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近东王权研究

　　——《王权与神祇》一书评价

　　郭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

　　[本网首发]

　　在古代近东（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王权研究中，美国芝加哥大学已故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亨利•富兰克弗特教授的著作《王权与神祇：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究》[1]占有重要地位，堪称典范之作。这种典范价值集中体现于如下三个方面。

　　一、学术背景

　　王权是古代世界的一种政体形式，古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都实施过王权制度。古代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也不例外，自始至终都实施王权制度。甚至可以说，王权是这两个地区社会的重要内容。从而，自19世纪中期以来，学者们便不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将王权的内容归入王朝史的写作范畴，将王权融入王朝更迭中阐述。一是对诸多与王权相关的内容进行个案考究。以亨利•富兰克弗特为首的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的不足之处。正如亨利•富兰克弗特所言，“我们不能仿效编年学，从人们所知最早的制度形式开始，描述王权制度的持续变化。在这样做时，我们将发现自己正在叙述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基本观念诸多无关紧要的模式。相反，如果我们仿效这样的方式，即描绘一种被设想为普遍有效的王权‘模式’，并安排我们的材料以适应这一模式，那么我们将忽略王权的特性，而特性又是古代人所熟知的王权制度的本质。”进而，亨利•富兰克弗特采取了另一种研究方法，“我们的阐述将是非历史性的；但是，之所以这样，仅仅因为我们的阐述漠视而非违背历史事实。这种阐述将是现象学的，因为那将是对‘发现了的事情进行系统讨论’。但是，我们的阐述不会采取单线条的论证；相反地，我们的讨论将从不同的方面汇集到中心问题上来。”当然，在研究中，富兰克弗特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观点进行了引证和点评，可以说，这部书是对20世纪50年代之前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发展，并开启了之后深入研究的新时代。[2]

　　亨利•富兰克弗特的这部著作不仅是王权研究的一个突破，还是宗教与王权结合研究的典范，更是将仪式与王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关于宗教仪式的研究获得发展，并受到当时人类学领域仪式理论的影响。A.M.布莱克曼（A.M.Blackman）于1933年在S.H.胡克(S.H.Hooke)编著的《神话与仪式》一书中，对古代巴比伦和古埃及神话和仪式的研究，确定无疑地受到了仪式理论的影响，甚至是响应了人类学界关于仪式与神话之关系的讨论。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神话-仪式学派”关于神话与仪式的关系讨论非常热烈，弗雷泽（Frazer）提出了“仪式先于神话”的命题，爱弥尔•涂尔干、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则主张“神话是对仪式的言说”。S.H.胡克主编的《神话与仪式》这本书里面的八篇论文，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总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基本都承认神话对仪式的描述作用，认为古代近东的宗教仪式体现了一种近东文化模式的扩散过程。例如，在《神话与仪式》一书中，A.M.布莱克曼明确认为几乎所有的古埃及宗教仪式都源于古埃及赫利奥坡里斯宇宙神学和奥西里斯-荷鲁斯神话。他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考察了古埃及奥西里斯节日、敏的收获节日、加冕戏剧、荷鲁斯与哈托尔的婚姻节日以及欧派特节日等，探查这些节日当中的仪式与神话的关系。

　　随后，学界对S.H.胡克等人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很多质疑，主要是反对其关于近东文化模式的提法以及其关于神话对宗教仪式之描述作用的观点，开始关注宗教仪式的其他方面的内涵，例如宗教仪式的社会意义等。H.富兰克弗特（H.Frankfort）在《王权与神祇》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神话、王权与宗教仪式之后，认为古埃及与巴比伦以及相关地区的宗教神话与仪式不具有相似性，不能描述为一种模式。虽然近东宗教是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体，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也体现了人们的王权观念，但两地关于神话、仪式和王权的认识都不同。S.H.胡克的观点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J.塞尔内（J. Černý）在其著作中基本上是按照A.M.布莱克曼的观点展开行文的，首先介绍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进而阐述古埃及的献祭仪式和丧葬仪式等。1958年，S.H.胡克组织一批学者撰文对神话、仪式和王权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对学界关于《神话与仪式》的质疑做出回应，强调两部书是一以贯之的，意在强调国王在近东宗教仪式中的核心作用，认为这恰恰是近东文化模式的主要特点。几篇论文都把重点放在了对王权的研究上，例如，H.W.费尔曼(H.W.Fairman)将一些古埃及宗教仪式称为“王权仪式”，阐述了古埃及王权的特点之后，重点介绍了与古埃及王权直接相关的几个仪式，例如加冕仪式和塞德节等，证明国王在这些仪式中的核心作用。这场论战将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二、主要内容[3]

　　在《王权与神祇》中，富兰克弗特的中心观点是：尽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表面上看很相似，但却存在着根本而深刻的相异性；被古代人视作是所有文明生活之基础的王权制度，却在两块土地上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感悟。在埃及，所有人当中只有国王是神的后裔，他的加冕典礼是一次神的显灵。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是凡人，是一个“伟大的人”，后者是对苏美尔语中国王一词——卢伽尔（lugal）的直译，国王的加冕典礼有时被看作是神化活动，即一次圣化仪式，但是，这并未使他成为神的化身。富兰克弗特的观点与许多学者的观点相左，因此，他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学问都集中在了详细、逐步地论证两个文明之间这种最关键的相异性上。

　　《王权与神祇》分成了两卷七部分：第一卷，共四部分，专门论述埃及；第二卷，共三部分，专门论述美索不达米亚。在第一卷之前是一篇简短的引言，主要是比较在两个社会中艺术所表达出来的王权观念。在埃及，国王被描绘为神世界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并且是整个人类社会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则被看作是一位英雄人物，是其民族的首领，与他的伙伴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接下来，作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埃及文明，因为他似乎对埃及文明有一种天生的喜好，并通过考察埃及王权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开始了第一部分。富兰克弗特对这个主题的阐述，揭示和证明了他的洞察力，这使本书整体上与众不同。这样，被第一王朝的第一个国王美尼斯成功地采用的王权，不是像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应归功于功利主义的考虑，而是应归功于美尼斯那有意或无意促成的心理感悟，即在使自己成为上、下埃及两王国唯一统治者的过程中，他将执行一种与埃及人用二元论的词汇理解世界的倾向步调一致的行为。埃及人认为世界“就像一系列相对立的对立物以不变的均势保持着平衡”。就王权的理论基础而言，富兰克弗特对重要的“孟菲斯神学”深刻而详细地阐释，不仅阐明了国王被看作是神这样一种观念，还阐明了王权使活着的儿子荷鲁斯与去世的父亲奥西里斯这两代永远神秘地契合起来了。

　　作为神，埃及的国王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具有绝对权威，然而他不能任意武断地行事，而只能根据玛阿特即“正确的秩序”行事。王权的作用是第二部分讨论的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考察了由难以理解的和具有暗示性的词语——卡所表达出来的王权的本性、考察了在塞德节中王权仪式性的更新和再生、考察了有时被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的国王祖先之精灵所起作用的意义。

　　在所有埃及人的生活中，国王的去世是一件关键性的事件，因为国王的去世表明混乱和邪恶之神在大地上占据了上峰，至少直到新国王的登基和加冕典礼时为止。这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在这一部分，作者用一种巧妙的方式，重构了神庙浮雕、金字塔文以及《继承神秘剧》中记载的加冕典礼的主要特征。《继承神秘剧》是以国王森努塞尔特登基时演出的戏剧剧本为基础的。

　　已经讨论了文献、仪式和绘画作品描绘出的法老神性和法老在神世界中的地位，作者开始讨论埃及宗教那像巨大迷宫一样的结构。这是第四部分的主题。在这部分中，他考察、分析、解释和阐明了在埃及宗教思想和实践中神显灵的主要范畴，这些是：神在太阳中显灵意味着创造，神在牛身上显灵意味着生殖，神在大地上显灵意味着复活。

　　第二卷阐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这种制度的起源和特征不能像埃及人领悟埃及宗教那样清晰地被美索不达米亚人所领悟，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几个不同的民族：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因此，第五部分（第二卷的第一部分）一开始便对论文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辩护，即在美索不达米亚王权观念没有受到种族更替和政治变革的重大影响。文章继续分析了美索不达米亚王权的神学观念。结果表明：美索不达米亚王权观念缺乏埃及王权观念那种更加令人敬畏的因素，因为尽管国王被认为是由神选择出来作为自己的职员的，但他不得不通过仪式、梦幻和征兆进行探索，以了解怎样执行他那庄严的职责。

　　第六部分阐述了国王的作用，有三重意义：管理国家；代表那些为了确保幸福和健康的人们进行祈祷；通过建立和重建神庙以及在国家节日上主持宗教仪式来为众神服务。

　　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渗透着无常和焦虑。而且也不像埃及社会的宗教，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没有被诸如创造、生殖和复活这样具有安慰性的观念所操控，而是被一个关于一位受苦受难的神和一位哀嚎不休的母亲神的神话所操控着。这是本书最后一部分讨论的主题。这部分包括如下内容：详细阐述了具有争议性的国王神化观念；并详细阐述了新年节那深刻的宗教特征；以及一个值得注意的补论，驳斥了由弗拉策尔在他的《金枝》（Golden Bough）中提出的观点，即“死神”的主要特征具有普遍性。

　　接下来是一篇简短的结语，讨论了希伯来王权的本性，它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都存在根本的区别。此书以60多页阐释性的注释结尾，主要是为东方学专业人士作指导。

　　三、学术价值

　　在阅读了上述两个部分的内容以后，读者基本上已经了解了该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本文作者这里不揣愚陋，再行赘述数语。

　　首先，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本书是对20世纪50年代之前学界关于古代近东王权研究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将王权与宗教仪式结合起来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为后来的王权和宗教仪式等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除了第一部分所说该书参与王权与仪式学术讨论的例子，再举一个具体的事例。在该书出版之前，学界关于古埃及国王本性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国王是神圣的，富兰克弗特的著作更是充分发挥了这一观点。该书出版之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该观点的局限性，开始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揭示古埃及国王的人性特征。可以说，该书在很多观点上和研究视角上有分水岭的意义。

　　其次，该著作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精华之作，其史料和论证及其观点都具有重要价值，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是相关研究必须参考的著作。正如S.N.克莱麦尔所言，“富兰克弗特最初是一名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他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进行过考古发掘，并把考古活动的结果详细全面地发表出来了，还特别强调了这些结果对艺术史的重大意义。然而，就写作《王权与神祇》而言，掌握有关古代文献的专业知识是关键，而富兰克弗特却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语言学家。幸运的是，在他所在的东方研究所，他有两位著名的同事：埃及学家约翰•威尔逊和楔形文字学家T•雅克博森，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是最重要的学者。他们三个曾合作写出了一系列关于古代近东思辨性思想之本性的论文。这些论文于1946年以《古代人类思想发展史》的题目出版了，这部著作预示了《王权与神祇》中某些心理学和哲学基础。因此，《王权与神祇》是考古学、艺术史、铭文学和文献学领域最专业的学者们精心提炼的作品。”

　　最后，该书的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通行的学术观点是古代埃及与古代两盒流域文明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对其相异性的认识不够。亨利•富兰克弗特将古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的王权与神祇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用雄辩的史料和论证，阐明了两个文明在核心制度和宗教信仰方面的根本差异：在埃及，人们认为国王是神；在两河流域人们的心目中，国王是凡人，比普通人伟大而已。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新颖的，与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左，但基本上把握住了两个文明在制度和信仰方面的根本差异。当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样的观点也不过时，仍是学界一些学者坚持的观点。只是今日学界关于古埃及国王神圣性的范围有所限定，一些学者认为古埃及国王只有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被古埃及人视作神祇。在笔者看来，这样的限定并没有本质意义，因为既然国王在主持宗教仪式时具有神的属性，那就说明在埃及人看来国王是具有神性的，这已足够了。日常生活中，古埃及国王必然需要普通人的“吃穿住行”，是以人的形体存在，具有人的物理特征。但这与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并不矛盾，因为古埃及人认为国王具有神圣属性，是神在人间执行统治的代表，本身是承认国王的物理特征的，更多强调的是其精神特质。

　　总之，从本文的简单叙述来看，亨利•富兰克弗特的这部著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体现了当时的学术前沿，代表了当时近东王权研究的最新成果，其核心观点今日仍站得住脚。一部书的核心观点能够历经半个多世纪还具有学术价值，这本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了。尽管从今日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书里面存在一些陈旧的观点，但这是正常现象，否则哪里来的学术进步呢。

　　注释：

　　[1] Henri Frankfort, Kingship and God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美]亨利•富兰克弗特著，郭子林等译：《王权与神祇：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2] 关于这点，参见D. O’Connor and D. Silverman, Ancient Egyptian Kingship, E. J. Brill Press, 1995, pp. XVII-XXVI.

　　[3] 关于该书的主要内容，N.S.克莱麦尔先生在该书1978年菲尼克斯版本前言中进行了详细叙述，基本上阐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故而，本文将克莱麦尔先生的文字引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