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所邀请刘欣如教授作丝绸之路历史系列讲座第四讲

　　2022年4月6日上午，由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刘欣如主讲的“丝绸之路历史”系列讲座第四讲在线上举行，本讲主题为“贵霜帝国控制丝路中枢”。“丝绸之路历史”系列讲座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一带一路”史研究室共同主办。 

　　讲座伊始，刘教授展示了贵霜帝国的历史地图，强调贵霜帝国具有连接南亚、中国、地中海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贵霜帝国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大月氏政权如何转变为贵霜帝国。日本学者桑山正进提出：（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翕侯的称号并不是大月氏人首创，而是草原地区固有的一种称号，是被征服部落首领接受自上级统治者的封号。大月氏人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主要在今阿富汗）时，贵霜是当地的一个翕侯。贵霜翕侯可能是由大月氏人任命，但其部下不一定是大月氏人，因为当时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部落不仅仅是大月氏人，也包括斯基泰人 (Scythians)、帕提亚人（Parthians）和本地民族等多个不同民族。最终贵霜翕侯由游牧政权转变为农耕社会的统治者。这种转变发生后，贵霜帝国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最大枢纽，沟通中国中原王朝、南亚、地中海和欧亚草原；而贵霜帝国的核心区域巴克特里亚还是中亚和南亚的希腊化文化基地。刘教授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首先，她介绍了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重要考古遗址卡尔查延（Khalchayan），它是游牧社会的一个营帐城市。在其中心神庙发现了大量表现战事、统治者的泥塑壁画，壁画中的某些统治者形象很可能就是大月氏人。该地区出土大量的希腊化货币也表明该地曾经是希腊化文化区。在大月氏人到来之前，当地不同社会已发行了多种银币，受到希腊化文化影响，但总体呈现印度化、波斯化风格。另外，一枚银币上的正面人像与前述大月氏的卡尔查延神庙中的某一泥塑武士十分相近，其铭文记载该王为贵霜的族长，为大月氏与贵霜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佐证。 

　　在今阿富汗，也发现了多个重要的贵霜时期遗址。蒂拉丘地（Tillya Tepe）遗址出土了类型与数量均十分丰富的金器，可能属于大月氏人进入巴克特里亚的早期，此时月氏人尚未成为当地真正的统治者。又如苏尔赫科塔尔遗址（Surkh Kotal）发现的家庙遗址，面积庞大，形貌宏伟，与卡尔查延的中心神庙十分相似，应同样属于月氏人。这些遗址的出土物尽管十分奢华，却仍然带有游牧民族特征，应表明此时的贵霜人可能还没有真正成为农耕社会的统治者。 

　　1993年，在距离苏尔赫科塔尔遗址不远处发现了一篇著名的贵霜时期文献，即罗巴塔克铭文（Robatak Inscription）。该铭文镌刻于一块90×50×25厘米的石碑上，碑文为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巴克特里亚语。铭文内容是迦腻色迦王为诸神建造神庙，其中神灵来源囊括了中亚、西亚多地宗教传统。此外，罗巴塔克铭文还提到了迦腻色迦统治下的领土已达到恒河中游的㤭赏弥（Kausambi）。根据罗巴塔克铭文及同时期货币铭文，可以大致推演出贵霜王朝的统治序列，其中迦腻色迦统治时期是贵霜帝国统治的最高潮，拥有广阔的领土。 

　　此外，还有一些稍晚的贵霜王朝遗址也被发现。例如，阿富汗的贝格拉姆（Begram）遗址。其中的一座储藏库十分重要，发现了大量珍宝，其风格显然来自多个地区，说明贵霜掌控该地区后搜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玛特遗址（Mat）位于印度中部的马图拉（Mathura）地区，该地也发现了贵霜王朝的家庙。虽然建筑本身已消逝，但多个贵霜王像都保留下来，包括迦腻色迦、阎膏珍（Wima Khadphesis）等。另外，桑霍尔遗址（Sanghol）发现的佛塔底座，保存十分完好，展示了贵霜时期的宗教建筑成就。 

　　贵霜时期保留下来的城市遗址数目庞大，并且特征明显。它们所使用的大块红色砖，形状扁平，整体偏长，很容易辨认。可以说贵霜时期是继印度河文明以后在印度出现的保留砖石建筑的城市遗址最多的时期。马图拉附近的小型城市遗址桑赫（Sonkh）发现砖石构造建筑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个特点。 

　　关于贵霜时期的社会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桑赫一座神庙遗址发现的托拉纳(torana)浮雕砖。浮雕画面中心被崇拜的二人头戴七蛇冠，可能是神灵，但也很可能是蛇（Naga）部落的大王与王后。犍陀罗地区出土有一尊印度教神灵迦楼罗（Garuda）战胜Naga像，其中Naga为人形，显然是指Naga部落。贵霜时期还盛行希腊酒神（Dionysus）崇拜，这与佛教有很大关系。佛教故事在贵霜时期登上舞台，受到酒神节和戏剧节的启发，促进了印度戏剧的发展。印度河上游的斯瓦特山谷（Swat valley）发现的佛塔浮雕上，在具有典型希腊风格的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佛的形象。佛走上舞台，成为佛教传播的一种新形式。与酒神崇拜有关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佛教深深卷入了葡萄酒酿造业。除了犍陀罗地区发现的多幅表现饮酒、制酒的浮雕砖外，塔克西拉（Taxila）的一个佛教寺院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制酒器皿，能够佐证当地的酒主要是自制。贵霜时期葡萄酒的销售业也十分发达，且佛教寺院同样参与其中。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贵霜时期遗址，位于今阿富汗的梅斯·艾娜克（Mes Aynak）。该遗址由多个寺院遗址组成，位于艾娜克山上，可俯视下面的铜矿。佛教寺院参与铜矿开采，与这一时期佛教塑像从泥塑石雕转向铜像有密切关系。 

　　刘教授在总结中指出：从上述贵霜王朝的遗址，各式各样的精美文物，以及相对稀少的文字记载来看，贵霜社会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贵霜统治者将骑马文化带入了南亚；贵霜时期大乘佛教的宗教机构发展成熟，以犍陀罗佛教艺术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传播佛教思想的媒介；主持佛教艺术造像的寺院成为经济实体，酿酒业、铜矿开采成为佛教寺院的代表性产业；贵霜王朝的统治者开拓了棉花之路，使之成为与罗马纺织品贸易中，除丝绸之外的另外一种主要商品；横跨中亚和南亚的贵霜帝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尤其推动了佛教向中亚和中国的传播。 

　　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一带一路史研究室、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参会人员与刘欣如教授就酒神、戏剧神与佛开始设像的关系、币值稳定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张璐 供稿，何捷、张璐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