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历史进程

［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当代世界体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和变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改变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方向，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大变局”是“历史合力”的产物。其主要内容是世界经济版图正在改写、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加快重塑世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在历史大变局中明显加速，这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发展大势。

［关键词］历史大变局 世界体系 历史合力 世界多极化

　　2017年年末，习近平接见我国驻外使节发表重要讲话时，作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对世界历史进程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世界历史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指今日之世界体系和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与变革，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然而，“今日”是“昨日”的今日，历史不能割裂。欲从整体上思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谛，宜回溯到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下简称《和约》）签订时。《和约》确立了以单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主体，重新划定欧洲国家的政治版图，形成欧洲战略新格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标志着中世纪神权统治的终结，由此开始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不仅破坏了欧洲各国的政治结构、领土疆界，而且打破了建立在封建统治基础上的欧洲均势。英国和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组成反法“神圣同盟”，从1792年到1815年20余年间，发动了七次反法战争。法国战败后，欧洲列强于1814年～1815年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形成了欧洲协调的“维也纳体系”，这依然是强权政治的体系。

　　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平稳发展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就是战争，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帝国主义战胜国为分赃而构建的世界体系。美国大发战争财，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债权国，1919年即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40%。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急剧膨胀。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声称，金融领导地位将属于我们，工业首要地位将属于我们，贸易优势将属于我们。美国的目标，是建立符合美国价值观的“世界秩序”，领导和指引世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仅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加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引发了五四运动，促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它虽然维持了战后大致稳定的世界格局，却充斥着大国支配小国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成为许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拉开“冷战”序幕。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宣读了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咨文，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

　　“冷战”期间，世界体系由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演变成美苏两极格局对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弹冠相庆，妄称这是“当代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和现象的马列主义的消亡……马列主义已经寿终正寝”。在所谓历史已终结在“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的最后胜利”之时，美国成为“一超”，迫不及待地要充当“世界领导者”。“美国面临的终极挑战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道德共识……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尽管看起来不愿意接受，但是事实上却急切需要有一种开明的领导力量。”所谓“开明的领导力量”，即单极时代的“美利坚新帝国”，实现美国独霸天下。

　　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揭开了冷战后美国以武力构建单极世界的序幕。1999年～2020年，美国自食其言，五次策动北约东扩，使北约从12个创始国扩张至30个成员国，几乎将原苏东阵营的中东欧部分都囊括进来，形成对俄罗斯直接的军事威慑。美国在“维护民主”“保护人权”“人权高于主权”等幌子下四处用兵。如武装干涉索马里，出兵海地，导弹打击苏丹和阿富汗，空袭波黑塞族地区，并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1991）、科索沃战争（1999）、阿富汗战争（2001）、伊拉克战争（2003）和利比亚战争（2011）等。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新的安全理念和“先发制人”等军事战略，在之前的“超越遏制战略”等政策的基础上纷纷出台，单极与多极、称霸与反称霸的斗争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心。

　　然而，世界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并不以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公元1500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迈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第一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那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体崛起”，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世界格局和世界体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则凸显出“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自由资本主义正在减弱，尤其是新自由资本主义”，“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全球政策结构比例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冉冉升起”，历史开始向东方倾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10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诞生，占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70％以上。它们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与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着长期的斗争。20世纪60年代部分亚非拉国家发起了不结盟运动，1964年组成了“77国集团”，并建立了一系列原料生产国组织和区域组织，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第三世界兴起并迅速发展。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成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强大力量，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戴维·蓝普顿（David M.Lampton）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20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深刻变化，打破了所有的保守预期，令全世界重新审视中国的影响力……不知不觉之中，中国竟已与美国一起，在其他经济体告急之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曾任波兰副总理的经济学家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指出，“中国的绝对地位，以及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正在提升，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提升……中国的发展不会停止”，“中国在世界面前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中国变成了引领潮流的国家”，西方“应该承认这个现实”。

　　面对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时代之变，西方学者惊呼“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日渐萎缩、衰落。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提出20世纪后半期美国衰落的五个阶段：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宣布了多极化之后；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扩张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的财政和贸易赤字爆发之后。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这还不够。2015年他对亨廷顿的“五个阶段”做了补充，认为“在21世纪，还必须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之后的时期”。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性在21世纪继续深入推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改变了由西方国家单一主导人类命运的世界体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世界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拐点，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

　　二、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哲学思考

　　黑格尔认为，人类观察历史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种，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前两种基本是编年史以及在编年史基础上历史精神的扩展，是“死”历史，而哲学的历史，不仅要“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还“必须用抽象的观念”展开历史的叙述和思考。所谓“‘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从这一认识出发，黑格尔把世界的历史看作统一的过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源自黑格尔，但超越了黑格尔，他“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地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和光明前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界体系深刻的调整、变革和转折中体现出来，而世界体系发生“深刻的调整、变革和转折”的动因或基础，则深植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规律性的历史运动和演变中。

　　这些主要表现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三个阶段。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业结构和对外扩张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而使这一矛盾日趋深化和复杂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主义则实现了从科学理论、革命运动，到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变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空前挫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大大提升，社会主义制度再次彰显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重放光彩。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16世纪起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侵略扩张，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但20世纪世界历史巨变，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统天下，世界经济体系演变成涵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两个平行市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三类国家的世界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国际分工为基础、以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为纽带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大大加强。美国把全球化看成自己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的延伸，使全球化成为全球霸权的自然学说，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反对。

　　19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所形成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科学技术水平和科学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自20世纪中叶开始，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开辟了人类科技革命的新纪元。近年来，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且渗透到国际政治、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等领域。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特别是文化理念的变革。1982年，世界文化大会《关于文化政策的墨西哥宣言》指出：“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人类今天仍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其重要特征是生产力革命、科技革命和交往革命持续发展，不断地推动着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和交融。各民族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政策，彻底摒弃“欧洲中心论”，繁荣发展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

　　“大变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合力”的产物。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哲学思考，不能割裂近代以来人类历史进程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交互作用和彼此影响。只有把人类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作宏观考察时，我们才能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探究“大变局”的规律性内容和历史趋势，认清“大变局”的实质，从而不为任何险恶挑战所惧，更加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砥砺奋进，开创未来。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凸显出如下特点。

　　其一，世界经济中心正由西方逐步向东方转移，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眼下全球的确正在经历一场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北美地区的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其在全球的重要地位，中国以及东亚国家的经济地位正在上升，动力强劲。因此，先前的世界力量平衡正在转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秩序进入重建时期；20世纪80年代，世界现代历史的发展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形成，其经济总量和对世界经济贡献率逐年上升，其中尤以中国最为突出。2013年～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1世纪初，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已接近40%，到2035年有望达到60%。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则在下降。西方“七国集团”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从1992年的68%降到2015年的47%，2018年进一步降到30.15%。

　　其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政治格局不复存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新获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成为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多极化的持续发展，国际力量对比相对更趋平衡，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回应全球性挑战的主导权日趋衰落，出现了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从不曾有过的全面颓势。“世界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升，与“世界中心地带”的西方七国整体下沉形成鲜明对照。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不仅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而且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趋势。

　　其三，新的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新科技革命加快重塑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革命性作用。“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19世纪中叶，英国和欧洲经过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电气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致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愈来愈不能胜任。”十月革命的胜利，产生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科学技术新成果高速增长。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超越国界的市场体系、金融体系和生产体系开始形成，世界现代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中国家依靠后发优势，在5G技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大数据等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2018年，中国首次进入全球创新榜前20位，诸多单项指标位居世界第一，正逐渐由“参与者”向“变革者”“局部领先者”转变。

　　其四，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是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旧的国际秩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由帝国主义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特征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压榨掠夺。1964年，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剥削、掠夺的斗争中，“77国集团”首先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同年10月，“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宣布，要“为建立新的和公正的经济秩序贡献力量”，全球治理体系酝酿着深刻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明确地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21世纪初提出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推进全球治理。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其五，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成为新的历史潮流。一些西方理论家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产生一种普适的“全球文明”以取代各民族的不同文明。其实质是以强势的西方文明消解各民族自身的文明，使“优越”的西方文明一统天下。这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有力抵制。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文明是多彩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文明是平等的，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文明是包容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有7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有多种宗教。正是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丰富多彩的世界。尊重、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已经成为今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上述特点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中实证内容的哲学思考，它们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物，但绝不是已经逝去的固化的“结果”，而仍是今日“大变局”中生动的活跃着的内容，还是制约着“大变局”历史趋势的积极变量。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可看到，世界经济版图正在改写，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加快重塑世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上述不同的世界历史场景，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一个更契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极化世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新世界正在到来。

　　三、世界历史走向多极化世界的新阶段

　　2009年，美国著名记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出于对美国安全和地位的担忧，撰写了《不可思议的年代》一书，讨论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受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William Clinton）、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推崇。书中写道：“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起点上，而从此开始，世界可能经历几个世纪来国际秩序的最富戏剧性的变革，这也是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得欧洲诸侯国获得主权地位以来最大的变革。这一变革是无法抗拒的，这一变化将迅速蔓延。”“我们正经历的不是一种单一的变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革命的时代。”雷默还特别强调：“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哀叹我们不可避免的衰落。我们将讨论的是，如何才能拯救自我。”雷默这段话不长，但生动地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内容、新特点、新方向。这一切都是在美国为“拯救自我”——防止多极化时代取代美国“一超”的单极世界展开的。

　　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之后，世界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西方所谓的“后冷战时期”，这是雅尔塔体系瓦解后，世界格局从美苏“双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2007年，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志得意满地说：“美国总统第一次自我加冕全球领袖是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即便无从得知它在日历上的确切日期。这个时刻紧随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美国总统虽没有在国际上获得任何正式的祝福，但确实担当起了全球领袖之职。不但美国的媒体如此相称，外国人也以全球领袖之礼相待。”总之，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站在了世界之巅，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支点”，奋力地“在一个更多样、复杂和快速发展的世界里维护其领导地位”，不遗余力地实现称霸全球的“单极世界”的目标。但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了“后冷战时期”的衰落，迎接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多极化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的发展，从不均衡逐渐趋向相对均衡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两极世界、单极世界相比，世界多极化更能体现人类社会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早在美苏“两极格局”内，实际上已孕育着多极的世界。例如，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第三世界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分化，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戴高乐独立自主的外交，勃兰特提出“新东方政策”，日本经济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等。

　　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清晰，进程也在加快。由西方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先后于2008年11月、2009年4月和9月在华盛顿、伦敦、匹兹堡举行峰会，共商应对全球性问题之策。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500多年来，这是史无前例的。

　　世界多极化突出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已建立起区域性经济组织109个，其中1/3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潮流中建立的，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国家联盟等。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很长时期由西方大国所主导，但其发展也有自身的规律。经济全球化不仅反映了世界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不断发展，更反映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相互依赖在日趋加深。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已经不再完全由西方主导。中国引导经济全球化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无止境地追逐利润，向着公正公开、互利互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但是，这些并不表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已经完成了从美国“一超”单极格局向世界多极格局的转化。恰恰相反，世界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充满尖锐激烈斗争的过程。1994年7月，美国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995年，公布了《东亚战略》报告等5个地区性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1999年初，公布了主要着眼于21世纪的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这些报告的核心要义完全相同，就是不择手段地在全球推行“美国价值观”，扩大“民主国家”的阵营，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美国不变的战略目标，是维护美国“一超”的单极世界格局，具体来说就是在全球确保美国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利益，促进美国的价值观。1999年，美国政论家威廉·C.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在《国际安全》杂志第5期撰文《稳定的单极世界》，提出“单极稳定论”，鼓吹单极力量——美国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为美国政府所接受。美国自诩“拥有不容挑战的世界领导地位和作用”，不允许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美国的“单极时代”提出挑战，并将竭尽全力，不惜诉诸武力，防止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

　　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是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库，而且还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俄罗斯作为世界性的军事政治大国，曾4次申请要求加入北约，均遭拒绝。美国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而只需要羸弱的俄罗斯。继续削弱俄罗斯的方法之一，就是极力挤压和抽空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永远禁止俄罗斯“再涉足中欧的前帝国”，“尽快地将所有的前帝国的国家都吸收进北约”。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急欲融入西方政治经济秩序，向西方“一边倒”时，西方也没有改变对俄罗斯的冷战思维，美国通过北约东扩遏制俄罗斯的行动从没停止。

　　美国消化“冷战”成果的重大目标，就是力促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再解体”，使其永久削弱，支离破碎，变成美国秩序下俯首听命的小伙伴，这与俄罗斯本身的安全利益、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冲突。美国长期推进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在乌克兰大搞“颜色革命”，培植亲美势力，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鼓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2022年2月，俄乌武装冲突爆发。美国非但不采取切实行动使乌克兰危机降温，还肆意“拱火”“浇油”，推波助澜，源源不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重型武器，极力将俄乌冲突变成代理人战争，甚或从幕后走向台前，想方设法使之变成持久战、消耗战。美国以乱谋霸，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它唯恐天下不乱，以在乱局中大肆劫掠世界，延续美国霸权。乌克兰危机还没有结束，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已让世人认清美国意欲主宰世界的本质，加快了美式霸权的衰落。

　　21世纪初，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开始从东欧和中东向亚太地区转移。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对“单极”世界格局构成挑战，使美国“一超”感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布热津斯基早在1997年就说过：“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其实力大约与美国和欧洲（假定欧洲既深化又扩大了）持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大幅度超过俄罗斯，到那时很可能大大超过日本。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将使中国有能力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成为远东的主导国家，而且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大国。”这并不是布热津斯基个人的观点，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同样认为，到2030年，“始自1750年的西方称霸的局面大体会逆转”，“届时，中国在经济上很可能跃居世界老大，提前几年赶超美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全球权力还会不断上升”。美国不断渲染中国是“首要威胁”，公开宣布中国为“假想敌”，推出全面遏制中国的亚太战略，通过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构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新秩序。2022年2月，拜登还宣布了一项“印太战略”，声称美国要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对抗“中国建立地区势力范围”的企图。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战”，并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企图用所谓“五眼联盟”“四国机制”等对中国进行围堵，还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这一切都是逆多极化的世界历史潮流而动，极力巩固和强化美国“一超”单极世界的霸权。

　　通过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阈下世界历史进程的回溯，可清楚地看到，世界处于新旧体系交替的动荡变革期，充满了称霸与反称霸、单极与多极的尖锐斗争，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新冷战”阴影不时再现。但是，世界历史的进步趋势不可逆转，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和边缘、受制于西方的状况已一去不返。世界正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明显加速，这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是不可遏制的世界历史发展大势。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