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后日本反腐历史的思考

　　[首发]

　　张跃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在现代社会，严重的政治腐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或者通过统治阶层的自我净化来获得某种消解，或者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被终止。对于前一种方式而言，战后日本的历史可以提供一个认识问题的参考。

　　一、解决政治腐败在战后日本历史中的地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从战后日本的历史来看，大约每隔15～20年，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一种新的方向。大致说来，自战后到50年代末期，日本的课题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寻找国家发展方向；60年到70年代前期，日本的课题是发展生产力； 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日本的课题是解决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其中，政治腐败问题是一个核心；90年代后期，日本则面临着重新进行国家定位，以及民族主义抬头的问题。

　　战后日本的历史也清晰地描述出这样的一种周期性：从混沌和乱局中寻找和确立方向，之后取得发展和进步，随之出现了弊端，最后解决弊端。自战后到1993年，日本历史便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周期性运动。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日本历史似乎开始了一个新的周期。由此来看，政治腐败问题如果得不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日本历史会陷入停滞，无法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政治腐败问题是战后日本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特征是不同的。通过仔细研究其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明显的脉络。本文主要聚焦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这是日本集中解决政治腐败的一个时期，也是日本政治腐败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一个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解决腐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976年洛克希德案件的爆发，象征着日本解决腐败问题的真正开端；1993年自民党的下台和翌年政治改革四法案（公职选举法、政治资金规正法、政党助成法、众议院议员选举区划定审议会设置法）的通过，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该问题获得了部分解决。

　　第二，解决腐败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漫长的司法过程，也有舆论的挞伐和贪腐政治家的反击，同时还夹带着政治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它们相互作用，相互纠缠，局面混沌，前途莫测。但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和公众都不断深化了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从而也就逐步走向全社会的某种共识。

　　第三，解决腐败问题还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其轨迹并非一条直线，其努力和尝试甚至伴随着腐败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例如，洛克希德事件之后，在强大的司法和舆论震慑下，按说政治腐败应该有所收敛，但事实上并非如此。1988年的利库路特案件，涉嫌国会议员44人，高级官僚16人；1992年的佐川事件，以实力派金丸信为首，多名政治家涉入其中。两宗案件都是涉及自民党高层的窝案，相比于洛克希德案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反腐的代价也是高昂的。由于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不一致，自民党政治家争吵不休，无法致力解决众多的政治经济难题。这最终导致政治停滞不前，民众不满，自民党被轰下了台。

　　二、战后日本政治腐败的根源

　　政治腐败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就日本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或者说衍生物。

　　亨廷顿曾经十分精辟地论述了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第一，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化；第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1] 简单来说，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新机会、新财富是腐败的经济条件，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预算的控制则构成腐败的政治条件；而传统的人情社会则构成腐败的文化条件。

　　在日本的政治腐败中，许多方面是以所谓的潜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何以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这么多的潜规则呢？

　　现代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带来急剧的变化，从而可能造成以下三种情况：法律和制度的空白；即使制定了相关法律，但由于对现实的把握不完整和不到位，和社会现实不吻合；即使制定了完备的法律，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权威，不被遵守。于是，在这些领域，往往迅速形成了所谓的潜规则，来填补政治、经济秩序的空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潜规则保障了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但是，它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正义。

　　正因为如此，潜规则是在不知不觉间形成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过，在整个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公众认识就会发生变化，潜规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从现实来看，潜规则的发明者和践行者，往往也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者和执行者。他们熟悉社会现实和经济运作，从而能够发现腐败的领域和手法。事实上，许多贪腐的主角，也往往对经济建设作出很大贡献。在对他们定罪时，往往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分裂，同时，道德的标准、法律的标准以及其他的标准形成了紧张的对峙。在这个方面，日本政治家田中角荣是一个典型。

　　潜规则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零星的贪腐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潜规则为标志的行业性、部门性、集团性腐败。他们以使本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解决一些新问题，并逐渐使之固化，从而损害了大多数不知情人的利益，也就是公众的利益。这在日本称之为结构性腐败。

　　三、关于日本解决腐败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政治腐败不可能销声匿迹，但以自民党的下台和政治改革法案的通过为标志，日本社会的反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今日本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对于政治腐败十分严苛。一方面，几乎不见腐败窝案了；另一方面，政治家如果涉嫌贪污，即使不能从法律上定罪，也会在声誉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影响政治前途。前两年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的遭遇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日本解决腐败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一条经验，一个教训，两种认识。

　　经验是，整治结构性腐败要以大案要案为切入点，舆论围追堵截，司法决不手软，共同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同时以公开化为主的制度建设步步推进，稳定反腐成果。

　　教训为，权力斗争涉入政治腐败领域，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反腐的一种契机，也可能成为政治混乱的根苗。如何把握时机和度，对相关政治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田中角荣和三木武夫、福田赳夫进行的惨烈的政治斗争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认识一是，政治腐败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政治难题，又是一个必须慎重解决的政治难题。要在公众的期望和政治现实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循序渐进。如果要求过高，可能引发政治混乱；如果不满足公众的期待，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反腐之所以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就是需要反复实验、反复摸索理想和现实的连接点、妥协点，从而找到一个全社会的共识。可以说，1994年的政治改革法案就是这样一种共识的产物。它不够完美，但是有很大进步。在这里必须强调，在政治领域，对与不对的问题是表面的，可行不可行的问题是根本的。

　　认识二是，在反腐过程中，舆论可以发挥作用，但其本身具有盲点。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平等，因此某种强大的舆论也是改革和革命的前奏，对之必须重视。从根本上来说，公众的平等意识是反对腐败的力量之源。当然，舆论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被激发出来的，需要适当的土壤和契机。就现代社会而言，在经济萎缩期，社会不平等被放大，舆论对于腐败就难以容忍。界定腐败是和定义者自身的处境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舆论不是以分析和思考为依据，而是以情绪为依托，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而非科学的，片面的而非全面公正的。因此，它适合营造氛围，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但并不适合介入具体的操作和解决方案。解决腐败问题则需要舆论的冷静和沉淀，从而产生出制度性的约束。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