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树：从服务海外拓殖到应对全球性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演变

　　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首要动力是中世纪地理相互隔绝状态的打破。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世界因地理上的隔绝被分割为四大文明区——儒家（教）文明区、印度教文明区、伊斯兰教文明区和欧洲基督教文明区，此外在美洲和非洲还有若干可被称为“烛光”文明的小文明区。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打破了不同文明之间地理上的隔绝状态。“临近1500年，欧洲国家在经历了从罗马帝国衰落到东罗马帝国在东方的败亡这上千年的发展及重组之后”，“古典时期的纽带已经松散，教皇不再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和平使者，在国家意志和主权之上建立一部国际法典的思想已不再可能产生”（阿克顿 2007：15），欧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重组加速。葡萄牙因受地理条件所限，无法在欧洲实现扩张，于是将目光转向了海外，率先开始了全国性的全球大探险（沃勒斯坦 1998）。经过六轮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葡萄牙将触角伸向了非洲、亚洲和美洲。在葡萄牙的带动下，西班牙、荷兰、法国、英格兰等国也陆续开始了海外冒险事业。

　　海外扩张不仅要靠硬件——坚船利炮，还要靠软件——“知识”。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小说《拉塞拉斯——一个阿比西尼亚王子的故事》（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ysnia，1759）中提出了一个“欧洲人靠什么变得如此强大”的历史性问题。约翰逊借小说人物给出的答案是：“知识总是能战胜无知的，如同人能支配其他动物。”（常修铭 2010）约翰逊的这一见解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观点的回响。事实也是如此，它就如福柯从话语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那样，权力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网，渗透交织在整个社会中”，没有权力不关涉知识，也没有知识不实施权力（Foucault 1980：119）。地理大发现后，欧洲重视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大动力是用“知识”来服务殖民扩张。1508年，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D. Manuel）派遣迭哥•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率舰队前往马六甲时，还指示他务必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即“必须探明有关秦人（Chins）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马六甲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他们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他们在马六甲或其他国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转引自吴志良 1998：19）在葡萄牙与中国建立联系后，军人出身的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sales de Mendoza）在1583年拜见教皇时得知天主教会急欲向中国拓展势力，但苦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况。他主动向教皇提出承担研究中国的任务。在广泛研究欧洲来华传教士信札、报告和回忆录的基础上，他于1585年出版了《大中华帝国史》，对中国的疆域、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门多萨 1998）。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随军专家学者有167位，他们负责搜集埃及的地理、生物、文化和古建筑情报。这次远征虽以失败告终，但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却成就斐然，“罗塞达石碑”的发现就是其中一例。商博良等人通过研究这块石牌解开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随军学者带回的考古拓片等材料后来也被编辑出版。这套名为《埃及志》的出版物多达23卷之巨，在欧洲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商博良等人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和《埃及志》的出版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

　　最能说明“知识就是力量”的事件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792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率团来华，使团里有大批精通军事、天文、地理、制图等方面的专家，他们沿途测量河道、绘制地图和搜集中国的政治、社会情报。英国的这次外交活动虽然没有打开中国的大门，但马戛尔尼撰写的《马戛尔尼日记》、他的副手斯当东撰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随员安德森和巴劳分别撰写的《随使中国记》和《中国旅行记》等，使英国政府对中国有了比较可靠的了解，同时也得到了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战略情报。通过对上述战略情报的分析，马戛尔尼认为，清帝国“庞大的上层建筑根基空虚”，“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并“将迅速凋谢”（马戛尔尼、巴罗 2019：29）。反观清政府，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仍然认为英国人的腿是直的，仆地不能自起（张鸣 2016：36）。西谚云：“盲瞽之国，独目为王。”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对中国可能是“一知半解”，但清政府对英国完全是茫然无知。可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负早在此前数十年就可以预见了。

　　欧洲区域国别研究还有为殖民主义创造“合法性”的功能。美国学者爱德华•W.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东方学”带有“19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这一学术领域“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萨义德 1999：3-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学术界在做中国研究时把中国描述为“鸦片帝国”，即一个半野蛮的帝国，而对付野蛮的唯一合理方式是战争。换句话说，这些研究为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创造了“合法性”。

　　大航海时代开启的欧洲区域国别研究因主要服务于殖民开拓，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关注殖民对象的风俗文化、统治方式、政治、自然地理和动植物分布。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多运用语言学、历史学和博物学的方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早期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仍然比较零散，没有完全打破高等教育与研究体制中的传统学科划分，也没有形成正式的区域国别研究体制。

三、服务于掌控世界：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的发展

　　与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区域国别研究受限于和服务于殖民拓展不同，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肇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93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虽然资助耶鲁大学创办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培养通晓地区事务的国际问题专家，但是毕竟培养人数有限。据统计，1940年全美大学15万教师中仅有约200人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当时美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主要靠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家和记者，这些人提供的知识多半来自于感性认识而非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那个时期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零散的、浅层的，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强大的美国对外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情报活动和对外军事行动亟需大量通晓地区事务的人才，地方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

　　1942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成立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由威廉•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领导。多诺万把从全美大学搜罗到的人才按不同的区域小组进行编排，组织他们开展情报工作。战争结束后，杜鲁门解散了战略情报局，这些拥有丰富情报经验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退出现役，投身到美国大学，继续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此外，为迅速培养合格的占领区军政官员，美军依托地方大学启动了地区事务培训项目，其中包括“陆军专业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和海军的“军事行政管理学校”（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陆军专业培训项目设立于1943年春，有227所大学或学院参与。该项目下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y Curriculum）为美军培养了上万名外语人才。除大学外，美国的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美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学术团体也被纳入到军地合作人才培养体系。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财团为这些团体提供财政支持，襄助其为军队培养地区事务人才。于是军队的权力、地方大学的智力和基金会的财力围绕战时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结成了紧密的三角关系。上述合作为美国战后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经验，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培养了大批受过严格培训的地区问题专家，也激发了美国大学对地区事务的强烈兴趣。1955年，美国28所名牌大学开展的8个地区综合研究项目全部源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梁志 2010）。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美国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需求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增加了。这一情况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满足美国霸权主义的需要。战争结束后，美国政治经历了一次转型，即由战前的反国家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孤立主义三位一体的政治形态转向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政治形态，“国家安全型政府”（national security state）应运而生，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战争动员局、战争生产委员会等陆续建立。国家安全型政府的建立意在与苏联争夺战后世界霸权，反对苏联对美国和美国盟友开展所谓“渗透”和“颠覆”活动。换句话说，由于要和苏联争夺霸权，美国必须时刻关注全球事态变化并对其作出反应。这就要求美国加大地区问题研究，特别是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1946年，哥伦比亚大学延揽前战略情报局苏联科科长盖罗德•鲁宾逊，请其组建俄国研究所。该研究所培养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机构，对美国的苏联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先后组建了俄国研究中心和斯拉夫研究所（1956年改称斯拉夫研究中心，后又更名为斯拉夫与东欧研究中心）。“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大学、智库和美军院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将中东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作为研究重点。而随着特朗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和将世界战略形势判断为“大国重回地缘政治竞争”，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和如何遏制中国崛起正在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焦点。其次是为满足海外驻军的需要，必须加强与美国比较友好国家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对外战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美洲，美国对欧洲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远东地区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将势力推向全球，鼎盛时期在全球拥有5000余个军事基地，驻军人数超过900万。战争结束后，美国大力裁减军队，但在海外仍保留了1000余个军事基地。由于美军驻扎国的语言文化与美国差异很大，为尽可能减少与当地人的摩擦或冲突，美国政府要求驻军“入乡随俗，入土问禁”。但是，驻军国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和禁忌，美国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必须加强研究。最后是应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击了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形成奔腾之势，并取得胜利。对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美苏展开全力争夺。美国出于战略利益考虑，格外关心这些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以及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会遇到何种挑战等问题。回答上述问题也离不开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以非洲研究为例，1950年美国只有20名非洲研究人员，到1960年增至200名，有7所大学可以授予非洲研究的硕士学位（Robinson 2003）。同样，因为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再加上石油资源战略地位的上升和该地区存在的难以解决的内部冲突，自1946年美国大学创办中东研究所后，中东研究就不断升温，到1973年该方面研究人员增至1630人（Kramer 2001：5-12）。

　　与之前的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相比，美国的相关研究组织性更强，军民融合程度更高，资金支持力度也更大，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社会科学行为主义取向，追求精确化。在区域国别研究组织化方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就成立了“社会科学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后更名为“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旨在用学术共同体规划和推动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政府层面，美国政府在1958年出台《国防教育法》，鼓励联邦政府与地方大学签订设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合同；1966年，美国政府又出台了旨在加强美国学生对外国的了解和对学生到海外工作提供培训的《国际教育法》（Bendix 2003）。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投入，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向来不吝啬金钱。1966年，美国《国际教育法》授权美国政府为美国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1.31亿美元资金；美国福特基金会1951—1966年间用于区域国别研究及相关计划上的资助高达2.7亿美元（梁志 2010）；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19年度的收入达到3.45亿美元，其中76%用于项目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分工合作方面，美国形成了军民紧密融合、大学与智库共同承担重任的格局。美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军海外基地几乎遍布全球，美国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美国资本市场与他国联为一体，这决定了美国从军到民、从上到下，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和支配他国方面存在共识，也决定了美国在研究区域国别问题上需要紧密合作。二战甫一结束，美国空军就在冯•卡门的建议下拿出1000万美元设立了一项“兰德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兰德公司的前身（阿贝斯 2009：7）。1948年兰德公司成为独立的智库后，服务的对象主要还是军方，在安全事务方面为其出谋划策。兰德公司的成功引来众多仿效者，美国后来陆续成立的大大小小的智库近两千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智库的研究重点是地区事务，如著名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就是如此。美国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与大学相互补充，前者主要从事现实的地区问题研究，服务于国家决策或某一利益集团；后者除现实问题研究之外还承担人才培养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政治的开放性，美国还形成了政府官员、智库研究者和大学教授之间的职位转换机制，即所谓的“旋转门”。基辛格是其中最突出和最杰出的一位，他早年执教于哈佛大学，后弃教从政，官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现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退出政界后又转战于智库和商界。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人类学、博物志等研究方法的运用有所不同，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聚集了一批专业化的社会科学学者，他们“既对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公共效用抱有十足信心，又对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合法性’在美国社会广泛被质疑和贬低而备感焦虑”（牛可 2016：20）。美国区域国别问题研究者的信心与焦虑导致其在研究取向上更偏好跨学科整合和实证研究。规划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汉密尔顿报告》就认为，“关于任何地区的有效的研究和教学，都必须以全部动员那些既充分掌握各自学科、又透彻了解某一地区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地区研究必须要代表全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转引自牛可 2016：21）。

四、探索“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典型特征是全球化大潮涌动和全球性问题凸显。

　　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从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始于15世纪。在16世纪之前的前现代社会，世界上存在诸多“世界性帝国”，但没有出现与之相应的“世界性经济”；从16世纪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世界性经济体系开始出现和发展，世界性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全球化”过程（沃勒斯坦 1998）。与沃勒斯坦的观点相似，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认为全球化始于地理大发现。他把全球化的历史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1）全球化的1.0版本从1492年地理大发现持续到1800年。“在这个时期，受到宗教影响或帝国主义影响（或两者的结合），国家和政府利用暴力推倒壁垒，将世界的各个部分合并为一。”（弗里德曼 2006：8） 2）全球化的2.0版本从1800年左右持续到2000年。“在这一时期，推动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到国外去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市场和劳动力。”（弗里德曼 2006：8）其中，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革命降低了运输成本，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电话、电报、卫星、光纤等信息技术降低了通讯成本和提高了通讯速度，从而大大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3）2000年后，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3.0版本，“地球村”变成了“地球办公室”。“如果说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2.0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3.0的独特动力就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弗里德曼 2006：9）不过，就概念史而言，“全球化”一词出现于1943年，成为学术术语则是在1972年之后（Delbruck 1993）。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繁荣与总体和平的最牢固基石。弗里德曼甚至乐观地认为，全球化不仅消除了地理边界，而且消除了人的边界，“倾向于把所有敌、友都转化为‘竞争者’”，“没有哪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彼此打过仗”（蔡爱眉 2004）。但从辩证角度看，以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性污染和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全球气候变暖直接危及未来人类的生存；全球性污染问题降低了人类的生存质量，危害了人类的身体健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全球性泛滥危害了人类的生命安全。此外，毒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难民问题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后果。全球性问题不能靠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来解决，全球动荡弧的出现与美国在中东实行的所谓霸权安全有紧密的关联性。从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来看，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只有在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框架下才能消解。正是在全球化向纵深推进和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探索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大发展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实现的。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于1949年，中国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奉行全面敌对新中国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和主要高等院校开始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苏、美、日、欧，研究重点是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揭露其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野心。1956年，在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的建议下，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国际关系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脱钩），服务于中国外交。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求激增。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十四国前夕，曾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如何加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会后，综合讨论结果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审阅了这份报告，并亲自写下200 字的批语。头一句就说：“这个文件很好。”全面肯定了这份报告。随后就将这份报告连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3] 866号） 转发全国。（赵宝煦 2004： 142）

　　《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指出当时全国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太少，高等院校（除外交学院外）没有国际政治专业等问题（赵宝煦 2004）。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上述文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组建了国际政治系，分别负责亚非、苏联东欧和西欧北美事务的教学与研究（赵宝煦 2004）；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还建立了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建立了伊斯兰研究所（后改为中东研究所），云南大学建立了西南亚研究所。中国区域国别问题人才培养和研究迈出了重要一步（彭树智 1992）。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大发展阶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在1980年正式成立（2003年更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1986年，重建后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73）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此外，沿边地区也根据各自的地缘情况和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东北三省重点研究苏联和朝鲜，四川省聚焦南亚研究，福建省和广东省主要研究东南亚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关注中南半岛国家的研究等。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增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区域国别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进一步得到了重视。教育部在2011年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设立了37个基地，包括23个区域研究基地和14个国别研究基地。2015年，教育部提出要加大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完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布局，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在形势需要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推动下，中国的高校纷纷组建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例如，作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重镇的北京大学就把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委员会，以制定发展规划、指导机构设置和推进项目研究。另外，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智库中的相当一部分主要从事区域国别研究。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受全球化、全球性问题，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牵引，因此在研究取向上与美国有比较显著的区别。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事关所有国家的利益，也需要所有国家携手合作；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作出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全球化向深入推进和全球性问题的日趋严重必然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中国率先响应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举措。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议题更多地着眼于跨文化理解、国际合作和“国际共生”（任晓 2015）。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性问题的牵引下，全球区域研究机构也越来越重视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这些领域的研究获得的项目资助也越来越多。例如，美国的“气候与能源解决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ergy Solutions）和“气候与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and Security）在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五、结语

　　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演变看，它经历了服务于欧洲列强的殖民开拓、服务于美国争夺霸权和服务于解决全球性问题三个阶段。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主权国家利益的融合和跨文化理解的需要将进一步促使国际学术界更加重视区域国别研究。做好区域国别研究必须以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深入一线的细致的田野调查和跨学科的方法为基础（转引自任晓 2008：90）。就当前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来说，语言能力欠缺是制约该领域研究深入推进的主要障碍。外国语言和文学的视角与方法往往可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发挥独特作用（李建波、李霄垅 2019）。从事外国语言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小语种研究者，不妨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学术事业的增长点。

　　（注释略）

（作者：崔建树，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