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陈奉林教授作学术讲座

　　2024年11月20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陈奉林教授受邀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作铭厅作了题为“近二十年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进展与成就——以学科体系建设为中心”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计划“大国关系史”重点学科举办，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梁展研究员主持，来自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的部分研究生与会。

　　讲座伊始，陈奉林教授简要回顾了过去二十年来东方外交史学科建设的历程及取得的主要成就。陈奉林教授强调，兴起于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使用本土资源与东方史观，已经在学科定性、体系构建、重点领域、应用理论等方面作了探索性的工作。新的学科创立与研究范式的兴起，必然是以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变革为前提的，为社会积累和凝聚新的精神力量。将外交史与世界历史、人类历史的整体演进整合成一体进行综合研究，努力开辟出一个新领域，是我国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只有在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生空前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才能出现，也只有在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生空前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陈奉林教授从四部分展开了讲座主题。第一部分，探讨了建设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四个重大理论问题。第一是学科体系问题。陈教授指出，旧的东方学存在的局限与弊端，是无法完成新时期学科体系构建任务的。在世界史体系方面，陈教授将过去的世界史体系分为苏联历史教科书编纂模式的革命史体系，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现代化体系，全球史体系以及文明史体系等。但是这些体系都或多或少存在以西方为中心，忽略东方国家的主体性与东方视角问题；第二个理论问题是外交史的主线问题。陈教授认为，东方外交史有自己明确的发展主线，关注的重点与领域；第三个理论问题是编写原则，即地域原则、发展原则、整体原则、联系原则、综合原则。他强调应该关注东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以避免视野狭窄与整体思路缺乏所造成的诸多弊端；第四个问题是理论分析模式问题。陈教授强调历史研究理论的重要性，西方史学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东方外交史治史实践，必须对其剖光磨垢之后再有选择地吸收利用。 

　　构建东方外交史知识体系的努力是讲座的第二部分。陈教授表示，东方外交史研究借助研讨会的形式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取得了许多成果，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1.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东方外交史学科；2.挖掘整理与利用本土材料资源，推动外交史发展；3.培养了学术队伍；4.建立了新的视角和史观，有助于重建东方国家主体意识。第三部分是东方外交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对于宏观研究，陈教授列举了一些宏观研究的成果，强调了宏观研究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对于微观研究，陈教授认为微观不是琐碎与碎片化，而是通过具体个案真实反映历史原貌，不是历史材料的简单加工整理，搜罗隐逸，而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中理出头绪，进行艰辛的修史工作。考史、证史代替不了修史。宏观、微观研究并不矛盾，二者相互依重支持。国别外交史的比较研究也是东方外交史的重点，比较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跳出偏见，拓宽视野。 

　　在讲座的最后环节，陈奉林教授对东方外交史的成就与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起步较晚，东方外交史是世界史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各方面都有待提高。现在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中东亚外交史研究成果较多，南亚和西亚相对比较薄弱，出现了畸重畸轻的问题。此外，东方外交史档案材料的使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解密的一些材料也是有意选择出来的，其可靠性存疑。陈教授还指出，当前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基本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外交史的旧框架，拓展了外交史研究的内容，加强了国际间的横向联系，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每个分支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进展，确立了东方外交史的基本编写框架。 

　　与会人员就中日历史学家提出的全球史，日本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与整理，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现状，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以及后殖民主义时代语境下对“东方”的定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殷殷研讨中深化了对东方外交史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深层次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喻鲲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