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我与陈晓律先生学习英国史若干事

　　2020年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恰值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于我而言，又是博士毕业的年份，尤值得铭记。在辞旧迎新之际，响应研究会号召，畅叙与英国史的情缘，以答谢师恩，正逢其时。 

　　我与英国史的缘分，始于在南京大学第二年与导师陈晓律先生的结缘。时光倒回2002年的浦口，那是南京大学本科生所在校区，位于长江北岸，需经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才能到达，是一块僻静得既适合读书、又易生寂寞感的地方。当时，我所在的文科强化班，于师资上享有特区优待。大二第一学期的《世界近现代文明史》课程，即由陈先生讲授。刚在龙王山下体会到大学之大的我们，连“世界文明”之门朝哪开尚不清楚，哪里懂得外面世界的精彩。自从听了陈老师的课，我们算是开眼看了世界，也真正享受到南大学生应有的待遇。用四川话说，那是“巴适得很”！只是我当时年轻，对陈老师“川普”中富含的学术营养，尚不能充分吸收；不似常来蹭课的于文杰、傅广生诸兄，虽身坐末排，却乐不可支。本科时先生授课的更多内容，大多已随往事飘散；不过，在论及法、德两大国文明时，先生举滑头的法国兵“皮埃尔”智取严谨的德国兵“汉斯”的场面，轻巧地道明了两国风度，令我牢记至今。此外，先生讲学时擅针砭时弊，用世界史的眼光细数各国风流，带领学生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张力间，深味启智、解惑的快感。此等体验，直教人拍手称快。回想起来，这是我从先生处得到的关于英国史及世界文明的启蒙教育。 

　　忆往昔，越发觉得师恩如山。在我求学南大的若干重要时刻，都蒙受先生的关爱。2005年大学毕业后，我获本校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生保送资格，同时参加团中央“西部计划”，到陕西志愿服务一年。在陕期间，一日接学校通知，我需确定2名硕导人选，报送系里。我第一次给陈先生发邮件，希望能被接纳。他立时应允，还向我推荐阅读书目和学术网站。当我欢喜地向系里报送结果时，却被善意地提醒：陈晓律老师是诸生“哄抢”的热门，无人能确保选上，若将他列于首位，万一落选，不知会流落到哪位导师门下……我犹豫了，细思极恐。于是，我鼓起勇气，从西安打电话跟先生确认。在话筒的另一头，传来先生的普通话，我顿觉格外标准悦耳。他说：“我既已经答应你，就绝不会变。”我安心了，也从先生身上领受到为人的重要一课：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信守承诺，是陈老师对弟子们一贯的教导。 

　　幸得先生之诚，我于2006年如愿进入陈门，学习英国史。翌年秋，受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资助，我与杨琨等几位同门一道，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访学一月，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脚踩着不列颠的大地，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因为对一个英国史的学习者而言，若只从书本学、光听老师讲，所学再多，总摆脱不了虚飘的感觉。只有身临其境，才算“坐实”了个人与英国的关系，才能用身心去验证对这一充满历史感国度的认知。虽然在英国挺苦，也很拮据（当时人民币与英镑的汇率是15：1），但收获颇丰。从伦敦、爱丁堡到卡迪夫，我和伙伴们的足迹遍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感觉好极了。在布里斯托尔，我就地取材，搜集了硕士论文的写作材料。大英帝国因海而兴，在18世纪布里斯托尔、利物浦等港口城市在大西洋“三角贸易”中快速发迹。英国是一个珍视历史的国度，2007年又恰逢其废除奴隶贸易200周年。全国上下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布里斯托尔市也当仁不让。城市庆典、研讨会、图书出版、博物馆展览等应接不暇，频频刺激我的神经。天时、地利，加之大学图书馆的丰富文献，使我做了以“试析18世纪布里斯托尔的奴隶贸易”为硕士论文选题的决定。当时，我尚不明了：大约500年前，受英王亨利七世特许，航海家约翰•卡伯特正是从布里斯托尔扬帆起航，为英国开启了探索西北航线、寻求东亚财富的征程。我更没想到，几年后，布里斯托尔会随都铎王朝构建近代海洋国家的历史进程，再次进入我的博士论文。历史真是奇妙。 

　　2009年硕士毕业，我留校国际处工作。根据学校规定，工作满两年方可申请在职读博。两年后，我向陈先生表达报考博士的愿望。他像当年一样，欣然应允。弟子好学，这是陈老师最乐见的事情。南大鼓楼北园的教学楼，记录了我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场景…… 

　　2012年9月，我开始博士生阶段的学习。由于我是半工半读，且同年8月，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节奏以高强度进入快车道。尽管时间紧张，学业投入不足，先生却几乎从不责备我，而是始终包容、鼓励和耐心教导，如春风化雨一般。我每次去龙江阳光广场壹号面见先生，心里常因任务未完成而忐忑，就像儿时的歌谣《读书郎》中所唱：只怕先生骂我懒……一路上，我设法寻思几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备用，可那都是徒劳。每次进门始，先生脸上先是泛起标志性的笑容，接着进入醉人的讲学状态，临了附赠温馨的寄语：我明白，好好学吧，抓紧写文章。就这样，从阳光广场出来，我的心里一半装满了阳光，又够用好一阵子；另一半，则被羞愧悔恨的阴影和励学敦行的决心所填充。先生对我着实厚爱有加。硕士生期间，我就参与欧洲中心项目《欧洲社会的整合与欧洲认同》一书的写作。读博后，先生让我参与了关于国际共运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和欧洲福利制度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撰写了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社会文化丛书中的一本，为我向期刊编辑推荐文章。我知道，这一切，只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对师生感情，先生恪守传统，看得很重。在他眼中，这份关系是纯粹的、非功利的。他为学生竭尽所能，别无所求，只为学生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在学生眼中，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纯粹的学者。在先生给予我的诸多帮助中，推荐我去英国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历史学院研修，对我完成博士学业的作用最大。 

　　苏塞克斯大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新大学浪潮时期建立的，坐落在伦敦以南的海滨胜地布莱顿，在英国综合排位20名左右。虽不是英国的顶尖大学，但该校的发展理论和历史学在学界久负盛名，有数位历史学家被牛津大学引进。与陈老师开创两校历史系师生交流关系的保罗•贝茨教授，便是其中一位，他也是南大世界史学人的老朋友。2016年1月底，我从南京乘坐德国汉莎航空的班机启程赴英，飞机在慕尼黑中转。对一个学习英国史的人来说，坐着德国飞机，从慕尼黑出发，飞越英吉利海峡，进入不列颠空域，心头别有一番趣味，万千思绪在脑海翻涌。我从舷窗俯瞰英伦，努力想象着不列颠空战的画面，耳畔仿佛回荡起丘吉尔对皇家空军的演讲：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惜乎，幸哉！一道海峡，拦住了多少枭雄霸业？！ 

　　此番我在英国一学期的研修，可以说境遇坎坷，但结局圆满。在生活上，我历经三次搬迁：第一个月租住在一位传统的英国老太太家中，因我不像另一位日本女房客般万事恭顺，最终与老妪挥一挥衣袖，于第二个月转投他处。新房东是个叫杰森（Jason）的年轻人，满怀爱心，不时会收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回来借宿。富庶如布莱顿尚且至此，足见英国的福利制度仍有不尽人意处。需要自白的是，因无英国友人收留，我在大学图书馆借宿过两晚。第三个月起，我的生活安定下来。承蒙留学布莱顿大学的习东亮同学关照，经他的房东艾柯（Echo）老师许可，我以每月200镑的低价乔迁新居。同住的还有一对台湾学生，大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相处甚欢，表明两岸青年完全可以在同一屋檐下和平共处。艾柯是中国同胞，已入英国籍。她平时住在肯特郡的惠特斯特布尔（Whitstable) ，一个临近坎特伯雷的小港，以生蚝之鲜美而驰名遐迩。据载，早在《末日审判书》时期，当地的生蚝就已十分出名。受艾柯之邀，我和东亮、Rose、万兆元兄曾结伴前往她肯特的家中作客。一尝海鲜后，大家动身探访坎特伯雷大教堂，美不胜收。 

　　当然，学业上的收获最大。除搜齐博士论文写作所需的文献资料、修习欧洲近代文明史课程（“宽容与迫害”，Toleration and Persecution）获得通过外，我于探幽访古的游学之旅中，获得极畅快的精神享受。特别在遍访都铎遗存，感怀和追寻近代海洋国家的形成轨迹时，一股现在和过去对话、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之间互动的感觉，常使我难抑内心的喜悦与冲动。当我为西敏寺亨利七世礼拜堂的炫丽而神迷时，感受到了都铎王朝治乱后的新气象；当我对“玛丽•罗斯”号的彩画和遗物注目时，她与法舰作战的英姿浮现眼帘；当我从格林威治码头登船，溯泰晤士河而上驶往伦敦塔时，不禁为伊丽莎白女王之母安妮•博林的悲剧而唏嘘；当我近观剑桥国王学院礼拜堂石壁上的王冠和玫瑰纹章时，感受到了都铎君主傲视群雄的渴望；当我行走在朴次茅斯、布莱顿、纽黑文、伊斯特本、拉伊、黑斯廷斯、坎特伯雷和格林威治的海岸线时，一幅近代海洋国家的海防要塞图依稀可辨；当我走过汉普顿宫的每个角落，经过温莎堡圣乔治礼拜堂亨利八世的墓碑，看过静卧在威斯敏斯特的伊丽莎白一世石棺，最后踏上亚瑟王座山，眺望福斯湾时，撰写都铎王朝缔造近代海洋国家历史的念头，已在我心中生成。 

　　陈老师之外，有一批南大学人泽惠于我。南京大学是国内英国史研究重镇。自师祖蒋孟引先生创立学科，数十年来弦歌不辍。经王觉非先生接续深耕，至世纪之交，已形成由钱乘旦、陈晓律、杨豫、沈汉等诸先生领衔，中青年骨干竞相涌现的蔚然气象。他们中有我众多良师益友，为我在各阶段的成长付出了辛劳。在大学时代，张红副教授为我们讲授欧洲中世纪史，她教我们懂得“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放映英国史题材经典影片《勇敢的心》，使我们记住了英国人对“Freedom”（自由）的呐喊与追求。刘金源教授带领我们研读欧洲历史文献，传授搜检和解读外文史料的基本功。刘成教授为我们指点世界近现代文明，还现身说法，详解优秀博士论文的写作经验。于文杰教授主讲西方思想史和社会思潮，使人领略到历史的深邃与思想的厚重。其中，我特别感谢刘成和于文杰两位教授。2005年，在我离校赴西安前，他俩专门为我在文科楼举行保研面试（记得有一题是简述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区别）。在研究生阶段，杨豫教授的英国经济史让人大呼过瘾。近三小时的授课，他始终精神饱满，滔滔不绝，丰富的史料和独到的史识彰显功力。类似的场面，我有幸在高华教授的共和国史课堂上见识到。沈汉教授的社会政治制度史、西方社会结构史呈现出别样的景象，除了不断刷新板书上的英文文献外，沈老师喜欢公开展示他和伊格尔斯、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史学大咖的“朋友圈”，惹我们艳羡。任东来教授颇具彬彬君子之风，他讲授的20世纪美国外交史，是我们所学不多的美国史课程。他流利动听的英语、见微知著的高论、科学严谨的治学，都向后学们诠释了何为有厚度的学术人生。侯建新教授的英国经济社会史，对近代早期英国现代化起步阶段农民阶层的角色和作用，做了精深解析，给我们在南大学派之外新开了一扇透视现代化的学术之窗。于文杰教授继续传布思想史，学术视野聚焦于英国，大卫·休谟是课堂上的“常客”。兴之所至，他会打开《人性论》或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气十足地来上一段悦读经典。钱乘旦先生执教北大后，南大的现代化理论课程主要由刘金源、刘成教授续讲。二位教授还开设英国社会转型、政党政治及和平学等新课程，拓宽了学生们的学术视野。舒小昀和胡成教授的史学理论，为我们讲授治史方法、史学流派和新史学动态，这是所有历史学研究生的通修课。施义慧副教授讲授西方社会结构史，并兼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为我们把好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的正确方向。她带领我们顺利访学布里斯托尔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现任世界历史系主任祝宏俊教授、江苏省社科院胡传胜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姜守明教授等，都对我的博士论文给出了精准而专业的建议，令我铭感于心。陈日华副教授、吴贺副教授是我的同门，同志加兄弟/姐妹的情意久经考验。长期以来，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恕不赘言。 

　　历史并不如烟，又变动不居，但崭新的2022终如期而至。我们的生活也将携手英国史，继续慷慨向前。末了，谨以南大校歌中的两句词，敬献我们共同的英国史研究：吾道无穷，如日方暾。

　　（唐军，南京大学国际处助理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会员、欧洲一体化史分会会员）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世界史研究网联合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