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期非洲史研究与编纂学术咨询研讨会”在京举行

　　2022年7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非洲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学科建设计划非洲史特殊学科承办的“殖民地时期非洲史研究与编纂学术咨询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举行。

　　为了更好地落实《非洲通史（多卷本）》第四卷编纂工作，世界历史研究所《殖民主义与非洲》创新工程项目组与新编《非洲通史（多卷本）》第四卷项目组联合举行此次会议。众所周知，新编《非洲通史（多卷本）》于2021年10月正式批准立项，今年3月初又在云南大学成功举行开题论证会，宣布正式启动。项目组的各位专家需要进行学术准备，开展学术交流。本次会议研讨对象既有整个非洲和区域（如东非），又有国别（如埃及、南非、尼日利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研讨议题涉及的时间从18世纪末至今。会议关注殖民主义的发生、演变及其持续影响，研讨领域涵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问题、文化认同和国际格局等。与会学者还围绕殖民地时期非洲史概念话语，以及如何更好地编纂《非洲通史（多卷本）》第四卷进行了深入交流。

　　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罗文东研究员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强调，世界历史研究要为增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通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非洲人民的奋斗讴歌，为中非交往正名。在《非洲通史（多卷本）》编纂过程中，应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指导，注重整体和综合的研究方法，推动跨学科融合，以新的话语承载新时代中国学人对非洲历史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创作出反映历史自觉、学术自信，经得起实践检验和人民评阅的《非洲通史》。

　　与会学者们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展开热烈研讨。

　　第一，在非洲史书写中，如何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即研究对象问题。首先，如何处理非洲普遍性问题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表现？比如，殖民主义对非洲工业化的阻碍，在非洲其他国家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具体差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戴晓琦教授分析了埃及工业发展进程，认为殖民统治遏制了埃及自发崛起的工业化进程。扶棉抑工产业政策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导致今日埃及工业仍以生产当地消费品为主，历史上经济管理者片面注重短期套利的行为、债务式发展模式，以及长期缺乏关税自主都使得埃及至今未走出进口替代工业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杭聪副研究员认为，尼日利亚工业的发展历程与埃及有相似之处。殖民地时期尼日利亚“开放经济”模式和间接统治方式对尼日利亚工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至今犹存。浙江师范大学赵俊副教授提出，诸如卢旺达、布隆迪这样的国家，是否显示出非洲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非洲历史叙事宜兼顾多样性。另外，如何处理非洲普遍性问题的主次关系？浙江师范大学李鹏涛研究员提出，非洲史叙事应更多地关照非洲发展的重大问题。非洲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次区域、各国特殊性之间，不同议题之间如何协调融合，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非洲通史的叙事必须超越碎片化，注重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

　　第二，如何处理民族主义叙事与我们当下非洲通史编纂的关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非洲国家纷纷独立并加入联合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内外学界对于殖民帝国瓦解的动因，尤其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在其中的地位，是有争议的。湖南师范大学陈晓红教授认为，应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与非殖民化的关系。复旦大学青年学者孙遇洲提出，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来阐发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跨民族性因素。世界史所杭聪认为不管叙事路径有何差异，需要肯定民族主义运动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新编《非洲通史》第四卷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说，非洲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相互声援，相互支持，比如埃及和利比亚对其他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曾经大力援助。当时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当然具有跨国性，这在南部非洲尤为突出。然而，我们今天认识和书写那段历史的基点，是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要避免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李文刚副研究员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主要流派之一尼日利亚伊巴丹学派进行了深入评析，认为该学派至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关于非洲本土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调适与变革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兰研究员通过分析殖民者对南非习俗法的改造，指出现在南非土地改革依据的习俗法和成文法均为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后的产物，这为理解殖民主义同非洲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苏州大学郑宪副教授认为，殖民者改造了尼日利亚人的消费习惯，超前消费的习惯即高于生产能力的消费程度，造成尼日利亚政府债台高筑，制约了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刘伟才副教授针对学界颇有争议的传教士角色做出分析，认为传教士对非洲文化影响复杂且在现时势力庞大，造成至今非洲史学界很少触及与殖民主义密切关联的传教士与传教士活动。传教士的活动需要辨析，不能简单一概否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郭佳副研究员认为，基督教吸收了非洲传统宗教因子才在非洲扎下根。尽管基督教在非洲快速发展，但它仅仅是传统信仰和习俗的补充，而非取而代之。显然，非洲传统文化有些与西方文化交融、有些被西方文化改造、有些为西方文化吸收。不管传教士势力如何庞大，非洲基督教会信徒人数何其众多，这一表象后面的西方文化的力量，才是我们抓住问题本质之关键。

　　第四，殖民当局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客观影响与殖民主义本质之关系问题。李鹏涛分析了英属东非殖民地的性病梅毒流行与防治的历史，认为殖民者采取这些政策，目的在于保障劳动力供给，将自己塑造为非洲人的拯救者，从而为殖民统治获得合法性。他指出，殖民者对非洲性文化污名化的种族主义认知，流毒深远。赵俊分析了卢旺达殖民当局的“瓦赞改革”，认为这场改革以治理现代化为主要目标，重塑了卢旺达传统社会，却激化了卢旺达社会的矛盾，甚至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第五，如何使殖民地时期非洲史概念建构和话语体系尽可能贴近历史真实的问题。毕健康具体评析了英国撤军谎言及埃及“三次革命”，以小见大，揭示英国殖民主义宣传的虚伪性，阐述了英国殖民政策对埃及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他提出，殖民主义叙事以英国官方档案和当时的报刊文章为依据，不能尽信，史家应根据多元材料和普遍历史经验做出自己的判断。上海外国语大学赵军副教授认为，现行埃及中学历史教材对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书写，实现了政治目标、历史内容和现实需求上的统一，具有五个“突出”特点：突出埃及民族主义话语，突出革命与反革命内容，突出反西方殖民主义英雄人物，突出侵略与反侵略，突出对英法殖民主义的不同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天宜助理研究员分析了“革命”概念在坦桑尼亚历史建构过程中的变化，认为变化受现实政治需要的驱动，并且桑给巴尔政治变革的特殊性被包含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性之中。

　　经过一天的研讨和交流之后，毕健康研究员作了会议总结。他指出，要加强对唯物史观的学习，根据时代精神扎实推进非洲史研究，努力形成编纂组自己的认知框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撰写出一部新的殖民地时期非洲史。构建我们自己体系的根本依归在于，非洲人民才是非洲大陆的主人。不仅要破除西方文明优越论，更要避免后现代思潮下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碎片化的趋向。我们的编纂工作，要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在确立自身认知框架和学术体系的同时，避免自说自话，兼顾和平衡中国人民的视角、非洲人民的感情和西方学界的认知，努力使我们未来完成的作品成为世界史“三大体系”建设中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世界史所非洲史研究室　杭聪供稿　陈蓉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