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综述

　　石庆环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网首发

　　2012年金秋十月，由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主办、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世界近代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沈阳辽宁大学隆重开幕。开幕式由研究会副理事长、辽宁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韩毅教授主持，辽宁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和研究会理事长、河南大学阎照祥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2012年学术年会虽在形式上与以往四年一届的例会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会议在实际内容上却有其特殊之处。为了便于学界更好地了解本次年会的特点，作者从学术研讨和其他相关内容两个方面加以阐释和综述。

　　一、学术研讨与交流方面的特点

　　2012年学术年会的中心议题是：（1）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世界近代史；（2）新形势下世界近代史的学科地位与独特性；（3）世界近代史专题研究：新方法、新视角、新史料；（4）世界近代史教学与教改。学者们围绕这些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首先，大会发言与上下互动结合，是本次年会学术研讨出现的一个新局面。

　　按照会议议程，有12位学者在大会上做观点性陈述和发言。其中北京大学高毅教授对长期存在于我国学术界的关于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提法的误区进行了辨析，并进一步阐明了革命与世界近代史的关系。高教授认为，世界近代史的提法并不科学，实际上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学界将其人为地分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产阶级革命史，而世界现代史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史，实际上，就目前来看，这个阶段是不存在的。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近现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革命史。理解历史、现代性与现代文明都离不开革命。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自由民主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目标。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对革命有一个明确的限定。革命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应该区分经典革命与普通革命。法国革命堪称是完整革命的典范，因而是经典革命；英美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为法国革命奠定基础，应该属于经典革命的范畴。其他受经典革命激发、具有局部意义和影响的革命则属于普通革命。革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范畴，其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在16—19世纪，革命充斥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个词显得极为热闹、经典和关键。这些领域的革命都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

　　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就当前因日本政府购岛问题而引发的中日关系极度紧张局势，阐释了中日关系的演进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杨教授认为，中日关系历经一个完整的大周期，现在进入拐点即第二个大周期的拐点。中日两国之间并不像普遍宣扬的那样，存在两千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杨教授又把中日关系的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隋代以前的中日关系。这一阶段日本被动地接受中国册封，当时日本属于东亚华夷秩序中在编成员。第二阶段是隋代以后至近代的中日关系。这一阶段日本不属于东亚华夷秩序中的成员，而是属于一种边缘关系。唐朝时期两百多年的中日友好关系的前提是一场大战争，所以这一时期古代中国对日政策对我们今天处理中日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唐代以后，中日之间长期对立，并无国家关系存在，仅仅在民间存在一定的文化交往。截止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日关系无法用敌对或友好等简单词汇加以界定，因此，研究中日关系需要静下心来探讨影响两国关系的深层历史原因。第三阶段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二战前。中强日弱是以前关系的主导，而此时两国实力开始趋近，中日甲午战争是第一大周期的拐点期。中日甲午战争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中日关系出现倒置，日本开始蔑视中国，出现了从蚕食中国到鲸吞中国的演进过程。第四阶段是二战后中日关系的离合。二战后美国实际上控制日本，冷战格局下日本实际上是美国的防波堤，只能听从美国的调遣。上个世纪70年代初，日本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时势的变化使日本改变对华政策。第五阶段是中日关系新时期拐点的出现。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第一大周期结束与第二大周期的开始。冷战结束标志着第二大周期的结束。过去日本对中国有同情和负罪感，但是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日本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所以中日关系开始进入新的拐点期，出现许多问题。杨教授最后强调，从历史的长时段认识中日关系很有必要，目前日本很焦躁，但中国不能浮躁。

　　南京大学沈汉教授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未得到完全复苏的背景下，探讨“金融资本形成与资本输出的历史时间和过程问题”，颇具现实意义。沈汉教授认为，货币资本的形成其实远远早于垄断资本主义出现，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本的出现也不是到19世纪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之时方才出现，它也不是起源于重商主义时期，而是早于重商主义时期。沈汉教授从资本史和金融史的资料研究中进一步得出结论：在近代前夜，在跨地区、跨国和跨洋的贸易展开的同时，欧洲资本市场就已形成，金融资本的形成和金融资本投放和输出的时间很早，它不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才出现，而是在15到16世纪就已经有一定的规模。

　　北京大学许平教授对“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问题的阐释，也颇具前沿性和现实意义。许平教授认为，在16世纪之前，欧洲人与东方之间经历了三次大碰撞：亚历山大军事扩张、十字军东征和《马可•波罗游记》。向往东方和寻找中国，成为欧洲发展和世界变化的一个动力。而16—18世纪之间，欧洲人认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视中国为东方之光。特别是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含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许平教授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欧洲人的文化误读，并指出这种文化误读源于欧洲启蒙时代西方文化中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于是，古老而智慧的中国就成为欧洲人想象中的理性世界的伊甸园，给他们一个向往的空间，向往的真正目标是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

　　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以“世界历史进程的悖论：整合与碎裂”为题，阐释其对世界历史演进动力及规律的新认识。王玮教授认为，人类历史是在两种力量或运动的冲突和协调的动态平衡中向前发展的，这两种力量或运动是全球一体化以及世界秩序和运行规则的合理化，二者构成了历史运动内部的“悖论”，它们分别引导了世界的整合与碎裂趋势。王玮教授进一步指出，世界结构走向一体化以及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合理化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两条线索，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平衡、交错互动，使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动态性、曲折性和阶段性。总之，历史是由不同发力方向和角度的多种动力组成的合力推动的。不同的动力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是由多种力量组成的一种合力，历史的悖论由此而生。

　　此外，辽宁大学石庆环、南开大学付成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张忠祥、渤海大学曲升、北京大学徐健、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和安徽大学教授尹建龙等几位教授，又分别就“世界史意识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美国生态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及其时代影响”、“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近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海洋自由原则概论”、“16—18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德意志商人和东方贸易”、“沙龙：法兰西的文化象征与民族记忆”，以及“试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关系调整”等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

　　大会发言学者独特的视角及新颖的观点，引起在场参会人员的极大兴趣和热议，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台下学者采用提出新问题或挑战与质疑发言人观点的形式，进一步把学术研讨和交流推向高潮。

　　其次，分组深入研讨，是本次年会的又一个亮点。

　　根据会议安排，参会的150多位学者按照中心议题分成四个讨论组。在“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世界近代史”讨论组中，学者们就历史记忆、文明摄取路径和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锋。北京大学郭华榕教授从“历史记忆与学术人格”切入，追忆了他与王荣堂先生的真切交往与密切关系，重温了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回忆了王先生的高贵人格。同时郭教授特别强调在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背景下的世界近代史研究整体意识学术创新的必要性。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的兴趣集中在“13世纪前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和特征”问题的研究上。于教授认为，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在特定的历史时序与语境中形成自己的路径和特征。而古典文明与宗教文明、诸多民族异质文明的融合与成长，给不列颠近代早期文明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崛起带来重要影响。罗马人及其古典文明是英国近代社会崛兴的根本原因。郑州大学陈天社教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文教授从政治角度讨论了“哈马斯纲领的理论渊源”和“非政府政治在联合国中地位与作用。哈尔滨师范大学于春苓教授和鲁东大学王书丽副教授从经济角度对”俄罗斯石油经济“和”金融监管视角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问题进行了阐释。首都师范大学赵军秀教授和辽宁大学邱建群副教授从外交与国际关系史角度对“如何认识和理解20世纪初英国的‘外交革命’”和“关于1917年无限制潜艇战”等问题，进一步从微观视角思考一战前后的英国外交与军事问题。而辽宁大学权赫秀教授所涉及的”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及其意义”问题，却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对中韩传统关系进行了定位与解析，其独特的视角，给参会人员以深刻印象。大连大学姜德福教授和杭州师范大学李冈原教授从宗教与文化史角度所研究的“近代转型时期英国教区教士的多重社会角色”和“公民社会视域下的英国文物古迹保护模式”等问题，也颇具新意。此外，浙江丽水学院王赳教授的“城市公共空间与女性”、临沂大学魏秀春副教授的“19世纪中期前后英国食品掺假状况及社会对策初探”、 湖北大学郝祥满副教授的“近代城市公共卫生意识的全球化：以日本城市垃圾粪便清理对晚清的影响为例”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副教授的“论卡梅哈梅哈一世时代的夏威夷社会”等问题的研究，又从妇女史、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的角度审视社会问题。

　　在“新形势下世界近代史的学科地位与独特性”讨论组中，学者们集中在历史时空概念、世界史学科建设以及地区与国别史和和平学问题的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研究员提出的“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的观点备受关注。俞金尧研究员认为，“当时间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时候，史学才真正称得上是时间的科学。”浙江大学刘国柱教授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认为，只有把历史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才能避免片面的概念化问题的出现。山东师范大学刘文涛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董小川教授的兴奋点却放在世界史学科建设上。刘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指出了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提到了教材建设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刘教授还突出强调学者们应该关注世界近代史发展动态建设问题，避免将世界近代史学科庸俗化。董小川教授在发言中，也谈到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有助于学科发展的问题，并指出目前对于科研的片面强调是导致教学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本次年会地区与国别问题讨论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国史研究呈现强劲的态势。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相一部分文章是属于美国专题研究范畴。例如，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的“美国的非（洲）裔牛仔研究”，其对美国黑人和边缘群体的关注研究意义重大。西南大学黄贤全教授的“试论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滞后的亚文化因素”，其对阿巴拉契亚无形道德规范文化与宿命论人生观的定位与阐释，有助于解释该地区发展滞后现象。此外，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杨超副教授的“尼克松政府时期“肯定性行动”在黑人就业领域的实施”、渤海大学曹升生副教授的“美国地方政府中的专区”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国庆讲师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与三K党”等会议提交的论文，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思考和探究。二是近代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研究的新亮点。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学者们以六卷本的《德国史》为切入点，强调治史要突破传统的大政治史的限制，并提出只有增加思想文化史与社会经济史的内容，才能构建完整的欧洲国别史全貌的观点。本次年会提交的一部分论文中，就已反映出这一研究趋向。例如，河南大学阎照祥教授的“英国近代政治改革滞后的理性思考”、河北大学张殿清、张家唐教授的“大伦敦发展的历史考察及对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建设的启示”和山东大学孙一萍副教授的“宫廷礼仪、国王肖像与18世纪法国王权的去神圣化”等大会文章，就颇具代表性。特别是阎照祥教授从经济和政治发展规律、政治形势的和经济发展水准及社会阶级结构等三个方面的限制入手，对英国近代政治改革滞后根源的深刻剖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关于和平学的研究，南京大学刘成教授的“和平研究视角下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和首都师范大学何平教授的“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当代”，非常具有典型性。刘成教授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同步，为了实现和平，暴力反而成为了手段。实现和平的方式和内容是和平研究的重要问题。和平可以分为消极和平和积极和平。消极和平关注的是直接暴力不在场，它可以容忍结构性暴力；积极和平是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了冲突的转换，和平不仅是战争的不在场，而且包括一个良好社会结构和环境的创建。刘成教授最后还强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除了通过和平的手段，此外没有路可以通向和平。何平教授认为，当代国际体系正发生重要变化，可以把二战后到20世纪末的历史看作英美主导设计的国际秩序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冷战仅是其中的一段插曲。这个国际秩序以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颂扬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基本特征。何教授还认为，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不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争。另外，山东临沂大学伏广存教授的“军事改革在近代一些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启示”和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胡浩副教授的“论犹太人的解放与犹太社会转型”等会议提交的论文，也参与了该议题的讨论。

　　在“世界近代史专题研究：新方法、新视角、新史料”讨论组中，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史料、史观、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和包括政治经济史和环境灾荒与医疗社会史在内的专题性问题研究上。涉及历史观议题的论文有：江西师范大学梁民愫教授等的“近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与莫里斯—多布经济”、南开大学丁见民教授的“族裔政治语境中的美国印第安人史学”、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的“被压迫者的上帝——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上帝观”、湖南师范大学刘大明教授的“巴士底狱神话考”、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副教授的“浅谈美国国务院档案”、河南大学张礼刚副教授的“外国学者研究哈斯卡拉运动述评”和南京大学博士生初庆东的“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编纂的形成，1930-1950”等多篇。梁民愫教授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梁教授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中著名的经济史家，多布经济史研究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突破了传统史学观念，而且运用经济与历史交叉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取得的突出成绩。关于政治经济史专题研究，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的观点也颇具新意。张教授从希伯来政体思想概念的流行、基督教学者阐述圣经与政治体制架构的关系、“政治希伯来主义”在西欧绵延三个世纪和欧洲早期政治思想家对希伯来政体的赞誉等多个方面，阐释了希伯来政体对西欧早期现代政治文明的影响。此外，安徽大学历史系张本英教授的“浅论迪斯雷利的帝国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黄艳红副研究员的“税收、特权和舆论——法国旧制度末期革命话语形成初探”等，也从不同的侧面阐释近代英法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对环境灾荒与医疗社会史问题的讨论，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以“19世纪泰晤士河污染和工业社会的环境问题”为切入点，突出强调环境问题必须在民族国家以及国际层面积极主动思考与探索并采取预防性对策、必须认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内在关联及应加强关于环境问题之历史的研究。还需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徐再荣研究员的“美国灾害史研究的发展趋向及其特点”、辽宁大学滕海键教授的“环境史：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史学”、南京大学历史系闵凡祥副教授的“互助与前NHS时代英国国民医疗照顾和疾病救助”、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祖国霞副教授的“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环境运动中的女性”、 江苏南京晓庄学院丰华琴副教授的“英国伦敦慈善组织协会社会理论及实践活动的评析、”四川外语学院陈黎黎讲师的“论1930年代美国鹰巢隧道矽肺灾难”和河南科技大学毛利霞讲师的“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关于河流污染治理的博弈”等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学者们又从多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英美两国历史上的环境、灾荒与疾病和医疗救助问题。同时学者们还对国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动态进行了跟踪梳理。

　　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与教改”讨论组中，学者们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世界近代史教材与教改革问题上。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张卫良教授认为，一百多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先“欧美模式”后“苏联模式”，再到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教材转换过程。但是，在当今的世界史学科发展过程中，世界史教材与历史教学之间存在着一种“错位”现象，世界史教材似乎就是历史教学，世界史教材编簒乱象频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张教授进一步指出，要改进目前这种状况，需要厘清世界史教学的目标、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去“行政化”和戒除浮躁心态以及进行历史教学方法的改革与调整。就具体教学方法问题，安徽淮南师范大学杨荣教授认为，世界史要实现预期的教学目的，必须提高该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必修利用该课程教学内容的独特优势，创新世界近代史教育教学模式，运用三位一体教学法，即将问题启发式教学、专题解析式教学和历史逻辑式教学三种教学方法结合起来，形成立体化的教学模式。此外，在成都大学周圣明教授的“通识教育视野下的世界近代史课程建设构想”、广州五邑大学陈新田教授的“世界史教学中的‘通’与‘专’”、吉林大学徐萍副教授的“关于新形势下世界近代史教学的几点思考”和江西师范大学杨长云副教授的“关于世界近代史教学若干问题的新思考”的论文中，学者们又从教学理论和实践多个角度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改革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强烈责任感。除了教材与教改问题外，以西华师范大学李健、南京大学刘金源、北京化工大学刘杰、兰州大学柴彬、中山大学李爱丽、曲阜师范大学张兆敏和辽宁大学李艳枝等多位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还就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诸如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印度的社会建设问题、美国的劳动所得税减免政策、驻日公使与19世纪末中朝宗藩关系”、影视与历史问题、近代英国走私贸易问题、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和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等，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在分组讨论中，学者们从史学家的现实情怀与终极关怀出发，对涉及本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传统史学与新史学、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社会以及生态与环境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实质性的交流，把本次年会的学术研讨进一步引向深入。

　　二、会议规模、年会地点及新理事会方面的特点

　　2012年学术年会除了在学术研讨与交流方面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特点外，在会议规模、开会地点及新理事构成等方面，也与往届年会有所不同。

　　首先，本次学术年会规模空前盛大，这是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后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主办单位辽宁大学等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杂志社、出版社、学报编辑部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其中包括已逾从心所欲之年的老专家和未过而立之年的新生代学者和研究人员，可谓几代同堂。参会学者提交论近百篇。用研究会秘书长俞金尧研究员的话说：“这次参会代表人数之多，为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历史之最。一个研究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能达到这样一个规模不容易”。

　　其次，本次学术年会在沈阳辽宁大学召开，它对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以及中国世界近代史学科都有着特别的含义。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5月，在王荣堂和一些前辈专家学者的倡议和努力下，中国世界近代史在沈阳辽宁大学召开了研究会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学术年会。从此，沈阳这座城市和辽宁大学这所学校便与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结下不解之缘。28年来，沈阳作为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的诞生地和辽宁大学作为第一任理事长王荣堂先生几十年从教的学校，它们与研究会一起见证了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及学科的初创与发展。为了更好地回顾和总结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和学科发展的经验，让更多的青年学者知晓和了解研究会的历史，这次学术年会特别安排了老会长王荣堂先生的长子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王铭教授为大会做“王荣堂先生与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的专题报告。报告从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王先生与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两个部分，系统讲述了王荣堂先生在做人、为师、为学、以及为创立研究会和研究会初期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王铭教授还将王荣堂先生多年搜集和保存的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的一些珍贵资料和照片用多媒体形式演示给与会代表，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份难得的学术资源。一篇篇资料再现了老一代史学家在研究会初创时期的筚路蓝缕和他们的高贵品格、学术境界与情操；一幅幅照片重现了中国世界近代史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薪火相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研究会成立28年后，当来自全国各地的许许多多老专家、老朋友和青年学者们再度聚首沈阳辽宁大学的时候，大家不仅为研究会过去的成就而骄傲和对以王荣堂为代表的中国世界近代史老一代学者充满敬仰，同时也对研究会的历史及研究会与辽宁大学之间的情缘多了几分了解。

　　最后，本次学术年会产生的新一届理事会具有年龄结构合理和年轻化的特点。新老更替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大会在和谐与合作的气氛中，顺利完成了理事会换届选举程序。经民主选举选出了由北京大学高毅教授为理事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研究员为秘书长的新一届理事会。与往届理事会相比，新一届理事会包括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队伍，在总体年龄分布上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使年龄结构日趋合理；在绝对年龄值上理事会更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向。此外，新一届理事会在地区覆盖面以及学科分布等方面，也更具代表性。特别是伴随一批新生代学者充实到理事会，使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更加充满活力和朝气。

　　本次学术年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研究员主持。在闭幕式上，新老会长分别致辞，对研究会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在即将离任之际，老会长阎照祥教授语重心长，对研究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重托与期望。阎照祥会长说：“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新会长高毅教授在履新之际，提出“要继承王荣堂先生所奠定的注重学术、风清气正的优良传统，在继承历任会长务实创新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研究会的持续性发展，为今后工作开展奠定良好基础”。高毅会长最后还就研究会近期工作提出两点计划：一是加强研究会对内对外的信息交流，创立研究会网站；二是进一步建立与拓展研究会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空间和平台。

　　（在撰写本研究综述的过程中，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李艳枝副教授协助搜集一部分基础资料，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