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期”的中苏朝三角同盟（1949-1958年）

　　[首发]

　　许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博士）

　　二战结束后，共产党相继在朝鲜和中国夺取政权，以中、苏、朝为核心的东亚社会主义阵营初步形成。早在革命和抗战年代，三国共产党就形成了指导与合作的关系。建政伊始，这种政党关系随即发展成同盟关系。从1949至1958年，中、苏、朝三国对外相互支持，对内强化合作与援助，协调一致，可以说是三角同盟的蜜月期。在这段蜜月期里，平壤巧妙地将中、苏同朝鲜“捆绑”在一起。

　　同盟理论学者沃尔特将影响国家联盟起源的因素归结为：共同的威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援助、跨国渗透以及地缘的毗邻性等。可以说，这五点基本涵盖了当时中、苏、朝结盟的条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平面视角。不过，中、苏、朝三角同盟的形成有一个特点，即在政权建立之前同盟关系就已形成。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同流亡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结成同盟，并都受到莫斯科领导的国际共运的指导和帮助。在取得政权之后，这种同盟关系自然延伸到国与国之间。因此，研究中、苏、朝三角同盟的起源必须要有历史的视角。

　　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已经争论了多年，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点还是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的，即战争双方都犯了“误判”对方意图的错误。金日成和斯大林低估了美国保卫韩国的决心；而华盛顿也错估了中、苏、朝的联盟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误判”？用格伦•斯奈德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联盟的困境。中、苏、朝结盟助长了金日成的进攻野心，而战争又强化了联盟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对抗，北三角对峙南三角的冷战格局在东亚正式形成。这不能不说是联盟的悲剧。

　　朝鲜在战后重建中，充分享受到了联盟带来的“红利”。这种“红利”不仅是经济上大量援助，还有政治上支持。1949-1958年间，是中、苏、朝三国联盟的“蜜月期”。虽然中朝、苏朝没有签署正式的同盟条约，但确实结成了没有“婚约”的“政治联姻”。莫斯科-北京-平壤相互协调，一致对外。表面上看，从朝鲜建国到朝鲜战争再到战后重建，中苏为朝鲜付出很多，而朝鲜的回报很少。但据此认为在三角联盟中小国“绑架”了两个大国也不准确。实际上，平壤在采取重大举措前都会请示莫斯科，而莫斯科则要征询北京的意见。也就是说，中、苏协调才是三角联盟的主导。那么朝鲜是如何使得两个大国“心甘情愿”地为她奉献呢？我们这里提供两种解释逻辑。第一种是意识形态因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角度看，莫斯科一直是公认的领导者，而北京则是亚洲革命事业的负责人。当兄弟党的革命事业遇到困难时，中、苏自然要义不容辞的给予支持和帮助。中国的地位尤为微妙，支持朝鲜的事业不仅是国际共运的义务，似乎还有在苏联“老大哥”面前自我证明和在其他兄弟国家心中树立威望的含义。因而，中国经常在援助朝鲜上将国际道义置于自身能力和国家利益之上。第二种解释是联盟政治的逻辑，也就是斯奈德的联盟困境理论。这一时期，北三角联盟同南三角联盟相互敌视，与之对应的是联盟内部合作加强。其后果就是增加被盟国义务所捆绑的风险，同时对盟友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中、苏正是陷入了这样一种联盟困境之中。应该说，意识形态因素和联盟政治因素都有合理的解释，这两种逻辑共同影响了50年代的中苏朝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