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奖译：《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雾都伦敦》之前言

[美]William M. Cavert著  王庆奖译 

　　18世纪，无数人来到伦敦，既有来工作的，也有来旅游的，还有来定居的，其中有两人来自大英帝国的不同角落。这俩人都出生在那个世纪的早期，属于安妮女王的统治时期，而且这俩在去世之前的几十年里长期声名显赫，职业高贵。他们几乎是同时代的人，所处的时代是印刷业和图书销售发达的时代，两人来到伦敦时英姿勃发，都是通过自己的笔和话题而名声鹊起，他们俩政治信仰各异，宗教观点不同，即使在一个朋友圈里，他们也不是朋友。在英国的首都伦敦，大英帝国正在全球崛起的时刻，两人唯一的相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两人的职业生涯中，伦敦这座城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他们的笔下，都没有将其看作是健康、洁净或是美丽的城市。 

　　不过，两人对首都的特征定义一致都认为伦敦空气肮脏，烟雾缭绕。另一位年纪稍长的在殖民地长大，把伦敦的生活与家在汉普夏郡朋友家乡的“香甜空气”做了对比。在从朋友故乡家中返回到城市的喧嚣与肮脏，即所谓“顺利退出”时，他写到：“现在我很不情愿地要呼吸伦敦的烟雾了”。在其他场合，他还写道：都市的烟雾就是“硫磺”，且使得“固若金汤的城市……令人窒息”，他认为解决之道应该是对壁炉重新设计。另一位年纪稍小的则出生在英国中部，他认为城市生活本质上就是一场烟雾的经历。在他撰写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这样写道：才华横溢的谈话和城市的美景一样紧缺： 

　　看到一个作者写的书到接触到他书中讨论的话题往往就如一个人在远处展望之后走进一座城市的大门。在远处，我们只看得见耸立的教堂塔尖、高耸的宫殿塔楼，并由此想象城里的金碧辉煌、雄伟壮丽、不同凡响；但，一旦走进城门，就发现狭窄的小巷充满了疑惑，难以启齿的破茅屋丢人现眼，道路受阻令人尴尬，还有天空中那飘荡的烟雾。 

　　这位作者虽然只知道一座“大城市”，但却对之了如指掌。他声称，这座城市生机勃勃，“在伦敦生活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如果有人说对伦敦感到厌倦了，那他就是对生活感到厌倦”。只不过那是烟雾人生啊，并不是人人都喜欢的人生。作者的爱妻就住在距离城北四英里、烟雾笼罩的汉普斯特德，而“自己的丈夫则在伦敦的烟雾中吃尽苦头”。观察到这一现象的记录者是作者的苏格兰朋友兼传记作家，他也对妻子的健康感到担忧，认为她的身体状况使她“不适于在伦敦的烟雾中生活”。 

　　对于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塞缪尔·约翰逊和詹姆斯·鲍斯韦尔这样的作家来说，“伦敦烟雾”这几个字富有深意，因为它们把多重可能性融入到这个城市的物理环境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即使在天空晴朗时，雾霾也很少离伦敦而去，冬季大多时候伦敦都处于黑暗之中。烟雾已经成为定义都市生活的特征，从而使伦敦显得不同寻常。作为一个城市，伦敦既不是独一无二的大城市，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富有城市，尤其不是一座宏伟的城市；相对而言，巴黎是大城市并且拥有更多的地标性建筑、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商业网络发达的中心，而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也曾经做过伟大帝国的首都。然而伦敦的城区环境与上述城市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对于约翰逊和富兰克林尚可忍受，而对一些外国游客来说，简直是糟糕透顶。 

　　他们认为伦敦的外观很糟。一位德国游客写到：“伦敦的建筑被残忍的烟火熏黑了”。这位游客认为煤烟是“伦敦的祸根”。另外一位德国人则认为英国下院“被烟尘玷污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加冕座椅“被烟尘熏黑，很难看”，皇家学会博物馆里的物品“被烟尘所毁，看起来又黑又丑” 

　　芬兰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曼1748年来到伦敦。在去宾夕法尼亚见富兰克林之前几个月， 他从格林威治既看不见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也从教堂圆顶看不见城市的其他地方，“城市四周厚厚的烟尘让人模糊不清” 。卡尔曼抱怨道： 

　　无论我对咳嗽有多大的免疫力，每次自乡下到伦敦，只要在那住上一天，就要咳嗽……而一旦离开并在乡下呆上两天，就好起来。只要在乡下住惯了就对煤烟不习惯，无论是谁，就算是英国本地人也都一样。 

　　对于卡尔曼来说，煤烟使伦敦已经是一座难以让人羡慕和享受的城市。  

　　另一位富兰克林的老相识是哲学家让-皮埃尔·戈拉斯雷, 他对伦敦的氛围深感震撼。他在1765年写到：“煤烟滚滚，浓雾深深；所形成之乌云，宛如斗篷把伦敦城包裹起来；遮天蔽日，煤烟一浪高过一浪，阳光难以穿云破雾”。 戈拉斯雷认为煤烟窒息了城市居民，连下雨都带有煤烟子，把建筑物的内墙外壁也涂黑了。更糟的是，“如若放任不管，伦敦居民最终必与阳光作别”。还有一个人来自Labrador名叫Atajuk。虽然他自我启蒙的感受稍差，但却是一个善于观察的游客。他发现1772年的伦敦“房屋多、煤烟多、人多”。 

　　伦敦的确给游客带来了非常震撼的印象，人们从未对其他城市的烟雾采用过这类描述，而英国人自己也把伦敦说成雾都。1748年，在卡尔曼患上咳嗽病几周之后，一位才女（约翰逊的朋友）伊丽莎白·卡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往伦敦以北走上十英里，恩菲尔德的夏天“比起喧嚣尘上、乌烟瘴气、拥挤不堪城里更加宜人”。而随着夏日结束，计划也变了，“我不想在恩菲尔德这个长满野生荨麻树丛地方待着，但是伦敦的烟雾也让我感到难以喘息”。无论是卡特还是她的那些知识分子朋友们：约翰逊、鲍斯韦尔、富兰克林、卡尔曼、戈拉斯雷，伦敦的特别之处都是通过其物质环境来表述的：这个人类商业和工业中心坐落在自身所创建浓烟之下。由此看来，1661年约翰·伊夫林通过其《烟尘防控建议书》（Fumifugium）对城市煤烟提出了有名的控诉，也就不是如人们认为的那样属来自荒野的孤鸣了。很多人认为伊夫林所展现的细节，也是很多伦敦人时而认真，时而调侃地对每况愈下的城市环境所表达的意见。 

　　空气中的烟雾是如何成为伦敦都市生活形象和经历的一个基本构成，这个过程就是本书的主题。在现代化早期，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伦敦相比拟，原因很简单，其他城市没有象伦敦一样燃烧大量的污煤。该煤属矿物燃料，产自于英国西北部的纽卡斯地区发掘出来的沉积岩，本身含有沥青，中块煤、热量高，但与木质燃料不同的是，在燃烧时会释放出浓厚烟尘，并含有高浓度的污染物。由于伦敦城市规模特别巨大，能源消费很不均衡，且燃料中有着大量的污物，英国的首都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获取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大活力，但在日后的发展中却毫无二致：城市扩张、经济成长、能源消费量上升等几个方面在一系列正反馈循环中互为动因，从而集体导致了环境状况恶化。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污染具有负外部效应或不悦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 or disamenity）。而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人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时，观察家们有时称之为“小麻烦”、“肮脏”、“污染”，或者干脆就将其称为“伦敦的烟雾”。 

　　污染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表述。环境史学家以及那些对人与自然关系变迁、人与自己构建环境之间的关系变迁感兴趣的人们一般都会把污染的历史适用于以下三个宏大叙事之一。第一种叙事认为人类一直在破坏者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因此连续性和平行性（continuities and parallels）与时间的变化同等重要。第二种叙事强调说现代医学和现代物质财富双双出现之前，人人贫穷且不卫生，只是没有引起过多关注。第三种叙事断言，污染是新生事物，类似烟尘之事在1800年以前并没有大量存在，而之后是工业改变了人，使他们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取资源并改变了自然环境。 

　　以上叙事各有不同，各有道理。人类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改变着历史：平整土地、燃烧和狩猎都是比人类文明古老得多的活动。古代城市如罗马、长安也都在大量消耗资源、产生垃圾。实际上，前现代的人们可能比富有的晚辈更加能够忍受环境污染，因为他们无法象这些晚辈一样享用充足的水源、化学洁净剂、生物医学信息。最后，现代经济的发展使得污染在全世界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北京、德里、开罗、墨西哥城，烟尘和雾霾虽然威胁着这些城市的公共健康，但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与其它大量存在污染物如核辐射、水银和激素干扰剂没有什么两样。这些对全球环境和公共卫生的威胁在前现代是不存在的；的确是普天之下的新生事物。 

　　上述宏大叙事都揭示了一些真理，但是由于每一个叙事都无法解释欧洲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一定范围内的变化，因而也都存在不足。如果我们强调说环境等级下降总是与我们如影随形，那我们就可能错过一些关键性特征并把不同类型的环境干预和环境压力混淆在一起，如同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盐碱化与三峡大坝等同起来一样。我们可以把前工业化解释为一场灾难，因为那时大部分人既穷又脏；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幸运，因为没有人在这个地球上受到毒害。但是无论作何解读，如果说前工业化主要缺乏现代性并由此对其进行定义，那就是取消前现代、前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十九世纪以前几百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太多了，尤其是在英格兰，因而这种定义方式很难适用。正如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时代与简·奥斯丁、詹姆斯·瓦特的时代是两回事一样，因此1800年伦敦的城市环境与其在十六世纪的环境也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现代化开始的几个世纪里所发生过的剧变却在连续性的宏大叙事中或者在把历史划分为前现代和现代的摩尼教二元论中几乎没有得到重视。这两个路径都没有过多地涉及到现代化早期的任何情况。因此，本书认为讨论这几个世纪中所发生的环境变迁史是很有必要的。 

　　这段历史不仅是因为应该将其当做某种恢复真相的行为来加以讲述，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以满足自身的条件”来书写，而且是因为,如果我们希望了解后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那么对前现代和前工业化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加以了解是必不可少的。给十八世纪的英国提供动力的是化石燃料，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是伦敦尤为突出的特点，因此这也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成就了我们的现代世界。有人认为“化石燃料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可与农业革命相媲美。正如艾德蒙·伯克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历史只按照太阳能时代和化石燃料时代这样的两个阶段来划分的话，那么从前者向后者过度的那个时段就应该在人类历史上以及在人类所处的世界里占据中心的位置。 

　　由此观之，1600年以前几年至大约1800年工业化开始这个时段，伦敦向煤燃料过渡的经历与其它前现代的经历并不一样。在古罗马时代空气并不洁净，在玛雅帝国时代出现过大规模森林砍伐事件，但是环境问题也只有在英国现代化早期才以某种方式得以解决，最终导致出现了新的全球能源组织体系。伯克认为能源可以用来定义和划分历史阶段。如果我们重视这一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在1600到1800年之间英国转向燃煤社会的方式和原因。英国历史学家曾经很自信地说，这个时期的英国有很多特殊的情况：是现代国家、议会主权、英帝国、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的孕育阶段。所有的这些宏大叙事的说法都曾经经受过挑战，但是从能源组织体系及其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这个视角来看，现代英国的早期是或者已经是“第一个现代社会”，这样的看法也许还是站得住脚的。 

　　《烟笼伦敦》论述的不仅是经济和环境发展过程，而且也是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该书的观点认为伦敦把燃煤作为自身的基本燃料，这个转向导致出现了互为关联的两个过程。首先，燃煤所产生的烟雾让伦敦人觉得很讨厌、很不健康，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因此本书所揭示的是伦敦人民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厌恶和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关注。其次，尽管伦敦人民对烟雾很关注，但是由于煤炭的消费已经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权力的观念之中，所以其消费量在整个时期以及这个时期以后都在持续不断地增长。以燃煤为动力的经济崛起与城市大气中的烟雾同步升起，至少那时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因为伦敦人民最终认可了浓烟升起带来了利益，环境肮脏则可以忍受。结果环境史的讲述都是通过市民及其管理者的经验、理念、冲突和目标来展开的。它讲述的是不断发展的城市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面对新的能源组织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对空气污染的关注没有导致环境保护理念的产生，却出现了如何适应环境的思维方式。很多人觉得伦敦的烟雾让人难以忍受，也有不少人觉得伦敦的烟雾可以忍受，还有人象农学家亚瑟·扬那样，认为这是一个只能安心接受的悖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十八世纪末的时候，扬写道：“煤烟笼罩伦敦”，导致常年的污染，而他自己却兴高采烈地逃到乡村，投入到“新鲜和甜蜜的空气、静谧安宁的环境、没有烟雾遮蔽的阳光”之中。然后他依然感叹：“感谢上帝赐予英国煤炭” 。对于那些对烟煤既爱又恨的人来说，扬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既壮丽高大又藏污纳垢的伦敦烟雾便成为具有多重含义的空间，成为新型都市生活的象征。  

　　  （王庆奖，昆明理工大学外文学院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云南政协法制办译审专家、云南翻译协会理事、云南研究生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云南高校翻译学会会长）

　　（转发，本书于2019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所网站联合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