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和拓展中国与世界文明历史研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5• 27”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综述

　　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文明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2022年7月6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文明起源、文明比较、文明互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5• 27’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研究员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讲话。高翔院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作了重要论述，为文明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开展文明比较研究，努力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西方学术界开展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同时，文明历史研究要打破学科壁垒，积极运用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做有思想的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朱高磊/摄 

　　座谈会开幕式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罗文东研究员主持，文明中心主任汪朝光研究员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发言交流。与会学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5• 27”重要讲话精神，探讨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座谈会围绕文明的定义、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探源、中华文明起源、古文明比较研究、古文明研究的当代意义等议题展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开展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比较研究提出了具体的、明确的指示和要求。与会学者对讲话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如何深入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展开深入的学习研讨。 

　　会议现场。朱高磊/摄 

　　中华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研究员认为，中华文明在物质技术和思想文化层面都具有强大的对外传播力。中华文明以农耕为基础，黍稻等农作物传播到周边地区，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文明圈；中国的造纸、火药、指南针等技术传播到西方，儒家思想为西方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科举制也影响了西方的文官制度的产生。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吸纳力与创造力，敦煌壁画展现出中华文明与中亚、西亚文明交流融合的状况，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文化要素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又输出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形成了融合-再输出的文化传播路径。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文明中心特邀研究员卜宪群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论述作了大会主旨发言。他认为，十八大以来，历史学习的地位愈发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多篇针对历史学习与历史学科建设的重要讲话，对历史研究机构建设和研究课题的开展高度重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历史研究讲话精神，首先要努力探索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夏朝历史的完整再现，同时还应从宏观角度着眼于区域文明演进，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内在机制尚需进一步解释，对文明的标准也应不断深入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文明中心主任汪朝光发言论述了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遗产的诚信精神特质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他说，诚信是治国理政的根本，这一价值自古以来不仅存在于历史记录之中，也是经由口语典故流传至今，成为国民意识的根本。在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诚信仍然是意识形态支撑点，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认为，知识反映了文化活力，文化反映了民族心态，知识文化与文明的研究事关当代学术方法论和学术战略部署。欧洲中心主义以自身的文化来解释其他文明，将东方文明设立在自身的对立面上；如何破解西方在文化上的霸权，中华文明探源和世界古文明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西方文化盛行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应倡导文明交流，反对文明隔阂；吸收先进文化，抵制殖民文化的负面影响。当代世界是相互依存的时代，只有通过交流、融合，包容多元文化，世界才能繁荣发展。生产知识、创造人类共同文化，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在古文明研究领域，文明的定义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明中心副理事长郭小凌指出，国际国内学术界目前对文明的产生有着大体一致的判断标准，即文明需具备五项基本要素：一是代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金属工具；二是社会等级形成，原始的平面社会转变为立体的金字塔型社会；三是权力机构的产生；四是城市的出现；五是文字的发明，出现文学、艺术，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苏美尔、古埃及与印度河文明同时具备五项要素，爱琴海的基克拉底文明没有文字，但具备其他四项，克里特文明的文字出现晚于国家。我国的二里头文化虽没有发现文字，但具备其余四项文明要素，良渚文化缺乏文字和金属工具，但具备了其余三项文明要素，不能排除在文明范畴之外。 

　　文明比较研究是开展文明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明中心特邀研究员王震中提出了建立比较文明学的倡议。他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对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形成。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特质在思想文化层面可从宇宙观、天道观、伦理观、德政观、礼义教化观、对立统一观、“大一统”观等方面进行概括。“天圆地方”是中国上古的宇宙观，距今5300年前就已经形成。上古天道观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关系，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的历史渊源。天命观在商代体现为“帝令”，在周代则为“天命”。“敬天保民”的天道观将天命与德治和民意联系在一起。中国上古意识形态的主轴是伦理观，其核心是人际关系，包含讲仁爱、守诚信、尚和合的精神特质。德政观指仁政和善政，德政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以民为本”。西周《易经》辨阴阳、讲变化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对立统一观。“大一统”观从五帝时代的尧舜禹时期经夏商周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与结构的变化，是中华文明连续而又有阶段特征的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明中心特邀研究员韩建业总结了早期中西文明的共同特征和不同模式。他提出，早期文明普遍分布在中纬度大河流域，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起源过程。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农业社会形成，继而产生社会分化，建立王朝，发展出大型建筑、复杂的宇宙观、天文历法等。中华文明起源于大河支流，商品贸易相对不发达，积累较为缓慢，但社会结构稳定，形成一元化的宇宙观和稳定的文化结构，其“天下文明”的模式使文明得以持续。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明位于大河干流，交通便利，贸易发达，积累较快，社会发展迅速。两河流域形成了多神信仰体系和多元宇宙观，发展出城邦文明模式，而古埃及文明则形成了文化上高度统一的大王权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明中心特邀研究员徐义华探讨了中国国家起源的地理因素，并与两河流域、埃及、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进行比较。他指出，四大文明古国均位于相对封闭的河流平原。河谷地区资源丰富，有利于人口与财富的积累，推动社会复杂化，是为河谷效应。河谷地区的早期国家大多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与神权特征。中国的河流平原面积较大，且具有开放性，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诞生经历了“二次发育”的过程，即在相对封闭的河谷盆地内形成国家雏形的政治单位，不同政治单位经过发展整合成为共同的政治实体。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色彩逐渐淡化，形成了超越宗教的人本化思想，并由此衍生出祖先崇拜与注重历史记忆的文化传统。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文明中心副主任、秘书长刘健研究员提出应在世界文明起源和比较研究中积极运用中国文明的研究成果。中国文明史研究的优势在于具有大量传世文献，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文明几乎没有可信的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法”值得世界史研究者借鉴。从研究者的角度，西方学者对埃及与两河流域古文明的研究一般出于“他者”视角，而中国学者对中华文明的研究着眼于主体视角，是对自身文明发展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在研究重点上，文明比较研究应注重农业的产生、人与自然环境互动方面的考量。此外，中华文明遗址中的城市具有不同特点，在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应关注古文明城市的不同发展模式，重视对城市发展机制的探寻。 

　　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汇聚了国内外从事“四大文明古国”研究的学者，旨在从文明起源、文明比较、文明互鉴等不同侧面，研究世界主要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和交往的历史。此次会议邀请了从事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和中国文明研究的学者，总结不同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特征，探讨文明交流和互鉴的不同方式，达到了开展全面深入的文明比较研究和探讨的效果。 

　　世界上最早产生文明的地区是两河流域。北京大学教授、文明中心副理事长拱玉书从神话角度探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文明与文明起源并非现代概念，古人也对自身历史的起源进行了思考与探求。古代苏美尔人使用苏美尔语ME一词代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就。在神话《伊楠娜与恩基》中，主神恩基将百余种ME赠与了他的女儿伊楠娜，代表着书写、文化，王权、神权、祭祀仪式等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技艺和概念，由此，文明从恩基所在的埃利都传入乌鲁克。埃利都是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中心，是《苏美尔王表》提及的洪水之前的五座城市之首。《吉尔伽美什史诗》也提及乌鲁克城墙的奠基人是埃利都的“七贤”。在《恩美卡与阿拉塔王》中，因使者无法记住乌鲁克国王恩美卡的话，恩美卡就用文字将话语记录在泥板上。恩美卡造字的神话说明苏美尔人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 

　　北京大学教授、文明中心特邀研究员颜海英探讨了古埃及文明的起源与古埃及人的文化传承，认为复兴古代文化是古埃及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在第十二王朝，古埃及人将阿拜多斯的早王朝君主陵墓当作奥赛里斯神的陵墓加以祭拜，演化出奥赛里斯死而复生的丧葬仪式。在第十九王朝，王室参与修复古迹，抄录铭文，搜集魔法文献。到了希腊罗马时代，外族统治下的古埃及祭司开始有意识地保存古代文本，将宗教仪式过程详细记录在神庙墙壁上。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记忆不断经历重构，人们在根据当下的框架内将过去重新组织，继而创造出新的社会文化。古埃及知识精英通过对古代文化加以改造来使之适应新的时代环境，融合了外族文化的古埃及文明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包容性，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 

　　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文明交流互鉴，与会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游牧民族在文明互鉴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文明中心特邀研究员国洪更探讨了阿摩利人创建古巴比伦王朝的神话，认为游牧文明对两河流域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神话中，阿摩利人的神马尔图原本以游牧为生，因羡慕城市生活而前往城市，迎娶神的女儿，开始定居生活。这则神话反映出两河流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并存，两种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互鉴融合的状况。阿摩利人建立政权后继承了两河流域的传统文化，古巴比伦王朝的汉谟拉比王统一了两河流域，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 

　　古埃及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也与周边游牧文明密不可分。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郭子林认为，西方学术界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理论范式随着对游牧文明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演进。到20世纪上半叶，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占主流的西方中心论转变为以埃及为中心的文明理论，到70年代则发展为中心-边缘理论，研究古埃及文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到了21世纪，探讨古埃及文明与周边文明的互鉴交流成为新趋势。早在前王朝时期，埃及就与迦南地区有着贸易往来；在古王国时期，埃及与努比亚进行贸易；第二中间期时，喜克索斯人来到埃及，带来了自身的文化要素；到了第三中间期，利比亚统治者在下埃及建立王朝，努比亚统治者也建立了努比亚王朝。由此可见，文明交流影响着古埃及文明的兴衰演变，任何文明都处于与周围文明的联系中，交流互鉴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会长晏绍祥就古希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新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希腊历史始于《荷马史诗》，之前的青铜时代缺乏信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讨论了古希腊文明从氏族社会到国家的发展过程。19世纪后期，迈锡尼与克里特的考古发现将古希腊文明向前推至公元前1900年。迈锡尼文明遭到摧毁后，希腊大陆进入“黑暗时代”。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文明在迈锡尼之后产生了断裂，古典城邦与迈锡尼时代的国家体制有着本质差别，后者更接近古代近东文明。国内有学者认为，荷马社会与迈锡尼文明存在着继承关系，迈锡尼时代的大国解体为诸多小国，但国家体制并未从根本上消解。晏绍祥则认为，希腊城邦源自迈锡尼文明瓦解后的地方共同体。迈锡尼文明灭亡后，希腊大陆的部分地区退回到了无国家状态，但雅典和勒夫坎等地仍然存在着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不是外来征服者建立的，而是社会结构变化与居民迁徙的结果。   

　　四川大学教授、文明中心副理事长霍巍教授介绍了三星堆最新考古发现，探讨区域文明对中华文明演进的意义。他指出，三星堆最近出土的器物包括金、玉及象牙器，其中小件金器逾千件，在7号坑中发现了龟背形网状青铜器，或与甲骨文有所关联；此外，还发现了神树、祭坛等祭祀用器物，以及呈站姿与坐姿的人像等。三星堆出土的大批玉器与中原青铜文化的玉器形制相似，其中牙璋、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可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相同的类型，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面白贴附金箔的青铜人头像、包裹金箔的木杖等器物又都与中原文化不同。仅从出土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难以找到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及其传播链条，这一问题仍待学者从多方面进行阐释。 

　　此次座谈会以“文明起源、文明比较、文明互鉴”为主题，与会学者畅谈体会，明确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持续开展文明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今后深入开展文明比较研究指明了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温静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