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明：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帝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并出现复兴趋势。在西方史学界，复兴中的帝国史研究在新社会史、后殖民理论、妇女和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思潮的影响下，一反过去主要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维度来解释帝国的传统，开始从文化视角关注种族、性别、权力话语、身份认同、流动网络等问题，由此出现了所谓的“新帝国史”。如何认识近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帝国史研究的这种新变化？又如何评价西方帝国史研究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约请了几位学者展开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对帝国史研究及其影响的重视，并清醒地认识到将帝国史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陷阱。　　 

　　一般认为，帝国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于19世纪末的英国，1883年约翰·罗伯特·西利（J. R. Seeley）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标志着帝国史的诞生。1953年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发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对帝国史研究视角进行了一次重要修正。在20世纪50—7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浪潮的影响下，帝国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走向衰落并逐渐为“区域研究”所取代。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帝国史研究出现了复兴，并在后殖民理论、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帝国史书写的“新帝国史”。 

　　全球化和全球史作为影响帝国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不仅推动了帝国史的复兴，而且促使帝国史研究出现了“全球转向”，全球史理论和方法在帝国史中的运用成为“新帝国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将从“新帝国史”的兴起谈起，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帝国史复兴及“新帝国史”研究做初步的考察。 

　　帝国史的复兴与“新帝国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殖民帝国的瓦解，“帝国”和“帝国主义”在这股大潮中成为批评对象，人们通常把研究帝国史看成认同或同情帝国主义。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帝国史陆续从欧美大学的教学甚至研究机构中去除，代之而起的是“区域研究”或“第三世界研究”，也有一些帝国史家转向原宗主国历史的研究。这样，作为整体的帝国史基本上分解成了两个领域，即原宗主国的历史和原殖民地新兴国家的历史，帝国史为民族国家史的潮流所淹没。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帝国史在欧美史学界开始出现复兴，“帝国”一词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相关的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帝国史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并且开始摆脱传统帝国史的研究视角和书写方式而出现了“新帝国史”。 

　　何谓“新帝国史”？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从学术史来看，最初提出“新帝国史”概念的学者都有英帝国史的学术背景，因此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传统英帝国史而言的。但是，后来有一些学者将“新帝国史”概念用于法国、西班牙、德国的殖民帝国，也有少数学者将之用于欧洲之外的“帝国”。 

　　“新帝国史”是相对于传统帝国史而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帝国史的特点作一简要回顾。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上把帝国史看作宗主国的扩张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以宗主国为中心展开，关注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欧洲国家扩张的原因和动机，主要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来分析；二是帝国建立的过程，主要包括欧洲的探险者、航海者、传教士、殖民公司、移民等“发现”和“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三是帝国的统治和组织，包括殖民地政府的组织、宗主国制度和法律扩展到殖民地等；四是帝国的成本和收益，即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国给宗主国和宗主国各阶层带来了什么。因此，这种以宗主国为中心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帝国史书写，完全把殖民地及其人民置于被动、次要和附属的角色，同时也忽视了文化、性别、种族等其他因素。 

　　凯瑟琳·威尔逊在其主编的《新帝国史：1660—1840年不列颠及其帝国中的文化、认同和现代性》（2004年）中，收录了属于“新帝国史”范畴的16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帝国内部的差异、文化、身份认同和权力关系是“新帝国史”的重要概念。后来她进一步解释了“新帝国史”，认为它是由历史研究和批判实践构成的一种跨学科形式，采用了女权主义、文学、后殖民和非西方的视角，并利用当地知识来重新评估权力与维持现代性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历史研究不仅仅关注社会底层，也反思西方观念下长期忽视下层及非西方群体的学科规则和范式，并对其进行干预，目的在于从概念上重新思考帝国意味着什么，并通过这一途径来重构关于帝国的叙事。斯蒂芬·豪在其主编的《新帝国史读本》（2010年）中也对“新帝国史”概念做了探讨。他认为，尽管学者们对“新帝国史”有不同界定，但可以找到其间共同的内涵：“他们意指以文化和话语的观念为中心的帝国史研究取径，极为关注性别关系和种族想象，强调殖民主义文化对宗主国及被殖民者的影响，并倾向于进一步探讨殖民统治正式结束后的持续影响。他们对知识、身份认同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包括关于历史学家自身定位的一种高度明确的自我意识，提出问题或假设。”杜尔巴·高希认为，“新帝国史”是“对旧帝国史的一种修正，关注点在于文化、性别和种族，而不是高端政治、经济或军事扩张”。这一表述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新旧帝国史的区别。不过，上述学者对“新帝国史”的理解，更多地表现出“文化转向”而非“全球转向”的思考视角。因此，帝国史的“全球转向”及其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正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帝国史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复兴并发展出“新帝国史”？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界所处的社会和学术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它是在各种新学术思潮影响下整个史学变革中的一部分。这些新学术思潮包括后殖民理论、新社会史和庶民研究、女权主义与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它们为帝国史焕发出新的活力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由于本文关注点和主题在于“全球转向”影响下的帝国史，因此，关于上述其他思潮对帝国史的影响不作探讨。 

　　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也像“文化转向”一样对帝国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催生“新帝国史”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当代全球化的发展成为唤起帝国史复兴的现实基础，而全球史的发展则为新帝国史的兴起提供了一些理论和方法的借鉴。首先，20世纪末的全球化趋势，意味着人口、商品、资本、信息的快速全球流动，意味着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相关问题会暴露出视野上的局限性。例如，如何理解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跨国“流散社群”？如何理解日益相互依赖的跨区域贸易关系？如何实现大范围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于这些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一些历史学家在力图从全球史视角做回答的同时，也想到了昔日的帝国。克里尚·库马尔指出：“帝国至少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又重新受到青睐，因为它以一种实用的方式重现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许多特性。……帝国可以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来审视当代世界的许多紧迫问题——甚至是一个新世界秩序诞生的阵痛。无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似乎都会遇到在历史上的帝国中有先例可循的问题和情况。”因此，全球化背景下帝国史这种以史鉴今的功用，是帝国史复兴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 

　　其次，帝国扩张和帝国主义行为是理解历史上全球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帝国由此成为全球史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欧洲扩张，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85%的领土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帝国的控制之下。而与这一进程相一致的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口、货物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流通，这些反过来也在帝国的扩张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历史学视角看，要理解和分析这种全球化进程，就需要突破民族国家史的框架。这样，帝国由于其空间上的跨区域性、政治上的多民族性、经济上的区域一体化、文化上的多元共存，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者探讨区域史或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突破口。A.G.霍普金斯说：“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都是发生在民族国家这个层次以下或以上的问题。……后殖民时代的重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三个世纪中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的遗产，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这些问题。” 

　　再次，对帝国史学者来说，全球史为帝国史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和方法。例如，全球史学者把欧洲帝国扩张置于全球情境中来理解，认为帝国的扩张不仅是帝国实力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欧洲之外因素的影响，比如来自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推动了欧洲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全球史研究中的网络分析也成为帝国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把帝国看作一个由宗主国和各殖民地构成的联系网络，而且它与相关外部世界构成一个具有关联性的整体，通过考察帝国网络来理解帝国本土和各殖民地之间的相互影响。这避免了以往帝国史研究中简单地从宗主国与殖民地、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模式来理解帝国。 

　　由上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帝国史得到复兴并发展出“新帝国史”，虽是各种社会和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但全球化和全球史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 

　　阿西娜·赛利亚图在回顾英帝国史研究的学术史之后，曾对帝国史发展的新动向做了如下概括：“历史学行业的新动向，在帝国主义研究中找到了一方沃土。其间，混杂身份得以考察，文化因素得到优先关注，以揭示自帝国建设伊始出现的底层歧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相关研究主题涵盖丰富，包括全球性、地方性、网络以及宗主国与帝国之间私人身份和集体身份的流动性等，展现了一个宽泛的知识光谱，这一知识光谱既涉及帝国经历，又涵盖历史方法论。”这一概括反映了帝国史研究在“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影响下出现的新特点：“新帝国史”既是从文化、性别、种族、身份认同、流动、全球性、网络等视角来研究帝国史的新领域，也是从这些概念出发来研究帝国史的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转向”影响下的帝国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总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关联、互动和整体的视角把帝国置于一个更大的全球化背景下来理解。整体观和互动观是全球史研究最基本的视角，全球史学家把帝国这一历史现象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情境中，在不忽视帝国扩张内在动力的同时，注重从帝国与外界的互动来理解其兴衰。例如，C.A.贝利的《帝国子午线：1780—1830年的英帝国与世界》（1989年）在分析英帝国的扩张时，将亚洲与英国作为一个相关的整体来看待，认为英帝国的建立正是以莫卧儿、萨法维、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为前提的。因此，贝利提出：“1780年至1830年间不列颠的新帝国，只有在同时考虑了大不列颠的社会变化和殖民地或其周围准独立（quasi-independent）国家的发展后，才能被理解。……最重要的是，英帝国不仅必须被视为美洲、亚洲或非洲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相位（phase），而且也必须被视为英国民族主义本身产生的关键相位。”P. J.该隐和A. G.霍普金斯合著的《英帝国主义》（初版于1993年）也将英帝国主义置于全球化的情境中来研究，认为“帝国是全球化的力量，它所产生的冲击远远超出其自身领土的边界。帝国扩张的全球化后果遍及世界并持续影响到去殖民化时期”。他们提出，“绅士资本主义”是英国不断对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因此，该书把绅士资本家、英国本土、英帝国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利益驱动和大范围互动的视角分析了英帝国的兴衰，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称这一思路是“把帝国史视为一种通向连贯的全球史视野的路径”。约翰·达尔文在《未终结的帝国：不列颠的全球扩张》（2012年）中声称：“英国的扩张史是英帝国与其他地区经历的一系列遭遇的历史，以接触交流为始，以建立殖民社会为终，这就是帝国的构建过程。”因此，他把英帝国的扩张放在全球情境中，看作英国与外界相遇、接触、占领和统治的过程。 

　　第二，从宏观历史比较的视角对帝国史进行研究。比较方法在帝国史研究中的运用早已有之，例如艾森斯塔得的《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年）、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1986年）。随着全球史的兴起，宏观历史比较方法得到发展，以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表的一些著作表明，全球史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对于“新帝国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多米尼克·列文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将俄罗斯帝国史置于广阔的国际情境中与其他帝国进行比较，尤其是与竞争对手英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进行比较，包括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缘政治、人口、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来衡量各国的强弱，由此来探讨俄罗斯帝国的兴衰。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中声称：“我们探究的是不同帝国运转的多种方式，并观察它们经历岁月置身种种境况中所做出的无数努力的程度与局限性。”因此，他们将古代罗马和汉朝以来世界上主要帝国的历史，在比较视野下从帝国统治的政治差异、中间人、政治想象、权力武库、扩张动力等方面探讨了各个帝国不同的特征。克里尚·库马尔的《帝国愿景：五个帝国政权如何塑造世界》也主要采用比较方法探讨了奥斯曼、哈布斯堡、俄罗斯、不列颠和法兰西帝国，目的是“通过比较一群不同的帝国来揭示它们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上的共同特征——尤其是统治民族的身份认同，他们是如何从其在帝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中获得自我意识的”。 

　　第三，从网络视角来理解和分析帝国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全球史学者在考察全球化的发展时，往往把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理解为一种网络化的发展，麦克尼尔父子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就描绘了一幅人类历史网络化的图景。在“全球转向”背景下，网络成为理解帝国史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托尼·巴兰坦指出：“帝国不仅由连接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诸多网络和交流组成，而且其结构本身也依赖于各殖民地之间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横向联系。”“网络的隐喻也让我们注意到殖民地之间至关重要但通常被忽视的横向联系。英帝国就像一张蜘蛛网，依赖于殖民地间的交流。”因此，艾伦·莱斯特在《帝国网络：在19世纪南非和英国建立身份认同》中，通过考察19世纪英国对南非东开普殖民地的统治，从帝国网络和殖民主义话语构建的角度，探讨了英国殖民者的身份认同。他认为，南非英国人的相关殖民话语及其身份认同，并不仅仅是在东开普殖民地，而是在一个把各个殖民地及宗主国连接起来的网络中形成的。“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帝国每一个场所都连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帝国危机时期，人们思考构建科萨人的殖民表征，是根据澳大利亚殖民者对土著人的形象、新西兰殖民者对毛利人的描绘、印度官员的‘印度’观念、西印度种植园主对前奴隶的描绘，尤其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及其他国内‘庶民’群体的看法。就大多数殖民地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与帝国从属民族的相互认知，本身就有助于产生一种作为英国流散社群的集体意识。”托尼·巴兰坦的《东方主义与种族：英帝国中的雅利安主义》也从帝国网络视角探讨了雅利安主义的出现及其在英帝国各地的传播。他说：“本研究不再局限于关注一个民族或文明，而是将大英帝国视为一个‘关系束’（bundle of relationships），它通过流动和交换体系将不同的区域、社群和个人联系起来。”此外，在佐伊·莱德劳（Zoё Laidlaw）的《殖民联系（1815—1845年）：资助、信息革命和殖民政府》（2005年）、凯瑞·沃德（Kerry Ward）的《帝国的网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制移民》（2009年）、盖里·麦基（Gary B. Magee）和安德鲁·汤普森（Andrew S. Thompson）主编的《帝国与全球化：不列颠世界中人员、商品和资本的网络（1850—1914年）》（2010年）等著作中，网络分析都成为帝国史研究的重要工具。 

　　第四，从关联、互动的视角将个人生活经历置于帝国框架中来书写，即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与书写个体的微观路径相结合。这种帝国史研究往往以个人传记为基础，将个体的人生经历和命运置于帝国这个宏大背景下来理解和分析。例如，琳达·科莉在《俘虏：1600—1850年的不列颠、帝国和世界》一书中试图“通过被俘的个人及其故事来考察和重新评估更广泛的国家、帝国和全球的历史”，因此，她通过对北非和地中海、北美大陆、南亚和中亚三个区域中被俘的英国人的描述，“将大规模、全景和全球的历史与小规模、个体和特定的历史结合起来”，寻求宏观史与微观史的结合。这种通过书写小人物来反映大帝国的方法，在她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世界历史中的一位妇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该书以生活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妇女伊丽莎白·马什的艰辛经历为中心，讲述了三个层面的故事。首先是关于伊丽莎白的一生，她的足迹遍及欧非美亚四大洲。其次讲述了她的大家族成员，他们在促成伊丽莎白大范围流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故事。伊丽莎白生活在一个全球联系增强而又动荡的时期，这种全球局势塑造和扭曲了她的人生历程。“所以，本书描绘了一个生活中的世界和一个世界中的生活。这也是为何要改造和重新评价传记，把传记作为加深我们对全球史理解的一种途径。”因此，科莉在该书中，通过把伊丽莎白个人命运与当时的英帝国及全球化联系起来，“试图在个人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转换，以便使它们同时出现”。艾玛·罗斯柴尔德的《帝国的内在生活：18世纪史》也是以小见大的帝国史杰作，该书以苏格兰约翰斯通家族的四姐妹七兄弟为中心讲述了一段18世纪的英帝国史。约翰斯通家族的成员及其奴仆的活动空间范围极广，足迹遍及不列颠、法国、西班牙、印度等地。因此，艾玛说：“在现代晚期的微观史研究中，新的可能性是通过个体自身的联系史，把微观史和宏观史联系起来。我试图在约翰斯通家族的故事中探索的正是这种可能性：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开始，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相遇，最后到一个帝国的或启蒙的或思想的更大社会的历史。”克莱尔·安德森的《庶民生活：1790—1920年印度洋世界中的殖民主义传记》，“探讨了19世纪与印度洋刑罚殖民地有关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片段。它从庶民史的角度审视了殖民主义，并将罪犯流放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情境之中”，也体现了一种见微知著的帝国史。 

　　结 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及学术思潮的兴起，在“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这两大潮流影响下，帝国史在复兴过程中出现了“新帝国史”。“文化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关注文化、性别、种族和身份认同，而“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则更注重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强调互动、关联、流动和网络在理解帝国中的作用，并且把“庶民”的日常生活置于宏观帝国框架和网络中来理解，形成了将个人微观史与全球宏观史结合起来研究的新尝试。可以说，“新帝国史”这些特征，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传统帝国史过分注重政治、经济和军事并以宗主国为中心的反思和修正，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民族国家史视角下帝国史研究中的不足。 

　　“新帝国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在英帝国史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关的概念和方法理应限于分析英帝国，充其量可移植于分析具有相似特征的欧洲殖民帝国。然而，由于“帝国”概念的滥用，少数西方学者也将“新帝国史”相关概念和方法运用于非欧洲国家的历史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伪”帝国史，由此妨碍了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并具有自身学术传统的帝国史的发展。因为，当“帝国”概念脱离它产生的历史情境而广泛用于指称世界历史上的大国时，这一概念便失去了它原本的含义，概念借用基础上的“帝国史”或者说由此衍生出来的“伪”帝国史，便会对本原意义的“帝国史”造成干扰，甚至瓦解“帝国史”作为一个历史学专门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学术合理性。 

　（注释略）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