学术底蕴和教学经验而言，我们深知力难胜任，但为教学需要，只好鼓足勇气，决心不计成败地冒险做一次探索。中国是人类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有机整体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因本书与《大学中国史》作为姐妹篇同时出版，且因教学时数和篇幅字数的限制，未专门设立章节对中国历史进行阐述，至感缺憾，特作说明。

三

　　人类历史像一条千回百转、奔腾不息的大河，因果相连、环环紧扣、一气呵成，不可断裂。但漫长的历史过程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反映了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只有深入地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把握其基本线索和脉络，才能更好地从总体上认识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和演化大势。

　　本书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分为三大时期，即古代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当代时期。第一时期从远古人类社会形成到1500年，涵盖通常所称的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经历了资本主义以前社会诸形态。

　　上古时期人类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大变革，先后由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社会，这种社会转型沿着两条路径向前演进。一是通过以食品生产革命为核心的农业革命，实现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文明形态转型，人类文明由原始的采集、游猎文明向农业（游牧）文明嬗变。二是实现了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原始群逐渐向有组织的有分工的社会进化，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演进为以地域团体为基础“形成为国家的新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氏族制社会进入了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文明社会。

　　上古时代，人类社会处于分散自发的原生自然状态，文明发祥地遍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大地区，呈现了文明的多源性、多元性和多样性，世界各地各族人民都为人类文明事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其后，原生态的古代文明体大多消失在历史烟云中，但他们的影响力却历久犹存。如古希腊、古罗马在政治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方面都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成了后世西方文明的源头。东方儒家文化的精华至今还被人们视为“后现代”文明应吸取的思想文化的宝贵营养。

　　由于生产力发展低下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古代世界是分散的，各文明体和族群之间互相孤立、封闭、隔绝，往来交流很少，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独立发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文明体结构的扩大和强化，分散的点状文明体逐渐发展为较大范围的区域文明和文化圈，如地球上最大的欧亚大陆自东向西形成了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和基督文明等三大板块。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主要形式既有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暴力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在世界历史发展横向联系加强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出现的地区性大帝国，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士耳其帝国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整合大大促进了地区性的交流融合。总的来说，15世纪前的各地域文明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独立、平行发展的格局。

　　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马平川、笔直无阻的，而是充满曲折迂回，时起时伏，时快时慢，有时快速前进，有时低迷停滞，有时甚至暂时“倒退”，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古代人类社会基本上处于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社会发展比较缓慢。中古时期的欧洲曾被称为“黑暗”、“野蛮”、“封闭”、“僵化”的人间“地狱”和“牢笼”。但是也不是绝对“停滞”、“倒退”的，事实上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在艰难前行，农业生产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小城市的兴起，文化、思想、教育的革新等都为16世纪开始的历史新时代的来临开辟了道路，新时代是旧时代的历史产物，是在旧时代的母胎孕育中诞生的，以往将中世纪欧洲概括为“黑暗时代”的流行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世界历史发展的第二时期起于16世纪初，迄于19世纪末，习称世界近代史时期。在这40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惊天巨变，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化。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从地域性历史进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在近代史时期，世界进入了不断变革、充满活力的创新时代，人类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全球性社会大转型，世界现代化是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主题、基本内容及主要线索，把握这一主题和主线，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世界近代的整体发展过程、演变脉络和演化大势。

　　严格地讲，工业革命是世界现代化正式启动的标志，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新旧时代的转折点，但它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酝酿萌生的过程。早在14世纪中叶开始的文艺复兴，高举理性和科学的大旗，吹响了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号角，唤醒了人的尊严，激发了进取奋发的精神。15-16世纪之交的大航海年代在不断拓展的空间响起了新时代的春雷，随后商业革命、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接踵而至，紧接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狂飙迭起，前呼后应，推波助澜，这一切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做了必要的准备。

　　在近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主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大途径向前推进，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及人类的生活方式等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演化。19世纪欧美地区保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世界现代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工业文明开始由欧美原发地区向全球扩展。但就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近代世界现代化主要局限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仍停留在前资本主义传统社会阶段，还未能开展自主性的现代化进程。

　　世界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也恶化了人生存的生态环境，催生了人的“异化”现象，扩大了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的分裂对抗，酝酿了世界性危机和动乱。在此背景下，一些先进的觉悟者和政治代表，对不公正的现实社会制度展开了理性的批判，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则在实践中展开了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这些批判和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在近代时期，新航路的开辟，特别是工业革命兴起冲破了以往世界各地相互孤立、封闭的状态，逐渐形成了世界统一市场，世界的整体性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历程拉开了序幕，19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将世界瓜分完毕，正式形成了由欧洲列强支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历史的第三时期起自1900年止于2000年，通称20世纪史，内涵习惯所称的世界现代史（1900-1945）和世界当代史（1945-2000）。

　　回眸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世界历史以惊人的加速度迅猛向前，农业社会缓慢地跨越了七八千年，近代工业社会仅经历了400年左右，过去的20世纪100年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其发展的速度、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世纪，先后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高潮，两次世界大战，两次社会革命高潮，风雷激荡的革命和战争极大改革了世界面貌和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100年间人类文明取得了辉煌的进步，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无数奇迹，人类开始走出地球村，在太空中自由往返，向宇宙迈进，开拓新世界的新边疆。但是20世纪的世界也存在黑暗、野蛮、贫困和反动，人类蒙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等带来的空前浩劫和磨难。对这样一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变化万端的历史，用什么观念、视角、线索进行观察、梳理和阐释，如何建构一个反映历史真实过程的教学知识体系和教科书框架，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在前述的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时期，主要侧重以人类文明的演进为主轴和基本线索，以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为中心来重构历史和解读历史。那么，对20世纪世界史是否仍然要一以贯之地沿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来重建和解读呢？有人认为，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已开始新的转型，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化时代。不可否认，20世纪下半叶有不少先进发达的国家出现了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征兆，但就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来说，“后工业”、“后现代”不过是一种萌生的迹象，用它来诠释20世纪史不免太“超前”，历史学不是预测学，而是从事实出发的实证学，从什么视角，用什么方法解读历史是由历史本身决定的，而不是用主观的理念去塑造历史。对20世纪的历史需要用新的思维，不必坚持用社会转型的解释模式作主线，一以贯之，一通到底，保持形式上的“贯通”。任何一种具体的理论观念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治史标准，都有其相应的边疆，否则可能出现削足适履的弊病。有鉴于此，我们力图从20世纪世界的历史实际出发，聚焦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着重于阐述人类应对和解决时代主题的历史过程和意蕴。这样，使我们笔下的20世纪世界史也许更真实，更贴近历史实际，更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变化脉络和发展大势。

　　20世纪世界史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0年到1945年即现代史阶段，那是一个以战争和革命交织为特征的时代。相距20年左右，竟接连爆发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其根源何在，大战有什么特点，造成什么影响，是学习世界现代史必须关注的问题。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也给旧世界以沉重打击，大大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发生裂变，在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涨。

　　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繁荣和危机交替的过程。一战后，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驱动和20年代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但好景不长，1929-1933年就爆发了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遭受了天崩地裂般的打击，陷入严重的困境。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企图用侵略扩张和建立集权政治、经济体制的途径摆脱危机，寻求出路。美、英、法等民主国家力图在原体制内通过国家的调节寻求克服危机的途径和方法，美国罗斯福新政为资本主义制度和机制的自我调节、革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20世纪初，世界分裂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对抗的两个世界，这是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时代。一战后，占世界人口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解放、独立、人权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泛兴起，为以后彻底摧毁世界殖民体系蓄积了能量。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世界历史记载了多灾多难的回忆和惊心动魄的故事，但人类社会仍在烈火的淬砺中不断前行。

　　20世纪世界史的第二阶段起自1945年，迄于2000年，通称世界当代史。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其中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变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向纵深发展，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联系来看，世界日益成为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许多历史进程渐趋国际化和全球化。这种变化已不是一般意义上古代、近代民族和国家间横向联系的加强，而是从世界结构的深层上改变了世界历史运动的方式和进程，在真正意上开始把人类融为一体。二战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离不开世界，它的命运和世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促进世界各国的交流互动，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造福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事业；同时也会衍生新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国际间的竞争和对抗。二战后，世界的整体化、全球化和世界的多元化、多样化的矛盾统一，构成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又相互激烈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二战后的国际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贫穷与发展，专制与民主在世界一切矛盾中日益突出，居于首要地位，影响、制约了其他矛盾，成了当代世界历史的主题。在百川奔腾的时代洪流中，和平、发展、民主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二战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牵动亿万心灵的严重问题。近半个世纪中，局部战争连绵不绝，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国际危机层出不穷，世界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存在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核大战的威胁始终笼罩世界，超级大国在战后曾几十次研究过对其他国家动用核武器，世界局势可能出现政治家所无法控制，而被偶然因素左右的局面。核武器的发展使超级大国已拥有将人类消灭几次的破坏力量，人类在核毁灭的威胁下，不再是“永生”的了。在核时代的新历史条件下，战争与和平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命运和人类的存亡。二战后，在人类一切事务中，尤其是国际关系中，争取世界和平，使国际社会摆脱世界大战的威胁，使人类免遭核大战的灾难，已成为最迫切、最严重的历史使命。几十年来，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从不同立场出发，程度不同地为避免世界战争进行了努力，由于军事、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战后世界和平的因素大为增强，世界大战始终没有爆发。但二战后的世界又处于苏美“冷战”的折磨中，蒙受了长达近半个世纪“冷战”所带来的苦难。

　　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苏关系开始由紧张趋向缓和，从对抗逐渐走向对话，竞争共处代替了对抗僵持的局面。80年代中期，地区性冲突也呈现缓解或政治解决的前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风云骤变，持续了40多年的两极世界格局被打破，进入了一个新旧析局交替的时期，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和平的潮流仍将不可阻挡。但是，新旧格局的转换，衍生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继续逞凶，一些原来被掩盖着的矛盾突出起来，力量对比的失衡又引发了新的矛盾，因领土、民族、宗教、资源、国家分裂等因素而引发的国际间的纠纷、摩擦、对抗和冲突频频发生，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随着科技发展，核扩散的危险也将增加，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国际局势演变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战争的因素远远没有消失，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战争与和平问题仍然严重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经济发展是关系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另一根本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二战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40年代末50年代初，大多数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之后，由于世界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特别是由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飞速发展，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历史上空前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整个世界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大踏步地向前突进。但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充满了困扰和斗争，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不均的问题，即所谓南北问题。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作用，由于发达国家采用垄断世界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科技成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压低初级产品的价格，实行高利率等手段，掠夺、剥削发展中国家，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要困难表现为债务和饥荒，其中高债务为致命沉疴，期间世界上3/4的国家债台高筑。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恶化孕育着世界更大规模的经济动乱，任其发展，将会引起同核战争一样足以摧毁人类现代文明的社会大爆炸。占世界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落后状态，使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受到损害和限制。只有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落后和饥饿，发达国家才能持续发展，整个人类文明才能昌盛，世界和平和全球安全才能更有切实的保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各国都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都把发展经济摆到首位，作为基本国策。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剧了发展经济的紧迫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深化的形势下，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各国都寻找摆脱危机、振兴经济的对策，其中带有普遍性的有三条。一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催发经济的腾飞，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二是对涉及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趋利避害，调动各种有利因素，推动经济的发展。三是加强国际经济联系和合作，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的依存性不断加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发展的快慢和成败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是否善于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各国都更重视加强对外经济联系，力求把本国发展同世界发展尽可能结合起来。有些以往比较封闭孤立的国家也纷纷实行开放政策，在加强对外经济联系中促进民族经济的振兴。70年代初揭开了南北对话的序幕，同时，南南合作也获得较大发展，推动了新型平待互利经济关系的建立。在科学技术革命、经济改革和国际合作的推动下，世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但是，沉重的军备负担，一些带有全球性的问题——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粮食、文化教育、卫生保健、毒品、恐怖活动等仍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阴影仍威胁着西方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条件下，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南北之间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因为科学技术的革新大大节约了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使第三世界在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日渐削弱，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挑战。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广大发展中国家从60年代起掀起了一场以改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并努力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

　　二战后世界各国国内的政治民主化也以不同形式和速度向前推进。不同类型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时，几乎都涉及政治民主化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到应有高度，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不断发展，它以对外抵抗强权政治，对内推进民主政治为基本特点，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肃清殖民主义殖余势力，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了共和制，只有少数实行君主制和军事独裁制。战后几十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强烈要求发扬民主，借以焕发民族热情，提高民族自尊心，加强民族团结，为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条件。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局一度发生逆转，有十几个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政府。但到80年代，拉美大多数国家重新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完成了从军人政权到文人主政的转变，恢复了民主政权。另外像埃塞俄比亚、伊朗等长期实行君主制的国家也在70年代先后建立了共和国。战后民主化运动尽管在一些国家受到阻挠和压制，发生曲折和反复，但总的来说，民主化进程已不可阻挡，无法逆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战后，民主化也有所发展。德意日等国在法西斯的废墟上推行了非法西斯化和非军国主义化运动，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英法美等国的人民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民主权，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大多取得了合法地位，在议会中占有一定议席，甚至一度掌握了一部分地方政权。70年代中期，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的独裁政权相继垮台，西欧十多个社会党先后战胜右翼政党而在国内单独或联合执政。

　　纵观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和平、发展、民主是时代主流，是推动世界前进、人类进步的三大动力。这三股潮流决定了战后世界的面貌，左右着社会发展的进程，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容，展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从宏观上把握这条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脉络，具体客观地反映1945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科学地揭示其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这是写作本书世界当代史部分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框架建构原则，也可以说是它的灵魂和骨骼。

　　当今，历史巨轮已进入21世纪，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新的深刻而伟大的变化。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历史使命，人们更需要具有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具有开阔的世界意识和世界眼光，在全社会形成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浓厚风气。《大学世界史》的出版如能对满足如上企求有所帮助，那将是莫大的鼓励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