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新研究员作“中日出土文字史料看古代墨书陶器”学术报告

　　2023年12月1日上午，应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邀请，世界历史研究所退休干部徐建新研究员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通观楼320会议室作了题为“中日出土文字史料看古代墨书陶器”的学术报告。

　　徐建新研究员首先对本次报告关注的核心对象“墨书陶器”进行了概念说明。他指出，古代东亚地区最早产生的文字是汉字，在使用汉字作为记事工具之前，中日两国都存在一个使用刻画符号的发展阶段，朝鲜半岛也是如此。这些刻画符号一般是刻写或书写在陶器上的，中国称作“陶文”、日本称作“墨书土器”。在日本，“墨书土器”的概念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墨书土器仅仅是指用墨在陶器表面书写或是刻写的文字；广义的墨书土器，不仅包括墨书，还包括朱书、漆书文字。古代中国的土器有低温烧制的陶器（包括汉代以后大量制作的釉陶）和陶瓷器之分。目前一般把出土的陶器和陶瓷器上的文字都归入墨书陶器研究之中。 

　　徐建新研究员接着从汉字形成史的角度讲解了中国刻符和墨书陶器的相关情况。在正式的文字出现之前，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已经开始把有特定含义的符号（记号）刻在陶器上，这就是所谓的“刻画符号”。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也被称作“陶符”或“陶文”，虽然不是文字，但是在把生活中的事物作为一种想法、认知或记忆刻画或书写在陶器上这一点上，与后来的墨书陶器是相通的。中国考古学发现的较早的刻画符号出自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在裴李岗文化以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更多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和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以后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中，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似乎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部分陶文笔画更为复杂，有些陶文还和后来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近；另一方面，出现了由多个符号组成的组合符号。总体而言，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主流是一种指事性质的几何图形符号，后来也增加一些图案（图形）的象形符号。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不仅记录了抽象的事物，还描绘了很多动物、植物、建筑、工具的图案，刻画符号主要反映了制作陶器的陶工记事的内容，同时部分刻画符号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自然观、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信仰。 

　　就功能而言，无论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还是后来的甲骨文，其书写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保留记忆和传递信息。从殷商时代经西周、春秋战国时代至秦汉时代，汉字的书体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的演变。与此同时，文字的书写载体也在不断扩大，写在各种载体上的文字加速了文字信息在空间范围内的传播和扩展。由于书写载体的日益多样化，陶器上的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的陶文、砖文和瓦文中，比较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是与市场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有关的陶器铭文。 

　　结合早期汉字接受史，徐建新研究员对日本刻符陶器与墨书陶器的情况进行了讲解。日本最早使用的文字是从东亚大陆传到日本列岛的汉字。公元1世纪日本九州的倭奴国和3世纪前期的邪马台国使节去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郡及带方郡朝贡的时候，可能已经接触到了当地人使用的汉字。此前，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日本弥生时代，有不少东亚大陆人从朝鲜半岛移居到日本列岛。这些所谓的“渡来人”也起到了在日本传播汉字文化的作用。在日本新石器时代绳文时代的陶器上，刻画符号还很少见。到弥生时代人们开始在陶器上刻画一些特殊的符号和绘画，弥生时代中后期还出现了少量的刻写汉字。该时代的汉字书写似乎没有明确目的，对作为文字的汉字的理解还很浅薄。当时的倭人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套复杂的文字系统。由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下，汉字没有在社会内部管理方面发挥作用。4世纪以后，日本进入古坟时代，西日本大和王权兴起，开始了统一西日本的进程，汉字也更多地出现在象征政治权力的器物上。与弥生时代陶器上的刻画文字相比，这些汉字文字更长且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书写这些长文的可能有来自东亚大陆的渡来人，也可能是逐渐掌握了汉字书写的倭国本地人。在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随着古代国家的正式确立，出于律令制国家统治和行政治理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各地域之间的联系交流需求，汉字的使用迅速普及化。来自东亚大陆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渡来人也带来了大量的汉字文化。在这一时期，汉字的书写载体也进一步多样化了，除了铁剑铭文、墨书或刻书陶器外，纸张、木简、石刻墓志、金银铜器、人工纺织物也成为书写载体。这种状况与中国战国至秦汉时代的文字使用状况有些类似。墨书或刻书陶器，由于不能书写长篇文字，在社会中的作用也逐渐降低。不过，墨书陶器并没有消失，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大量被制作与使用。 

　　通过回顾日本接触和使用汉字的历史，徐建新研究员指出，日本古代社会对汉字的使用虽然与文化需求密切相关，但社会结构的变迁、古代国家的建立、统治和管理社会的需要，才是推动汉字在日本社会本土化的主要原因。在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墨书或刻书土器承载了传播汉字的重要功能。随着书写载体的日益多样化，墨书陶器的作用逐渐降低了。 

　　此次报告会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2023年系列讲座的第五讲，报告会由孙泓副研究员主持。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赵可馨 供稿、李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