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6日上午，“丝绸之路历史”系列讲座第二讲顺利在线上举办，本讲主题为“草原通道”。由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刘欣如主讲。此次系列讲座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一带一路”史研究室共同主办。 

　　讲座伊始，刘教授对上一讲遗留的两个问题作出答复。一是盐泽的地理位置和具体情况。刘教授提出丝绸之路作为人们的交往通路，也是传染病的传播路线，例如蒙古人传播的鼠疫和波斯流民传播的天花，但不能就此推定盐泽疫病流传、难以通行。根据余太山先生的考据，盐泽应是孔雀河或库鲁克河，文献记载的盐泽路线难通，是盐水附近小国劫掠所致，而非盐水本身风波险恶。二是丝绸之路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刘教授介绍了Ibn Fadlan’s Journey to Russia, a tenth century traveler from Badgdad to the volga river和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游记（The Travels）两本书，总结了拜占庭与伊斯兰教控制的中亚国家以及蒙古金帐汗国之间的交往历史。 

　　本讲中，刘教授对草原民族在争霸过程中内部及其与周边农业国物质交换关系作了详细介绍。 

　　她指出，草原并不单是一个通道，草原族群有自己的产品和贸易网络，同时也会与周边农业国有物质流通。草原部落在争霸过程中会建立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分为霸主和依附霸主的下层小国，各首领会争夺来自农业帝国的奇珍产品来彰显威势。在霸权争夺中，阿尔泰-塞延山的矿产资源有重要战略意义，它也是蒙古草原和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的分水岭，两边在物质文化上有明显不同。 

　　阿尔泰山以西的南俄罗斯草原上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是克里米亚（Crimea）的库尔奥巴（Kul’ Oba）遗址，属于公元前4世纪的斯基泰人库尔干（Kurgan）墓葬。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精致的艺术品，一些明显出自希腊工匠之手，另一些则具备典型的波斯艺术风格。在阿尔泰山以东的蒙古草原，典型的遗址包括巴泽雷克（Pazyryk）墓葬、阿尔詹（Arzhan）遗址和贝雷尔（Berel）遗址。刘教授对其中出土的银制腰带扣、金制艺术品、焚大麻的香炉、结构松散的马车及一些纺织品进行了讲解。这些出土物有些属于草原风格，一些也具备明显异域特征，体现了草原和周边国家存在的物质交换关系。另外库尔奥巴和阿尔詹遗址出土物品有一定相似性，表明尽管距离遥远，草原两端的来往仍然比较频繁。阿尔詹库尔干1号遗址中也发现了一块鹿石，说明阿尔詹墓葬的位置处在该地区与蒙古草原物质交换的分界线。 

　　关于草原政治格局的形成问题，在草原部落争夺草原霸权的过程中，建立了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等级制。他们也会与农耕社会交往，来获取异邦奇特产品以巩固统治集团对广大草原的控制。争夺矿产丰富的阿尔泰-塞延山往往是争霸首要条件，如吉尔吉斯人可能就是受制于塞人的采矿冶炼劳力；突厥人也曾是柔然的“锻奴”。据《匈奴列传》记载，蒙古草原的匈奴征服北方山区获取矿藏，而后得以集结各个部落组成政体。 

　　通过《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可以追溯大月氏人西迁历程。大月氏在与匈奴的争霸中落败，向西迁徙渡阿姆河直到曾经的希腊化地区大夏。尽管之后的贵霜在中国被称为月氏人，但中国史籍中的大夏五翕侯不一定是大月氏原部，其中贵霜翕侯一统五部并建立了贵霜帝国。 

　　再回顾《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的张骞出使西域，他穿越匈奴和月氏角逐的蒙古草原，经过大宛、康居，随月氏人到达中亚两河流域的大夏，此时的大夏是数个国家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大夏地区属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纳亚文明体（Bactr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年代在公元前2100-前1800年，在游牧民族到达之前很早就是高度发达的农业地区，其中最重要的遗址是阿伊-卡努姆（Ai-Khanoum）遗址。该遗址规模宏伟，有希腊式剧院、学校等建筑，是非常典型的希腊化城市，也是从中亚到地中海的沙漠绿洲通道的东部终点。月氏人西迁正是将这一通道与东部草原通道贯通起来。 

　　最后，刘教授介绍了中亚草原政权不断重组，直到唐朝出现中原王朝和草原之间的绢马贸易调整，并对本讲内容做了总结。 

　　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一带一路史研究室、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参会人员与刘欣如教授就希腊化城市阿伊-卡努姆、柔然和突厥的关系以及甘父形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张璐供稿，吕厚量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