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中国史家，当与世界“往来不穷”

　　史学交流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广智，习史从教50余年，被上海市世界史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其带领团队历时12年6个月又4天（计4563天）完成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全3册），分上、下两编，阐述近代以来域外史学（主要为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与影响，以及中国史学输出域外的过程与影响，为中外史学史的研究，尤其是为构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本文是已逾杖朝之年的张广智教授，在新书发布之际，为本报撰写的独家文章，他在文中阐发了自己主编这套书的学术思路与心路历程。

　　灯下，同一书名、不同色彩、蕴含中外的三册《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封面，炫烨光华。摩挲良久，凭窗遥望，引发了我的无限遐想，即兴写下了一首小诗：

　　往来不穷谓之通，文明交流互鉴中。东西会合终有期，百年一遇喜相逢。

　　这篇小文，就以此诗句作为各部分小标题，略作铺陈，为之作注。

往来不穷谓之通

　　力图构建一幅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碰撞、对话与交汇）的新图像，展示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进程

　　“往来不穷谓之通”出自《周易·系辞上传》。“通”者，达也，因为无穷的交流，才铸就人类文明的瑰丽宽广与伟大力量，此理于中外史学交流亦然。

　　历史的运行，往往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活动走在前面，而研究世界历史的活动落在后面。史学交流走在前面，指的是史学的实践活动；史学交流史落在后面，指的是史学交流的学术研究，是为史学交流史。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史学交流活动的频繁，也催发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滋长，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只是在它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一串足印。

　　中外史学交流内容丰赡，且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古代发端，向近现代延伸，绵绵不绝，本书将会带你进入中外史学交流的行程中。在这里，我们且以我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传播的东西方影响为例，略现中外史学交流史之一斑。

　　《史记》作为我国纪传体的通史之作，自问世以来，早已穿越时空，泽被无垠。比如在传入朝鲜王朝时期，《史记》就成了朝鲜士人必读的经典、应试的科目。熟读《史记》是当时朝鲜士人的基本功之一，而两大官修纪传体正史《三国史记》和《高丽史》也是模仿与学习《史记》体例的。《史记》自隋朝传入日本后，1000多年来，日本学术界对其十分看重，出版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著作，成为日本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何？因为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

　　近世以来，《史记》西传，其学术影响比在中国周边的东亚国家有过之无不及。然而不同的是，西方人士阅读《史记》，前提要借助汉学家的译介，这样译介工作便成了西方学界之要务，自近世直至今日不绝。比如享有“西方汉学第一人”之称的法国学者沙畹，其《史记》的译介，成就斐然，影响很大。又比如在俄罗斯，《史记》从18世纪传入该国后就不断有译本问世，至2010年，共计9卷译注详备的《史记》俄文全译本出版，乃是当今国际学界首个《史记》的西文全译本。又若何？还是因为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学交流是文化传播与史学发展的结果，上述《史记》传播域外，是为显例，从中也可看出包括史学在内的强势文化对外界的影响。降及近代，随着中外形势的变化，于是中外史学交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国历史的视角看，从明末至清末，约300年间，不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都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自19世纪末至今，这百多年的中外史学交流史色彩斑斓，从初兴—转折—兴盛，这中间经历了上个世纪30年代及80年代两次输入西方史学的热潮，以及50年代从引进西方史学转而引进苏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综观这百年多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有两点很突出：一是两者的直接碰撞，一是中外史学交流的主角由外国传教士移位于留学生。从表象和短时段来看，只有强势文化对输入国发生影响，不管古代中国的《史记》传至域外，还是近现代西方史学传至中国，都会在输入国激起回响，而这种回响又势必影响输出国，通过这种“影响研究”，归根结底总是双向与互动的，谓之“交流”。

　　本书以“域外史学在中国”和“中国史学在域外”设上下编，各章叙述以翔实宏富的史料为据，力图构建一幅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碰撞、对话与交汇）的新图像，展示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进程。

文明交流互鉴中

　　倘缺少了史学文化之间的“会合”与“比观”，人类文明总会显得苍白而缺乏厚重与张力

　　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也是这样。在新时代，推动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一，就其对史学史学科建设而言。多年来，不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多为对各自史学发展史的研究，而鲜有对不同国家和民族史学之间相互交流的比较研究，在纷出的当代中国史学史或西方史学史著作中，一般也不包括中外史学交流史，这实在是一件憾事。我们要破除陈规，跳出梁启超在上世纪20年代形成的编纂模式，铸就中外史学交流史，借以丰富史学史的内涵，也为中外（西）史学史的发展开辟一个新的“增长点”。

　　其二，就其对历史学专业的发展而言。在我看来，中国史学之发展，既要依靠内力，也需要借助外力，这“内力”是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外力”是需要借助域外一切优秀的史学成果。检点中国史学发展史，倘舍弃了与域外（主要为西方）史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那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借助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成果，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外来的史学，既不要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洋为中用”，使之成为提升中国史学的一种资源，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给力。

　　其三，就其与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联系而言。一部世界文明史，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书写的，它们犹如一条条支流，或涓涓细流，或湖光潋滟，终而流入浩荡的世界文明的长河，蔚为大观。是的，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携手同行，和谐共存，才能使世界文明变得日渐丰盈，各具特色，散发出独特的个性和持久的生命力。这显然是一个时代课题，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思考和研究。

　　进而言之，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史学文化是文化的枢纽，是文化中的文化。正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薮。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完全互相了解之日。”此言甚是。倘缺少了史学文化之间的“会合”与“比观”，人类文明总会显得苍白而缺乏厚重与张力，为此，肩负时代使命的中国历史学家，应当“走出去”，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投身到史学文化交流的实践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搭建起一座桥梁，为创造新时代的业绩而奋斗。

百年一遇喜相逢

　　在与国际史学的互动中前行，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书写华章，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的过程中做出贡献

　　6年前，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我国山东济南召开，中外史界关注。从1900年的首届开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每5年开一次，被称为“历史学的奥林匹克”，至今已有121年了。中国史学界与之关系，百多年来随历史变革而曲折坎坷，真是让人百感交集，但我们终于迎来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在亚洲的首次召开。喜迎史苑名流，欣接儒林才子，2000余名与会者相遇在泉城，大明湖畔论古今，千佛山下话东西，共同见证了这一史界盛事。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行，确实意义非凡。是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又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显然，这一贺信的主旨与习主席倡导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确实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大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进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学；也让中国进一步了解世界，进而了解世界各国文化和史学。6年前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济南会议圆满地结束了，这一时间节点却不能遗忘，这实在是中国史学再出发的新起点。“往来不穷谓之通”，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交流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中外史学交流也不会止步。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怀抱着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历史使命，寻找一条沟通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路径，在与国际史学的互动中前行，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书写华章，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的过程中做出贡献。

对话

　　“其实，我是满头大汗的”

　　读书周刊：您说这套书历时12年6个月又4天，总计4563天，为何记得这么清楚？

　　张广智：我把这套书称为我的“夕阳工程”。当初接受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已年近古稀，老伴叫我不要接了，但我想趁我还有能力团结学界同仁一起来做事的时候，还是要做这件事的，因为它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开题的日子是2008年7月5日，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特别炎热的夏天。经过了4563天的努力，如今，这套书终于出版了，我非常激动，因为以后我可能不会再有精力做这么大的项目了。

　　过去十多年里，这套书是我的主业、我的牵挂。很多人表扬我，说我徜徉在史学与文学之间，游刃有余，很是轻松。其实，我是满头大汗的。这个“夕阳工程”必须“满头大汗”才搞得出来。

　　读书周刊：这种“满头大汗”的干劲，来自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张广智：我想是“耿师精神的指引”。“耿师”，即我的业师耿淡如先生（1898—1975）。耿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荒芜的西方史学史的田野里垦荒，不畏艰难，不辞劳苦，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至死不渝，这是一种什么“学术精神”？答曰：“垦荒者精神。”我们要在“耿师精神”的指引下，继承与发扬这种“垦荒者精神”，继续先辈开拓的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

　　读书周刊：既是史学前辈，又是这套书的主编，您是不是对这套书的学术走向有很大的把握？

　　张广智：作为主编，我首先要建起一支非常强的队伍。我们的团队一共11人，除我外，清一色的史学博士，都是活跃在当代中国学界的时彦才俊。我们各司其职，精诚团结，一如古希腊神话中的“亚尔古船的英雄们”，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获取了当时希腊人认为是无价之宝的“金羊毛”。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我从古稀之年到杖朝之年，与他们一起攻关，一起写作。但我不是那位领导英雄们寻取金羊毛的领航人伊阿宋，我把自己定位为“学术协调人”，起居间联络的作用。我尊重每一章作者的学术成果和个性特色，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与才华，这或许就是这套书的亮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