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转型：历史与现实研究”座谈会

　　2013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匈牙利科学院合作研究项目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工作座谈会。课题组成员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瓦莫什•彼特（Vámos Péter）、匈牙利考文纽斯大学教授、冷战研究中心主任乔巴•贝克什（Csaba Bekes），以及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细谱研究员，黄立茀研究员、李锐副研究员、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歌研究员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后徐刚、博士贺婷、曲岩等列席。座谈会由黄立茀研究员主持。

　　乔巴•贝克什教授谈了匈牙利圆桌会议问题。他认为，1989—1990年是中东欧转型的发轫期，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执政党与反对派通过圆桌会议达成和解，在基本未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制度的质变。本次座谈会上，乔巴•贝克什教授详尽还原了匈牙利圆桌会议的过程。他将圆桌会议划分为两个阶段。1985年“十三大”召开到1988年秋冬为第一阶段，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党制中引进更多民主因素，允许党内派别多元化，并做出重大人事变动。此阶段党内虽有一些派别，但没有法律地位，执政党并未承认多党制。1989年1月《结社法》颁布到10月匈牙利正式更改国名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社工党宣布放弃执政地位，实行多党制。反对党的存在合法化，他们逐渐联合起来。1989年6月—9月，各党派代表举行圆桌会议，通过6个法律草案提交国会讨论。10月，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名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更改为“匈牙利共和国”，确定国家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改行总统制，采用市场经济。至此，匈牙利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乔巴•贝克什教授发言后，学者们就社工党由“允许党内派别多元化”向“多党制”转向的动因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匈牙利将自由、独立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传统，1956年改革奠定的基础，1989年各反对派力量强大、倒逼政权，苏联放松对匈牙利的管控等因素，合力导致社工党政党观的转向。

　　彼特研究员谈了“西欧对中东欧转型的影响问题”。关于中东欧启动转型是否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如果没有苏联自身的危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东欧的转型是不可能发生的。彼特教授利用解密的档案文献，对西方在中东欧转型中的作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为具体阐明自己的观点，彼特首先回顾了讨论该问题的历史背景“雅尔塔会议”。雅尔塔会议（"克里木会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的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取得了广泛的成果。主要是：取得了分区占领德国的权力；确定了有利于苏联的苏波边界，保留了苏联支持的波兰卢布林政府；“大国一致”的原则确立了苏联在联合国的牢固地位和作用等。由于在会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没有依照当时中欧，东欧被“占领”国家的期望，要求战后被苏联解放的国家交由联合国代管，因此，许多人认为此次会议使苏联以及各国共产党得以控制中欧，东欧。

　　彼特认为，依据雅尔塔会议规定，二战胜利以后在欧洲形成了苏联与西方两个势力范围，直至1989年，这两个势力范围都共同遵守雅尔塔会议原则及会议原则确立的国际政治格局，因此欧洲保持着动态的稳定。

　　这一背景，决定了西欧诸国对1989年东欧国家制度变化的态度：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希望继续维持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平衡的现状，不希望在东欧发生政治、经济制度剧变，引发动乱，危及西欧国家的稳定。基于此，在他们看来继续承认苏联在东欧的权力, 对于其国家利益来说是第一位的，尽管他们认为东欧改变为民主制度他们是欢迎的，但是，这种变化的利益对于他们是第二位的。西欧各国对东欧变化态度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点——都惧怕两德统一，强大德国的崛起；此外，西欧各国对东欧变动的担忧各有不同：具体来说，与东欧国家有接壤的奥地利、很怕难民问题，也害怕德国统一会影响到奥地利；同时，奥地利作为中立国，担心东欧制度剧变，引起苏联出兵会影响其安全。意大利在二战后完全失去了在中欧和东欧的影响力。他们希望东欧变化后，其影响会增大，因此会和德国有竞争。匈、捷、波最重要的外贸伙伴是德国，意大利希望减少德国的影响。德国要实现统一，恢复以前的荣耀。法国作为欧洲的大国，特别希望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考虑是希望避免德国影响过度提高。总的来说，在军事方面，西欧不希望华约解散，希望欧洲继续以北约和华约存在维持两个势力范围的军事平衡。

　　结论是：虽然西欧国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东欧的变化是积极的，但是西方各国都有国内的利益，而且是第一位的。因此，东欧制度变化，依据雅尔塔规定形成的两个势力范围的平衡被打破，引发经济、政治、民族问题动乱，不是西方想要的结果。西欧国家并不积极支持东欧激进的变动，希望这些国家慢慢改。所以，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主要是人民自己的选择，西方对它的影响较少。

　　中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该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马细谱研究员就“巴尔干国家与欧洲一体化”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是欧洲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制度变化”。作为国内研究巴尔干问题的权威学者，马细谱研究员指出，巴尔干国家在转型后都积极申请加入欧盟，但目前只有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少数国家成功入盟，土耳其等国何时入盟，前景尚不明朗。制约巴尔干国家入盟的因素有几方面。从内部看，巴尔干各国内部都有一两个小党反对入盟，且少数民族矛盾、难民问题和边界争端都有待解决。从外部看，欧盟不断提高入盟标准。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自身也陷入困境，吸纳力减弱，巴尔干入盟更加困难。第三个因素是欧洲怀疑主义情绪蔓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入盟后，政治上需要与欧盟分享主权，经济上也没有获得大量援助，欧洲怀疑主义应运而生。这种情绪对尚未入盟的巴尔干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认为加入欧盟不会获益很多，也不可能成为平等的家庭成员。马细谱研究员同时也指出，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一部分，它们不入盟，欧洲就不是完整的欧洲。但从目前来看，巴尔干各国还是应该加快自身的发展，解决好内部矛盾和边界纠纷，不要急于加入欧盟。这样做比匆匆加入要好。黄立茀研究员补充道，理解中东欧包括巴尔干国家能否入盟的关键，在于他国的加入能否为欧盟带来更多的利益。最近十年来，巴尔干地区成为俄罗斯、中亚向欧盟输入石油、天然气的通道，这是巴尔干部分国家得以入盟的重要原因。

　　徐刚的发言题目是《西欧和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二十余年来在欧洲愈演愈烈的新民粹主义思潮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我国学界也展开了研究。此次座谈会上有两位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博士后徐刚指出，民粹主义的内涵十分宽泛，但核心内容是以民意的真实代表自居，标榜民众与他者的对立。自19世纪后期始，民粹主义经历了三次浪潮：19世纪末在美国、俄国以及东欧出现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60—70年代第二代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尤以拉美的民粹主义复兴为甚；第三代民粹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欧洲复兴的一种思潮，它始于西欧，扩展到中东欧，成为一种泛欧洲现象，我们称之为新民粹主义。与旧民粹主义相比，新民粹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在显示极端的同时又保持了对民主的肯定，它们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自由；抨击1990年以来的精英共识；质疑欧洲一体化；成为泛欧洲现象；最主要的政治表现形式是组建政党，不同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针对徐刚的发言，李锐副研究员提出两个问题：三代民粹主义是否有前后继承的方面；西欧与中东欧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一，为什么都兴起了新民粹主义思潮，有何区别。

　　高歌研究员简述了青民盟的发展历程。中东欧国家相继入盟后，新民粹主义政党在政坛迅速崛起，匈牙利的青年民主联盟就是其中之一。高歌研究员谈到，青民盟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创始人是一批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最初的目标是取代共产党，争取青年对改革的支持。1998年的议会大选是青民盟命运的转折点，它由议会中的小党一跃成为第二大党。此后，青民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于2010年以绝对优势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组阁权。追寻青民盟问鼎的原因，与会学者普遍指出，其非常注重运用大众传媒进行舆论宣传。此外，社会党因无力带领国家走出经济困境引发选民的强烈不满，在2010年大选时已没有能够与青民盟抗衡的政治力量。皮特教授还提醒不要忽视青民盟领导层的成长环境。现任匈牙利总统、总理、圆桌会议议长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都曾是罗兰大学法律系的同学，甚至在一个宿舍居住，彼此信任；罗兰大学思想活跃开放，也为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此外，他们也都很有能力。高歌研究员提出一个问题，青民盟在1990年代由自由党转变为保守党，这种情况在中东欧国家政党中是否普遍存在。对此， Csaba Bekes教授回应，这是匈牙利的独特现象。

　　孔田平研究员认为，东欧转轨肇始于波兰，扩展到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转轨或转型，迄今已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中东欧国家的转轨或转型是否已经完成，中外学者莫衷一是。孔田平研究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持“转轨完成说”，认为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上都实现了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过渡，确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在经济上已摆脱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这些国家在1990年代已经完成转轨。但转型并未结束，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还面临许多挑战。马细谱研究员在讲述巴尔干国家融入欧洲的问题时也指出，巴尔干国家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巴尔干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很大。因此，加入欧盟并不意味着巴尔干国家的转轨完成。彼特教授持“转型转轨均未完成说”。

　　（俄罗斯东欧室张丹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