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战后日本史学

户邉秀明 著   张艳茹 译

(来源：《新史学》第二十七辑)

译者导语：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巨大。不仅二战前是重要的史学流派，二战后更是构成战后历史学的核心之一。尽管如此，受各时期政治体制、社会发展形势及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力大小差异显著。日本学界历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户邉秀明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和战后日本史学》一文，把战后历史学看作一种思想运动，将其放在日本战后思想史的脉络中来考察，分阶段探讨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变化及在史学领域的影响。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以讲座派理论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恢复生机并扩大了社会影响，随即以主体解放为目标开展了诸多实践活动及理论探讨，这些活动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且大多遭遇了挫折，但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内部反省。60年代至7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组织人民斗争史及国家史研究以批判过度的经济开发和政治保守化；另一方面批判近代化论等冷战意识形态，且在不断省思基础上进行了若干自我革新，其内部发展出了民众思想史、社会史研究潮流。70年代至80年代，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质疑，战后历史学的研究方向逐渐收缩为社会史、民众史，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逐渐发展到成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其研究成果最终扎根于历史教育领域及国民思想中，但随之也出现了方法理论上的保守化。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及社会思潮的转变，讲座派理论迅速让位给基于市民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叙述。文章在分析过程中，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时期出现的多层面的自我革新，以及随着形势和研究深度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的关注点、研究方法、观点的更新。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也相对客观，并认为应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批判性继承。

　　考察历史学现状之际，有必要进行如题所示的论述吗？自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诸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也有所衰落，经过了约四分之一个世纪，正在被未经历过当时记忆的研究所替换。为何时至今日更要……我们必须从回答这些疑问开始。这就是本文的立意。

　　最重要的是，在日本即使现在，日本史学的架构也是建立在“战后历史学”所形成的诸多知见＝定说基础上的。它是20世纪后半期日本历史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学问潮流，其核心（非全部）是由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与批判现代社会的观点紧密结合形成的。若想准确探讨历史学现在的境况，必须反复斟酌这种联通当前的历史文脉。

　　虽然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的影响力很大，但并不意味着战后日本的历史学家中的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和现实认识，之所以能超越政治立场的对立，长期以来成为学界的共有财富，并非来自党派的正确性，而是因为它保证了历史学在日本社会中应起到的（或者说必须起到的）批判作用。其中，关于历史研究和社会应结成何种关系，战后历史学拥有包含很多失败在内的丰富经验。如果轻视和社会的关系，历史学难免陷入自我封闭。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冷战体制结束以后，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社会主义诸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学术运动的历史，终于可以开放地进行讨论了。因此，它们和其它理论的融合及重新解释也在不断展开，反而是现在，它们成为了知识革新的催化剂。年轻一代的热情关注，为对抗席卷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这一实践性课题奠定了基础。在日本，阶级及榨取等主题也在多种场合被重新论及。历史研究领域在尝试探讨从中可以借鉴什么？这些理论有何贡献？

　　尽管如此，目前能够讨论日本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机会很少。这样一来，不仅失去了厘清决定历史学现状的因素及发展脉络的可能性，进而也减弱了其社会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要从不同于各专业的学说史整理的维度来把握史学史。本文拟从以下视角出发考察战后历史学。

　　第一，将战后历史学作为一种运动，特别是思想运动来把握，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如何作用于实践需求，结果和社会构成了怎样的关系。本文借鉴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及战后历史学的亲历者们所留下的优秀整理成果，不探讨其理论雕琢的过程，而着眼于其历史研究如何应对战后社会的变化并实现了自我革新，尝试重新进行通史式的探究。

　　第二，将这种思想运动理解为日本战后思想史的一环，从担当者及接受者两主体角度重新把握。先前的史学史多阐述学说和时代的相关性，将担当主体看作理论媒介等闲视之。但是，既然战后历史学有试图通过历史叙述和社会实践来实现主体解放和生产力解放的历史，就更需要主体的视角。本文特别关注到不同时代的研究者经验的差异，拟在此意识下进行相关讨论。进而也尝试和其他地域的历史学动向进行比较，尽管只是极少的篇幅，旨在为能与20世纪思想联动的历史相接续做一定准备。

　　一、历史前提

　　（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讲座派的实相

　　作为探讨战后历史学的前提，简单回顾一下战前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历史认识方法。经过初期社会主义的引进，受到俄国革命的战争期间改造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社会运动中的支持率迅速扩大。在学术界，野吕荣太郎主导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岩波书店，1932—1933年）刊行，对之后的社会科学及历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对观念论社会科学及官学学院派史学的制度史考证来说，该讲座仍是一种通过对比理论和实践进行学术革新的范本。该讲座的编者之一、通过这个讲座成为该领域权威的山田盛太郎，呼吁为“把握整体结构”而进行社会结构分析，冲击了当时实证历史学的局部性，他认为脱离了与整体性的关联，局部的意义无法体现。以各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政治、经济统治构造为基准解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结构论，和以阶级斗争为划分发展阶段的原动力的阶级斗争分析，构成唯物史观的两轮，该史观首次被全面运用于日本历史过程（幕末维新史）分析。羽仁五郎和服部之总的历史叙述可以说为其嚆矢。

　　大多数执笔者的目的是尝试解明日本资本制的形成过程及其产生的矛盾，这些分析魅惑了当时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否参与社会运动及持何种政治立场。广为人知的是，当时还是学生的丸山真男及大塚久雄感佩于山田盛太郎的分析，构筑了一直持续到战后的他们的日本社会观的基础。这种历史认识体系，冲击的不仅是历史学，还首次从整体上否定了强烈制约近代日本整个公共圈的国体论。被束缚在以天皇为顶点的权威主义官僚制和社会规范体系中的他们，从中看到了打破这种泯灭人性的社会关系并展望其它社会形态的契机。

　　（二）拥抱挫折

　　该讲座将在维新变革中诞生的天皇制国家定性为绝对主义，认为其社会构造是寄生地主制等“半封建”要素和资本制相结合的特殊“类型”（与西欧典型的资本制相比较）。讲座执笔者们（讲座派）的日本近代史认识，后来和所谓的劳农派发展为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但与认为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从而强调贯彻资本制的劳农派相比，当时的讲座派是占优势的。在昭和经济危机下喘息的东北农村等的实际景象，使“半封建说”具备了压倒性的说服力。进而共产国际发布的日本革命战略（《三二年纲领》）中的现状分析基本和讲座派的说法一致，这也决定了延续到战后的讲座派的正统性。

　　对抗帝国大学所体现的国家学的讲座派，其正统性实际上依据的也是“另一种国家学”。如果用图式表现一下的话，就是“知识精英为‘革命’而搞‘实学’，遵循‘摄取洋学’的传统，将其学习成果‘自上而下’教给民众，指导民众”，是典型的“学校秀才型”马克思主义。因此，其构想的模式、担当者及晦涩的文体，与具体的民众生活实际及意识是隔绝的。虽说来自体制的镇压阻碍了其与民众接触，但他们是从官学学院派中脱离出来的，官学学院派的作为外来输入的、服务于国家的学问的色彩，也不可避免地深蕴于这些批判者之中。

　　这种色彩，从内容上说，主要被亚洲生产方式论争及其中表现出来的亚洲观所承袭。亚洲生产方式论争，主要是围绕无法纳入唯物史观的发展阶段论的亚洲社会所进行的论争，原本发端于为推动中国革命而试图定性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苏联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扩大为社会史论战。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论争不仅与该论争同时期并发，论争的内容亦相近。

　　当时，渡部义通及早川二郎等受亚洲生产方式论的启发，在日本的原始、古代社会构成体研究方面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让《三二年纲领》中形容的日本社会是“亚洲落后的、半封建统治”那样的亚洲观内在化了。即认为“奴隶制及农奴制加深了矛盾与停滞，这些残酷的压迫形态”大量残存。其结果是，在亚洲各国社会，“很难达成向更高发展阶段过渡的前提条件”。这种理解与学院派史学，特别是其中的朝鲜史等东洋史研究中的停滞史观产生共鸣，即为论证要变革亚洲，反而只能“科学地”证明其后进性。并且转向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们，在日中战争爆发后，把亚洲的这种“落后”完全颠倒过来，歌颂其为对抗欧美帝国主义的“东方社会”的共同基础，从而为动员和掠夺服务。曾是讲座派之雄的平野义太郎的大亚洲主义就是其典型代表。包含历史学家在内的这些人的亚洲观，成为他们无底线地助力战争的基石。

　　但唯物史观的导入，当初并不在国家学及日本特殊性论的框架内。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者的日本史分析，特别是对君主制及亚洲的认识，近年来被重新讨论。学界认为一直以来对该时期研究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它是科学认识之前的不成熟的分析，这种评价是讲座派及《三二年纲领》的权威确立后形成的。因此有必要重新解读未与以斯大林主义为核心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直接接触以前的，立足于日本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基础上的历史分析，据此可以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想象力。并且，基于自身的运动体验，在自学中领会唯物史观的“非精英层”所进行的“民间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也不容忽视。对这些潮流及其后续发展的探讨，迫使我们必须改写先前的以大学的研究者为中心进行描述的史学史。

　　二、主体的解放、主体的束缚——直面占领的历史学

　　（一）战后历史学的诞生及其条件

　　战败后，在一系列民主化改革进程中，讲座派的历史认识不止在学界，在社会上也被广泛接受。战后历史学，是在以讲座派理论为依据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大塚久雄、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近代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松散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立足于超越国体论的科学的日本史理解，反省自己为何容忍战争，秉持学术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积极尝试发表批评性言论。从这一点来说，它是符合“战后启蒙”之名的思想运动。

　　讲座派历史认识获得正当性的理由为何呢？第一，联合国军推动的占领改革，起到了证明讲座派理论正确性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农地改革使地主制解体，印证了战前讲座派的“封建的半农奴制的土地所有”是“天皇制绝对主义权力”及军国主义基础的理论分析。

　　第二，知识分子因战时思想压制及总动员而地位下降，他们将剥夺自身文化优越性的国家权力的野蛮性视为“前近代的”，再度确认了讲座派理论的合理性。日本未经过纯粹的封建制，“在封建制以前，或是古代奴隶制的，或更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态，各种制约性因素、各种关系没有实现阶段性的、结构上的扬弃，而是重叠、凝滞在一起，构成了日本封建制的脊梁，也打造了日本的特殊型制”。这种时评的背后包含着对战时发挥其威力的“神政制”即天皇制的愤怒。同时，以西欧为典型，将包含日本在内的亚洲看作是特殊类型的世界史认识，凭借这种愤怒也扩大了影响。

　　第三，从战败之初相继出版的年轻历史学家们的作品来看，他们战时没有转向（支持战争），也没有战败时的挫折感，而是展现了能立即主导战后研究的预见性。石母田正的《中世世界的形成》（伊藤书店、1946年），其序言写的是“昭和19年10月”完成，战后原本刊行，这也证明了战后历史学是在战中作为抵抗的历史学而萌芽的，以及其持续的一贯性的高操守。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仿佛据此有了一种错觉，即具备了关于战争责任的“不在场证明”。他们之所以在省察自身责任问题和正确理解总力战对社会结构转型的冲击问题上，长期采取逃避态度，上述因素不能忽略。

　　获得了上述合理性后，占领期到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战后历史学的思考方式，大致具有如下特征：1、世界史贯彻了普遍发展法则的见解是科学主义；2、以国民类型为单位的发展阶段论；3、重视长时段内在一贯性的封闭的结构分析；4、以阶级和民族为基本范畴的主要势力检出论；5、志在变革的强烈的目的论构想——根植于此进行历史研究时，给社会更强烈的信息是，要实现生产力解放和主体解放。无论怎样的偏僻村落都能贯彻世界史的法则，这种在农地改革中得到验证的确信，让人觉得自身所处的“扭曲的”“落后的”社会，也能依照发展法则实现内在的发展。同时这种自信本身，也促进了推动发展和斗争的主体的形成。

　　那如何把握两个解放的关系呢？战后启蒙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战后改革是从外部和自上而下进行的，故而对此表现出很强的危机感，“如果民众类型是封建的或者甚而是亚细亚式的，那通过外部压力强制进行民主化时，其结果产生的只不过是无魂的形骸”。他们对占领持批判态度，呼吁培养能够真正接受改革的“近代的、民主的人”。这也是创出完备的国内市场和实现生产力解放的客观条件，故而他们极力鼓舞读者，以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很多的人支持这种历史观。

　　（二）成为历史主体

　　关于两个解放的结合和循环的关系，大塚久雄的中产阶级社会论是其典型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大塚史学区别开来，将战后历史学局限于前者的观点不少，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基于后者的立论占压倒性多数，社会结构论的主要课题也是解放生产力及检出应承担阶级斗争任务的社会势力。

　　重视“主体的契机”的这种倾向，是在试图了解被蒙蔽的自身历史这种广泛的社会要求之下产生的，而了解自身历史被认为是解放自我的起点。石母田正最先提出要书写“村的历史、工场的历史”，鼓励“编纂适合各地方的乡土史”，并鼓励“民众自己”考察进而书写所在的组合（村）及工场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关注自身“传统”的意识。这的确是响应民众需求的倡议。

　　另一方面，迅速获得广泛支持的新的历史学，其研究者主体为何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今天不言自明的历史研究者主体观念，是伴随战后历史学的步伐而形成的。战争期间被盲信的历史学家所支配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的“革命精神”，就很好地述说了这一点。战后，研究室中挤满了复员学生、旧军校毕业者等“具有旺盛的批判战争、批判社会等批判精神的同伴”，就“如何对日本史进行再探讨”、“如何促进日本和自身的重生，开始面对面”进行讨论。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学生历研的核心，支撑着重建的历史学研究会。

　　不只是学生们，同大学的史料编纂所，自明治时期作为其前身的的史志编纂科成立之始，即对外独占古文书史料，对内通过仅接纳特定大学的毕业生的晋升制度，不断生产权威主义。所员们哀叹“完全没有民主”、“没有研究者的对等平等，也没有编纂者的对等平等”，意识到要改变这种状态。他（她）们结成小组，推进尊重每个研究者的职场民主化及社会参与，推动完善公开平等使用史料的体制，这个过程本身意味着摆脱了官职束缚的研究者的诞生。

　　接着战后在全国诞生了很多新制大学、研究生院，随之出现了人数庞大的历史教育、研究队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全国史学科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在各大学编辑出版了诸多校内学会或历史学小组的会报类刊物。这些虽然是片段，但从中仍可窥见他们在困窘的研究环境下进行恶战苦斗的情形。后文要提到的推进国民的历史学运动及人民斗争史研究的原动力，主要是他们这些人，而这些活动的基础是大学、学界的民主化及旨在增加社会参与的研究者自身的主体解放。

　　（三）遭遇挫折的解放

　　这种对主体解放的呼吁，在激荡的占领史中无奈遭遇了挫折。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后历史学因受冷战激化的影响而寻求转变。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就及红色整顿、朝鲜战争背景下，同占领军的对立日益深刻的日本共产党提出了“为民族解放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要进行历史学改造。若将这看成是一时性的方针错误，是低估了其作用，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其对主体的深刻影响。

　　改造历史学的倡议大致包含三个要素：第一，“民族问题”。当时认为对美国的深度依赖会给日本带来殖民地化危机，而历史研究被认为是“广大的民族各阶层向民族化集结的一种手段”，具有“提供传统、文化、睿智、行动、民族自豪等，提高国民心理共通性”、“让自己保有自信”的作用。日本武尊被塑造成了民族英雄，茶汤作为民族文化受到高度评价，这种民族主义动员论调让历史学家间产生了深刻的对立。并且认为日本是美国的受害者的自我意识，也使史学研究回避探讨近代日本殖民地统治的责任及战后被再生产的殖民地主义。

　　第二，“国民的历史学运动”。为了培育肩负统一战线的主体，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启蒙国民的活动兴起。并且，这些运动以提倡“村的历史、工场的历史”为前提，与轰轰烈烈的生活记录运动相结合，支持民众自身成为书写历史的主体，践行所谓的历史叙述行为的民主化，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很多运动并没有开展作为启蒙前提的研究活动，而是被组合进了共产党领导的山村工作组，投身运动的学生们牺牲最大。

　　第三，“学风改革”。当时认为变革两大实践担当者的思想意识是为急务，强烈要求研究者进行“学风改革”。为“改造国民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首先提出要进行“学术改造”和“人性改造”。从中也可窥见中国革命带来的冲击之巨大。战时，为了秘密抵抗独断性的“近代的超克”论的威势，在日本史上探寻近代性的自生发展途径的石母田及丸山，主张日本不同于仅有专制的中国，而是经过了（和西欧一样的）封建制，故而能够实现近代化，再次抛出了亚洲停滞论。但如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发展阶段论，在道德层面强调民族主体的重要性。正面接受这一事实的石母田，在其《历史和民族的发现（正续）》（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1953年）中有明确记载。

　　这些与日本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方针相呼应，在日本独立前后达到了高潮，尽管斗争在短期内即中止，但以与共产党关系深厚的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民科）历史部会为中心的一些组织仍继续活动。直到1955年，在所谓的六全协上，共产党放弃了先前的路线，50年代前半期的运动减速，民科历史部会也实质上解体了。

　　原本预测因为从属于美国，日本会越来越贫困，当时还无法想象会有经济高速成长，因此运动并未轻易停止。农地改革“虽然看起来是扬弃了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但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根本性变革，其结果反而成为殖民地统治＝从属体制的支柱强化了封建诸关系的再编成”，讲座派的这种理论被更为僵化的理解也是自然。无论怎样，最大的问题是，虽然倡导通过“改造”推动主体解放及历史的民主化，但实际是为了进行动员而急于寻求主体化，进而围绕谁应承担责任，居于指导地位的历史学家始终采取的是无主体的态度。这背后体现的是向坚持了狱中未转向的共产党的正统性的膜拜，错误认为贯彻了党的方针就是实现了主体化，是这种颠倒的主体性在起作用。

　　这种主体动员和不负责任的幕后引领，和人们在战争中体会到的国家的苛酷形似，年轻一代对此抱有深深的不信任也是正常的。50年代后半期，运动的离叛者频出，各大学的学生历研也被迫停止活动，历史学研究会的凝聚力骤减。当时出现在学术论坛的昭和史论争，与表面的热闹相比，没有结出太大成果，也与受到批判的一方陷入停滞有关。战后历史学在探讨问题的根源时，将实证性不足归结为主要原因，为了进行防御，只能更加强调自身的“科学性”。

　　但本文上述对50年代历史学运动的缺陷的解说也是片面的。对于当时的运动，曾活跃于运动漩涡的网野善彦，在其晚年回想时仍满含悔恨，不断强烈否定当时的运动。但是，后来成长为欧洲近代社会史研究引领者的喜安朗，就从1951年还是学生的自己与当时的工人小组一起学习历史的经历出发，提出了与被视为领导者的网野善彦不同的说法。当时喜欢学习历史学的人们组成学习共同体，虽然规模很小但维持了很长时间，这与党的引导并无关系。主体的解放，在这方面产生了惊人的广泛影响。就像历史教育论中频繁指出的那样，国民的历史学运动与同时代的生活记录运动、小组运动相结合，成为创造出以继承战争体验为目标的教育实践和扎根于地域的历史教育论的重要催化剂。但历史学界未能与自主成长的民众的历史意识重新结成密切关系。网野强硬的清算口吻使人看不到这种多样性，将史学史简化为了仅剩历史学家们的故事。不应仅依据网野的自述，而应回到他当时所处的时代重新认识50年代史学史。

　　三、被冷战包围

　　（一）自我革新的三潮流

　　战后历史学是如何摆脱停滞的呢？在着眼于其作为思想运动的一面时，应该看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其实现自我革新的三个潮流。下面就按时间顺序简述一下。

　　第一，民科京都支部历史部会中展开的理论斗争。以京都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为中心创立的该会，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是近畿的国民的历史学运动的据点，他们创作的戏剧《祇园祭》被盛传为普及活动的成功案例。但1953——1954年，受困于研究与运动的疏隔，会员骤减。该会在商议重建时，先于中央的路线转换，从1955年开始呈现了独立的态势，并重新开始活动。该会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果断向战后历史学发起了挑战。古代史的吉田晶，中世史的黑田俊雄、户田芳实、河音能平，近世史的朝尾直弘，思想史的安丸良夫等，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50年代后半至60年代初在其会志《面向新历史学》上相继发表。尤其是对石母田正的占据“古典学说”地位的领主制论进行了重新探讨，引起很大反响。他们提出了更为系统的构想，认为因领主制的发展而被推翻的被看作是古代的要素的庄园制，才是构成日本中世封建制的基本生产关系，即封建的“非‘领主制’”论。黑田等强力推出了如下观点：“与其说日本的中世纪已经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制，不如理解为特殊的历史社会结构=时代的性质。”

　　第二，提出研究民众思想史。色川大吉、鹿野政直、安丸良夫，主张从探讨其意识和行动的角度来研究民众，探索“未发”的可能性，提出了对近代化过程进行整体批判的观点。他们指责通过研究精英思维方式的变迁来透析思想近代化的丸山思想史，以及从“民族”“人民”等变革主体像中还原民众期望的讲座派理论，都是“现代教条主义”，从正面予以了否定。例如安丸良夫在《日本的近代化和民众思想》（青木书店，1974年）中展开的通俗道德论，认为只有实践封建规范（通俗道德）才能解放民众的主体性，创造近代生产力的人格基础之说是悖论。另外，我们应注意到，由倡导主体性所引发的过多的实践，结果创造出了超越规范的主体，两种现代主义产生了对立。

　　第三，中世史的网野善彦及近世史的塚本学等引导的社会史研究潮流。以前者为例，在国民的历史学运动遭遇挫折以后，重新沉潜于庄园史料的网野，在60年代积累了实证研究基础，70年代以后，其历史观在《蒙古袭来》（小学馆，1974年）、《无缘·公界·乐——日本中世的自由与平和》（平凡社，1974年）、《日本中世的非农业民与天皇》（岩波书店，1974年）中开花结果。从南北朝开始日本社会进行了“民族史层面”的转换；从“无主·无缘”可透视原始社会以来的“本源的自由”；非农业民的全国游历以及他们开展的商业活动与国家、天皇的关系……这些都是网野史学探讨的核心课题。网野猛烈攻击了战后历史学以土地所有及收取关系为讨论基轴的社会结构论的片面性，对日本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三种潮流，当初在日本史学界受到了严厉批判，上述挑战者们的历史研究也随着论争及研究深化而发生了变化。并且经由上述过程，讲座派的僵化的理论受到质疑，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革新。结果是，80年代他们也被公认为了战后历史学的代表性历史学家。

　　（二）抵抗冷战思维

　　上述三潮流之间，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党派及对学界怀疑的程度等有很大差异。一直以来的史学史中很少将三者放在一起讨论，但从思想史上还是能找出三者的若干共通点。

　　第一，他们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前期，具有大致共通的年代体验。青少年期沉浸在无可奈何的总力战及战败后的价值颠覆之中，接着奔向了以国民的历史学运动为代表的战后运动，他们如果不反观这些经历，就不可能有研究的开始。这给予了他们在研究中重视主体性的独特倾向。50年代后半期，处于重建期的民科京都支部历史部会，将席卷当时学界的安良城盛昭的封建制论（对日本前近代社会构成体史的大胆重组）当作论敌的时期，他们也同样批判安良城盛昭的理论中缺少主体。在作为他们另一个据点的日本史研究会中，对国民的历史学运动的清算也不同于急躁的东京，他们在对自己所发起的运动的意义的省思中，有意识地引入了文化史等方法。色川大吉也在对领导战后革命运动失败的愤慨中，开始沉潜于多摩地区的年轻人和民权运动记忆的共同研究中。鹿野政直评价色川的《明治精神史》（黄河书房，1964年）为：“被认为已经消失了的国民的历史学运动，宛如不死鸟般复活了”。可谓一语中的。

　　这种代际经验，并非日本的特殊现象。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雅克·勒高夫等的历史人类学）及英国的新左派史学（E.P.汤普森的阶级意识论等）的代表性研究者，都是以1956年的斯大林批判及匈牙利事件为契机脱离左翼政党的知识统治，创造新的历史学的。同时期，日本的新潮流在方法及主体探究方面与他们有相似性并非偶然，亦非移植自欧美。在战后革命运动遭遇挫折时，致力于重建主体及从斯大林主义脱离的年轻的历史学家们的探索，虽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但展现了具有世界性的同时代经验。

　　第二，三者都强烈反对高速经济增长以及证明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近代化论。为了在体制竞争中获胜，支撑美国冷战战略的近代化论，提倡一种也可移植入非西洋社会的具有普遍性的发展理论。当然也是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展开的。根据这种历史解释，日本未经革命即具备了资本制、议会制度等，是实现了正常近代化的非西方社会的模范生。赖肖尔等美国的日本研究者成为近代化论的宣教师，日本和英美之间的战争被解读为暂时的偏离，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也未被纳入研究视野。在日本，人们也从高度增长中获得了自信，庆贺明治以来的成功的论调成为主流。对此，战后历史学批判近代化论无视日本近代化的缺陷及从非民主性中产生的矛盾，彻底揭示了其虚伪性。

　　民众思想史研究进而通过具体的历史叙述，对抗近代化论的精英主义。这可以和“中尉”研究小组进行的印度近代史研究相提并论。在近代化论中，将走不结盟道路的印度看作是近代化失败的案例，且认为其失败的主因并非殖民地化的伤害，而是来自前近代的阻碍（封建遗制）。无论是写英国官僚还是本地的民族主义者，历史叙述的主体常是精英们，传统社会和民众只被当作是阻碍近代化进程的客体。日本和印度，尽管一方被看作是近代化的模范，另一方被看作是近代化失败的案例，被拿来作比较，但在对二者的近代化论叙述中，无视民众的丰富体验这一点却是共同的。与此相反，在日本及印度学界，都在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实践遭遇挫折之后，诞生了若干对抗现代主义的、以从属社会集团为主体重新描绘历史的潮流。强调民众世界独立性的这两种研究，也站在了对抗冷战理论的世界性思想斗争的浪尖之上。

　　这种研究动向也承担了克服战后历史学的现状认识缺陷的任务。讲座派理论认为资本制的发展会增大榨取及贫困，但伴随日本社会高速增长下物质的快速丰富，这种理论也迅速丧失了现实说服力。非难日本的“扭曲”和“落后”的讲座派理论，暴露了其弱点，即它是比起解放主体，更注重解放生产力的另一种近代化论。另一方面，民众思想史和社会史认为，并非近代的不足，而是近代的过剩和矛盾诈取了“人们真正的愿望”，他们将对此种状况的愤怒升华为历史叙述，展开了文明批判。

　　第三，三种研究潮流追求恢复整体性的同时追求恢复个性，通过“共同体”“民众”和“非农业民”等主体的复权，冲击了以往历史叙述的局部性。“整体性”概念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也和1968年反叛的思潮产生共鸣，成为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深入学习了萨特和法农的暴力论及整体理论的安丸，通过对农民起义的分析，对自己的通俗道德论产生质疑，开始描绘民众解放自我的动态，这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思想连锁反应的一种表现。当然，相比于对理论的追求，这更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注。鹿野政直以民众活动的整体为研究对象，首次提出：“思想史对人们来说，是能让他们体会到，不仅谁都可以参与到历史中，而且是谁都不得不参与其中的一种科学。”他的这种大胆说法，体现了其关心所在。他们率先进行历史中的被歧视民及少数群体问题研究，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关切。

　　（三）比较的瓶颈

　　近代化论批判是很好的对抗冷战的行动，但东西对立也成为束缚历史学家们思维的一个框架。对抗的前沿首先是对明治维新的评价，另一个主战场是中世史。近代化论在运用数值对民主化及工业化的程度进行评价的同时，探究传统文化的文化类型与近代化的关系。被发掘出来认为是日本成功要因的，是中世存在封建制。认为日本在中世发展出了和西洋比肩的分权的社会制度，从而培育了民主制的原型。援用了韦伯理论的这种文化决定论，通过提取欧美日的共通性，塑造出了因专制性、集权制而无法发展的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形象。

　　黑田俊雄等将领主制论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也与近代化论相关。从压倒古代庄园领主的在地封建领主=武士中寻找历史发展指标的领主制论，对在占领时期试图从天皇制下实现主体解放的人们具有强大说服力。但是，如果只强调这是历史的必然，就会成为强调与西方阵营的共性的文化本质主义的先锋，招来危机。实际上，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盛行封建制的国际比较，继承了封建制论的永原庆二也曾被邀请。另一方面，河音能平等也受中国主办的北京科学研讨会的号召，致力于构筑作为“亚洲封建制”一环的日本封建制论。

　　这与对战后历史学的基础——发展阶段论的理解直接相关。若严格按照发展阶段论，不经过封建制度，就不会有自生的资本制，更没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具备符合封建定义传统的社会，必然是停滞的，解放的理论沦落为从非西方社会剥夺主体性的理论。意识到要克服欧洲中心史观的黑田及河音等关注的是亚洲的特质，即日本中世过多残存的古代律令国家的集权的要素（亚洲的专制）。这一问题的提出，在60年代发展为围绕日本封建制的“亚洲特质”论争，他们和永原间展开了论点交锋。以此为催化剂，列岛内各地域间差异的研究以及以南北朝动乱为划期标准的阶段论研究都得到了发展，永原结合黑田等人的论点修正了自己的学说，他在此基础上构筑的中世史像成为了学界“通说”。通过这一论争可以看到战后历史学在收缩。

　　但或许有一些未被意识到的问题。永原在总结上述争论时，虽然表示接受“简而言之，‘亚洲的’特质论不正是‘西欧’基准论吗”这一质疑，但他的回答是“仍具有研究上的意义”。这种模糊的否认，反映了冷战所带来的紧张氛围是如何影响彻底探究这些问题的。问题不仅限于反对西欧中心主义。在当时，学界一方面详细讨论马克思等的西欧“古典”文献中所载的亚洲形象，另一方面探讨所谓“亚洲特质”实际上有哪些是“亚洲的”？对于经历了殖民地化历史的亚洲的多样性几乎没有进行讨论。因此研究印度史的小谷汪之对马克思的亚洲认识的局限性进行了严密考证，并指出了大塚史学中所追溯的一国规模的发展阶段论及由此引出的对日本地主制认识的缺陷，尽管如此，讲座派的经济史学家们并没有意识到需组织有意义的论争，进而改写近代史像。

　　把自我认识中不可缺少的亚洲，当作同等重要的他人来认识是多么困难啊。并且这种思维局限性，可溯源至采取日、西、东三分制的日本近代历史学的世界认识。就像70年代时已经提到的，战后历史学或许从本应斩断联系的近代历史学那里不自觉地继承了很多东西。在未解决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就将战后历史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危险的，这一点至今仍未改变。

　　四、取得的成果

　　（一）向市民社会的软着陆

　　那么战后历史学的正统取得了怎样的发展呢？标准的史学史认为：国民的历史学运动失败所带来的停滞被安保斗争打破。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之后，为对抗保守反动和无止境的开发所带来的各种矛盾，战后历史学组织了人民斗争史和国家史研究，并迎来了全盛期。其成果体现为陆续出版了众多丛书，如《日本民众的历史》全11卷（三省堂，1974—1976年）、《大系日本国家史》全5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1976年）、《起义》全5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等。

　　其间，基于社会结构论的实证研究显著增加。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史自不待言，在政治史及文化史领域，和所谓的实证主义史家间也就具体论点展开了对话及论争，并产生了密切的合作。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人员变迁，及在经年讨论之后成立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83年开馆）等大学共同利用机构的人员配备中，可窥见这种关系的变化。伴随大学的增设及规模的扩大，先前在大学内处于边缘地位的战后历史学的年轻研究者们多取得了定职，成为了再生产的基础。这就确保了战后历史学的方法在研究者世界中的稳定地位，其成果超越了立场的不同而广为讨论，形成了各领域的“定说”。战后历史学在这一阶段，可以说达到了科学论中所谓的常规科学的阶段。

　　但战后历史学的这种成熟，很快成为了束缚自身的紧身衣。以既有理论为前提进行的研究，不免呈现个别的实证研究的分散化。前述丛书之后，在共同的框架下将整个时代连贯起来进行研究变得困难起来。并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细化达到了顶点，和其他研究的对话也变得很困难。达到了自足程度的日本史学，与先前相比更感到没有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对话的必要。在历史类学会会刊及著作中，介绍和探讨其他学术领域的方法革新的趋势变弱。故此，战后历史学虽然秉持社会批判的态度承担革新国民运动的责任，但在方法上反而趋于保守。战后历史学对80年代社会史批判、90年代国民国家论及认识论批判的冷漠反应，即是这种现象表现。

　　这种自足和自信，来自战后历史学在当时找到了与社会相结合的新切入点。国民的历史学运动结束后，历史学类的诸学会除发表一些声明外，已没有了对社会施加影响的具体途径。但面对高速增长下的乱开发及保守意识形态的攻势时，还是在反对“明治百年”祭及各地的遗迹保存运动等“科学运动”中起了主导性作用，也使战后历史学的知见及态度逐渐得到社会认可。其中，70年代以后有组织地支援家永三郎教科书检定诉讼，是关系到战后历史学内部情况的举措。他们在法庭斗争中作为专家举证并集体准备书面材料等，也通过对检定意见的批判加深了研究。特别是围绕“支撑历史的人们”这一问题和国家间展开的论辩，也使历史学家自身体会到了民众主体的积极意义以及包含基本人权观念在内的市民价值观的重要性。同时，支持诉讼的他们出于批判国家检定的目的，参加了教科书编写，使教科书的历史叙述中采纳了战后历史学的诸多观点。这样一来，战后历史学终于在70年代至80年代的战后教育以及经济高度增长形势下产生的战后日本富有批判精神的市民中扎下了根。

　　（二）综合民众史和社会史

　　在内容方面保证了战后历史学能融入社会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民众史和社会史研究。前文已经提到过社会史，下面以研究近世史的深谷克己的经历为例来探讨一下民众史的形成。

　　60年代后半期，人民斗争史成为日本史学的一大潮流，人民斗争史援用列宁的革命形势论，认为不局限于工人阶级，应谋求各集团广泛联合展开行动并发展势力。虽然同时期出现了革新自治体等反对意见，但还是产生了佐佐木润之介的改革世道论那样的丰硕成果。只是这种追风式的研究到70年代中期伴随变革风气的退潮而失去了方向，分解为个别的运动史研究及都市史研究。

　　依据阶级斗争理论研究农民起义的深谷，在人民斗争史研究鼎盛时期作为少壮历史学家的一员十分活跃，但到70年代前半期他开始走向独立研究。在标志其转变的论文中，他放弃了通过分析幕藩制结构下的“农民”的人格结构（规范意识）来解读起义，并从中检出可以成为变革主体的阶层、集团的理论，从人民斗争史研究中抽身出来。之后的深谷，不再局限于起义分析，而是尝试通过以分析 “农民形成”为核心的民间社会论来整体把握近世社会。他认为近世农民维持小经营的所谓“农民形成”原理，是在近世国家和民众相互制约基础上确定的秩序。起义是为确认这一原理而进行的突破困局的手段，是近世公法秩序框架内的斗争，因而能够唤起民众的主体性。深谷构筑的是与战后历史学不同的主体像，战后历史学期待农民成为准备革命的变革主体。深谷从战后历史学对近世史所抱持的“幕末维新未完成感”中摆脱出来，他认为，近世形成的社会形态（民间社会）是权力也同样受到束缚的法度统治，应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研究近代并展望将来。如果说构成战后历史学的最核心要素是贯彻以主体解放为目标的批判理论，那除此之外的一切能够进行多大程度的反省和革新呢？从这一角度来看，深谷的研究轨迹是一个颇有意义的事例。

　　像这样推出了“民众”这一主体，将统治及生产技术体系也纳入研究视野，试图描绘时代的整体像的研究，在80年代以后被称为“民众史”。历史学研究会等在表明自己的方法立场时，经常将其与“社会史”结合起来使用，成为战后历史学新的自画像。到80年代初期，尚未展开社会史批判的战后历史学的正统，编集出版了《日本社会史》（全八卷）丛书（岩波书店，1986—1988年），讨论民众的世界观及社会结合等，就是这种变化的象征。

　　（三）战后历史学的载体

　　毋庸置疑，这一时期在日本史学领域内外体现研究转变的历史学家是网野善彦。和西洋史的阿部谨也及二宫宏之、喜安朗等一起引领了社会史研究热的网野，虽然不断猛烈批判讲座派的历史观，但同时他一直公开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战后历史学的正统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进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网野成为当时国民国家批判的引领者，他主张列岛社会具有各种地域性，并致力于解构关于天皇及水田、农民等的一元观。从他在前述讲座（《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的编集委员中居于核心地位，以及在该讲座的文章中频繁被提及，可以看出其影响力。

　　尽管如此，战后历史学也并未通过民众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脱胎换骨。在中世史研究中，网野70年代以后的研究，首先在实证层面遭到了质疑。对他进行最系统批判的是比他年长的友人永原庆二。继承领主制论在中世史研究中构筑了更为系统的历史像的永原，从“只有私有的、‘有主’的世界的发展才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契机”的立场出发，认为“中世‘自由’问题只能理解为‘衰退’史，不能带来对近代自由的展望”，永原对网野的主要著作提出了质疑，担当了堪称战后历史学守护者的角色。

　　永原在其晚年，还通过长文“私见”的形式挑战网野。其批判十分明晰，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永原对网野历史观的解读。永原从批判进步观念的网野身上，嗅到了和战时日本浪漫派历史观有共通之处的“空想的浪漫主义历史观”气息。永原对此“感到不安”，战中他是浪漫派的读者之一，永原觉得自己类似于“毒品所带来的陶醉”的记忆复苏了。永原在晚年，将战后历史学和自己定位在贯穿明治文明史学（福泽谕吉、田口卯吉等）至昭和前期唯物史观的“确信历史‘进步’”的谱系中，这和他对网野的批判不无关系。

　　从中我们可以透视长期参与战后历史学的历史学家们对战后历史学寄予厚望的根源。从总力战的悲惨、野蛮和魅惑中摆脱出来，在战后运动的各种挫折中守护启蒙价值，与此历程相伴随完成了自我塑造的历史学家们，之所以从内心对网野的“转变”感到不安，并非单纯是历史观的问题。当然，网野自己的情况可以说也是如此。网野的“绝对自由精神”，也是由在战争和战后因暴力而生成的自闭、自毁记忆中，不断产生的超越它的冲动所支撑的，因此是绝不能让步的历史视角。二者都是基于丰富的战争和战后记忆，造就、支持、革新战后历史学的。在保存这些记忆的身体逐渐离世的今天，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学说的资产平衡表，而是支撑着这些历史学家们人生及其作品的文脉。

　　五、当前的境地——面对战后历史学的终结

　　（一）新自由主义下历史意识的转变

　　如上所见，战后历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受到了新一代研究者的质疑，并受此影响而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收缩为了民众史、社会史。这也使其能够在70年代之后，在寻找和社会的新的结合点之际，能够顺应以国民国家为前提的战后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包围并发生相应改变。据此，50年代至60年代占据战后历史学中坚的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讲座派理论，悄然让位给了市民主义的价值观及以此为基础构筑的日本史像。

　　这或许是日本史学受冷战终结影响不那么深的原因。对冷战结束前后的亚洲经济增长及全球化，战后历史学几乎未基于历史展望提出任何批判，这也是使其身份认同更为松散乃至解体的决定性因素。结果是，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战后历史学说明现代社会的能力持续减退，也失去了接受其研究成果的主体。

　　其背景中有历史意识的变化。媒体环境的激变带来时间、空间感觉的变化，以及统合二者的身心的变化，引发了历史意识的质变。互联网消除了信息获取的制约，历史知识被剥夺了它所依存的文脉，变得平均化、碎片化。碎片化增大了历史的可操作性。所谓历史的民主化发展到了极限，好像谁都可以就历史发言，谁都能书写历史。基于与研究者追求的实证性不同的标准书写的历史大行其道，专家的权威被迅速剥夺。同时，国家及资本推动了历史动员及产业化。历史知识的加工品越过剩，文脉的遗忘就越快速，历史修正主义的跳梁就越容易。另一方面，受这种环境牵引，学术中“历史”的涵义也不断发生变化。分析模式的精炼化及与之相配合的数据加工，将变化还原为“变数”，消除了过程中产生的动力学。历史被颠倒为解说模型的材料，并优先进行方法证明。研究主体也把四分之一世纪的变化视为理所当然，开始成为了历史和社会的观察者。

　　总之，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使依照文脉讨论价值的历史视角减退。但是当时的战后历史学由于某种自我封闭化（理论保守化）的发展，对于这种土崩瓦解式的变化，似乎已经不能维持之前的批判作用了。结果，历史研究以国民国家的框架为自明前提，以革新所有方法、认识为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新的自我更新，具体可列举剔除了性别秩序、构建记忆和表象的理论、批判殖民主义等观点，这些研究一直没有处理好和战后历史学间的距离和关系。在历史批判理论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碎片化了。

　　（二）为抵抗而进行的自我变革

　　面对这种状况，本书的各篇论文详细分析了战后历史学思考方式的变革或致力于最终摆脱其影响的尝试。在此仅简要探讨想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的三种动向，并做一定程度展望。

　　第一，重新发挥发展阶段论所具有的对于重大变革的说明能力，尝试将日本史放入世界变动理论中进行探讨。古代、中世史家保立道久提出“放弃封建概念”，停止以国民国家为单位的社会构成体的比较史，将相对“未开化”的日本列岛的变化动态始终置于国际变动中，以摆脱从战后历史学那里无意识地接受的思考方式。

　　第二，摒弃包含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近代历史学中一直存在的以脱亚为志向的日本史理解以及强调“亚洲特质”的任性的亚洲论，从日本史的角度重新认识亚洲的共性和异质性。深谷克己假设存在以儒教为核心的“法文化圈”，处于其边缘位置的日本从古代以来受到多次冲击并被包摄在东亚之中。同时，也在对抗中实现了“日本化”。他进而提出了将这二者进行动态的统一把握的研究视角。

　　第三，将民众的生活和运动，与生存维持系统的结构化力学关联起来理解的潮流正在兴起。倡导“生存历史学”的大门正克的研究，继承了民众史的视角，从民众的生存战略及与体制的相互交涉角度，去研究包含性别秩序在内的权力及对抗性运动，提出了新的整体论的方法。这是试图将战后历史学中无前提地使用的“所有”和“统合”的概念，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解释。

　　当然这些动向并不表明现有研究已经全面替代了原有的历史研究，而是仍处于摸索阶段。但是，这些探索的好处是，不仅反省了战后历史学的问题，也将包含这一（有力的）潮流在内的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的整体纳入了反省的视野之中。继续探索下去一定能有很大收获。

　　（三）在哪里结束及从何开始——结语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截止至某代研究者以前。其理由如下。

　　近年来的史学史普遍认为，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水岭，70年代以前的讲座派全盛时期是战后历史学，之后的民众史、社会史大发展时期是从战后历史学中独立的过程，或可被定位为现代历史学的出发期，进而到90年代以后以文化史及历史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历史学真正发展起来。但同时，笔者认为不应仅着眼于理论斗争层面，更应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理论和社会实践不断自我革新和更新的历程，战后历史学经历了多个潮流的自我革新，并通过在这些潮流中的反复探讨而不断更新，整体透视这种历程在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本文以“漫长的战后历史学”为考察对象，不管是批评者还是拥护者，都将马克思主义=讲座派看作定式，因此对战后历史学的历史评价极为偏颇。但笔者认为，为了进行自我反思，有必要罗列多种时期划分方法，并对比不同观点的得失，从而丰富史学史的认识。

　　如果将战后历史学看作是战后思想，可能会有批评者认为问题局限于某一代人吧。沉浸在战争和运动中的人们创出的历史学，伴随那一代人的退场而终结，我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无视时代条件对其进行整体继承，那么就需要将战后历史学作为一种异文化，使其成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在的批判重新理解其意义。当然，这是属于“战后”之后从事历史学的一代的任务。

　　在学问的实用性通过其经济效用来衡量的今天，历史学的批判精神被贬低，被看作是陈腐的。这或许是历史民主化未料到的结果。确实历史不是专家们的独占物。况且战后历史学还拥有一段试图通过与人们的协作来实现历史民主化的历程。但面对历史意识的转变，若高唱所有历史想象力都具有同等价值，就是附庸于既有意识形态。

　　背负着艰难任务和沉重负担而诞生的战后历史学，在试行错误之后，以与市民社会的价值观相适应的形式改变了自我。但是，如果认为这一过程是不言而喻的，并且是不知不觉地到达当前境地的，我们就不能批判地面对近年来的重大变化。如何重新发挥战后历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所培养的社会批判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呢？以怎样的形式来传递这些信息，才能与以主体解放为目标的那种历史研究取得关联呢？不以此种省思为基础，今后历史研究者大概无法与社会构建富有生气的密切关系吧？不仅是战后历史学，日本史学发展本身的紧要关头就是现在。

（注释略）　　

　　译自《岩波讲座日本历史 第22卷 历史学的现在》（大津透［他］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第22巻 歴史学の現在』，東京：岩波書店，2016年），第135—164页。

　　户邉秀明，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冲绳现代史、日本近现代史、史学史

　　（译者张艳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