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现代化历程比较研究暨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回顾和总结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展望世界历史研究的未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历史学“三大体系”提供支持，2024年9月13日，“中外现代化历程比较研究暨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院长马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刘作奎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孙建廷主持。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职能部门、科研院所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世界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人员围绕着中外现代化道路的比较、构建中国世界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等议题展开深入热烈讨论。 

　　研讨会由开幕式、主旨发言、4个分论坛与闭幕式四个环节组成。 

　　马援指出，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是现代化最初的动力源泉，但资本主义现代化却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也是以资本扩张为目标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扩张到哪里，就将残酷剥削与野蛮殖民带到哪里，并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屈从于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时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马援强调，研究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社科理论界责无旁贷。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对中外现代化历程进行比较研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同时对世界历史研究所60年来的历程进行回顾和展望，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全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旗帜和灵魂；二是要心怀国之大者，积极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三是以开放的思维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四是占据世界历史研究制高点，统筹推进有组织科研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五是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科研学术环境。 

　　郭小凌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建立在我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是世界史学科形成与发展进程中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一大步，标志长达百年的我国世界史学科形成进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郭小凌回顾了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历史。他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世界史学科步履蹒跚，蹉跎前行，始终未突破学科确立的门槛，没有形成一支数量适中的、有明确定向的专业队伍、没有构建出具有一定规模量的史料、学术论文和专著组成的参考资料库，缺乏类似世界史所以及特定教研室的常设专业机构和发表学术成果的期刊平台，以及周期进行学术交流的专业组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加快了我国世界史学科形成的进程，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成立，则可视为学科形成过程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郭小凌指出，我国世界史学科自形成期便具有鲜明的以史为鉴的目的性，鲜明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依然如此。 

　　刘作奎指出，世界历史研究所的60年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的过程，一代代人为世界历史研究所发展贡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从1964年到2024年，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几代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历史研究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变大变强，谱写了一篇篇兴所报国的华彩乐章。六十年来，世界历史研究所坚持不懈的做好有组织科研，产出多部有影响力的成果；坚持不懈地追求“国之大者”，积极服务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坚持不懈地追求开放办所，加强学术平台建设，积极打造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坚持不懈的追求育人才，兴学术。 

　　刘作奎表示，未来世界历史研究所将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乘着史学快速发展的东风，以60周年所庆为契机，秉承老一辈世界史学者的优良传统，乘势而上，不辱使命，用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书写人类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新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世界史学的智慧和力量，向历史、向下一个甲子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主旨发言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世界历史研究所陈之骅、北京大学钱乘旦、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和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韩东育先后发言。 

　　武寅对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历程进行比较，指出日本的现代化以明治维新为起点，从一开始就选择走西方式现代化之路，努力成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从政治制度到经济模式、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气，处处以西方为样板。日本效仿列强大搞武力扩张，作为后来者它表现得更加贪婪，更加残暴，它的现代化历程中始终伴随着战争和殖民掠夺，侵略战争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战争带来的红利把侵略者引入了更大的战争，陷入了越打越大，越大越打的泥潭，最终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 

　　武寅指出，与日本截然相反，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路径选择是在自身5000年文明积淀的基础上，历史的惯性和逻辑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和平与合作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标准模式，也是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选择和平发展的历史源头。改革与创新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内生动力，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的良性循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征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向纵深发展，在全面改革的大旗上中国特色更加鲜明，和平发展更加醒目，与时俱进的特点更加突出。中国和日本在现代化的历程上再一次上演了历史的风云际会，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超过了日本，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日本4倍。 

　　武寅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权利，西方的并不等于是最好的，只有适合自己的，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望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的实践也告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充满无限潜力和活力，完全可以后来居上的强大力量。 

　　侯建新认为，西方文明并不等同于欧洲文明，希腊和罗马只是欧洲文明的来源之一。之所以出现将二者等同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当时他们借用古典文明的权威打压当时教会的权威，宣称欧洲文明正宗的根在希腊罗马。这一话语体系影响了世界几个世纪。19世纪开始，黑格尔、马克思、基佐、布罗代尔、霍夫施塔特、亨廷顿、希尔和中国学者雷海宗都提出，不能将欧洲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将西方文明等同于欧洲文明，实则是一种强行捆绑，目的在于证明西方文明的延续性。 

　　陈之骅深情回顾了《世界历史》杂志、苏联东欧史研究室和苏联东欧史学会的历史，指出《世界历史》从创办开始对世界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所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苏联东欧史学会是推动苏联和东欧研究的重要平台。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为历史而历史；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如高翔院长所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魂，没有了这个魂，我们的研究工作便毫无疑义，而且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能量；历史研究必须重视重大选题，只有重大题目才能充分显示或反映出中国研究世界史的三大体系，真正使中国的世界史走向世界，撰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或者说具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色的世界通史，是烙在世界史所身上的光荣任务也是历史任务；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培养人才，加强人才培养。

　　钱乘旦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时代性问题。他认为整体性问题是学科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指出，碎片化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也不仅仅存在于历史学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碎片化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早在20多年前，钱乘旦就在一次全国性史学会议上提出碎片化问题，但并没有引起重视。今天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的严重了。目前历史学界，包括世界史学科存在着一种不要体系，否定理论指导思想的倾向。因此他再一次提出来，期望能引起历史学界的同仁，尤其是世界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他强调，体系是客观的存在，如果我们想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有没有体系这个问题是首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于沛认为，吴于廑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整体史观”，是建构中国世界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核心理论。中国世界历史学“三大体系”，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摒弃与超越，只有通过建构中国世界史的三大体系，才能把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实现对欧洲中心论的超越。构建“三大体系”，必须坚持“大历史观”，即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应该有丰富的中国内容。只有将其放在一个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的伟大国家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通过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史的整体性的实证研究，才能科学阐释自远古至今的中国与世界。 

　　韩东育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好的文明，为捍卫文明，不惜牺牲生命。但实际上，古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对于西方文明，中国人经历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提出了技术救国、教育救国。在中国崛起和发展之后，中国必须解决世界怎么看怎么接受我们的问题，他认为，中西合璧、文明交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应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围绕着中外现代化道路的比较、构建中国世界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展开热烈讨论。 

　　未来，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将更加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乘着史学快速发展的东风，以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为契机，秉承史学前辈们的优良传统，乘势而上，不辱使命，用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书写人类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新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世界史学智慧力量！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经济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报道。 

（吕桂霞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