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6日上午，应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邀请，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教授段玉泉在线上作了题为《西夏文字的汉字系文字特质》的学术报告。
段玉泉教授首先对西夏文字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西夏文字有多种不同称呼，他称一般为“西夏文字”或“河西字”，自称则有“蕃文”、“蕃字”、“蕃书”等多种，且自称的汉文与西夏文能够对应。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存在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为李德明；第二种认为西夏文字为李元昊亲创，另有说法补充认为野利仁荣对李元昊亲创的文字进行了演绎；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文字由野利遇乞创制。西夏文字还存在一字两语的性质，即勒尼语与番语（党项语）均以西夏文字书写。这两种语言并非同一种语言的变体，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甚至不属于同一语支。西夏文字属于汉字系文字，但是其创制者并没有采用汉字的任何一个现成的单字或者偏旁，而是利用汉字的笔画来重新造字。
段玉泉教授接着对西夏文字的构造进行了讲解。西夏文字中有大量的会意字，以西夏文字中的“骑”字为例，该字由上下两部分合成，上部分相当于汉文的“人”，下部分相当于“马”，即西夏人用“人在马上”会意造出了“骑”字。更多的会意字采用了“省形”的方法，即分别选取另外两个字的某个部件进行合成。汉字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形声字，而非会意字；西夏文字中也有类似的形声字，但会意字的比重大为增加。至于原因，可能与同时期中原汉字的使用状况和特点有关：北宋初年，会意之风大行天下，民间百姓大玩拆字、解字、戏说文字游戏；庙堂之上革新派代表人物王安石作《字说》，全以会意解说汉字。《字说》的成书时间虽然不能确定、似乎要比西夏立国晚几年，但构成该书核心的会意之法早有民间基础，通过引入大量汉文典籍或民间交流等渠道传入西夏应该是十分自然的。
至于形声字，西夏文字在假借的基础上通过添加类化构件或区别符号制造专属形声字。假借包括内部的假借与外部的假借（即借某个与之读音相同的汉字音为声符），其中外部假借占绝对优势。另外，还有在母文基础之上通过添加或置换类化构件或区别符号而形成的衍生字。这类字的特点是继承了母文的核心义，然后以此核心义为基础用于具体事物的扩大或缩小，即母文意义的具体化或明确化，类似汉文中的“亦声字”。此外，西夏文字中还出现了取二者之形，合二者之音的“切身字”。汉字中也有类似情况，如佛教进入中国，僧人在翻译佛经时遇到某些汉语中无法读出的梵语音节，便借助反切方式新造汉字，切身法由此产生。西夏文字中也有合文的现象，但比较罕见。此前提及的“类化”，即添加类别符号形成新字的过程，作为文字的构造手段，在西夏文字中既体现为意义类别的类化亦有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在西夏文字中，变换构件的位置、符号替代等构字手段时常可见，而这些方法在汉字的俗写中非常普遍，可见西夏文字的某些构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古汉文俗字构形规律的影响。
西夏文字没有照搬现成的汉字，就连汉字的偏旁部首也没有借用。西夏文字中的偏旁或部首到底是如何创制出来的，至今仍有谜团。然而，深入西夏文字的内部构造，其文字的合成与涉及到的规律都与中古汉字实际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别是民间、俗文化层面的用字规律十分契合，表明西夏文字无疑属于汉字系文字。
段玉泉教授最后指出，西夏文字的造字者在字面上力求表现出与汉字的差别，但内在的构造规律在紧密追随汉字实际应用中的内在变化，这或许是两个民族紧密相连、长期互动交融的结果，也是党项人紧密追随汉文化发展的表现。
此次报告会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登峰计划”古代文明对话系列讲座的第五讲，报告会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健研究员主持，通过线上的方式举行。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赵可馨 供稿、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