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美利：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11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出发，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出了11个方面的要求。我结合一年之前赴甘肃挂职锻炼的经历，谈一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相关体会。 

　　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武威市所在地古为雍州，西汉武帝改雍州为凉州。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凉州刺史部刺察范围包括：天水郡（今甘肃通渭西北）、安定郡（今宁夏固原东）、陇西郡（今甘肃临洮）、金城郡（今青海民和境）、武威郡（今甘肃武威市）、张掖郡（今甘肃张掖市西北）、酒泉郡（今甘肃酒泉市）、敦煌郡（今甘肃敦煌西、党河西岸）。历西汉、东汉，武威的灿烂历史从其出土的大量文物遗存可见一斑，其中就包括那件举世闻名的“马踏飞燕”。三国魏晋时期，武威一直称凉州（或隶属凉州），至十六国，武威则是“五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政权腹地。佛教在这一时期空前发展，现在武威两处著名历史遗存便与之相关。其一为鸠摩罗什寺塔，公元385年前秦大将吕光受苻坚所派征服了西域，接西域大僧人鸠摩罗什，由龟兹（今新疆库车）返回。后苻坚死，吕光割据河西自立为王，将鸠摩罗什留在身边，直至后凉亡，后秦姚兴将其请至长安。这位享有盛誉的高僧、翻译家留居武威长达十七年，涅槃后舍利藏于鸠摩罗什塔下。其二为天梯山石窟，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沮渠蒙逊下令开凿，为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而开凿天梯山的僧人、工匠后散落至敦煌、平城等地，将所谓“凉州模式”也带到当地，可以说是云冈、龙门石窟之源，由此天梯山被称为“石窟鼻祖”亦不为过。西夏统治凉州195年，留下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西夏文碑，堪称破译西夏文“大字典”。凡参观过甘肃省博物馆者，皆不难发现，馆藏约有一半文物都出土于武威。而始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的文庙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是武威旧时崇尚文教的力证。 

　　之所以介绍武威悠久又异常丰富的历史积淀，是为了与现实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对照。如此灿烂、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并没有给武威现代的文化发展带来与其价值相匹配的助益。所谓的助益不仅仅是为建设“文化旅游名市”注入文化内涵，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还应该考虑的是，文化如此之盛是否能真正有益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益于增强普通民众对武威的“文化认同”，树立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自信”，进而将这些转化为推动武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强大内生动力。 

　　长期的经济落后和深度物质贫困造成心理的“缺陷”、信心不足、自卑惯性。部分贫困群众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安于现状，存在依靠外界帮扶等着脱贫、依赖政策不愿脱贫、缺乏致富技能不会脱贫的问题。与此同时，因为安享低保的“惯性”和依赖性，在有条件脱贫致富的情况下，不愿干、懒得干，对低保动态调整政策有不满情绪。国家给予的扶贫政策力度挺大，但是存在有的早已摘帽的脱贫户，习惯了吃低保，对自家因业已脱贫而调整低保表示不满，具备劳动能力，却将日光大棚出租出去，以没时间经营为由不参加种植劳动，亦不愿外出打工，得过且过，日子紧巴。同样是种植大棚蔬菜，有的产量高、品质好；有的则是“无精打采”，产量质量堪忧。 

　　由此我感觉到，法治建设和一些中央举措政策一样，在顶层设计之下可能会遇到基层非常具体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这些偏远落后地区，问题和挑战十分错综复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同时也要关注群众心理。 

　　其次，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其中提到的要完善法治体系，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我理解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不仅仅指成文的法律法规，可能还包括结合各地不同的文化风俗形成的乡规民约。以武威市从前遇到的天价彩礼、薄养厚葬问题为例，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彩礼的数额同家庭经济条件成反比，农村高于城镇，山区高于川区，贫困地区高于非贫困地区，贫困村高于非贫困村，贫困家庭高于非贫困家庭，越是经济条件差的地方和农户，婚嫁彩礼越高，越是经济能力欠缺的农民，越想通过彩礼得以补足，越是贫穷的农村家庭对礼金越是看重。 

　　“以彩礼论身价”思想普遍存在。以金钱标榜女儿身价，不收彩礼就意味着女儿不值钱，收得越高代表女儿身价越高。嫁女防老的思想仍然存在。传统观念认为，女儿出嫁后就不再承担对娘家父母的赡养义务，认为生女儿不划算，借机多要彩礼以备将来养老。另外，嫁女换媳思想仍存在，有儿有女的农村家庭用嫁女儿的彩礼来抵消儿子娶媳妇的彩礼，由此在嫁女彩礼问题上坚持不让步。还有嫁女致富的思想，偏远山区、贫困家庭，希望通过嫁女的高价彩礼来改变家庭经济状况。 

　　在移风易俗政策推行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体执行过程中，层层打折扣，个别农户嫁女实际索要彩礼10万，但向红白理事会只报备6万，理事会成员都是乡里乡亲，碍于情面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农村婚介市场发育仍然不成熟，行业管理力度不够，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但婚介需求旺盛，出现了以做媒为职业的从业人员，借牵线搭桥索要媒金，这一行业无序发展，职业媒人哄抬婚嫁彩礼、两头渔利、借机敛财，衍生出按彩礼的5%—10%抽取媒金营生，刺激彩礼走高。甚至由此滋生犯罪，在偏远地区，有不法分子采取“骗婚”手段，以婚姻为饵，获取利益后，嫁入的女性便远走高飞再无踪影，部分是生下孩子后再“逃之夭夭”，原本就风雨飘摇的贫困户人财两空、雪上加霜。 

　　嫁女致富的逻辑里还存在一种现实，那就是养儿并不防老。一对老夫妻，70多岁高龄，有三个儿子均具备劳动能力，两位老人疾病缠身，却因为有三个儿子不符合低保条件，大儿子隔一两年回来探望一次，留下几百元；二儿子多年不回，甚至以度日艰难为由向病弱父母伸手要钱。老人无奈：老话说养儿防老，他们养了三个儿子，却都没能指望上，还不如其他人家有姑娘的孝顺。 

　　对此，规定以村（社区）为单位，成立“红白理事会”。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社区）党组织成员、村委会成员和村（社区）内有威望、有影响、处事公道、责任心强、热心服务的党员、群众代表及乡贤群体组成。讨论制定了理事会章程和工作职责，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操办红白事备案审批制度，推广“婚丧事简办承诺”和“抵制高价彩礼承诺”等做法，在农村社区建立公共服务大厅，为群众操办红白事提供便利条件，形成了“有人管事、按章理事、机制健全、服务规范”的管理服务机制，实现了婚事习俗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充分发挥新乡贤、红白事“东家总管”等群体的引领作用，用民间舆论、群众评价的力量褒扬社会新风、批评不良现象，引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积极培育文明、健康、时尚的乡风民风。 

　　再次，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要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制约监督，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加快构建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2018年7月，火荣贵（2010年至2017年，一直担任武威市委书记）落马，之后与他关联的姜保红等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我们挂职之前，这位落马官员基本相当于当地最大的一股黑恶势力，在此之后，武威的政治生态也在慢慢修复，发展建设也渐渐向好，可以看到国家在基层地方扫黑除恶、推进法治建设的决心。 

（信美利，欧洲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