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东方外交史研究前沿论坛”在京召开

第二届“东方外交史研究前沿论坛”会场

　　2013年11月24日，由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东方外交史研究前沿论坛”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此次论坛主要是总结东方外交的历史经验，探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做好外交史的规划与布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世界知识》杂志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九州出版社等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的近40名专家学者与会。本次论坛的成功召开有助于推动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纵深开展，也有助于思考和把握当前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发展方向。

　　一、论坛立论宏大，以古筹今，映现出新的时代动向

　　原香港生物研究院副院长李兆良教授、中国郑和研究会名誉会长郑明，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文研究员等嘉宾先后致辞。李兆良教授提出重新认识东方历史的重要性，郑明会长对论坛召开表示祝贺，包茂红教授对既传统又年轻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提出了希望，李文研究员结合论坛对我国目前东方外交史研究面临的复杂而全新的国际问题做了深入阐述。

科技史家李兆良教授发言

　　在主题报告中，李兆良教授以“明代环球航行测绘开拓美洲：六百年世界史错案的侦破”为题，全面考察了《坤舆万国全图》，认为它是明代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一部非常重要的中国文献，而非人们一贯认为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所作。该书辅以当时各国地图，从地图学、美洲文物等多个角度进行考证，对比《坤舆万国全图》与中国历史，确立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他考察遗落美洲的中国文物及美洲原住民的各种习俗，详细论证并提出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大陆这一在史学界颇具震撼性的观点。他强调，过去400年的历史错案，许多是沿袭最初翻译错误而造成的，也有西方人的故意歪曲。国人只严格要求中国文献证据，却缺乏用同样标准质疑西方文献，导致因循，积非成是。此观点对于破除欧洲中心史观，一扫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的沉闷气氛极有帮助。李教授还向与会学者详细介绍了新著《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的一些内容。

中国郑和研究会名誉会长郑明先生发言

　　郑明会长针对李兆良先生的论述讨论了历史上“亚洲地中海”的海上秩序问题，并提出两点建议， 1、这个课题值得国内学者合作研究。对这些大胆的假设我们应该采取更加包容理性的态度，积极合作，学术团体要支持个人研究。2、建议组织力量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合作，以集体的力量开展历史上重大东方海洋史研究，把中国的海洋史做好。郑明会长长期关注“亚洲地中海”的海上秩序问题。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俄罗斯处于东北亚，环绕分布于东海、渤海、黄海、日本海的周边，千百年来大海把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人形象地称这片海域为“亚洲地中海”。但是亚洲地中海很不安宁，在唐朝、明朝万历年间、清朝光绪年间和上个世纪，中日之间相继爆发“白江口海战”、“壬辰战争”、“甲午海战”以及70年前那场至今使人记忆犹新的侵华战争，日本犯下了严重罪行。中国承诺永不称霸，以切实行动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反观日本，口头上讲谈判、守法，却明目张胆地扩充军备，进行各种挑衅。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亚洲地中海”始终值得我们研究，目的是为国家崛起做好理论与思想准备。

文化艺术史家傅益瑶教授发言

　　傅益瑶教授在论坛上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为题，讲述了唐代中日之间开展文化外交的历史。高僧圆仁系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838年入唐都长安学习佛法，刻苦研习中国佛教经典，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圆仁在中国游历近十年时间，足迹遍及中国内地各省，以日记形式对行程中所见所闻作非常详细的记载。日本佛教徒到中国求法，不远万里去长安学习汉学与佛学，可见当时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之深。此外，《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以优美的画工，细密的观察，严明的神志，给我们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风俗、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窗口。圆仁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文化交流对外交带来的影响悠远深长，给中日两国文化外交助力甚多。

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红教授发言

　　包茂红教授对论坛主题发言作出点评。包教授指出，今天三位学者的主题发言可视为当前的学术热点，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国际问题极有帮助。李兆良先生从《坤舆万国全图》质疑欧洲版“美洲新大陆”发现说这一历史，角度新颖，可以考虑如何把历史个案研究纳入世界历史研究的大框架，还东方历史的本来面目。郑明部长提到的“亚洲地中海”概念曾是日本不同学派研究的热门问题，今天亚洲地中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参与者——美国，我们对其应有足够的重视。傅益瑶教授介绍的日本高僧圆仁也曾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积极研究的和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傅教授的报告让我们目睹了中日文化使者的风采。

　　二、论坛关注现实，研究深入，展现了当前国内最新的水平与动向

　　在研讨环节，与会学者们从东方外交史理论、文化研究、国别研究、东西方对比研究等不同角度展开了交流与切磋，自觉地参与到当前世界这场空前的伟大变革当中。

　　在理论研讨方面，“东方外交”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议，包茂红教授和马铭副教授从学理的角度对概念进行了探究。包茂红教授认为，“东方”是西方人在建构自己时对“他者”的界定，通过他者来强化欧洲的权力结构。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既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又要跳出中国而具有全球高度与视野，否则无法摆脱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结局。

外交学院马铭副教授发言

　　马铭副教授认为，东方近代史产生了“东方”这一概念，错综复杂的历史也造成了“东方”这一概念的混杂。近代话语权在欧洲，从本初子午线开始，我们就被“东方”了。东方普遍有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冷战中又有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复杂历史中诞生的“东方”这个概念到今天依然有争议。与此相类似的是“外交”的概念，清末我们用“外务”指代政府开展的外交行动，当代外交又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参加，外交的概念是否可以“外务”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的外交相加等于外交？

外交学院陈奉林教授发言

　　陈奉林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所说的“东方”既不是欧洲人在近代扩张时所指的东方，也不是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应该说“东方”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概念，不必把原来东方的概念和西方的概念扯在一起，更不必在使用概念时始终把西方作为参照系。这是我们在构建东方话语体系时尤其应该加以注意的地方。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在文化研究方面，陈文寿、胡澎、朱广荣、储慧洁等学者分别对汉字的文化含义、中日民间交流、日本文明史观和软实力等做了分析阐述。陈文寿教授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汉字的文化含义。以汉字为媒介，中华文化传遍四方，圆仁的旅行记就是一例。而今天，汉字在传播，但是很多人却在感慨孔子学院是没有孔子的学院，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推广文化时汉语输出是否存在问题。胡澎研究员重点围绕中日民间交流作了阐发，指出在民间交流方面，孔子学院的政治意味太强，文化自主性不够，容易造成国际误解，日本就借此问题炒作中国威胁；中日文化交流本来就不对等，日剧在中国走红走热，中国则对日本影响很小；我们应该加强民间机构的建设，积极和外国民间团体合作。日本民间机构对中日之间的友好作出很多具体的贡献，如在山西植树、给慰安妇提供帮助，但是我们民间团体力量薄弱，没有积极跟上。

　　包茂红教授介绍了日本的文明史观。传统学界认为，日本以“脱亚入欧”模仿西方文明，包教授认为，日本是基于其生态学、强调共生平衡发展的生态史观之上的独特海洋史观。日本文明观嬗变历程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要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思路，调整外交政策。在国家崛起的时代，东方外交史面临艰巨而复杂的课题。储慧洁则从软实力入手，认为媒体对软实力的影响非常大，比如钓鱼岛争端时日中之间媒体分别聚焦中国打砸抢和日本右翼行动的报导方式，对双方的民众影响很大。

　　葛建华博士以《日本的远交近攻的启示》为题阐释了日本对中国全面的外交攻势，认为中国应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安倍上任伊始，频频出访中国周边国家，形成了南北两道弧形外交攻势。以海洋价值观为依托，推行太平洋、印度洋两洋战略；以日美同盟为主轴，和多国开展安全合作。与之对应，我们也应有外交新思路，以海上和陆上战略为依托，积极应对。现阶段我国外交非常注重双边外交，注重经济合作，我们建议多开展多边及安全方面的研究。她认为，安倍的外交是面对当前中国崛起、日本既恐惧又无奈形势下的产物，故而对内追求政治大国化和右倾化（美国称为新民族主义），借以巩固日美同盟。日本对美国政策也值得注意，日本有脱美的倾向，日本是利用美国的成分大还是紧密不可分的同盟？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让美国看住日本，防止它再度“咬人”，对我国来说也非坏事。展望未来，由于大环境难以改变，日本的对外政策在短期改变的可能性不大。

　　朱晓琦博士以“日本的煤炭政策与帝国战略”为题，对日本政府1932年解决煤炭贸易冲突进行了研究。当时煤炭是世界最主要的能源，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国家政府主动介入煤炭产业。日本最初依靠市场调节，政府并不介入，只是因为经济上中国抚顺煤在日本煤炭市场占有率高、煤炭质量优良，“满洲国”煤产量大，当时日本政府构成复杂等政治经济因素导致日本转而积极干预煤炭行业，反映出日本战前对能源战略的考虑。

　　广西民族大学陈丙先副教授就近代西班牙殖民下的菲律宾和中国清朝之间的关系作了发言。西班牙希望以菲律宾为跳板，与中国中央政府建立关系来谋求“平等”传教、贸易的机会。此阶段中菲共有六次接触。西班牙1576年和1586年的具有侵华谋略的两份计划暴露了其野心。而清朝奉行非朝贡者不得入京的政策，把关系一直限定在地方政府的层次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朝贡体制对中国与近代殖民者早期的接触有深远影响。

　　在比较研究方面，中国政法大学刘丹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文教授对东西方外交观念和外交实践上的不同作出细致的研究。刘丹忱副教授以《中国的“天下观”遭遇西方的世界秩序观》为题，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天下观和西方的秩序观，从中归纳出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可资借鉴的启示。刘丹忱认为，中国的天下观简而言之是以中国文明为中心，四夷为四方，天子承接天命、执掌天下的世界观，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在其统摄下又涉及到“华夷观”、“王霸观”等观念，制度设计是封贡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华夷观不能等同于狭隘的民族优越论。

　　华夷的区分标准主要是文化，且华夷是可以转换的，这就表现出来中华文明对文化的崇尚。中国天下观影响深远，周边国家从不挑战中国的主导地位，积极融入其中，中国周边一些小国甚至以华夏或者小华夏自称，这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建构的秩序的魅力。反观西方，其秩序观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和“主权”观念之上，战争不断，国家关系僵硬，不如东亚秩序的稳固和持久。在现阶段，其核心观念对今天地区和国际一体化形成一定的障碍。中西秩序构建的对比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以实力为后盾，以文化力为抓手或许是我们构建国际秩序的最佳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文研究员发言

　　李文研究员对东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与西方不同作出了具体总结。首先，东方的外交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下进行的，相比于西方更注重道德因素在东方外交中的体现。其次，东方讲究“礼”，包含相互尊重、尊卑有序的思想；西方讲究实力与大棒，不顾正义与公理，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尤其如此。再次，东方外交的智慧有一个协商民主，这明显不同于讲究投票的西方。我们讲究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最后，东方的外交智慧讲究过程，而西方更注重结果。在丛林法则、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西方，总是希望快速制定方案。东方近代是被欺负的一方，讲究以柔克刚。

　　三、几点总结

　　在这次论坛上，学者们对话争论、相互质疑与彼此问难的色彩非常突出，反映了大变革时代中国学者思维的活跃与思考的深度。质疑、批评、补充与回应常常把会议引向推向深入。例如，来自《世界知识》杂志社的徐波先生对李兆良先生地图中只有中文、中国在地图中心位置，金牌是否必然是明朝时期中国人带到美洲等结论提出质疑；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孟晓旭博士对李兆良先生提到的错误翻译引发的国人的错误认知是有感触的；陈文寿研究员认为，郑成功要比郑和对中国海洋秩序的贡献为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凡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研究的面应该更广，我们需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此外，本次论坛的“混搭”也表现出相当的成功。人文科学、历史地理，宏观与微观，各领域的学者对话碰撞，异见异彩纷呈。论坛既有李兆良先生对中国人发现和开发美洲问题的细致考证，对西方既有历史结论的大胆质疑与否定，也有胡澎研究员对社会学问题的精心梳理，既有资深学者的发聩之言，也有年轻学者的初步探索。凡此种种，都在宏观上把握了东方外交史的发展趋向，在微观上深化了对东方外交史的分支研究。

　　外交学院马铭副教授为论坛作了学术总结。他说，除了现在，都是历史，研究东方外交史十分重要，也恰逢其时。东方外交史研究无法回避对中国有深刻影响的日本，也无法回避制定了大部分近现代外交规则的西方。虽然我们对自身的建构还未完成，也没有政治上制定规则、经济上制定价格、文化上制定话语主导权，但是世界历史经过最近500年的曲折行程之后，历史的天平已经向东方倾斜，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影响将是深远与持久的。新的东方外交史的立意、规划、布局与编纂，是一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将以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国家整体崛起作为深层的原动力，进入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总结阶段，发挥东方学者主体作用的时代已经来临。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2013级研究生王利铭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