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题为“19世纪末德国科技为什么能全面繁荣?”学术讲座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方在庆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跨学科研究室姜南研究员

　　2015年7月14日，世界历史研究所跨学科研究室举行学术报告会，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方在庆研究员做题目为《19世纪末科学技术在德国的全面繁荣——存在一条特殊道路吗》的学术报告。

　　德国的科技为什么在19世纪末能够全面繁荣？这个问题得到了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有人归因于德国的科学体制化，有人认为德国出现了第二个天才年代，也有人认为是政治体制的原因。方在庆研究员则从德国科技发展特点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德国科技是一种为了迎接来自内外部压力的追赶型创新。1871年，德国获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得到法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为自身发展赢得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当时的世界，英法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地位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蓬勃发展，势头灼灼逼人。面对先来者英法的强大压力和后来居上者美国的挑战，德国不得不开始了永不停息的体制创新，如建立了各种国立机构，政界、学界与工业界相互结合，建立各种分工明确的非大学研究机构等。

　　德国科技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多中心格局。这些科学中心包括哥廷根（拥有高斯、希尔伯特、克莱因等科学家）、柏林（基尔霍夫、亥姆霍兹、普朗克）、吉森（李比希学派）、布雷斯劳（埃利希）、海德堡（韦伯）等。比如，早在1913年，普朗克就利用各种优厚的条件成功地游说当时还未成名的爱因斯坦从瑞士来到德国大学任教。

　　德国的科学发展道路也是一条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道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德国人就开始建立起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1821年，在莱比锡举行了“德意志自然研究者与医生协会”第一次会议。这个协会从一开始就得到普鲁士政府的承认、支持和控制，此后每年都在讲德语的城市举行年会，成为一种稳定的科学家交流制度。

　　此外，方在庆研究员还着重强调了德国的科学体制化与“阿尔特霍夫体系” 。阿尔特霍夫被称为“普鲁士大学的俾斯麦”。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工作10年，从事大学管理工作，包括教师的任命工作。在教授任命中，阿尔特霍夫打破大学内部传统与习惯势力的束缚，只考虑应聘者的自身条件，不考虑出身背景，为德国大学造就了一支优秀而又年轻的教师队伍。他所任命的教师平均年龄不超过39岁，而当时德国大学教师的平均年龄是53岁，柏林的教授平均年龄是62岁。阿尔特霍夫还大力推广Seminar体制。Seminar即由一个教授和至少一个编外教授领导的研究所，进行特定方向的科学研究。总之，阿尔特霍夫使用各种手段，把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到普鲁士，特别是柏林的大学中来，使普鲁士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到19世纪末，德国在科技领域已经变成一个实干家和革新者的国度，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宗教。阿尔特霍夫体系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仅在20世纪的前18年，就产生了19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阿尔特霍夫在广受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指出，他无视教授会的推荐权，实施专制的人事制度，培养教师们臣服教育部的奴性。而德国的大学人对纳粹体制毫无抵抗，这种奴性普及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原因。

　　方在庆研究员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爱因斯坦这样的边缘人完成了伟大的物理学革命。为什么体制内的科学家不能完成这样的革命？也许值得大家深思。

　　学术报告由跨学科研究室的姜南研究员主持。除了跨学科研究室的成员，来自欧美史、亚非拉史、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的10余位科研人员也参加了这次报告会，并与方在庆研究员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和互动。

　　（跨学科研究室姜南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