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20届年会暨“全球史视野下拉丁美洲与世界的互动”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1年11月6-7日，由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20届年会暨“全球史视野下拉丁美洲与世界的互动”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全球史视野下拉丁美洲与世界的互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九十余名师生以线上形式参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健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韩琦教授先后致辞。刘健研究员指出，拉丁美洲史是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会议的主题体现了我国拉美史学者的现实关照和深入思考。她高度肯定了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在团结全国拉美研究力量，推动中国拉美史研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她表示，作为研究会的代管单位，世界历史研究所将继续为研究会的各项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并将对研究会的管理工作提出更具体和更高的要求。希望研究会继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积极为构建中国特色拉丁美洲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努力。

　　韩琦教授在致辞中强调采取全球史研究范式，加强国家、地区与世界的互动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新视野，有利于突破欧洲中心论，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但当代史学家借助全球史视角，不是要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他表示，“互动”是全球化史观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全球史的角度研究拉丁美洲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是国内拉美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应采取多种途径推动国内史学界对拉丁美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深入研究。

　　本次研讨会以主题报告、分组论坛、大会发言等多种形式展开。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董国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主任刘维广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高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林华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夏立安教授分别主持了大会报告、分组论坛和大会发言环节。与会代表从全球史角度出发，围绕拉美与世界的互动，以及拉美国家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发表了观点与看法。

　　一 地理大发现与殖民地时期新旧大陆之间的互动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作题为“16世纪50年代初‘巴利亚多利德辩论’及其影响”的主旨报告。他从观念史的视角考察这场辩论在欧洲人认知美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产生的影响，深刻揭示了欧洲人的早期美洲观之中所蕴含的中心主义本质。他认为，这场辩论是研究西班牙王室对美洲征服与殖民化进程的重要历史事件，它既反映出欧洲人对生活在大洋彼岸之人的基本认知，又对他们进一步构建美洲土著人的“他者”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辩论的主角虽只有拉斯卡萨斯和塞普尔维达，却反映出在基督教框架下西班牙精英阶层对印第安人认知的两种对立观，涉及到当时西班牙王室征服美洲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烧杀抢掠的征服美洲活动是否具有合法的基础，美洲土著人由此成为回答这个问题所针对的对象。这场辩论是欧洲人构建美洲“他者”形象的具体体现，赋予了西班牙王室征服美洲具有合法性的内涵。辩论双方唇枪舌战，针锋相对，但无不是把辩论所针对的对象置于欧洲文明对立面的位置。

　　南开大学潘芳副教授探析了16世纪葡萄牙人眼中巴西印第安人形象转变的历程，将其归纳为自然交往阶段的“单纯懵懂的原始人”、同化奴役阶段的“需要教化监督的野蛮人”、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制兴起后的“脆弱懒散的浪者”三个历史阶段。

　　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小凡讲师探讨了奴隶争端与西属佛罗里达兴衰的内在联系，重点分析了16至18世纪初黑人奴隶制度的历史脉络，并揭示了西属佛罗里达殖民地的发展轨迹。她认为，美洲殖民地的黑人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与印第安人及西班牙、英国、法国殖民者之间在边疆地带的互动反映了北美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福建师范大学郭建军通过分析巴巴多斯奴役观的演化过程，揭示了近代早期殖民者现代性思维的发展面向。他认为，种族主义是各利益群体就奴役观在政治和宗教领域长期斗争与妥协的发明。17世纪20年代，没有蓄奴传统的英国人在巴巴多斯殖民化进程中开始使用奴隶。蓄奴经验促使以让渡“自由状态”为核心的盎格鲁奴役观向以剥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巴巴多斯奴役观转变，这导致契约仆沦为新型奴隶，并引起盎格鲁社会的集体反思。1661年，巴巴多斯精英以种族主义的话语逻辑建立了以“敌基督性”为核心的奴役观，但是这又与基督教精英倡导奴隶皈依的举措相背。对此，巴巴多斯精英在1688年通过发明“黑人”和“白人”的概念，将“肤色”塑造成种族主义奴役观的锚定物。18世纪前后，英属美洲奴役社会基本都采纳了巴巴多斯式的种族主义奴役观。

　　二  域外大国在拉美地区的博弈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徐世澄研究员作了题为“全球史视野下拉美与亚洲的关系”的主旨报告，从全球视野考察了拉美与亚洲的关系，重点梳理了拉美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诸国的关系。他认为，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拉美同亚洲国家在政治、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发展势头良好，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曾面临诸多困境。进入新世纪，拉美与亚洲的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正在进一步发展，拉美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其中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在全世界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拉美与亚洲国家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组织的框架内的合作不断加强。

　　南开大学王翠文教授从历史缘起、互动模式与进程等角度，探讨了东亚与拉美的跨地区主义，从全球南方视角下重新审视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历史和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中发掘地区主义本土化的全球意义。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积极参与地区与跨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和方向，新的南南合作将与跨地区的经济整合进程交叉重叠，在全球范围内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周期中，亚洲和拉美等地区构建的生产金融和劳动分工体系将推动外围地区整体向半外围和中心权力转移，为国际秩序的变革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振研究员作“当前中国和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博弈及影响”的主旨报告。他认为，中美在对拉战略、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在拉美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美在拉美地区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中美在拉美的斗争，无论是对中国、美国还是拉美，都有利有弊。既然中美在拉美的斗争不可避免，就要做好斗争的准备，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及时调整对拉战略和对拉政策。

　　南开大学王萍教授概述了世界主要大国在拉美的竞争与博弈，并对世界大变局之下应如何看待美国对拉合作，如何看待其他世界大国在拉美地区的合作，如何客观认识“中国因素”在西半球的作用，以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冷思考。

　　山东师范大学孙若彦教授分析了20世纪初西班牙主义对泛美主义的挑战及影响，指出西班牙主义实际上是西班牙试图在拉美地区恢复并扩展政治经济影响力和领导权的运动，但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西班牙主义并没有增强西班牙在美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相反，进入20世纪以来拉美地区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

　　北京大学郭洁副教授考察了当代中美拉三边互动关系，认为近年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不可避免地外溢到作为美国近邻的拉丁美洲，当前拜登政府在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基础面上并未出现预期的显著调整，相反，似乎有将竞争延展至更广泛领域的趋势。无论就意愿还是能力而言，中国不太可能在此地区构成对美国利益的实质挑战或威胁，但若要确保中拉关系依既定规划不断推进，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中方需要对美拉共识、中拉分歧有更为客观冷静的研判，并及时做出适应性调整。

　　南开大学薛桐解读了美国对英阿《罗加—朗西曼条约》的反应，认为一战之后实力膨胀的美国不断挑战英国在阿根廷的经济优势地位，大萧条的爆发导致美国放松了与英国在阿根廷的竞争。与此同时，英国利用了阿根廷人对失去主要肉类市场的恐惧心理，与他们签订了《罗加—朗西曼条约》，美国认为这一条约带有歧视性质，于是，为维护自身利益，在条约签订前后，美国做出了一系列反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反应是不及时的，最终导致该国在阿根廷的利益受损。

　　三 英美与拉美国家的互动

　　围绕英美与拉美国家的互动，与会代表展开深入探讨。南开大学董国辉教授阐释了19世纪英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起源，认为英国在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的长期渗透为其19世纪对拉美国家政策奠定了基础，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变化加强了对殖民主义的反思和对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坚持，拿破仑战争后的无形帝国政策强化了英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抉择，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普遍接受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孙洪波副研究员概述了英国与拉美之间的互动历史，指出英国以“无形帝国”在拉美实现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英帝国以竞争、合作，甚至妥协等方式与其他大国在拉美谋求共存，但拉美的经济民族主义使英国的经济利益受损，同时英国在拉美也遭到了市场饱和、投资失败、债务纠纷等多种经济风险。

　　南开大学冯利从全球史的视角审视了1825年《英阿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认为该商约是英国与阿根廷订立的第一个正式的商务条约，是阿根廷建国初期竭力向英国寻求外交承认的最终结果。以签订商约为契机，将阿根廷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是英国由重商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应有之意。尽管《英阿商约》奠定了往后一百多年双方贸易的法律基础，但从长远来看，商约中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实则为英国在阿根廷建立经济霸权开启了方便之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阿根廷对外依附于英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深刻影响了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梁茂信作了题为“美国的拉美移民来源的梯度结构分析：1900-1929年——以墨西哥移民为中心”的主旨报告。他以跨国史为视域，以“差异与融合”概念为切入点，揭示了1900-1929年拉美移民迁移美国的过程，凸显墨西哥在其中的地位与含义。他认为，在19世纪末至1929年拉美国家特别是墨西哥掀起的向美国的移民潮中，移民来源的梯度结构既反映了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及其与美国的经济融合关系，也是美国企业招工措施实施的必然结果。墨西哥人经过反复的季节性环流，其中一部分最终转化为永久定居美国的移民。伴随着美国边界检查和巡防执法力度的加强，来自墨西哥的合法劳工、永久移民，以及其他国家过境墨西哥进入美国的各类人员，与从事贸易的双向车流相互交织，使美墨边境地区跃升为经济繁荣发展的区域性跨国中心，而与之并行不悖的非法移民、走私活动和妓女贩卖等问题的泛滥，则表明该地区具有国际化特点的跨国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严谨助理研究员梳理了拜登执政以来美拉关系的新动向。他指出，拜登执政以来快速形成完整全面的对拉政策调整思路，相关政策团队人员齐整，战略重心也明确清晰，在战略投入、整体姿态、政策重点、施政手法等领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面对拜登政府的“修好”信号和“睦邻”姿态，拉美多数国家表态欢迎，乐见美主动转圜修复关系，但不乏对“胡萝卜”背后真实意图的担忧，尤其是相关美式“规则”“标准”超出拉美发展阶段，且有干涉主义之嫌，各国较为戒备，尽量趋利避害、周旋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李超关注美国对大革命时期墨西哥政教关系的关注和干预，分阶段考察了墨西哥革命政府、天主教会、美国民间和宗教界、美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他认为，干预主要采取非正式的方式，隐含着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基本倾向，最终缓和了墨西哥国内的政教关系，推动了墨美外交关系的新发展。上海大学张崧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美巴运河谈判背景下巴拿马“联合阵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联合阵线”有效团结和调动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美情绪，这种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起到了以小博大的效果，为美巴最终达成运河条约这一巴拿马的重大外交胜利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南开大学石晓文追溯了美国对拉美知识外交的源起，认为美国的拉美研究受到政治需求的极大影响，导致学术研究的“工具化”。美国向拉美扩张过程中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这是政治需求与学术兴趣共生的基础。美西战争以来，以种族偏见为主的思想、价值、观念，一直是美国衡量拉美进步的标准，甚至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的现代化使命也是基于这一标准。

　　四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互动

　　关于中拉互动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郭存海研究员展望了新时期中拉知识交流与合作的前景，认为目前中拉合作正超越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而拓展至人文交流、经验交流和发展互鉴等更深、更高层次，高质量合作亟待知识交流与合作，但目前还存在着知识生产的数量偏少、有效性不足等问题，中国的拉美研究需要主动转型，转换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同时，他还介绍了拉美的中国研究现状。

　　湖北大学程晶副教授以湖北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实地调研和访谈为主要方法，在调研湖北省商务厅、贸促会、海关、外办等9个政府部门和葛洲坝集团、三峡集团、中国信科、长飞光纤等30家湖北企业的基础上，重点考察疫情冲击下中国企业走进拉美的现状和特点，分析其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并在听取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更好地走进拉美、行稳致远提出对策建议。

　　重庆科技学院张利亚副教授对新冠疫情下中拉各国油气合作风险进行了预判，并展开对策性分析。她认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带来的严重冲击，作为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需要深度分析国际原油市场走势，进行拉美疫情和低油价双重叠加效应下的风险评估，进行安全预判，从而为制定科学完善的应对措施提供依据，进行风险规避，以提升原油供应安全系数,从而确保中国的能源战略安全。

　　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师肖岚基于中国游客感知视角，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研究中国游客对拉美文化的总体感知、认知感知和情感感知。研究表明，中国游客对拉美文化的感知呈地理集中性特征，在众多拉美国家中，墨西哥、古巴、秘鲁、巴西、阿根廷等国的文化感知程度较高。中国游客总体表现为正面情感倾向，尤以对人文景物和饮食文化的感知为代表，而对社会环境的感知则表现为负面情感倾向，表示社会治安和公共设施成为制约拉美旅游发展的瓶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萌副研究员分析了当前墨西哥的经济形势及中墨经贸合作的近况与前景，指出今明两年墨西哥国内经济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不确定性犹存，但中墨经贸合作整体态势持续良好，成为墨西哥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新亮点。

　　南京农业大学张敏副教授考察了阿根廷大豆行业从小规模种植到转基因大豆繁盛的历史，认为国际贸易是大豆在阿根廷扩张的根本动力。大豆的生产与贸易对阿根廷的影响是多元的，一方面它给阿根廷带来了大量外汇收入，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社会动荡、农业污染等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阿根廷大豆及其衍生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与阿根廷应进一步深化在大豆贸易领域的合作，让两国的大豆贸易真正实现互惠共赢。

　　湖北大学讲师缴洁在对中巴关系历史性回顾的基础之上，分析了博索纳罗执政时期中国与巴西双边关系的发展与挑战，认为目前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密切。在新冠疫情、中美贸易冲突、巴西外交右转的局面下，中国和巴西两国自2020年6月开启疫苗合作。总体说来，中巴双边贸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和巴西关系发展比较顺利，但也面临挑战。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紫莹教授论述了“古巴性”与华人的跨文化融合问题，认为古巴华人在宗教信仰、民族习俗、文化表达、语言符号等各个方面，与驻在国文化融合共生，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实现了整体的民族认同，成为以欧、非、亚三种文化融烩为代表的古巴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海大学张琨副教授分析了1951-1970年间智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三方互动关系。他指出，通过学生交流、邀请知名人士、团结智利华人华侨等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克服了中国台湾所设下的种种障碍，保持了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并为1970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智利政府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础。

　　北京建筑大学讲师吕天石以中拉特色农产品贸易为视角，探析了民国时期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问题，展示民国时期中拉交往实态，归纳了这一时期中拉商品贸易呈现出的历史特征。

　　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周萌通过解读典型的墨西哥“中国风”艺术品，剖析这一文化现象，并进一步探讨中国艺术品在构建墨西哥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认为，拉美的“中国风”与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有着本质区别，墨西哥透过借鉴“中国元素”，来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民族艺术风格，由此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竭力摆脱宗主国西班牙的“文化同化”。

　　五 拉美国家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江时学作了题为“拉美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主旨报告，概述了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后果、拉美历史上的采掘主义、马尼拉大帆船的现实意义、历史上美拉关系的实质、拉美右翼力量的历史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拉美史研究方法论、全球思想史中的拉美思想史、拉美文明的性质、拉美史研究的当代意义等十个拉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拉美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北京大学董经胜教授对1821年独立以来墨西哥发展模式进行了再思考和再探讨，考察了墨西哥独立运动、自由派与保守派对国家发展模式的探索、波菲里奥·迪亚斯现代化道路、墨西哥革命、进口替代工业化与发展型国家的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归结出三点历史启示：必须正确处理好自主发展和融入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好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关系，必须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文仙研究员重点关注战后墨西哥农业生产转型问题，认为外部诱因和内部因素相结合共同推动墨西哥农业生产从粮食生产转型到农业畜牧业化。外部诱因是指战后新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推动美国膳食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波及影响到墨西哥。内部因素是指墨西哥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上阶层以肉类为主的消费观。虽然埃切维利亚和波蒂略两届政府先后整顿农业政策，但都没有解决粮食问题，未能克服农业生产危机。

　　西南科技大学李仁方副教授分析了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及其对农村社会转型的影响，认为皮诺切特政府借助法治和市场两大工具有序完成了预期改革目标及任务，通过土地改革，皮诺切特政府推动智利土地制度及其生产关系成功地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并促使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社会人口结构和政府与三农关系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进而给智利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南开大学桑紫瑞考察了1850-1930年智利铁路网络的运营模式及其历史影响，指出这一时期智利国家铁路网路基本上由国有铁路构成，智利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参与铁路建设与铁路运营管理这种积极的干预行为实际上是智利寡头精英通过操纵政府，国有化铁路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在此过程中铁路退去盈利性质而成为统治集团谋取私人利益的公器。铁路网络的健全推动了相关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但对工业化和生产结构升级的影响有限。但是，其通过引入股份制推动了智利早期资本市场的塑造，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并为智利培养了首批现代化产业工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李昊旻助理研究员以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为中心探讨了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困境的成因，通过对国家行动党内部派系斗争、社会基础等因素的历史分析，指出国家行动党长期面临来自右翼势力的渗透以及狭隘的阶级基础所造成的地域局限性两大制约因素，在这两种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行动党选举竞争力不强、执政能力低下，始终无法建立广泛而稳定的群众基础，陷入了发展困境。在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中产阶级政党普遍面临相似的困境。能否突破这些结构性制约，是中产阶级政党共同的挑战。

　　上海大学讲师夏婷婷关注阿根廷新左派国际战略的形成，认为拉美接受、理解和传播“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路径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阿根廷新左派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研究案例。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阿根廷新左派中分为神学左派、庇隆派、马列左派，每个团体中都有一部分激进革命派，他们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接受路径和应用方法有一定的差别，最终造成了第三世界概念在阿根廷左翼思想史中的变形，这“变形”的背后是阿根廷独特的政治发展进程，并承载了不同政治派别形成的不同国际地缘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何露杨助理研究员从巴共十五大召开的背景和意义、对国际变局和巴西国内乱局的认识、社会主义斗争的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了大变局之下巴西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

　　关于拉美国家的思想变迁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探讨。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韩琦教授作了题为“拉美学者关于马克思对玻利瓦尔评价的辩论”的主旨报告，系统梳理了这场史学辩论。他指出，1936年马克思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玻利瓦尔的评价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阿根廷的《辩证法》杂志发表之后，便成为拉丁美洲学者长期争论的对象，他详细分析和对比了拉美学者对此现象的三种解释：资料来源的限制和误导；“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对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构建的一种深层思考。通过对这场史学辩论的梳理，得出一些对玻利瓦尔和拉美历史的新认识和启迪。

　　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师颜娟围绕“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学界关于拉美生产方式的争论”进行阐释，认为这场争论既是一场学术之争，也是一场政治之争，其发生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这场争论以“生产方式”概念为核心，围绕着拉美的三个重要发展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展开，影响重大而深远，标志着拉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进入第二个高潮期。

　　南开大学谢文侃探寻了阿亚·德拉托雷的早期思想及其形成原因，认为阿亚早期思想的进步意义大于局限性，它是对“内外交困的拉美国家路在何方”这一时代命题的回答，其内涵由“拉丁美洲面临的根本问题”、“拉丁美洲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拉丁美洲反帝反封建力量的构成及其领导阶级”和“在拉丁美洲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与方式”四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部分组成。促使他早期思想形成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二十世纪初秘鲁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阿亚的个人经历以及秘鲁国内外思潮的影响。

　　南开大学刘颢围绕加西亚印第安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具体内容、影响展开论述，认为加西亚创造性地将20世纪玻利维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思潮：马克思主义和印第安主义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抵抗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思想武器和指导玻利维亚进行“社群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工具，是马克思主义拉美化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

　　浙江外国语学院叶健辉副教授从方济各担任教宗后发布的使徒劝谕《福音的喜乐》和教宗通谕《愿祢受赞颂》、《众位兄弟》等文件出发，重新阐释了教宗方济各与解放神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教宗方济各不是解放神学的反对者，而是解放神学的支持者和发展者。

　　南开大学张佳蓉分析了19世纪中期到1925年智利天主教会去特权化的历程，认为在以政治主导力量自由化、实证主义和基督新教为代表的国内因素影响下，加之智利天主教会行动理念的变化，智利天主教会启动去特权化进程，这一进程主要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对智利天主教会特权进行削弱，其对国家和教会均产生了影响，实际是一场对政教双方具有双赢性的宗教本土化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杜娟副研究员论述了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中的转变，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及国际地位的变化，中日海外移民政策的不同走向，以及巴西和日本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追随欧洲文明，才是推动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发生“弃中取日”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关于拉美历史与当代的灾变与应对的探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杨首国研究员聚焦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下的拉丁美洲，认为新冠疫情既是检视拉美的透视镜，也是激化各类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加剧了拉美部分国家既有困局，同时加快了变局的到来。拉美左、中、右各界均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探索改革之路应走结构性改革之路，其中中国的作用必将得到凸显。

　　巴塞罗那大学时光考察了古巴历史上的大型流行病及其应对措施，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一直以先进的医疗水平、全民免费的医疗体系、以社区医疗为主的三级医疗网络以及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疗外交政策著名，古巴在抗疫前期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产生了世界影响。

　　南开大学韦自明解析了1918年大流感期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防疫政策，认为1918年大流感在里约蔓延后政府防疫失控，巴西的卫生防疫体系不是以一体化的现代公民国家作为整体，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限制了应对疫情的能力。

　　在闭幕式上，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法人王文仙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董国辉教授先后作总结发言，他们从不同层面高度评价了本次研讨会，并对青年学者提出了殷切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李超 供稿、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