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所举办“新中国70年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报告会

　　2021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于沛研究员，应邀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观通楼一层琼山厅作题为“新中国70年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罗文东主持，纪委书记、副所长饶望京，副所长刘健出席。世界历史所全体在职人员现场参会，部分离退休老同志以线上方式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

　　于沛研究员是中国世界史学界的知名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史、历史认识论和外国史学思想史。由他撰写、主编和参与编著的史学著作多达数十部，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文章超过百篇。

　　于沛研究员的报告主要分为五部分。他首先从理论与方法、研究队伍、史学史和成果、课题与影响四个方面简要梳理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史”，并强调史学史是人的历史，史学理论暨史学史绝非字面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二者的简单组合。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于沛研究员详细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世界史研究的主要阶段和成就。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的召开是新中国世界史研究事业的开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成为研究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也明确“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由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这个时期，“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从唯心史观转向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1953年，在毛泽东同志“百家争鸣”的指导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其主要工作是建立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翌年《历史研究》创刊发行，郭沫若在为创刊号撰写的《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广大史学工作者要“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956年，中国科学院制订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中具体阐明了历史研究如何“加强理论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以保证中国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三年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成立。1961年，历史学家黎澍针对“中国人对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长时期缺乏正确的理解”，以及“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这一状况，撰文强调“必须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研究世界历史和现状的迫切性，要求从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问题放在整个国际情况中来考察；脱离国际情况，把中国问题孤立起来是不对的。1964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

　　概括而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中国史学界主要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展史学研究工作，对一系列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也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开始后，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严重冲击，但广大史学工作者并未就此沉沦，而是继续秉持马克思主义，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默默努力工作。“文革”结束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很快得以拨乱反正，并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1978年，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历史学家吴于廑重申了他于1964年批判“欧洲中心论”把世界分成“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时提出的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的“整体史观”。他不仅对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较为科学、系统、完善的阐释，而且回答了当下世界的发展问题，并合理推测了世界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1979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得到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赞同。1983年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进一步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大批优秀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于沛研究员结合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历史轨迹，归纳总结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特点。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早在文字产生之前，中国人的祖先便以口耳相传、结绳刻木的方式记述史实。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世界史研究从未脱离时代主题，总是和时代脉搏一起跳动，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学术力量。鸦片战争前，林则徐曾依据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组织编纂《四洲志》，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为中国了解当时的世界推开了一扇窗。随后，魏源著《海国图志》、黄遵宪著《日本国志》以及王韬编纂《法国志略》、《美利坚志》、《西古史》等，皆蕴含推动中国的变法改革，以此图新自强的意味。甲午战争后，王炳耀辑《中日战辑》、姚锡光编撰《东方兵事记略》等，采用回溯历史的方式反思战败的原因，旨在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末民初的“病痛时代”使研读“亡国史”的意义陡然提升，随之出现了编纂“外国亡国史”的热潮，其中梁启超对于弱小民族亡国史的系列著述尤其引人注目。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主要集中在“革命史”方面，无论革命前夕对法国大革命史、美国独立战争史的编纂，还是革命期间多次被全文刊发的《独立宣言》，无不反映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对“实现惊天动地之伟业”和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憧憬。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勾勒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即“最重要的是重视修史、追求信史和经世致用”，以及注重修史与文化的传承、求真求实与经世致用的辩证统一等。而这些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发扬光大。革命性与科学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凸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品格。

　　于沛研究员报告的第四部分，阐释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两个新增长点，即历史认识论和大历史观，论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统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前景。他指出，历史认识论反映的是主观的人如何书写客观的历史这一问题。认识论是研究人类认识的来源、本质、结构、内容，以及认识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哲学理论。“历史认识的过程，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关系。历史认识……是主体对客体辩证的能动的反映”。在此过程中，历史认识主体通过不断扬弃陈旧的历史思维提高历史认识的科学水平。因此，历史认识论既是科学的认识理论，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认识的全面性、辩证性、彻底性和能动性，都表明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

　　关于大历史观，于沛研究员认为，西方史家的大历史是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结合为一种单一且宏大的历史叙述，是“世界史许多目标的自然延伸”。该理论颇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大卫·克里斯蒂安和黄仁宇。前者在《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一书中提出历史叙述的新框架，即“大历史的八大门槛”，在传统的人类文明史研究中独树一帜。后者相对“小历史”而言提出的大历史观更多地强调用综合方法观察历史，而对“细枝末节，不过分重视”。

　　对比西方学者的大历史观，于沛研究员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的大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具体内容之一，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不是从直观反映论出发，认为它是所谓“客观历史”的直观反映。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中国、关怀人类，是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从过去、现实、未来的有机联系中探究历史规律的“大历史观”。坚持大历史观“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是实现历史学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必然途径；坚持大历史观历史认识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对摒弃文明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错误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报告的第五部分，于沛研究员对中国世界史学者应有的社会担当分享了他的真知灼见，与参会的同仁共勉。他指出，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性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之中，史学工作者应当更加敬畏历史，为今天、更是为了明天去思考历史、研究历史。在21世纪的今天，历史科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需要历史的支撑和历史的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工作者应该不辜负“伟大的觉醒”和“伟大的革命”，自觉融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当中。对于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大史学工作者而言，不仅仅是在书斋中整理史料、编纂历史，还要在火热的生活中以历史的主动精神来创造历史。

　　于沛研究员的学术报告传递了大量的史学信息，凸显了深厚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与会同仁的热烈掌声。

　　（《世界历史》编辑部 何风 供稿  综合处 陈蓉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