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历所跨学科研究室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周施廷老师作学术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周施廷副教授

《自我的觉醒：彼特拉克与现代性》学术报告会

　　2019年4月9日，世界历史研究所跨学科研究室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周施廷副教授作了题为《自我的觉醒：彼特拉克与现代性》的学术报告。周施廷老师是“第八届胡绳青年学术奖（2018）”获得者，主要从事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德国史研究，著有《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

　　报告中，周施廷从“中世纪与现代之辨”、“人文主义与现代性”、“彼特拉克的三次觉醒”等三个方面对彼得拉克与现代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她指出，布克哈特曾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提出彼特拉克是“第一个现代人”。此后，彼特拉克与“现代性”问题便长期为学术界所关注。彼特拉克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他生活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新旧交替的时代。因此，周施廷指出，彼特拉克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意识到新旧文化的断裂，并且首当其冲地站到了这场剧变的最前沿”。对于彼特拉克是如何站到时代最前沿的，周施廷从彼特拉克人生的三个阶段分别进行了分析。彼特拉克早年在阿维农，而他的第一次觉醒便发生在这里。在“阿维农之囚”时期，教廷大规模扩充图书馆，很多珍稀手稿汇集于此。彼特拉克也在阿维农积累了丰厚的知识。1341年，彼特拉克参观罗马废墟后，又产生了第二次觉醒。在这一阶段，彼特拉克确认了孤独的重要性。彼特拉克的第三次觉醒发生在他的生命晚年。这一次，他又从自我流放的状态返回到充满情感的现实世界。在经历了人生不同阶段的三次觉醒后，彼特拉克最终“意识到自身需要摆脱与过去及未来的纠缠，在新旧间的断裂带中寻找突破线性时间限制的狭缝，让自己的作品在时间洪流中穿越，保持其永恒的现代性”。

　　周施廷说，现代、现代性概念包含着对一个时间构造的解释，“新”与“旧”的二元对立是其最基本的逻辑构造。所以，周施廷指出，“在这个抽象的意义上，我们几乎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现所谓现代性问题。但真正具有理论意义的现代性议题，一般总是出现在新旧冲突较为激烈、人们意识到自身处在一个历史和传统的断裂带上，或是‘厚今薄古’，大力宣扬新时代、新风尚的正当性和优势（技术的、观念的、审美的，等等）；或是‘厚古薄今’，推崇权威、传统、正统的规范性力量，拒斥新生事物”。在周施廷看来，“作为一个过去的人，彼特拉克是最早、最为认真研究古典学问的人”；而“作为一个现代人，彼特拉克没有在崇高的理想主义和残酷的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不仅如此，周施廷还认为，彼特拉克是一个“未来的人”，因为他“具有非凡的时代超越性。”

跨学科研究室副主任张文涛副研究员

　　本次报告会由跨学科研究室副主任张文涛副研究员主持。张文涛说，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来解读现代性。从世俗化的角度，从个人主义的角度，从科学世界兴起的角度，研究者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例如科学史家科瓦雷在其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中，从库萨的尼古拉开始进行讨论，认为库萨的尼古拉标志着传统宇宙观向现代宇宙观转变的起点。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卡斯滕?哈里斯在《无限与视角》一书中，以彼特拉克作为现代性的起点，与传统的人文主义认识较为一致。彼特拉克的自我思想，是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观念复兴的典型体现。从世俗化的角度看，薄伽丘与马基雅维利也许比彼特拉克更有代表性。当然，如果从历史观念的转变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历史神学无疑为现代历史哲学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源。卡尔?洛维特的著作《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便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的。周施廷老师的讲座，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国际学术界关于彼特拉克的研究信息，同时她自己对此也有很深入的思考，让大家受益匪浅。

　　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欧美史研究室、亚非拉史研究室的同事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一些同学们也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并就相关问题与周施廷老师进行了讨论。

（李文明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