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料•新发现：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1949—1989）”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0月18—19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世界史）暨“新史料•新发现：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1949—1989）”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匈牙利科学院历史所协办，有来自中国、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美国、俄罗斯等国的80余位学者参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致开幕词。李捷副院长认为，苏东巨变后，往日的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逐渐为中俄关系等所取代，这段国家关系成为历史。但这并不等于这段历史已经逝去了研究价值。恰恰相反，这段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领导人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使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没有因为这次重大历史变动而受到破坏，相反地还得以继续向前发展。鉴往知来，要充分利用新解密的历史档案，对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中的重大事件、研究薄弱的问题、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新的解读，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性，从中找到足够的经验和智慧，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使中俄关系以及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经得起各种考验，始终保持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老视角，新话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讲话。张海鹏研究员对此次研讨会的主题给予肯定。他指出，苏东事变后，中国与俄罗斯，与原东欧国家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关系，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从冷战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是国际历史学界观察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两种主要方法。张海鹏研究员认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来探讨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也应该是观察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种视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老视角，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却是一个新话题。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的公开，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了解在20世纪后半叶，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抗衡的历史条件下，何以形成那样的局面，对于认识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将是很有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虽处在低潮，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在运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会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的面前。

　　本次研讨会分为三大主题，即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曲折发展，政策协调与国家利益，1980年代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六场讨论会：“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曲折发展之一：苏联”；“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曲折发展之二：东欧”；“政策协调与国家利益之一：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政策协调与国家利益之二：保加利亚”；“特殊的关系：罗马尼亚与阿尔巴尼亚”；“1980年代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

　　一、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曲折发展：苏联、东欧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中，中苏双边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其发展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东欧国家与苏联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因此，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在题为“中苏论战与中苏国家关系”的发言中，从中苏国家关系、两党两国意识形态、中国国内指导思想等方面探讨了中苏论战的缘由。他认为，中苏论战不仅导致中苏交恶，还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迅速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给中国自身带来极大的伤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

　　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公开和中国相关史料的陆续披露，中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在题为“新史料与中苏关系的再探讨——兼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相关内容的写作”的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历史档案的公开、中国相关史料的陆续披露，加上早已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使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和中苏关系史研究迅速起步并日益深入，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成果也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苏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和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学术界看到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从而推动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李兴教授

　　在以往对影响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因素的研究中，囿于档案材料等方面的限制，学者们更多的是强调苏联、东欧国家因素的影响，对中国因素的影响则着墨不多。近年来，随着新档案、新资料的出现，学者们开始对影响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中国因素”给予了更多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李兴教授在题为“论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关系中的中国因素（1949-1989）”的发言中，分析了冷战时期，苏联、中国、东欧形成的三角关系。他认为，在三角关系中，苏联更多地从政治上需要东欧，东欧更多地从经济和安全上需要苏联，而中国则是一个摇摆的同盟者和潜在的、可能的竞争对手。中国因素对苏联和东欧关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作用的情况主要受中苏关系的影响。李兴教授认为，中国因素的作用，固然不能低估，但也不能高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在其“从‘狐狸’到朋友——198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的政策”的发言中，以毛泽东“豺狼当道，焉问狐狸”一语作引，分析了1970年代末到1986年中国对“东欧五国”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他认为，中苏交恶后，中国需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只“豺狼”，对东欧五国（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这五只“狐狸”则不与之“直接交锋”。这一政策大致持续到1980年代初期。此后，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逐步恢复，先于苏联实现了正常化。牛军教授指出，中国对东欧政策之所以呈如此发展态势，主要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转变带动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吴伟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吴伟研究员在“东欧国家苏联模式化中的中国因素”的发言中认为，在东欧国家接受苏联模式、改革苏联模式、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因素并非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但为何没能最终影响东欧国家呢？吴伟研究员认为，除开苏联的阻挠外，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有关，也与中国处理与东欧各国执政党党和国家关系上方法失当有密切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锐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锐副研究员在“中国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关系”的发言中认为，中国从一开始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华约的会议。如果仅从区域安全来讲，很少有人认为中国与华沙条约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华约则被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安全威胁。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对待华沙条约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变化，从合作、斗争到遏制。

　　二、政策协调与国家利益：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

外交学院讲师朱丹丹

　　在中国、苏联、东欧国家关系中，出于外部因素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各国都在不断根据变化调整内外政策。外交学院讲师朱丹丹在“政党理想与国家身份——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调整内外政策方针的历史考察”的发言中，考察了自1956年初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道路探索和和平共处方针。她认为，此举虽收到短期成效，但随之而来的反右、反“反冒进”，将中国再次导入激进改造和建设的轨道，这与中共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如何平衡政党理想与国家治理需求之间存在的认识和实践方面的偏差关系深刻。

美国特洛伊大学历史系讲师玛格丽特•郭什卡（Margaret Gnoinska）

　　中苏交恶后，出于外部压力和利益考虑，东欧国家调整对华政策，大多数选择站在苏联一边，加入到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行列，中国与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关系日渐冷淡，甚至破裂。美国特洛伊大学历史系讲师玛格丽特•郭什卡（Margaret Gnoinska）在“1950-1975年维护亚洲和平努力中的中波关系与中苏分裂”的发言中探究了1950-1975年间波兰与中国党际关系、经济关系的演变。她认为，中苏分裂固然是造成中波关系恶化的主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中、波两国的外交政策重心随时间推移变得日渐难容。

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俊逸（Peter Vamos）研究员

　　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俊逸（Peter Vamos）研究员在“冷战后期苏联控制下的中匈关系（1966-1989）”的发言中对下列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在何种程度上匈牙利的政治领导人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何种程度上他们仅仅是苏联利益的执行者？针对中国的政治行动，限制何在？在这些限制中，何为国内因素？何为国际因素？在何种程度上中匈关系顺应或悖于中苏关系格局？中苏交恶后，苏联在协调其东欧卫星国对华政策上的努力收效如何等等。

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高级研究员贝恩德•舍费尔（Bernd Schaefer）

　　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高级研究员贝恩德•舍费尔（Bernd Schaefer）在“1978-1986年东德克服苏联阻力实现中国与东欧和解的努力”的发言中认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东德之所以开始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除了要维持东德与西德之间特殊的经济政治联系之外，昂纳克的对华政策也是主因。

保加利亚拉科夫斯基国防科学院副教授约尔丹•巴耶夫（Jordan Baev）

　　保加利亚拉科夫斯基国防科学院副教授约尔丹•巴耶夫（Jordan Baev）在“中苏分裂后保加利亚与东欧对华政策的协调（1960-1989）”的发言中指出，东欧国家对华政策除受苏联影响外，也受中国对东欧国家采取的“区别对待”政策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细谱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细谱研究员在“1960年代中保关系中的‘亲华派’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不仅给双方都带来了严重伤害，也严重影响了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党内外出现了反对其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组织，当局则给他们扣上了“毛分子”和“亲华派”的帽子。保加利亚共产党内外的所谓“亲华派”问题就一度给中保两国关系留下了一些遗憾，使两国良好关系变冷。

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玛丽亚娜•马林诺娃（Mariana Malinova）

　　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玛丽亚娜•马林诺娃（Mariana Malinova）在“中保关系（1969-1989）政策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发言中认为，从二战后直到苏联解体时苏联秘密部门驻保加利亚代表的工作情况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保中关系。

匈牙利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巴拉日•沙龙泰（Balazs Szalontai）

　　匈牙利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巴拉日•沙龙泰（Balazs Szalontai）做了题为“从哈巴罗夫斯克不同于从柏林看中国：克里姆林宫的盟友与中苏和解的进程（1982-1989）”的发言。他指出，苏联1982年以后的中国战略近乎中庸，也略显不伦不类。东欧谋求与中国修好时，苏联从中作梗，而当蒙古、越南力图抵制中苏修好时，苏联则迫其遵从。苏联、东欧、越南、蒙古对华态度的分歧表明，在苏联集团内部，地缘政治因素最终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团结。苏联的中庸立场，看似合理，实际上会使其自食恶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勇教授

　　研究中苏关系，特别是研究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和影响，不可不研究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不可不研究同时期的中罗、中阿关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勇教授在“罗马尼亚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基于中罗两国档案资料的分析”的发言中指出，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初期，罗马尼亚虽追随苏联，但在攻击程度上没有某些其他东欧国家那样肆无忌惮。随着罗苏关系日益紧张，罗马尼亚主动靠近中国，利用中苏矛盾以抗衡苏联，形成中苏罗三角关系。其结果是密切了中罗关系，平衡了罗苏关系，迫使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有所收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势头。在中苏罗三角关系的博弈过程中，罗马尼亚工人党发表了“独立宣言”，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罗马尼亚在中苏冲突中继续严守中立。此后，苏联走向了霸权主义，中国开始了“文革”，而罗马尼亚则经历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阿尔巴尼亚历史所阿尔巴尼亚学研究中心教授安娜•拉拉伊（Ana Lalaj）

　　阿尔巴尼亚历史所阿尔巴尼亚学研究中心教授安娜•拉拉伊（Ana Lalaj）在“从阿尔巴尼亚档案再看中阿关系（1956-1978）”的发言中认为，随着阿苏关系的破裂，中阿关系达到新的高度，然而，中阿关系的发展并非遵照相互利益原则，而是有针对性地达成各自的特殊利益。中阿之间不是一个自然的联盟，而是“狮子老鼠”故事的现实运用。从政治层面上来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笃信教条，而中共则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超越教条，在二十世纪末的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

新华社原驻阿尔巴尼亚高级记者王洪起先生

　　新华社原驻阿尔巴尼亚高级记者王洪起先生在“见证中阿关系的酷暑与寒冬”的发言中以“酷暑与寒冬”为喻论述了中阿关系的起起落落。

　　三、 1980年代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雅•米•贝格尔（Yakov Berger）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雅•米•贝格尔（Yakov Berger）做了题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中关系正常化与苏联研究中国改革经验的开端”的发言。贝格尔指出，国家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阻碍了苏联对中国改革的研究。苏联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比中国晚10年。在这10年间，苏联领导人不能理解和接受中国经验。相应地，苏联的大部分研究人员按照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将中国的改革视为“右倾”、“右倾资产阶级修正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苏中关系正常化以后，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对中国改革经验进行的研究开始逐渐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研究更加深入。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使苏联在“改革”过程中考虑并借鉴中国经验。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吴恩远研究员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吴恩远研究员在题为“从新史料看苏联后期改革问题”的发言中，援引近几年俄罗斯学界的研究成果，对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制度、戈尔巴乔夫评价等国内外关于苏联解体原因争论的焦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丁明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丁明研究员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因及意义探析”的书面发言中指出，以10年为限，中苏关系大致分为“蜜月”、“破裂”、“对抗”、“缓和”四个阶段。国内外研究中苏关系的学者，多把视角集中在前三个时期，而对20世纪80年代的“缓和”期似乎重视不够。丁明研究员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重大事件，以两国的国力、地理位置、国际话语权、核威慑力量而言，中苏关系的好坏早已超出两国范畴，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和平与稳定，不可不忖。

匈牙利科学院经济学所研究员乔纳迪•玛利亚（Csanadi Maria）

　　匈牙利科学院经济学所研究员乔纳迪•玛利亚（Csanadi Maria）在“中国学习和超越匈牙利模式的结构性原因”的发言中对比了中匈改革。她认为，中国之所以学习并超过了匈牙利模式，其原因就在于学习过程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这一制约对自我复制的差别产生影响，对改革的速度和环境产生了影响。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在“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经济转轨的异同”的发言中认为，激励机制不足与资源配置机制低下是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的动因。然而，由于两者改革的初始条件不同，经济转轨的形式也不相同，中国走上了一条“一轨变两轨，两轨并一轨”的渐进道路，而前苏联东欧则是否定一切的激进式转轨。曹远征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无论中国还是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转轨任务尚未终了，在经济全球化挑战下，还有新的经济体制建设任务正在提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王晓菊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王晓菊研究员主持闭幕式，匈牙利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阿提拉•波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做总结发言。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 刘凡、邢媛媛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