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博：方法·材料·视野：当代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向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内容提要：传统西方史学史研究多关注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近年来，史学史研究在方法、材料和视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去经典化”的趋向。就研究方法而言，社会史、文化史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是如何生成的。从研究材料看，受后现代思想影响，材料进一步扩充，学者们开始发掘非传统史料中的历史意识。史学史研究不再仅研究史学名宿的经典作品，大众史家、女性史家等边缘群体的作品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研究视野上，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促使西方学者关注非西方史学，进而将全球视野引入史学史研究之中。这种种变化打破了传统史学史研究背后的单一模式，使得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复杂多元的态势，促使史学史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历史走向更具包容性的历史知识学。 

关 键 词：史学史研究 后现代主义 全球转向 历史知识学 

　　美国史家卡尔·贝克尔曾言：“历史最引人入胜之处，不在历史研究，亦不是历史本身，而是研究历史研究的历史。”①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史，不仅承载着考察历史学演变的功能，而且是一门对历史研究进行反思的学问。19世纪随着西方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史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确立，并出现一些总结、概括前人史学研究的史学史著作，德国学者爱德华·富艾特(Eduard Fueter)的《近代史学史》与英国学者乔治·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是其中的代表。②但这些著作大多是基于对经典史家及其作品的考察，以期概括近代西方史学模式的形成和影响。百科全书或相关专业词典对某一词条的定义往往可以反映出时人对这一概念的普遍认知，若我们将20世纪60年代《观念史辞典》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写的“史学史”词条同2004年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所写的同样条目相比较，便可对人们理解“史学史”概念的时代不同，窥见一二。巴特菲尔德梳理了自古代至今的历史作品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观念，重在考察西方史学的变迁，其关注对象多为经典史家的经典作品。③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观念、方法的更新，一些概念需要被重新定义和解释，2004年《观念史辞典》被重新修订，其中“史学史”词条由致力于推动史学史全球化的加拿大学者丹尼尔·沃尔夫撰写。与巴特菲尔德不同，沃尔夫提倡全球视野。他不仅关注西方史学的发展，非洲、古代印度、东南亚甚至美洲的传统史学也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④从两位史家所写的“史学史”词条，我们可以看出在近40年间，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史学史研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当下的史学史研究又呈现出何种特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席卷整个学术界，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再到历史学无一不受其冲击。虽然现在看来，后现代思潮已经开始退却，但在后现代风暴的冲击下，人们开始审视一些在传统观念看来不证自明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冲击：一方面，后现代思潮冲击了自近代以来形成一些的历史观念，它批判“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和“西方中心论”，并且受福柯微观权力学的影响，关注权力关系在历史话语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历史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史学家认识到历史书写的背后存在一套叙事结构。⑤这两个层面的冲击在史学史研究中亦可看到，具体表现为：传统史学史的宏大叙事被打破，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视角和材料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史研究一方面越做越大，出现了“全球转向”，人们开始用全球视角看待史学观念的流变，各种类型的全球史学通史频出；另一方面，史学史研究又越做越小，它不再只是宏观综合，而是涉足各种专题研究，并与思想史、学术史甚至社会史相结合。总而言之，史学史研究在方法、材料和视野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历史学内部观念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思潮的变迁。⑥ 

一、社会史、文化史的挑战 

　　早期的史学史研究通过研究史家的思想观念，探讨历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我们可将其视为史学史研究的“内在理路”；而史学史研究的“外在理路”是指史学的变化并非仅仅是内部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与外部环境，诸如社会变迁、邻近学科的冲击，交相互动所致，因此史学史研究会关注历史研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但无论是内在理路还是外在理路，他们的研究均遵循传统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对经典史家的作品做文本考察。但60年代以来随着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史学史研究引入了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一方面，考察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社会背景、交往圈如何影响历史知识的生产；另一方面，考察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的互动，即读者的需求如何影响史学作品的生产，同时史学作品又是如何改变读者的观念的。对此，许多学者提出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如德国史家吕迪格尔·布鲁赫(Rüdiger vom Bruch)提出的“作为社会史的历史编纂史”，弗兰奇斯卡·梅茨格(Franziska Metzger)主张的“从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史学史”就是对这种研究路径的概括。⑦虽然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侧重分析社会结构，后者更注重研究文本背后的象征意涵，早期受这两种思潮影响的史学史研究也呈现这些特征，但是近些年来两股思潮日趋合流，形成所谓的社会—文化史(socio-cultural history)，即英国史家彼得·伯克所说的一种“杂交类型”的历史学，⑧史学史研究亦受其影响。 

　　受社会史思潮的影响，史学史研究者将历史著作视为史学家有目的生产的产品，并将其放在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去分析。早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史家沃尔夫冈·韦伯(Wolfgang Weber)便借助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学科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如何影响史学观念的生成与传播。韦伯通过考察1800-1970年间德国以师生关系为基础的历史学家的人际关系网络，解释了历史主义史学理念是如何在德国学术界推广传播的。⑨但由于史料的缺乏，重建人际关系网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因此这种研究并未吸引更多效仿者。而从机构史、期刊史的角度来考察史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一大热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有学者开始考察史学职业化以来兴起的研究机构的历史，但是他们只是将关注点从史学家转移到史学机构上，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研究并无二致。⑩90年代后，随着福柯的“微观权力学”、“知识考古学”在史学界影响的逐渐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权力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而且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即使是看似客观的知识生产也与权力存在共谋关系。受此观念影响，史学史家开始关注机构背后权力的运作。英文中的“discipline”不仅具有学科的意思，而且还有规训的意思，学科规范的制定，不仅是学科专业化的表现，更是一种规训史学家的方式。(11)史学史家关注组织机构化与史学活动规范化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机构对人员具有塑造作用，使其适应学科的要求，以此维护学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2)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活动也对学科组织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历史学专业期刊作为历史学者表达学术观点、赢得学术共同体承认的主要阵地，也受到了史学史家的关注。对于史学期刊的研究，早年多关注其推广与发行，分析它们的销量和不同专栏的发展。(13)受福柯等人的影响，当下有关史学期刊的研究试图揭示期刊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考察期刊发表文章的倾向，作者与编辑的背景，分析编辑与投稿人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史学的发展走向，如德国史家卢兹·拉斐尔(Lutz Raphael)的研究揭示了文章的接受与否、期刊专栏的设置这些表层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学术理念，并试图回答文章的格式和结构这些看似技术层面的要求，是如何推动学术规范的塑造的。(14) 

　　与社会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不同，受新文化史影响的史学史研究更关注文本背后意涵的建构过程，其中在通过历史书写建构认同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受当下认同政治的影响，历史学家如何在其作品中建构自己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成为当下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有两种学术思潮促使史学史研究者去关注这一问题，其一为后殖民主义对西方知识传统中“自我”和“他者”建构的剖析，尤其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最为著名；其二，身份认同(identity)在20世纪后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受到普遍关注，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在这两种思潮的激励下，史学史研究者开始关注历史作品如何通过“他者”塑造“自我”。1980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尔托格(Franois Hartog)出版《希罗多德的镜子》一书，通过分析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埃及人和亚马逊女人族的“倒置”(inversion)描述，指出希罗多德建构了一种“他者”，成为希腊人认识自身文化特性的一面镜子。(15)随后阿尔托格又出版了《奥德修斯的记忆》一书，进一步阐释这种解释框架。虽然阿尔托格的这种解释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诘难，但毋庸置疑，这种研究框架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作品的理解。(16)历史书写中的他者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成为中学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史学史与认同政治的结合不仅体现在有关他者的研究中，而且还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和史学概念的流变之中。如斯特凡·戴维斯(Steffan Davies)分析了自席勒以来历代作家和史家如何根据时代的不同需求塑造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的形象，而这种塑造又是如何与德意志民族认同相勾连。在书中，戴维斯着重分析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大德意志派历史学家与小德意志派历史学家如何通过研究华伦斯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17)马丁·鲁尔(Martin A.Ruehl)则关注近代德国学术界对“文艺复兴”这一史学概念认识的变化，鲁尔将其放在德意志民族建构这一宏大背景中去讨论，分析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文艺复兴”的认识如何受现代性、民族建构的影响而发生变化(18)。 

　　虽然社会史视野下的史学史与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学史在研究路径上存在差别，但从目前看，两者已经渐趋合流，一种社会—文化史的史学史研究已经开始出现。以史学作品的阅读史为例，史学史研究不仅研究具体文本的内容，还开始探讨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与读者以及市场的互动。史学史研究与书籍史相结合，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体，历史知识的传播也不是作者到读者的单向线性传递，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如何从作者与读者互动的角度研究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成为当下史学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如丹尼尔·沃尔夫将视角转向读者，从公共图书馆、书籍市场的角度考察近代早期在英国兴起的阅读历史书这种潮流。(19)格里·伊恩齐蒂(Gary Ianziti)则从读者与作者互动的角度，分析预设读者如何影响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历史书写的。(20) 

二、史料范围的扩大 

　　随着19世纪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各种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书籍相继出现，其中以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V.Langlois)、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最为著名。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在书的开篇便提出历史学是由史料构成的，无史料斯无历史矣，(21)当时史料主要指文献材料。在客观史学原则的指导下，历史学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史料鉴别方法。使用原始档案，如实书写历史，成为当时史学家的准则。受其影响，史学史研究者认为只有文献史料中才蕴含历史事实，同时他们更倾向于关注经典史家的权威作品，认为它们的真实性要高于其他作品。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史料开始被视为一种文本，而且所有文本都可被看作史料。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近年来史学史研究试图扩大史料范围。一方面，研究者开始关注传统文献资料之外的史料所蕴含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研究者开始倾听那些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声音，少数族裔史家、女性史家、业余史家等边缘群体的著作被纳入史学史学者的视野之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诺维克在《那高尚的梦想》一书中使用了大量历史学家的书信、美国历史学会的档案等材料，来展现当时美国历史学界的图景，对于当时通常只使用史学著作作为研究材料的史学史界来说仿佛一股清流。近些年来，史学史研究的材料进一步扩充，不仅包括书信、日记，而且教科书、图像、流行小册子，甚至口述都成为当下史学史研究使用的材料。如德国中世纪史家汉斯·葛策(Hans-Werner Goetz)在考察中世纪盛期的历史意识时，从多样化的材料中发掘历史意识，他不仅关注中世纪的史学著作和神学著作，而且研究诗歌、图像中所蕴含的历史意识。(22)此外，葛策通过考察奥托(Otto von Freising)的《双城史》中所绘奥古斯都、查理曼和奥托一世的系列插画，分析当时人们的历史时间意识。(23)美国史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的《什么是旧史学》一书将目光主要放在近代早期讨论“历史之艺”(ars historica)的小册子上，即当时人们讨论如何阅读、写作历史的读物。通过研究这些读物，他分析了近代早期历史观念的转型，即历史如何从修辞之艺转向批判之艺。(24)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媒介，也进入史学史家的研究视野。人们认识到历史教科书不仅承载着传播知识的功能，而且还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工具，探讨如何通过历史教科书所构建的单一叙事来塑造学生的集体记忆和爱国情感，成为当下研究的一大热点。(25)史学史家不仅研究那些“信史”，曾经被视为“伪史”的作品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26)史学史研究中的文献中心取向开始动摇，人们开始发掘非书面材料中的历史观念，中世纪流传的口述传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27) 

　　经典史家的史学作品曾经是传统史学史研究的核心材料，史学史家们通常对那些名家名作，尤其是男性历史学家的著作如数家珍，但却忽视了对像女性史家、少数族裔史家、大众史家等边缘史家群体是如何书写历史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边缘群体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不仅要在社会上发声，而且要在历史叙事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种诉求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就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如美国史研究中“复数的美国革命”便是其中一例。(28)这种诉求也反映到史学史研究中，如何囊括那些长期被忽视、被边缘化的群体，如何展现历史书写中的多元叙事成为当下史学史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向，因此边缘群体的作品成为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历史学家试图从这些材料中发掘出多样化的历史叙事。以近代德国史学研究为例，传统史学史研究多关注以柏林大学为中心、奉行兰克史学方法的职业史家群体及其著述，忽视了同时期的其他历史书写者及其作品，如天主教史家、大众史学家以及犹太裔史家及其作品。90年代以来，史学史家开始关注那些“历史书写的竞争性叙事”(29)，如天主教史家如何在面向大众的历史书写中记述社会变迁等。(30)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讨论犹太人如何通过历史书写塑造犹太人的认同。(31)受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曾经仅研究男性历史学家的史学史备受攻击，人们试图发掘那些被掩盖的女性史家在历史书写发展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女性史学者巴妮·史密斯(Bonnie Smith)便追溯了自18世纪以来女性史家写史的传统，指出这种传统是如何随着职业化的兴起而衰落的。(32)此后，各种研究女性史家的论著频出，甚至引入种族视角关注少数族裔女性史家在史学职业化过程中的历史。(33)2005年出版了由玛丽·斯庞贝格(Mary Spongberg)等人主编的《女性历史书写指南》一书，该书仿照传统史学史指南的写法，但却是完全从女性视角出发，试图以女性为主体重构史学史。(34)由此可见，关注女性史家并非仅是对传统史学史的补充，而是要以女性为主体重新书写史学史。史学史研究者通过使用这些新材料，试图呈现历史叙事的多样化图景。 

　　从史学史的研究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史学史研究的背后存在一条明显的主线，即从历史到史学的线性发展，其中职业化史学成为这条发展脉络的高潮。在这种发展线索下，史学史研究更多关注职业史家，亦或采用一种“辉格史观”(Whig Interpretation)去评判过去的史家及其作品。但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史学史研究的材料获得了极大的扩展，史学史家不再论证从历史到史学的单线发展，而是希望展现一种曲折、复杂的多元化图景。 

三、从西方中心到全球视野 

　　近代以来，许多欧洲学者为西方的崛起寻求理论依据，各种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应运而生，这种优越感投射到历史研究中就形成了“非西方地区不存在历史”的偏见。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印度等地虽然写史传统悠久，但却缺乏历史意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杜维运、许冠三等史学家就撰文反驳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贬低和轻视，强调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批判传统和历史意识。(35) 

　　与中国、印度这些拥有悠久历史编纂传统的文明古国不同，非洲部分地区由于缺乏书面记载，因此被西方学者视为没有历史的大陆，如英国史家亚瑟·牛顿(Arthur Percival Newton)认为，非洲“没有历史，历史是从人类有文字记载时才开始的。”(36)20世纪50年代，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一些非洲历史学家开始反思“非洲无史论”，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的《非洲通史》以及非洲本土的伊巴丹学派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一方面，他们寻找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的书面材料，指出从15世纪开始非洲就存在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记载，如当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土著人用阿拉伯文撰写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发掘非洲本土资源中反映的历史意识，其中口述传统受到众多非洲史学者的关注，而如何发掘非洲口述传统则成为史学史研究的重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尼日利亚的肯尼斯·戴克(Kenneth Onwuka Dike)就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收集口述材料，以此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而后一些西方学者受其影响也开始关注口述材料，扬·范西纳(Jan Vansina)便是其中的代表。(37)60年代范西纳出版了《口述史学方法论》一书，被翻译为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等，后又出版《作为历史的口述传统》一书，在国际学界广受关注。范西纳认为，口述资料是未被写出的信息，保存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尽管它是在当下被讲出的，但它包含来自过去的信息。(38)像史诗、民谣、民间故事、目击者的叙述等，这些口述传统中也存在历史意识。虽然范西纳主张发掘非洲的口述传统，并将口述资料运用于非洲史研究之中，但是发掘口述资料只是为了证明非洲存在历史意识，或说仍然是在沿用对待书面资料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口述传统。受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历史表现”、“经验”成为热词，人们不仅关注于历史本身，更关注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如何将古老的口述传统与后现代史学相结合，成为当下非洲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这种研究路径由非洲学者率先进行尝试，如20世纪90年代埃比戈贝里·乔·阿拉戈(Ebiegberi Joe Alagoa)出版的《非洲史学实践》一书。阿拉戈在介绍了非洲的口述传统、文献传统、伊斯兰传统和西方传统之后，对非洲史学的未来进行了展望，阿拉戈坚信口述传统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结合，将成为非洲史学的新方向。(39)如何从本土出发去倾听非洲史学中多元的声音，成为近些年研究非洲史学史的西方学者所热议的话题。2005年约翰·菲利普(John Edward Philip)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书写非洲历史》，其中不仅关注口述资料，而且对当时的阿拉伯文材料、殖民者记录等都有所涉及。(40) 

　　史学史研究不仅开始关注非西方史学，而且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试图从全球视角考察史学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可谓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到史学研究之中，开始出现大批从全球视角研究人类历史的著作。2008年，由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合著，穆赫吉参著的《全球史学史》，以“全球化”和“现代化”为主线，采用平行叙述的方法展现了自18世纪以来，西方、穆斯林世界、印度、东亚世界各自的内在变化和相互关系。该书主要关注在西方史学近代化的冲击下，非西方国家如何基于传统和现实的需要有选择性地吸收和改造西方的史学思想。(41)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学界的热议。2017年该书又出了修订版，一方面，扩展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史学部分的内容，并增添了俄罗斯和南非史学；另一方面，回顾了近十几年的史学发展状况，增加了环境史等新内容。(42)自此以后，学界日益关注如何从全球视野书写史学史，丹尼尔·沃尔夫于2011年出版了《全球史学史》一书，该书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追溯至前近代时期不同文明中历史意识的产生时期，试图通过描述人类既往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知识的形成，描绘一幅历史意识在全球范围内交互发展、互动融合的多元化图景。(43)沃尔夫还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持了一项更为庞大的项目，即五卷本的《牛津历史著作史》。2011年，这部由众多知名学者合作编纂的、内容涵盖全球的著作问世。该书分为五卷，以史学史全球化为其宗旨，由150篇专论构成，含括整个人类史学文化传统，甚至连一些在传统史学史研究中不受重视的地区的史学史也囊括其中。而且编者尽量不采用传统的古代、中世纪、近代这种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历史分期模式，关注各地区的史学传统，主张一切历史文化都具有同等的价值。(44) 

　　现如今，学者们不仅关注如何从本土视角出发，发掘非西方的史学传统，反思西方中心论宰治下的传统史学史研究，而且关注如何从全球视野考察史学知识的传播。若借用后殖民史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经典论断“把欧洲区域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45)可以看到现今史学史研究正在经历一场“把欧洲史学范式区域化”的革命。这种变化是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史学史研究的一种表现。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下书写史学史，成为当今学界热议的话题。 

结论：从历史编纂学到历史知识学 

　　当我们从方法、材料和视野三个维度考察当下的史学史研究后，可以发现当下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一种类似“范式转移”的变化。传统的史学史研究中所蕴含的宏大叙事被打破，史学史从历史编纂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转向“历史知识学”(historiology)。相较于历史编纂学来说，历史知识学这一概念更具包容性和动态性，概念的边界也更为模糊和具有弹性。由于历史知识学这一概念内涵复杂，且不同学者对此定义不一，(46)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以期概括当下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向。其一，不同于历史编纂学，历史知识学在研究对象上更具有包容性。传统的史学史研究仅关注史学作品，从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这一名称上我们便可看出它的文献中心倾向。(47)而历史知识学的研究对象为一切承载历史知识的载体，因此不仅史学作品而且图像、口述等蕴含历史意识的载体，均可作为它的研究对象。(48)其二，若借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历史知识学则可看作一种历史知识的考古学。传统的史学史多研究史学家作品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将史学著作看作静态的文本，忽略了史学著作作为一种产品，是如何被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过程。在福柯看来，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背后其实存在权力的运作。历史知识作为一种被制造的知识，也存在从生产到接受的动态过程，而如何被生产，又在何种背景下被接受、被改造，这背后所蕴藏的权力关系，正是当下史学史研究的热点。 

　　若我们概括当下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在方法上是史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从静态的文本分析转向形象的塑造、知识的生产与消费等动态过程。在材料上，史学史研究的材料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史学史不仅研究史学名著，而且关注当时流行的小册子、通俗读物；不仅重视史学名宿而且视角向下去发掘那些大众史学家、女性史家、少数族裔史家等曾经的边缘群体。在视野上，史学史不再仅是以西方史学为中心，非西方的史学史开始受到重视，而且越来越具有全球视野。一言以蔽之，当下的史学史研究已从静态的历史编纂学转向更为动态和开放的历史知识学。 

　　虽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史学史研究的方法、材料与视野都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方法并未被完全抛弃。借用诺维克对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史学发展趋势的论断，我们可以用“以色列没有国王”来形容当下的史学史研究现状，(49)即在史学史研究中并未出现一种主导性的范式，传统的史学史研究与最新的史学史研究并存。近代德国史学中最为经典的“历史主义”论题，现如今仍有不少学者在进行探讨，像沃尔夫冈·凯莫哈(Wolfgang Kmmerer)关于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历史主义的研究，便是其中一例。(50)近些年，史学史著作所面向的读者群也进一步扩大，不仅面向专业史家的史学史研究专著频出，而且还出现了一些面向初学者和普通知识分子的史学史入门读物，如德国出版的“大学袖珍读物”系列(Uni-Taschenbücher)便收录三本与史学史相关的普及读物，(51)法国出版的“我知为何？”(Que sais-je?)系列也收录了两本同名的史学史读物。(52)相较于史学史研究专著，这类书籍更为通俗易懂。作为一种研究历史学的历史的反思性学问，史学史研究相较于其他历史研究更易于吸收新的理论，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更具包容性。在西方目前的史学史研究中，呈现出一种兼具全球视野和地方特色的多元学术图景。 

　　　　注释略 

　　（张一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