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茀：“档案互证求信史，理论创新贵在真”——记“公开较量、秘密争夺与东西方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10月20-22日, 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共同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公开较量、秘密争夺与东西方冷战（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Open Struggle, Covert Operation and West-East Cold War）”国际学术会议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及国内二十多所高校、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以色列法海大学等单位的50余位国内外学者齐聚西安古城，就冷战期间东西方的较量、争夺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一、主题报告：选题前沿

 10月21上午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陕西师范大学书记司晓宏、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部主任奥斯特曼（F.Ostermann）、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致辞，共同预祝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四位中外学者做了大会主题报告。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部主任奥斯特曼（F.Ostermann）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概况。他说，中心是以美国唯一一个学者型总统威尔逊的名字命名的，中心的使命是：“成为美国超越党派的关键政策论坛，通过独立研究和公开对话，在全球问题上对国会，政府和政策界提出可实践的想法”。中心每年为来自世界各国的两千多位学者提供研究机会。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部是中心的研究机构之一，也是目前国际上保存冷战史图书、相关档案数量最大的研究中心。奥斯特曼在报告中勾勒了20世纪50年代后至今美国冷战史研究的脉络及近年新的研究特点。他说，“美国本土对冷战史的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正统派、60年代修正派、70年代后修正派关于‘谁对冷战负责任’的争论后，由于史料基础发生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质的飞跃：80年代美国外交文件解密，美国学者冷战史研究题目增加、研究范围扩展；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解密苏联时期历史档案、东欧国家解密社会主义时期历史档案，打破了以前美国学者仅有本土档案可以使用的局限性，出现了使用多国档案使研究走向深入的新局面”。2000年以后，美国冷战史研究呈现新的特点：“研究重点转向亚洲，中国在冷战中的作用也在研究题目之列。同时，美国学者关心东北亚、中欧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近年，对文化冷战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在冷战中作用的研究渐成热点”。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在报告中概括了近年中国冷战史研究的特点。他认为，国内学术界“研究重点从大国关系转向对中国周边国家的研究。对该领域史学史的梳理发现，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薄弱，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个时期：清代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历史的研究上，相比之下，20世纪50—70 年代历史研究的成果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一是一些档案未解密，二是思想上不够解放。但是，就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而言，20世纪50—70 年代的历史与现阶段中国与周边国家争端的联系最为紧密”。为了推进对这一时间段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历史文献中心，其宗旨是收集整理该领域的历史档案，为学者展开研究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同时，成立了东方史学基金会，为史料的收集提供资助。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建才教授的报告以“20 世纪50 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论纲（An Outline Study of American Covert Action against China in the 50s of the 20th Century）”为题，报告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研究（1949－1999）》的阶段性成果。在报告中他提出，二十世纪50 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冷战遏制大棋局中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美国为破坏中苏关系，削弱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依据其遏制大战略及隐蔽行动等战略，由中情局、国务院、国防部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对中国实施了包括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和准军事行动在内的全面的隐蔽行动，其激烈程度超过了对苏联的隐蔽行动，同时也是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实施隐蔽行动最频繁最激烈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隐蔽行动的目标由于主客观原因难以实现，但使达赖等西藏叛乱势力得以外逃并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使“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使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影响有所恢复，并延缓了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晔教授的报告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的活动（1959－1991）》指出，1959 年西藏叛乱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出走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成立“西藏人民议会”、颁布“西藏流亡藏人宪法”，寻求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从此走上了策动西藏独立、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道路。在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迅速发展并成为藏独势力活动的基地和舞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尼泊尔境内流亡藏人社区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1988 年3 月15 日建立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由“西藏青年大会”的创始人哲通•丹增南嘉 (Tenzin N.Tethong)创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该组织与“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都保持密切联系,并在德国柏林、荷兰阿姆斯特丹、尼泊尔加德满都等地设有分部，每年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数万美元的捐款，其宗旨是“致力于监督、维护藏族人基本人权，支持藏人自决” 报告以大量历史档案文献为据，深入考察和探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活动的背景及其在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的早期藏独活动，揭示国际声援藏独活动的特点及其在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发展中的作用。

　　颇具现实关怀精神，选题前沿、思想厚重的主题报告，引起与会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二、分组报告：异彩纷呈

 21日下午与22日，会议分为两个小组，发言与讨论。第一组有17位学者发言，第二组有19位学者发言。发言中探讨美国外交的报告占近一半，涉及到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美韩关系、美朝关系、美蒙关系、美日关系、美印尼关系、美梵蒂冈关系，美国对南非的政策、对安哥拉的政策、对马岛战争的政策、对日内瓦会议的政策、对禁止核试验的政策；其次是探讨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对德国的政策、对塞浦路斯的政策；还有论文探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美国工人运动、民主德国大屠杀赔偿问题、英国的防务政策等数十个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玉平的报告《冷战初期（1950-1960）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日文化交流项目探析》指出，基金会本身是构成美国权势集团的主要部分，是传统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守护者。冷战时期，美国十分重视基金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冷战共识的推动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利用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对日本展开了一场文化宣传攻势。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行动一方面培养了日本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文化冷战。洛克菲勒基金会文化攻势的长远影响则是培养了日本人对美国一种心理上的依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冯一鸣运用了多国历史档案探讨问题，他的报告以《“革命”与“中立”之间：中国对老挝初期政策探析——以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筹备阶段为核心的考察（1959-1961）》为题，指出，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老挝局势渐趋紧张，中国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优先考虑及对印支革命传统分工格局的认识，一方面鼓励老挝人民党开展一定程度的武装斗争，一方面与苏方联合推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积极支持以梭发那•富马为首的老挝中立派，以期老挝局势暂时缓和，防止老挝沦为美国军事基地，为巴特寮赢得发展时机。1959 至1961 年是中国对老政策的形成阶段，中方政策带有鲜明的代表性与延续性，使战事局限于一国之内，同时避免局势冻结。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互动而言，中苏两国在日内瓦会议前夕虽实现了协调同步，但苏联的政策态度均被中方视作“修正主义外交”的重要例证；中国不仅将南越与老挝斗争视为一体，将越方作为援老中枢，还主动接纳了越劳与老挝人民党的统属关系，从而使越老特殊关系愈加“特殊”。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冯东兴以《朝鲜停战中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为题的报告指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监督朝鲜停战的重要机构之一。关于该机构的职能和地位，《朝鲜停战协定》有关条款做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但该机构从酝酿成立及机构成立后职能的实施却历经波折。该机构的成立主要源于中国的朝鲜停战监督构想，即让中立国监督朝鲜停战，这与美国所主张的让联合国监督朝鲜停战的根本理念相冲突。因而，在停战谈判中，美国对该机构的职能设置竭力限制。该机构成立之后，美国又竭力破坏其在停战监督中的职能实施，使其难以在韩国立足。最终，美国单方面迫使该机构撤往非军事区，使其无法正常行使停战监督职能，成为形同虚设的机构。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戴道昆博士在《木斯塘藏人武装截获的中国军方最重要情报——“工作通讯”的分析》的报告中，对1961年美国中情局通过其支持的木斯塘藏人武装组织获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29期《工作通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了这些材料对当时缺少中国情报的中情局的价值。这些选题都是国内很少或几乎无人研究的，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志龙以《苏联对塞浦路斯的政策》为题的报告指出，古斯塔夫•赫希菲尔德曾于19 世纪末叶写道：“谁要想在东方成为并保持一个强国,便必须把塞浦路斯控制在手”。塞浦路斯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冷战期间成为美国和苏联及周边大国争夺的对象。塞浦路斯因其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纷争导致希腊与土耳其关系的紧张，进而影响着美国与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的关系。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纽维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泽林的报告以《论冷战遗留的钓鱼岛争端与美国角色》为题，指出：二战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下简称钓鱼岛）本应在雅尔塔体制下归还中国。但因冷战需要，在由美国单方面主导的旧金山体制下形成主权争端。冷战时期，日本在私下逐渐加强了与钓鱼岛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美国虽然持表面中立的态度，但却默许和纵容日本方面的行为。冷战结束后，中日钓鱼岛争端逐渐升级，日本对钓鱼岛的态度由低调控制转向高调宣称拥有主权，行动也越来越强硬，而美国的态度也逐渐明朗，从表面中立逐渐转向公开支持日本，但其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和冲突介入等方面仍采取模糊态度。中国一方面应意识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中日之间的相互钳制，美国虽然支持日本，但不会任其肆意妄为，为其夺取钓鱼岛冒战争风险的可能性更小。另一方面，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构建中国海洋战略，同时做好应对钓鱼岛危机的军事准备，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吕香芝的报告以《论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波兰的隐蔽行动战略》为题，指出，里根政府把隐蔽行动战略视为摧毁苏联帝国的重要的杀手锏，波兰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目标国家。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下述的方式：以“推进民主运动”为旗号，以罗马教皇为合作伙伴，以波兰天主教会为渠道，以团结工会为工具，以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为媒介，以“自由欧洲电台”为宣传武器，以华沙大使馆为活动中心，通过向团结工会提供巨额的物资和资金以及信息援助，加剧波兰国内的政局动荡，加速波兰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和平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里根政府不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这一战略的实施为该政府在波兰打开社会主义阵营的缺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分组报告后，学者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三、“长风破浪正当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此次国际研讨会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冷战行将结束25周年之际召开的，会议紧紧围绕冷战期间东西方的公开较量、秘密争夺展开研讨。与会者一致认为，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

　　白建才教授在闭幕式上进行会议总结，分析了研讨会的三个特点：

　　1.“参会学者来源广泛，且年轻化。本次会议参会学者来自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部、以色列海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长春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山西大学、湖北大学、西北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2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会的50多位学者中，年轻的讲师、博士、研究生就有20多位。这反映了冷战史学科是我国最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历史学科，冷战史研究受到青年学者的青睐、学术界的关注，我国冷战史研究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2.“讨论问题广泛而深入。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公开较量、秘密争夺与东西方冷战’，这与以往冷战史会议一般仅就比较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不同，是一个比较宏大的题目，基本涵盖了冷战的全部内容。因此，会议提交论文题目广泛：涉及到冷战期间的美国与苏联、中国等大国关系；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美国、苏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关系；冷战中一些热点问题的探讨等等数十个问题。其中不少论文选题新颖独到，资料扎实，分析透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3.“依据多国档案材料，论文资料丰富翔实。与世界史学科的其他分支相比，我国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依据美国、英国、苏联、东欧诸国、亚洲国家等大量档案资料开展研究。这一重要特点在我们这次会议上也体现得非常充分。绝大多数论文都主要是依据档案资料写出的，有些甚至用了多国档案资料。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冯一鸣（2013级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见前述）是依据大量中国、美国和俄国的档案资料写成的。一个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就能如此熟练地运用多国档案资料开展研究，这正是我们冷战史研究的特色”。

　　白建才教授也指出,会议反映出冷战史研究的一些偏向或不足，“即研究外交的论文多，研究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论文少；研究美国的论文多，研究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少；微观的个案研究多，宏观论述及理论探讨少；用史学研究方法多，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少。这表明我们的冷战史研究的发展空间极大”。

　　白建才教授还认为，目前我国冷战史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我国学术界也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如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其次，我国学术界具有人才优势。目前从事冷战史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多达数十位，形成了年龄结构合理的梯队。再次，我们也有资料优势。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科研经费的增多，我们能大量查阅有关冷战史的外文资料，而国外学者查阅中文档案资料却比较少。

　　白教授展望中国冷战史研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长风破浪正当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相信我国学者只要继续努力，潜心钻研，加强交流，我国冷战国际史研究一定会取得累累硕果”。

　　最后，白建才教授赋诗一首献给与会学者：

　　金秋十月枫叶红，

　　四海群英聚古城。

　　深究东西争与和，

　　细察南北衰与荣。

　　档案互证求信史，

　　理论创新贵在真。

　　四十余载风雨路，

　　妙笔绘出大地春。

该大学博士韩磊亦为报告作者之一。

（黄立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