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5）召开

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5）

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5）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

　　2015年11月14日，“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论坛（2015）”在北京举行，为期一天。论坛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美史研究室主办，所长张顺洪研究员主持。来自中联部、西亚非洲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以及大连大学等单位的近30名专家学者参会。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廖学盛研究员。

中联部高波博士

　　论坛邀请中联部高波博士以“从历史角度看秘鲁和拉美的发展问题”为题做主题报告。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拉美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独立200年后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高波从历史角度提出了见解。他把拉美历史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印第安文明时期、殖民地时期以及现代时期，并逐一分析了每个历史时期存在的问题。（一）印第安文明时期：印第安文明起源早，这里的文明指的是农业文明。印第安文明在与欧洲文明接触后就崩溃了，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印第安文明发展的迟缓。体现在：（1）缺乏文字，文字不是古老文明延续的充分条件，但可能是必要条件；（2）印第安文明从来没有进入过铁器时代，而且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也比较晚，这制约着农业文明进一步发展；（3）印第安文明没有发明车轮，也没有大牲畜，这十分不利于农业、商业和贸易的发展；（4）美洲土著人印第安人没有发展起来私有产权，仅仅处于萌芽状态，仍然是公有制。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这种产权制度缺乏激励，难以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还需要更多深入研究。

　　（二）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殖民地时期：人种、物种和精神层面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定型于殖民地时期。变化之一是人口及人种。由于屠杀、欧洲病毒、饥荒等原因，殖民征服时期土著人口几乎是灾难性减少了95%。这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由此引入非洲黑奴。欧洲白人、印第安人、非洲人之间的联姻导致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混血种人逐步成为拉美人口的最大种群。人口数量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演变有重要影响。变化之二是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殖民征服的目的是掠夺贵重金属。殖民地时期的基本经济格局大体上分为3个中心：矿产中心、热带种植园以及大城市商贸中心，围绕这三个中心，又发展起了大庄园体制。与之并存的是印第安人半自给自足的生存型经济。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后者提供工业制成品。殖民地内部形成两极分化：一端是大商人、大地主、大矿主组成的寡头集团，另一端是极其贫困的印第安农民和黑奴，基本没有中间阶层。拉美国家独立后的诸多困难皆起源于这种经济社会结构。

　　（三）政治独立以来的现代时期：划分为早期（19世纪初期政治独立～1930年）和晚期（1930年至今）。这200多年可以划分为两个100年。第一个100年确立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独立战争并没有改变殖民地时期的原有社会经济结构，只是殖民者西班牙把政治权力转移给了拉美土生白人。独立后，考迪罗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经济发展停滞。经济结构仍然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出口初级产品，只不过是满足工业革命后的西欧北欧国家。拉美国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失之交臂，以依附性姿态与中心结合，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工业化仅处于萌芽状态。出口收入集中于三个集团手中，一是本国寡头集团，二是外国投资者集团，三是本国政府，社会下层一无所有，没有从这次出口繁荣中受益。这就造成了拉美发展中始终存在的致命弱点：内需不足，或曰国内市场狭窄。

　　第二个100年的特征是工业化的失败。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及二战是推动拉美国家实行工业化的外部因素。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指导拉美国家走向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但是到60年代，由于收入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国内市场依然狭小，遭遇发展瓶颈，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转型。社会下层群体对收入再分配的诉求非常强烈，成为拉美民众主义的政治基础。寡头集团为压制这种诉求，往往诉诸武力。二者各据政治谱系的一端，促进了拉美政治经济周期的出现：民众主义－左翼得势，加强再分配，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引发军队干预；右翼上台，压制民众的再分配要求，重新推动经济增长，直至新的周期性危机。这可以称之为民众主义－官僚威权主义周期。虽然其间加入了跨国公司等因素，但其本质没有变化。所以60、70年代拉美出现军事政变风潮，政治右倾，借助石油美元制造繁荣，但随即在80年代陷入债务危机。在随后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工业化倒退，跨国公司和本国寡头集团重新确立了霸权地位。借助中国的崛起，拉美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重现活力，维持了十余年的较快增长，但是仍然没有克服结构性制约。

　　200年过去了，拉美依然是初级产品出口型的经济，依赖外部市场，受制于国际经济周期，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拉美国家本来想借助工业化摆脱这种周期，但最终失败。同时，它又是一种排斥型经济，大部分人被排除在经济、社会进步之外。最后，高波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拉美发展问题对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只有正确理解拉美国家的教训，才有助于正确认识我们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殷罡研究员

　　论坛第一时段的研讨主题是“中东问题研究”。先后有四位学者发言，大家围绕欧洲难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殷罡研究员向大家勾勒了欧洲穆斯林移民的来源与构成、战乱与阶段性难民潮以及穆斯林移民给欧洲带来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维建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维建副研究员介绍了当前欧洲的伊斯兰问题。他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多些历史角度的思考。面对难民潮，欧盟对中东的政策有哪些体现？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姚惠娜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姚惠娜副研究员从欧盟对外政策的视角，分析了欧盟在解决难民潮问题中所面临的困境。她指出，欧盟的中东政策始终无法摆脱“经济政策强大、政治政策无力”的局限，与各方对他的期望值存在很大差距。她分析了造成这种差距的三个方面的原因。此外，欧盟缺乏独立防务、政治一体化进程停滞，且正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即便在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之后，欧盟在中东发挥作用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朱泉钢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朱泉钢就军队在阿拉伯变局中的行动模式做了研究述评。他指出，军队在阿拉伯剧变中主要有三种行动模式：（1）支持民众抗议；（2）支持威权政府；（3）军队发生分裂。对于这种差异，主要存在着三种解释：（1）制度主义解释认为，军队的制度化程度越高，越支持民众抗议；（2）政府控制军队策略的解释认为，融合性的控制策略使军队更支持政权；（3）理性主义解释认为，权威政权越能确保军队的团体利益，军队越支持现政权。这一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历史学视角的研究不足，导致一些观点与事实不符，深度的案例研究较少，从而导致对军队行动模式缺乏历史性的理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奉林教授

　　论坛第二时段的研讨主题围绕“日本历史研究”展开。有六位学者发言，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日本历史的相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奉林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日本的东南亚史研究及其主要成就。他指出，日本学者对东亚史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强调东亚是整体；强调东亚的内部结构与特征；强调各国之间的差别，不是整体划一；强调日本是东亚世界的一部分。关于日本学者对东亚史的构建，主要体现在：（1）确立了研究框架、视角与方法，明确了研究对象；（2）从时间和空间上确立了东亚史研究范围；（3）探讨东亚内部的联系纽带与动力；（4）突破了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狭窄范围。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研究员以翔实的例子分析了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与挑战：（1）实证主义史学的逃避与变质；（2）“历史修正主义”的横行；（3）“正视、反省历史”研究的无力：主要反映在，研究成果过分专业化，影响其向社会普及，而且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之间是脱节的。

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张晓刚教授

　　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张晓刚教授向大家剖析了日本幕末至明治初年的“外交革新”。他将这段历史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初～1868年、1868年～1875年、1875年～1888年，分析了每个历史时段存在的问题、弊端和革新之处。最后指出，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格局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伟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伟副研究员以原敬内阁期为中心，对中日决策机制的比较进行了历史性考察。他指出，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政府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在日本，原敬依靠自身强大的领导力和与元老山县有朋的协商一致，通过内阁会议就可以做出政府决策。而中国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领导力弱小，如果不能与段祺瑞等军队实力派达成一致，即使在内阁会议上做出政府决策，在实践中也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小军副教授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小军副教授对近代中日的海防措施及战略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近代中日在面临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面前，首先采取了相似的增筑、加固岸防炮台等措施，也都认识到要发展西式海军。在海防整体战略方面，由于世界认识的差异，清政府的李鸿章等人提出并实施了保守的守口防御策略，而日本采取积极的进攻性海权争霸战略。在保卫本国海疆方面日本取得成功，但中国的保守性防卫策略更符合国际道德理性。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许亮助理研究员

　　论坛第三个时段的研讨聚焦于亚非拉美史研究。三位年轻学者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观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许亮助理研究员和大家分享了对韩国民主化的思考。关于韩国民主化曲折反复的原因学界有多种解释，最广为认可的是经济决定论。在此基础上，许亮补充了两点认识：第一，市民阶层的壮大只是为民主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推动韩国转型还离不开民主力量与市民运动的结合；第二，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有缺陷。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杭聪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杭聪助理研究员考察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欧美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演变、影响及其历史出路。他总结了欧美新殖民主义扭曲经济全球化、阻碍非洲工业化发展的六大表现形式，并且指出，欧美新殖民主义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必将随世界历史的发展而走向终结。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杜娟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杜娟助理研究员向大家分析了1945～1963年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政策及其调整。她的分析主要突出自由贸易政策在美国对拉美经济政策中的主导地位，并梳理了自由贸易与经济援助政策之间的关系，还总结了这一时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政策几次调整中的“变”与“不变”，指出，这种调整随着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具有周期性特点。

　　研讨会上，与会者在聆听发言学者观点的同时，还进行了积极互动，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例如，拉美的民族主义问题、华人在拉美的情况、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当今的恐怖主义问题、日本的“脱亚入欧”以及日本右翼等等。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廖学盛研究员指出，历史研究学者要忧国忧民，历史研究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做了总结性发言，充分肯定了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意义。他指出，通过这次学术交流，让我们对当前亚非拉国家的相关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认识，有助于推动我们自身的研究。

（亚非拉美史研究室王文仙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