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整体史观：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

(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

主持人语(陈锋)：研究历史，离不开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与方法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这一期笔谈缘于在武汉大学的一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讲座，于沛等先生即是讲座的主讲者。《史学集刊》的编辑孙久龙先生学思敏锐，在讲座过程中即要求我组稿，得到诸位先生的允诺。于沛先生曾长期主编《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是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著名专家，其他参与笔谈的作者，虽然术有专攻，但并不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道”中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期笔谈是“业内”“业外”的组合。也或许由于这种组合，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不至于流于“空泛”。于沛先生在世界整体史观的视野下，谈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值得认真研读。事实上，这一论题不仅仅是世界史学科的问题，我在20多年前的一篇习作《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史观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就曾经指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整体世界史观不仅对重新审视世界历史有重要意义，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同样富于启迪”。赫治清先生重提“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基于自己的研究实践，有相当的说服力和借鉴意义。倪玉平教授的大作以及笔者的小文，也同样是基于研究实践的思考。希望对读者有所助益，当然也希望得到读者的品评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新史学，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提上日程。所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世界史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世界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成果斐然，其主要原因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学者，自觉地坚持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的全部历史。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3卷4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强调：这部书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发，“力图通过东方和西方各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阐明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在分期叙述世界史总进程的同时，也分别揭示某些国家本身历史发展的线索；并论述各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1]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继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后，又陆续有多部世界史问世。这些著作虽体例不一，各有特色，但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人类的全部历史时，自觉地关注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体现在世界史研究关注现实，要“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2]改革开放的中国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空间。 

　　1992－1994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6卷本《世界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和1962年的《世界通史》相比，这两部世界史著作不仅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开阔，而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唯物史观受到严峻挑战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社会形态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等，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这些在上述两种《世界史》中，都有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入的阐释。 

　　2010年，武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8卷39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写者在该书的《总序》中指出：“本书是世纪之交，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把历史‘溶化’在当代之中，那他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写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历史。”《世界历史》“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将在本书中独立成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动”。[4]上述都不是随心所欲的空泛议论，而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论从史出”的结论令人信服。中国世界史研究硕果累累，为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不仅是逻辑和历史实证的统一，而且也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建构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首先要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彻底摒弃宣扬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深入批判并清除其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18世纪中期，德国哥丁根学派的一些史学家最早提出了宣扬种族优越的“欧洲中心论”，后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推波助澜，成为19世纪殖民主义史学的核心理念，长期在西方史学据统治地位。黑格尔极力突出西欧和日耳曼民族的“至高等级”，将世界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虽然始于东方，但东方和中国 “缺乏对自由的意识”，所以不是世界历史民族。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犹如“空气”，是静止的和没有深度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火”，火在对立统一中超越自身，不断完满。他还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5]极力宣扬“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用西欧的历史，随意剪裁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有一些学者如张闻天、雷海宗等，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6]1949年9月，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著《世界通史》3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完全摒弃了“欧洲中心论”的谬说，强调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非以欧洲为中心。作者通过对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洲文化区6大古文化区的深入阐述，努力凸显不同文明的特征，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强调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是世界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周谷城著《世界通史》既是鸦片战争前后到20世纪中叶，百余年中国世界史编纂的总结；又是在新中国诞生前夜，迎接中国世界史研究高潮到来的新的标识。 

　　1964年，吴于廑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把世界分成“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 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时，开始提出“整体史观” 思想。他说：“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 ，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他认为以往见到世界史家的共同局限，“在于缺乏一个世界史家所必须具备的世界观点”。[7]文章发表后不久，“文革”开始，中国历史科学遭受严重摧残，世界史研究受到破坏，吴于廑的研究被迫停顿。 

　　“文革”后的1978年6月，吴于廑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了他的“整体史观”思想。他认为撰写新的、有特色的世界史，“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在世界史这门学科中，有不少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课题，有待我们研究。不研究这样的课题，我看就难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8]1985年，吴于廑在其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的《前言》中，解释了为什么要以15、16世纪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15、16两个世纪所发生的变化，对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两个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况，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9]此后，吴于廑等又相继主编了《初学集》的“续编”和“三编”，[10]对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 

　　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要自觉坚持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但这并不排除在此前提之下，在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其学术上的核心理论，并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而与时俱化。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体系，都有自己的核心理论，中国世界史的学术体系也如是。那种认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就是“追踪”“介绍”外国史学，没有自己的学术体系，更没有什么核心理论，这纯属无知或偏见。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是吴于廑提出的 “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虽然是哲学历史观的概念，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历史学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中，都可看出其内容和唯物史观的阐发密切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坚持历史和逻辑结合两种方法的有机统一，得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1]的经典结论。他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2]人的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为中国世界史“整体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为深入阐述“整体史观”，吴于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整体史观”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一批重大学术成果相继问世。[13]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出版，吴于廑为其撰写的卷首长篇导言《世界历史》，可视为 “整体史观”的系统表述。其理论要点是： 

　　——世界历史的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14] 

　　——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5]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史观，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或者按形态学派的说法各文明历史的堆积，而是其自身有规律发展的结果。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纵向发展”，指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它并非是一个机械的程序。“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16]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7] 

　　——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必然具有“闭塞性”，闭塞状态是普遍存在的。不打破普遍存在的闭塞状态，历史也就不能发展为世界历史。闭塞状态的打破，有待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交往增多的决定性因素。 

　　——两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以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巨大动力，“实现了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但在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同时，它面临着难以解救的矛盾”。这首先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衰亡和社会主义的扩大，将使世界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发展，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时代。社会主义“扩大以至最后遍及整个世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向。黄河九曲，终将流归沧海”。[18] 

　　“整体史观” 是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先驱者的筚路蓝缕之功，后学者将永远铭记在心。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其基本特点是鲜明的民族精神、强烈的时代感和厚重的历史感。70年前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70年来，几代世界史学者无怨无悔，勤奋耕耘，世界史研究精品力作令世界瞩目，是世界史学术体系生长的丰腴土壤。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对中国人民从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必将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注释：　　 

　　[1]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第1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5]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 ，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1－132页。 

　　[6]参见张闻天：《〈西洋史大纲〉译序》(1925年1月)，《张闻天早期文集》(修订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488－491页；雷海宗：《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时事新报》，1928年3月4日。 

　　[7]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8]吴于廑：《吴于廑文选》，第19、20页。 

　　[9]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0]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薛国中、安长春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 

　　[13]这些成果主要有：《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游牧民族》(《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等四篇相互关联的论文。 

　　[14]吴于廑：《世界历史》，第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页。 

　　[16]吴于廑：《世界历史》，第27、28、3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18]吴于廑：《世界历史》，第105页。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