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8日上午，应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在线作了题为《陶寺考古揭示的中华早期文明问题》的学术报告。
高江涛研究员首先对陶寺遗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盆地，属晋南地区，周边还有其他区域文化遗存，故而陶寺文化并不是一种边缘文化，其所在区域为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区。高江涛研究员从文化分布、立都选址、多谷多畜、城址布局、观象授时、真龙呈现、圭尺定中、埋葬形态、范以铸铜、道路网络十个问题入手，讲解了陶寺考古四十余年来的各种重大发现。
一、在文化分布上，保守而言，陶寺文化至少已经突破了临汾盆地，进入了运城盆地北部。其立都选址依山傍水，所在区域水系密布。
二、农业呈现多谷多畜的特点，而非单一的水稻种植结构。
三、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存在明显的城市规划。
四、其观象台至少可以观测到20个节气，用于农业生产。
五、遗址中发现了较多明确的龙形象，陶寺龙具有以下5个特点：①均是蟠龙，盘曲如蛇；②身体见有鳞状斑纹；③头部两侧方形似耳；④长颌，锯齿状牙齿；⑤口衔枝状物。
六、遗址有大量墓葬分布，其中的大型墓分布相对集中。
七、出现了铜器群，已经存在范铸技术。
八、存在文化互动所依赖的道路网。
针对上述内容，高江涛研究员总结如下：在陶寺文化中，①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②手工业进步显著，出现了时代性的“尖端技术与核心技术”；③出现了早期城市；④社会严重分化，阶级（层）明显形成；⑤形成了体现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规范或制度；⑥王权形成，呈现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⑦存在突破了血缘关系的地缘关系与政治结构；⑧广泛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成为社会的主题，其中暴力与战争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⑨具备优越的环境气候与适宜的立都地理。
而后，高江涛研究员从形成标志、文明脉络、模式动力与文明特质四个方面讲述了陶寺考古揭示出的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特征。首先，陶寺文明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文明形成标识，特别是国家的出现；其次，陶寺文明是中华早期文明脉络中中原崛起阶段的典型代表；第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进程呈现“多元一体”的模式，而陶寺文明的陶寺模式则以王权国家与礼制社会为核心。关于文明化进程的动力，高江涛研究员认为，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动力，其中压力挑战与融合创新是原动力，文化互动（包括交流、碰撞战争）是外动力，而洪水等气候异常事件是其质变的契机；最后，陶寺文化体现出的海纳百川与兼容并蓄、务实创新、传承发展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与会人员与高江涛研究员就陶寺文明的神权性质、军事活动的考古发现、文献对应、是否应该重估陶寺社会中的神权比重、陶寺墓壁玉石钺与石峁城墙玉石钺有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
此次报告会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重点学科2022年系列讲座的第二讲，报告会由孙泓副研究员主持，采用了线上与线下（中国历史研究院观通楼谷城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赵可馨 供稿、综合处 陈蓉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