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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后日本反腐历史的思考

2013-08-05

  [首发]

  张跃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在现代社会,严重的政治腐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或者通过统治阶层的自我净化来获得某种消解,或者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被终止。对于前一种方式而言,战后日本的历史可以提供一个认识问题的参考。

  一、解决政治腐败在战后日本历史中的地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从战后日本的历史来看,大约每隔15~20年,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一种新的方向。大致说来,自战后到50年代末期,日本的课题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寻找国家发展方向;60年到70年代前期,日本的课题是发展生产力; 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日本的课题是解决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其中,政治腐败问题是一个核心;90年代后期,日本则面临着重新进行国家定位,以及民族主义抬头的问题。

  战后日本的历史也清晰地描述出这样的一种周期性:从混沌和乱局中寻找和确立方向,之后取得发展和进步,随之出现了弊端,最后解决弊端。自战后到1993年,日本历史便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周期性运动。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日本历史似乎开始了一个新的周期。由此来看,政治腐败问题如果得不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日本历史会陷入停滞,无法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政治腐败问题是战后日本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特征是不同的。通过仔细研究其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明显的脉络。本文主要聚焦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这是日本集中解决政治腐败的一个时期,也是日本政治腐败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一个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解决腐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976年洛克希德案件的爆发,象征着日本解决腐败问题的真正开端;1993年自民党的下台和翌年政治改革四法案(公职选举法、政治资金规正法、政党助成法、众议院议员选举区划定审议会设置法)的通过,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该问题获得了部分解决。

  第二,解决腐败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漫长的司法过程,也有舆论的挞伐和贪腐政治家的反击,同时还夹带着政治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它们相互作用,相互纠缠,局面混沌,前途莫测。但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和公众都不断深化了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从而也就逐步走向全社会的某种共识。

  第三,解决腐败问题还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其轨迹并非一条直线,其努力和尝试甚至伴随着腐败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例如,洛克希德事件之后,在强大的司法和舆论震慑下,按说政治腐败应该有所收敛,但事实上并非如此。1988年的利库路特案件,涉嫌国会议员44人,高级官僚16人;1992年的佐川事件,以实力派金丸信为首,多名政治家涉入其中。两宗案件都是涉及自民党高层的窝案,相比于洛克希德案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反腐的代价也是高昂的。由于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不一致,自民党政治家争吵不休,无法致力解决众多的政治经济难题。这最终导致政治停滞不前,民众不满,自民党被轰下了台。

  二、战后日本政治腐败的根源

  政治腐败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就日本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或者说衍生物。

  亨廷顿曾经十分精辟地论述了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第一,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化;第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1] 简单来说,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新机会、新财富是腐败的经济条件,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预算的控制则构成腐败的政治条件;而传统的人情社会则构成腐败的文化条件。

  在日本的政治腐败中,许多方面是以所谓的潜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何以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这么多的潜规则呢?

  现代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带来急剧的变化,从而可能造成以下三种情况:法律和制度的空白;即使制定了相关法律,但由于对现实的把握不完整和不到位,和社会现实不吻合;即使制定了完备的法律,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权威,不被遵守。于是,在这些领域,往往迅速形成了所谓的潜规则,来填补政治、经济秩序的空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潜规则保障了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但是,它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正义。

  正因为如此,潜规则是在不知不觉间形成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过,在整个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公众认识就会发生变化,潜规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从现实来看,潜规则的发明者和践行者,往往也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者和执行者。他们熟悉社会现实和经济运作,从而能够发现腐败的领域和手法。事实上,许多贪腐的主角,也往往对经济建设作出很大贡献。在对他们定罪时,往往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分裂,同时,道德的标准、法律的标准以及其他的标准形成了紧张的对峙。在这个方面,日本政治家田中角荣是一个典型。

  潜规则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零星的贪腐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潜规则为标志的行业性、部门性、集团性腐败。他们以使本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解决一些新问题,并逐渐使之固化,从而损害了大多数不知情人的利益,也就是公众的利益。这在日本称之为结构性腐败。

  三、关于日本解决腐败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政治腐败不可能销声匿迹,但以自民党的下台和政治改革法案的通过为标志,日本社会的反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今日本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对于政治腐败十分严苛。一方面,几乎不见腐败窝案了;另一方面,政治家如果涉嫌贪污,即使不能从法律上定罪,也会在声誉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影响政治前途。前两年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的遭遇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日本解决腐败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一条经验,一个教训,两种认识。

  经验是,整治结构性腐败要以大案要案为切入点,舆论围追堵截,司法决不手软,共同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同时以公开化为主的制度建设步步推进,稳定反腐成果。

  教训为,权力斗争涉入政治腐败领域,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反腐的一种契机,也可能成为政治混乱的根苗。如何把握时机和度,对相关政治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田中角荣和三木武夫、福田赳夫进行的惨烈的政治斗争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认识一是,政治腐败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政治难题,又是一个必须慎重解决的政治难题。要在公众的期望和政治现实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循序渐进。如果要求过高,可能引发政治混乱;如果不满足公众的期待,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反腐之所以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就是需要反复实验、反复摸索理想和现实的连接点、妥协点,从而找到一个全社会的共识。可以说,1994年的政治改革法案就是这样一种共识的产物。它不够完美,但是有很大进步。在这里必须强调,在政治领域,对与不对的问题是表面的,可行不可行的问题是根本的。

  认识二是,在反腐过程中,舆论可以发挥作用,但其本身具有盲点。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平等,因此某种强大的舆论也是改革和革命的前奏,对之必须重视。从根本上来说,公众的平等意识是反对腐败的力量之源。当然,舆论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被激发出来的,需要适当的土壤和契机。就现代社会而言,在经济萎缩期,社会不平等被放大,舆论对于腐败就难以容忍。界定腐败是和定义者自身的处境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舆论不是以分析和思考为依据,而是以情绪为依托,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而非科学的,片面的而非全面公正的。因此,它适合营造氛围,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但并不适合介入具体的操作和解决方案。解决腐败问题则需要舆论的冷静和沉淀,从而产生出制度性的约束。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