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第二届中国世界史研究高端论坛

　　2021年11月25日-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世界史高端论坛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隆重举行。论坛为期一天半，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等全国三十多所设有世界史专业博士授予点的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近七十位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史视阈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史视阈中的现代化新道路”“新时代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议题，通过现场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深入研讨。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饶望京主持。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罗文东首先致辞。他回顾总结了世界历史研究所57年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新成绩；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历史时刻，举办第二届中国世界史高端论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出席论坛并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出席论坛并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朱高磊/摄

论坛现场。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朱高磊/摄

　　高翔指出，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社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发展者，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善于从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认识和处理国内外关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共同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为当前和今后加强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在内的整个历史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

　　高翔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世界历史的学科领域、理论和方法，全面深入地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是世界历史工作者首要的政治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职责。

　　高翔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世界历史上最为恢弘独特的实践创新。世界史学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史学应积极作为，世界史工作者应不辱使命，用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书写人类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新篇章。高翔就世界史学未来发展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旗帜和灵魂；二要建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理论，在世界历史重大问题上清晰而响亮地发出中国史学的声音；三要推动学科融合和学术交流，提高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质量、水平和影响；四要坚持经世致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开幕式结束之后，论坛进入主旨报告环节，罗文东主持。

　　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于沛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进步崭新道路》的主旨报告。他批判了在西方语境中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点，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共富共享、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弊端，开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为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做了题为《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 建构的前瞻》的主旨报告。他给出了“学派”的定义和评价标准，回顾了国际史学界已有的若干重要学派和中国对国际史学的吸收借鉴，认为中国在有些研究领域已获得对象国的认可，获得初步平等的对待。但是，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自身理论主体性未牢固树立，未成功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方理论存在路径依赖；使用第一手史料能力欠缺；在追赶前沿的同时缺乏总体梳理，学术视野亟待开拓；在中外历史比较方面尚未做出更大的中国贡献。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韩东育教授做了题为《“夷夏东西说” 与综合文明形态》的主旨报告。他从傅斯年1935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讲起，指出最初的中华文明是在两种不同文明，也就是东（夷），即殷商，和西（夏），即周的交汇融合中产生的，最终形成了一种不极端、善于妥协、能够在对立中找到结合点的“中道文明”，注重在不同背景的势力中寻求共同利益，做到了求同“尊”异，并为后世儒家所推崇。他分析了商末周初的历史，也对朝鲜文化中温和包容的儒家色彩和日本尚武而非崇德的“单细胞”文化进行了对比。这一对比也为理解当代的朝鲜半岛文化和日本文化提供了路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唐利国副教授做了题为《关于世界史话语体系的若干思考》的主旨报告。他以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代表人物吉田松阴为例指出，中国学者在吸收别国研究成果的时候，容易失于全盘吸收，而丧失批判性。他详细分析了在“儒学的日本化”和“儒学的近代化”这两个日本学者的传统视角之外，他作为中国学者是如何提出“日本的儒学化”这一观点的，并分析了日本学界难以提出这一观点的原因所在，认为中国人不能完全被外国学者牵制，要从自身视角出发阐释历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付成双教授做了题为《生态文明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构》的主旨报告。他回顾了建构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若干话语体系，指出环境史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从广义角度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西方从19世纪起就开始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其发展至今的历程，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现代化视角和环境视角由此便实现了连通。他还从现代化理论如何从初创时期的意识形态目的，即发达国家确立对第三世界话语权，转型成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这一过程，分析了环境视角与现代化视角结合之后，环境史自身转型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林海教授做了题为《比较研究与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主旨报告，主要讨论了建立中国特色世界史研究三大体系与比较研究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能够与外界沟通，其前提是我们除了有特色的东西，还具有一般的东西，而比较研究是解决特殊与一般这两者关系的关键。他详细分析了中国世界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中附西”、“以中比西”、“各奔东西”三个阶段，并结合文化论战，中西文明异同讨论，唯物史观和社会史论战、中国史学“五朵金花”、“现代化”理论等代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进入新时代，面对建设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任务，比较研究仍应继续贡献学术力量。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健研究员做了题为《开展世界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的几点思考》的主旨报告。她认为国际史学界对比较文明研究高度重视，大家辈出；中国史学从《史记·大宛列传》、《大唐西域记》开始，也有很好的中外比较传统，密切的国际交流也积累了大量资料。进入当代，中外比较受到高度关注。她以林志纯先生的治学经历为例，回顾了新中国比较史学研究的各个阶段（学习苏联、借鉴西方、立足中国、确立中西古典学），详细介绍了林志纯着眼于互相比较、互相启发的“中西古典学”和刘家和“异中见同”、“同中见异”的思想。她分析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几个关键领域，认为这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11月26日上午，论坛举办了三场平行的分组讨论。

　　第一组讨论的主题是“世界史视阈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全球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文涛研究员主持。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祝宏俊做了题为《希波战争与雅典国家形象的互铸》的发言。他认为希波战争后，雅典为了与斯巴达争夺霸权，通过对希罗多德《历史》的剪裁，逐步构建了自己勇敢、捍卫和崇尚自由，以及希腊世界拯救者的形象。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赖正维做了题为《21 世纪以来中国琉球史研究的新特点》的发言。她从文献建设、学术队伍、项目申请、对外交流等方面介绍了中国的琉球史研究，认为学界在诸如蒋介石政权的琉球政策、琉球民族源流和琉球王国历史沿革、日本的琉球殖民政策、南拳与跆拳道的文化交流等领域将大有作为。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杨做了题为《美国对亚洲知识外交的缘起、理据及相关论题刍议》的发言。她认为战后美国强化了以学术为媒介进行知识输出，逐渐将其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这主要源于自由国际主义潮流、美国新的国际身份定位和冷战“心智之争”；上述因素与学术自身带有的诸多特质结合，使知识输出成为美国进行亚洲冷战的工具之一。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钱金飞做了题为《神圣罗马帝国研究回顾及其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展望》的发言。他回顾了近代、二战后、21世纪以来三个时期学界对神圣罗马帝国评价的变化，其中正面评价在逐渐增加，认为帝国和当今的欧盟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连续性。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陈国保做了题为《唐林“冯兴故事” 的塑造与越南古代史学的国史建构》的发言。他指出越南为了建立11世纪以前的独立国家起源叙述，通过对中国史料的剪裁，人为构建了冯兴这一人物形象，并详细分析了其构建手法。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邓超做了题为《1812 年美英战争与美国亚太政策的缘起》的发言。他指出，这一战争具有明显的“太平洋特征”，成为美国日后大规模扩张的先声。战后，美国走向太平洋的趋势更为明显，其早期亚太政策也逐渐形成。此后150余年的太平洋大变局由此滥觞。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涛做了题为《近代科学革命的神学根基》的发言。他通过对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哈里森著作的研究，指出科学与近代世界的兴起有着深远且不可低估的神学根基。这有助于打破两种科学史中的常见偏差，即一是对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的无条件膜拜，二是对基督教神学阻碍科学兴起的“黑暗”叙事。他认为基督教神学对科学的催化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永兴做了题为《怎样从宏观角度认识二十世纪历史的基本特征》的发言。他指出二十世纪是发展最迅速、变化最大、动荡最大、影响深远、成绩辉煌的一个世纪。科技革命对经济、政治、军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则出现资本高度国际化、国家作用强化、产业结构调整、阶级关系调整、福利国家制度兴起等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从高潮到低谷和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伟大复兴的重大变化。二十世纪是一个在雅尔塔体系下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世纪。

　　第二场分组讨论的主题是“世界史视阈中的现代化新道路”，由世界历史研究所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主任张跃斌研究员主持。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做了题为《浅谈世界史视阈中的现代化新道路——以中日朝现代化的比较与思考为中心》的发言。他从背景原因、领导力量、具体过程等几个方面比较了中日朝韩四国现代化进程的异同，指出其现代化运动各有利弊。他认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既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又是现代化成败的根本前提。传统是现代之基，东亚现代化亦必然带有自身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对世界史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勇安做了题为《成瘾的知识政治学：世界卫生组织与废止海洛因的医用之争》的发言。他介绍了海洛因在欧美国家从合法使用的药物到被列为毒品的曲折过程，分析了学界、医疗界、政界的复杂博弈，揭示其知识政治学的重要意义。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浩做了题为《近现代犹太社会转型问题》的发言。他分析了犹太社会转型的内在可能性，即教俗兼容、现世取向、自由平等传统，介绍了犹太社会对现代性的接受过程，如改造犹太教、实施政教分离；他还介绍了犹太思想界对改革运动的不同态度和当代犹太人身份认同问题。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文仙做了题为《墨西哥百年土地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反思》的发言。她分析了墨西哥土地改革两个阶段（1910—1992年和1992年至今）的各自内容、特点以及得失。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姚惠娜做了题为《利益集团与美国的中东研究》的发言。她指出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开放的政治过程，中东研究与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以及美国中东研究学者的“中东化”，都为利益集团影响美国的中东研究创造了条件。学术界的自律、国家的制度化支持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约，使美国的中东研究学界保持较高的学术质量。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炜做了题为《诗歌、 戏剧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变局》的发言。他分析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剧作家和诗人群体，指出以德莱顿为代表的剧作家在政治上采取依附策略，因而态度多变，加之这一群体内的个人恩怨，使这一时期的舆论更为复杂。这也反映出政治性诗歌、戏剧在英国大众文化中已占据的牢固地位，它们也是构成17世纪后期英国公共领域的重要部分。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跃斌做了题为《关于东亚政治史线索的一点思考》的发言。他指出近代东亚国家面临的维持独立自主和学习西方以实现转型发展这两大任务既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在中国放弃对日本现代化模式的幻想之后，开启了独立探索的道路。21世纪的中日竞争，仍将是中国独立自主的路线和日本亲美路线的竞争，而中国必将赢得这场竞争。

　　第三场分组讨论的主题是“新时代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主任徐再荣研究员主持。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芃做了题为《新时代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之展望》的发言。她认为研究当代世界仍应重视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所揭示的世界体系。她进而分析了雅斯贝尔斯的“文明轴心说”和艾森斯塔特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并结合国际现实问题，指出分析“轴心期”文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秀文做了题为《百年变局中拉美史研究的现状与思考》的发言。他回顾了我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历程，在如何认识拉丁美洲特点、人才培养、科研组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旭东做了题为《信息史学视角：从信息到空间的历史和新历史学》的发言。他回顾了信息在人类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分析了信息对于未来史学研究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指出当前社会的数字化可能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泓做了题为《构建中国的朝鲜史话语体系》的发言。她指出中国学者长期受朝鲜历史叙述的影响，早期的朝鲜通史、简史类著作完全借用了朝鲜、韩国学者对朝鲜史体系的认识，使中国朝鲜史研究陷入了误区。她还分析了韩朝史学界存在的一些典型错误，强调朝鲜史研究范围应该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中国学界应从历史事实出发，在朝鲜国家的主体、历史上中朝关系的主流、历史上朝鲜对中国的藩属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加以澄清。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再荣做了题为《近年来国内世界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若干特点》的发言。他介绍了近年来国内世界史研究表现出的三个特点：全球史、跨国史、医疗社会史、海洋史、环境史表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部分高校在中东史、近代早期社会经济史、冷战史等诸多领域建立了特色；学界目前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推动世界史与中国史的融合。他也指出当前世界史研究的问题：刊物过少、国别区域研究力量不平衡、学术批评和争鸣缺失、对重大历史问题和宏观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在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启能作为亲历者，回顾了研究所的初创岁月和发展历程，这一历程也承载了国内世界史学界的初心。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宇认为，应深入研究西方话语体系的建立过程，由此为我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同时，他认为如何突破中文语言的限制，让全世界听见中国史学界的声音，也需要逐步解决。另外，他还分析了区域国别研究与世界史学科可能会出现的竞争现象。

　　世界历史所党委书记罗文东研究员参加了本组讨论，指出三大体系建设任务繁重，是机遇也是挑战。十几年前武寅研究员领衔编纂《世界历史》留下了很好的经验。世界历史研究所从2019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史研究高端论坛，也是要搭建世界史教学科研力量的合作交流平台，建立联系合作交流机制，凝聚力量，推动发展，走向繁荣。

　　11月26日下午，论坛进行了第二场大会发言，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健研究员主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晏绍祥做了题为《罗马共和政治中的恩庇关系——150 年来的研究与争论》的发言。他指出，权势者对门客形成的恩庇关系，曾经是解释古罗马政治生活的重要理论，但由于其忽视制度因素、公民因素、人口流动因素，从上世纪70年代起受到挑战，其中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21世纪以来，恩庇关系已经不是国际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从某些新的视角出发，如法律视角，这一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倩红做了题为《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文明形态史观的历史贡献及当代启示》的发言。她认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肯定文明的平等性，强调文明的整体性和历史性。他们面对文明危机，为传续文明提供了严肃反思，体现了文明自觉。这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对于建设多样化的文明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韩志斌做了题为《文明交往：世界史学科体系的话语创新》的发言。他详细介绍了彭树智教授的文明交往论，重点讲述了人类与自然互动的三个历史分期和人类交往行为的自觉性，分析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中国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吉林大学世界史系教授任东波做了题为《“文明标准” 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发言。他重点评析了江文汉的《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分析了“文明”、国际政治、国际法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引入概念史的讨论对在相关领域中去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景华做了题为《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视阈》的发言。他指出，研究城乡关系可以为定义不同阶段社会提供尺度，可以深化重大经济社会现象（如城市的出现、工业化进程）的认识，可以为解决城乡矛盾、实现一体化发展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耀春做了题为《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社会文化史探索》的发言。他梳理了历史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关系，指出彼得·伯克的学术历程正是从历史社会学向历史人类学过渡的例子。伯克批判欧洲文化的优越性，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在方法论上则侧重碎片拼凑的马赛克手法而非理论定性模式，这些都体现了西方史学的新动向。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滢河做了题为《世界史视阈中的口岸史研究》的发言。他以广州为例，分析了口岸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回述了广州的历史和地貌，梳理了其从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直到近代与西方大航海互动的历史，分析了广州在商品、文化乃至物种交流中的枢纽性作用，以及由此所必然具备的包容特质，而包括港澳在内的大湾区各主要城市，作为古代广州府的继承者，也同属于“广府文化”这一文化圈。正因为广州是全球化的节点性城市，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体现多维叙事，所以其历史研究在中山大学也进入世界史专业。。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立新做了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视阈下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言。他指出，与西方的强权政治或世界政府概念不同，中国虽有民族意识，但较少讨论主权问题，虽有华夷之辩、等级尊卑观念，但无绝对排他的观念。重边疆治理，但鲜有对外征服的观念；更多怀抱的是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美美与共。近代以来即使被迫发展民族主义，也没有成为民族至上、沙文主义，走向扩张，而是谋求民族利益与全球利益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在吸收古今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对全球治理给出的新思路、新模式。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细谱做了题为《中国巴尔干历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的发言。他指出，西方人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历史成见；虽然利用档案多，但很少使用对象国的语言。中国在巴尔干研究上是第三者，有义务也有能力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做到既无西方式的历史偏见，也无巴尔干本地国家普遍存在的宿命论和悲观论，中国学者应该发挥自身优势，不必妄自菲薄。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庆龙做了题为《1962年战争对印度对华政策的影响》的发言他指出，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印度的政治、军事、外交、心理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印关系的总体走向，使得中印关系呈曲折发展之势。印度对领土问题的固执和对这场战争的片面认知，加剧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中国方面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积极努力，与各方一道使中印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晓菊做了题为《从苏共兴衰看中共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发言。她认为通过对比中苏两党的历史，可以发现苏共犯下了从“老子党”施行霸权主义到后期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系列错误，而中共则进行了从1956年“八大”的初步探索到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一系列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善于把握自身历史方位和历史发展规律。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国荣做了题为《从生产控制到土壤保护——罗斯福“新政” 时期美国农业调整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的发言。他详细介绍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农业调整政策从临时性到常规化的三个阶段，认为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调整政策有效地缓解了美国的农业危机，开创了生态补贴的先例，为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走向战后环保运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毕健康做了题为《殖民主义与非洲现代化：以埃及为例》的发言。他指出，西方学者大多突出强调殖民主义对于非洲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多数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则着力批驳西方中心论视野下的殖民史学，要求重评殖民主义给非洲留下的消极遗产。他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现代化的影响过大于功，埃及现代化长期裹足不前为此提供了具体例证。

　　大会发言结束后，各分组讨论的召集人汇报了本组的讨论情况。在此次高端论坛的闭幕式上。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罗文东研究员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这届论坛在各方的支持下取得圆满成功。论坛在疫情期间线上线下相结合，既紧凑节俭又内容丰富，不少成果视角独特，充分体现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自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五·一七”讲话发表以来，至今已过去六年，“十四五”还剩下四年时间，迫切需要拿出世界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初步成果，这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建设“三大体系”要有切实可行的抓手和举措。十几年前武寅研究员领衔编纂《世界历史》留下了很好的经验。兄弟单位、老中青三代学者、海内外学者都要更好地团结起来，联合攻关，形成合力，推出成果。他表示，高翔院长指出，要推出新时代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通史著作。我们要对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进行吸收借鉴继承，要反对西方中心论，也不搞强加于人。我们推动的全球化，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平衡，推动普惠、公平、包容的发展。新时代的世界史就要反映这一进程，要更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代表全人类。要像高翔院长讲的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学术对话。中国历史研究院已经建立了全国主要历史研究和教学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世界历史研究所从2019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史研究高端论坛，也是要搭建世界史教学科研力量的合作交流平台，建立联系合作交流机制，凝聚力量，推动发展，走向繁荣。他希望国内外世界史学界加强联系合作，守正创新，为新时代世界史学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俄罗斯中亚史研究室 鲍宏铮 供稿、 综合处 陈蓉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