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愁：宗教改革早期教派的多元化与奥格斯堡“新教认同”的构建

（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内容提要：在宗教改革运动最为激烈的16世纪20年代，上德意志区域的帝国城市率先接触到改革思潮，引发了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改革事件。然而，在众多帝国城市中，奥格斯堡汇聚了最多的早期教派多元化因素。由“圣餐之争”引发的新教早期教派多元雏形，是早期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这种多元局面恰是16世纪下半叶教派多元化的早期雏形呈现。奥格斯堡在诸多势力博弈之下采取了“中间道路”政治政策，实行天主教与新教兼容并包的教派政策，最终构建了具有多元调和性质的“新教认同”，奠定了16世纪下半叶的双教派格局，由此也验证了宗教改革的“个性化”与“差异化”。

关键词：宗教改革　奥格斯堡　路德派　教派多元化　新教认同

　　近年来，鉴于当代欧洲面临的多元宗教共存与挑战、欧洲认同危机，西方学界对于16世纪的教派多元化以及多元教派共存多有关注。例如，巴勒克(Bahlcke)与兰姆布莱希特(Lambrecht)、格里耶茨(Greyerz)与考夫曼(Kaufmann)、席林(Heinz Schilling)、奥登塔尔(Andreas Odenthal)、哈克(Daniela Hacke)、雅格(Jäger)与费斯特(Pfister)、布奇(Franco Buzzi)和克里恩克(Markus Krienke)等，都有专文论述。在这种背景下，奥格斯堡作为一个早期教派和平建设的案例，尤其具有研究价值。学界对于教派多元化的研究多集中在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平”签订之后，但对于20年代中期奥格斯堡就已经形成的早期教派多元雏形，缺少直接深入的研究。采绍赫(Zschoch)与科斯林(Kießling)曾提及这种情况，但也只是一语带过。在宗教改革的个性化与差异化这个问题上，布瑞迪(Thomas A. Brady)和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都认为任何宗教改革的学说，都无法脱离当时各个地区的具体状况，各地的人们都会依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对新教神学进行改造，来适应自己的需要。斯科瑞布纳(Scribner)赞同二位的观点，提倡一种细致的地方性研究的方法。

　　16世纪的奥格斯堡，作为帝国的经济、政治、金融、文化中心，在诸多帝国城市中，汇集了最多的早期教派多元化因素。因此，本文选择最能体现早期教派多元局面的20年代下半叶，即1524年至1530年的奥格斯堡来进行深入分析。具体以以下问题来展开论述：一是为什么唯独奥格斯堡汇集了最多的早期教派多元化要素？其独特性何在？二是“圣餐之争”引发了怎样的早期教派多元的局面？三是奥格斯堡由此塑造了怎样的“新教认同”与教派格局？

一、奥格斯堡的独特性：早期教派多元化要素的集聚

　　1527年，路德在给斯巴拉丁(Spalatin)的信中抱怨道，奥格斯堡城市中有六个教派之多(Augusta in sex diuisa estsectas)。当然，这不是精确的数字，但是至少表明了这位维腾堡的改教家对于奥格斯堡的混乱状态的不满态度。实际上，此时奥格斯堡城中大概有五个教派及教派雏形，代表罗马教皇的传统天主教派、弗洛斯(Frosch)以及阿格里克拉(Agricola)所代表的路德派、凯勒(Micheal Keller)所代表的茨温利派，掀起了城市动荡的再洗礼派，以及像奥格斯堡首席新教神学家雷吉乌斯(Urbanus Rhegius 1489-1541，以下简称“雷氏”)一样的居中调和派。雷氏也曾向好友抱怨道，“你了解我们的城市，再没有任何一个巴比伦城市比她更复杂了。”那么，为什么众多帝国城市中，唯独奥格斯堡汇集这么多的早期教派多元化要素，形成复杂的早期教派多元化局面呢？

　　第一个因素是奥格斯堡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与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16世纪的奥格斯堡，是继科隆和布拉格之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在帝国城市中备受瞩目。它拥有发达的金融业、远程国际贸易，还有先进的丝织业、金银矿业和冶金业，拥有帝国最多的德语书籍印刷厂，是帝国的文化中心。15世纪末以来，随着远洋贸易的发展，和以富格尔家族、威尔士家族为代表的大商业家族的兴盛，奥格斯堡集聚了大量财富，成为帝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1500年至1555年，在奥格斯堡召开了七次帝国议会，包括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特别有分量的事件，反映了奥格斯堡对帝国的重要性，也使奥格斯堡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

　　在城市地理上，奥格斯堡是东部施瓦本地区的中心，可以划分为三个圈层：首先是位于核心地区的帝国主教的大修道院和大教堂区域，其次是帝国直属的本笃会修道院的圣乌尔里希和奥弗劳，最后则是它们的庄园地产及其周边地区。奥格斯堡市民虽然在那里有很多土地所有权，然而奥格斯堡与乌尔姆不同，不能建立一个封闭的城市版图，这种地理环境使得奥格斯堡需要与外地合作获得食品和工业原料，迫使市议会不得不与其相邻的地区进行区域间政治合作，也由此早在中世纪晚期，就与周边城市和地区建立了稳定而紧密的联系。

　　从帝国政治环境来看，早在1488年，奥格斯堡就加入了施瓦本联盟。在这个联盟内，包括奥格斯堡城市以及奥格斯堡主教在内的所有成员都要接受施瓦本联盟议会的领导，以及接受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导。除了周边的城市联盟之外，奥格斯堡在地缘政治上更多受到巴伐利亚大公、隶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伯高边境伯爵(Burgau Markgrafschaft)、周边诸侯以及城市内部的奥格斯堡主教的影响。此外，作为帝国城市，虽然奥格斯堡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对城市宪法的地位的保障始终在帝国皇帝手里。自从哈布斯堡家族与奥格斯堡的富格家族、威尔士家族建立了紧密的财政关系之后，奥格斯堡与皇帝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这给奥格斯堡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自从1519年富格家族资助了查理五世的选举之后，皇帝便对奥格斯堡许了长期的承诺，但与此同时，皇帝对于奥格斯堡忠诚度的要求和心理期待值也高于其他帝国城市。此外，奥格斯堡是一个主教驻扎城市，主教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主教所属的教会势力范围在城市中构建了一个“城中城”，因此成为宗教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奥格斯堡从一开始就处于周边地缘政治和帝国政治环境的框架限定之内。宗教改革发生之后，虽然城市内部逐渐倾向于宗教改革，然而却始终不能忽视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代的各方有影响力的势力，深谙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也纷纷参与进它的改革进程中来。自始至终，奥格斯堡都处在改革风潮的风口浪尖。

　　第二个因素是印刷媒介的推波助澜。从1517年宗教改革爆发开始，奥格斯堡率先接触到新教思潮，由于印刷技术的推波助澜，路德的改革思想很快便在奥格斯堡形成了巨大的影响风潮。奥格斯堡本就是帝国印刷中心，此次风波一起，一部分印刷厂积极支持新教传播，另一部分积极维护传统教会，一时之间舆论纷起，新教与天主教印刷宣传对垒迅速膨胀。由于路德对德语的提倡，路德翻译的德语版《圣经》以及其他路德的文章和宣传小册子，受到极大的欢迎。根据爱德华(Mark U. Edwards. Jr.)的研究，1516-1530年，仅从路德作品的发行量来看，奥格斯堡就占了18%，仅次于维腾堡的25%，远高于纽伦堡的9%，斯特拉斯堡的8%以及埃尔福特的8%。

　　从1518年到1530年，奥格斯堡的新教书籍和小册子的印刷都经历了一个暴增的过程。在1518年到1525年的改革风暴期间，德语作品的印刷量直线增长，奥格斯堡印刷的德语作品一度超过帝国全部印刷量的90%。根据库纳斯特(Künast)的统计，1518-1530年，奥格斯堡几大印刷商一共出版了457种路德的作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册子(大约一万种)都出自奥格斯堡，是所有帝国城市中出版数量最多的。1518-1525年，这些小册子甚至一度达到几十万的印刷量，它们往往成为新教追随者的依据和文本，然后不断地被传播，大大加快了改革运动的进程。正如考夫曼认为的那样，没有出版印刷业的推波助澜，就不会有宗教改革思想的大规模传播。

　　总体上，相较于其他言论限制非常严格的城市，奥格斯堡的舆论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和缓。例如，随着罗马教廷颁布针对路德的“逐出教会令”(Exsurge Domine)，并要求焚毁路德的著作，市议会不得已多次要求禁止发行路德的著作，但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再比如，1521年皇帝下达沃尔姆斯禁令，要求路德的书籍已经出版了的必须焚毁，未经出版的不许再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市议会综合考虑了市民们的态度，最后推迟公布皇帝的禁令。与纽伦堡相比，奥格斯堡的审查制度相对宽松，所有改革的声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渠道发表。得益于这种宽松的舆论环境，各种思潮的文章在奥格斯堡竞相出版发行，由此为奥格斯堡成为“舆论战场”打下了基础。

　　第三，奥格斯堡在16世纪20年代奉行的“中间道路”政治外交政策，为早期教派多元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土壤。从1518年到1524年，随着新教浪潮的传播发酵，为了维护城市的发展与秩序，在权衡奥格斯堡的政治经济外交诸多因素之后，城市书记官康哈德?鲍丁格(Konrad Peutinger，1465-1547)制定了“中间道路”政策，这一政策成为主导奥格斯堡16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信仰问题的核心政策。这三大核心政策是：坚持对哈布斯堡皇室的绝对忠诚，保证奥格斯堡的经济繁荣，考虑进行以人文主义为理想的适度的教会改革。

　　鲍丁格的“中间道路”政策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哈布斯堡家族皇帝始终是奥格斯堡的最高主宰，奥格斯堡作为帝国城市的法律地位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第二，对城市政治经济影响重大的富格尔家族、威尔士家族和何宝特家族都与哈布斯堡王朝有着密切商业往来；第三，奥格斯堡是主教驻扎城市，主教势力始终不可小觑；第四，奥格斯堡的经济繁荣得益于与周边区域的往来合作；第五，从中世纪晚期以来，帝国城市一直奉行“公共福祉”的执政理想，城市民众的需求与呼声，也是市议会重点考虑的因素；第六，以鲍丁格为代表的奥格斯堡人文主义者提倡温和的教会改革。这些因素都导致“中间道路”政策成为一种最优的选择。因此，鲍丁格在起草会议纪要的时候写道，“寻找一种中间道路”是在路德的学说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之下，最佳的政治外交路线。恰恰是这种宽容保守“中间道路”政策给各派新教思想提供了在城市扎根发展的机会。在这一政策引导下，奥格斯堡表面上仍然效忠皇帝、尊崇主教与教皇，但在市民层面，印刷术的推波助澜，新教的思潮仍然以各种方式在发酵传播。

　　最后，“圣餐之争”的爆发，起到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由于奥格斯堡相对和平与宽松的舆论环境，以及自身作为印刷中心的有利条件，所有有关圣餐之争的论战文章、小册子都在奥格斯堡发表，既意外也不意外地使之成为汇聚各方立场的舆论战场。

二、“圣餐之争”与早期教派多元局面的形成

　　有关“圣餐之争”，早在宗教改革前期的1519-1529年，路德就针对罗马教会圣餐神学见解“本质转化说”进行了辩驳，提出“本质同在说”。但针对路德的“本质同在说”，新教内部又起了分歧，辩驳持续不断。路德从《圣经》文本出发，认为在《马可福音》14：24中，基督指着酒说：“Hic est sanguis Meus”(这是我的血)，其中的“Hic”是阳性，而不是说的“Hoc est sanguis”，其中的“Hoc”是中性。路加福音22：20《哥林多前书11：25》中，基督又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其中这杯“Hic calix”也是阳性。从而说明了基督所指的就是他的血，他的血就在杯子里面。基督还说，“Hic est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圣经》中，“这”与“身体”是同性的，“这”是指向“身体”这个词的。而在当时传道的时候，基督很可能讲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语中，没有中性，所以“这”指的就是“饼”，从而，当基督说“hic est sanguis meus”(das is meyn leyp)的时候，“饼”就是“基督的身体”。就路德而言，基督说的“这是我的身体”应当从字面来解释。他深刻的宗教感情使他认为，实际领食基督是与基督合一并得到赦罪的最可靠的保证，而圣餐即是上帝应许的证明。

　　1523年，茨温利认为这句话的正当解释应该是“这代表我的身体”。此后，他便否认基督的身体临在圣餐中的任何教义，强调圣餐的纪念性质(纪念论)，注重圣餐在联合全体教徒共同向上帝表示忠诚方面的意义。因此到了1524年，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解释导致了一场激烈论战。路德和布根哈根为一方，茨温利和奥克兰姆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为另一方，各发表小册子进行论战。双方的朋友、同事也多有参加者。1526-1528年，双方的冲突公开化，茨温利先后写了“关于最后的晚餐的教谕”、“友善的解释”，在阐明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还对路德进行反驳。路德则针锋相对，在1528年发表了《关于圣餐的大告义》进行攻击。茨温利指责路德的圣餐解释是天主教迷信的残余，是不符合理性的，因为一个物质的身体怎么可能在同一时刻分临各处，只能在一处。路德反驳说茨温利将理性凌驾于《圣经》之上，是罪过的。路德采用了奥卡姆经院哲学的主张来解释基督的身体可以同时临在一千个圣坛上。基督的神性中所具有的种种性质，包括无所不在性，都已经转移到他的人性之中，因此信徒领食的是神人两性俱全的基督，从而避免分裂基督的位格。路德认为茨温利绝不是基督徒，茨温利则肯定路德比罗马教会的卫道士埃克更坏。

　　在圣餐问题上，奥格斯堡主教教堂的教士们坚持罗马教廷的“本质转化说”，新教布道士弗洛斯与阿格里克拉支持路德的“真实临在说”，凯勒支持茨温利的“纪念说”，城市中的再洗礼派在圣餐问题上也支持茨温利的“纪念说”，而奥格斯堡首席神学家雷氏与市议会更倾向于居中调和。对于以“圣餐”为主的神学问题的不同理解，最终导致了新教内部的分裂。

　　在这场舆论之战中，奥格斯堡无疑完全无法置身事外，成了“舆论战场”，加之前文所述的种种原因，奥格斯堡这个城市在“圣餐之争”爆发的16世纪20年代下半叶，汇集了包括传统天主教、路德派、茨温利派、再洗礼派、调和派等复杂的教派元素，这些元素后期逐渐发展成为新教的不同教派。学者采绍赫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将之称为早期教派多元主义(Frühkonfessioneller Pluralismus)。科斯林在他的论文中也提到了这种现象，肯定了采绍赫的观点。本文将这种局面称为“早期教派多元局面”。

　　在这几个教派雏形中，再洗礼派的成长与“圣餐之争”的关系最值得一提。再洗礼派利用奥格斯堡宽松的舆论环境，打着参与圣餐论战的旗号，在印刷商乌尔哈特(Ulhart)的帮助下，间接地为正在成长的再洗礼派社区组织做了大量的宣传。他们支持圣餐的纪念意义，提倡圣餐应遵照在耶稣使徒中保留的真正的基督教义来理解，并赞美按照真正的基督教义建立的奥格斯堡的再洗礼派社区实践：“所有的人都是信徒/大家同舟共济/共同拥有所有的东西/财产和买的东西/他们分配这些东西/根据各自所需/他们有稳定的统一的庙堂/将面包送到各个房所/以开放热情的心与朋友共享甜点，恩典于所有的人民/人们每日忙碌/对于所有人像是天堂一样。”此外，他们既批判老天主教徒，又批判“新天主教徒”。他们所谓的“新天主教徒”就是路德追随者，批评他们甚至比老天主教徒更加唯利是图：“我告诉你们，在他们面前保管好你们的钱包，如果你富有/你不要给出超过一或两个古尔登/……/他们比老天主教徒/多出两重的工资/但是他们仍旧不能满足。”在这种宣传下，再洗礼派追随民众急剧增加，一度成为社会最激进动荡的元素，直至最后受到市议会的镇压。

　　那么，造成这种“早期教派多元局面”的政治与新教神学原因何在？1520年至1534年，政治与新教神学发展的最大特征恰恰是早期教派的多元发展。早在1525年12月18日写给比利坎(Billican)的信中，雷氏就表达了对于宗教改革阵营内部的学说派别多样性的认识，他当时称这些现象为“邪恶的恶魔”(Malusdaemon)，“冲破宗教改革的断釜之力”，他把这种改革阵营内部的神学解释多元化看作从16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与罗马断绝关系，并且放弃了机构性的教会神学把控的不良后果。他的这种评价在早期宗教改革时期并不算奇怪。在“圣餐之争”中，这种潜在的危险第一次爆发，为后续16世纪下半叶的教派多元化奠定了基调。

　　对于圣餐问题的不同理解，引发了新教阵营的分裂和教派之争，形成了早期教派多元的局面，这是早期宗教改革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这种早期教派多元的局面汇聚在奥格斯堡这座城市，成为这个城市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因此，奥格斯堡成为一个可以“管中窥豹”，透视早期宗教改革这一特点的聚焦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奥格斯堡“新教认同”的构建显得尤为艰难。那么，奥格斯堡的“新教认同”经历了怎样曲折的过程，最终确定了怎样的“教派认同”，形成了怎样的教派格局呢？

三、奥格斯堡“新教认同”的构建与教派多元格局的形成

　　16世纪20年代下半叶以来，面对早期教派的多元局面，为了维持城市的“和平、安定、统一”(friden，ru und ainigkeit)这一古老的执政理想，奥格斯堡市议会始终坚守着“中间道路”的政治政策，并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努力构建统一的“新教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尤其体现为市议会与新教神学家雷氏的合作。雷氏是市议会聘用的奥格斯堡首席新教神学家，素来享有很高的声望，雷氏与市议会在以往的诸多事件中合作密切，在圣餐问题上，亦是如此。从雷氏的神学主张中能够看出市议会对于“圣餐之争”的居中调和态度，以及尝试构建统一的新教认同的努力。可以说雷氏是市议会新教神学的“代言人”。

　　雷氏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为奥格斯堡在和平的框架下建设符合新教理想的信仰与生活秩序，这也是市议会的一贯主张。总体上来说，雷氏的目标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统一新教的神学认识，尤其是在圣餐问题上的差异，确立新教的根本“身份认同”；其次，在统一的认识基础上，树立教会虔诚思想，而非精神上的主观主义；最后，为了推行新教的福音思想，建立针对罗马教会的清晰界限，进行新教的教会建设。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充斥于雷氏的大量文章中，也体现在雷氏代表市议会为调和“圣餐之争”所做的努力，以及尝试为奥格斯堡建立一个统一的“新教认同”。

　　在“圣餐之争”爆发初期，市议会与雷氏都持相对保守中立的态度，期待能够消弭圣餐问题的分歧。在这个阶段，雷氏较少公开表达他的圣餐观点。例如，在1524年底，仅有一篇反对卡尔斯塔特的圣餐说的文章，在与比利坎(Theobald Billican)的书信中，仅占一小部分，偶尔有只言片语，零星见于雷氏写的反对罗马教会的诸多文章中，此外就没有公开发表的涉入这场争论中的作品了。由于雷氏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他的这种态度，被双方所不信任。学者乌尔霍恩(Uhlhorn)曾对雷氏的圣餐态度做过研究，认为雷氏主要是一名路德派的神学家，在圣餐问题上，1526年和1527年比较倾向于认同茨温利的圣餐理解，但是也并没有放弃路德的基本思想。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奥拓?塞茨(Otto Seitz)认为，尽管雷氏从一开始就是路德派的，但是在神学思想上更加接近茨温利派。此外，奥拓?塞茨也认为雷氏的圣餐观点受到伊拉斯谟的影响，属于中立调和态度。科勒(Koehler)从伊拉斯谟的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雷氏是属于调和派。瑏瑠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雷氏是路德-伊拉斯谟-茨温利三派皆有的。考夫曼认为从1526年路德亲自发文声讨之后，雷氏的表态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宗教改革阵营内部的分歧的一个被迫回应。采绍赫根据对1526年“新学说”(Nova Doctrina)文本的研究，认为雷氏已经背离了路德的思想，但也未完全变成茨温利派。实际上，雷氏是明确反对罗马教会的，然而，在改革阵营内部，他正在努力跨越教派之争。

　　在“圣餐之争”爆发愈发激烈的中后期，雷氏努力弥合两大主要早期教派——路德派和茨温利派之间的争议。1527年，雷氏撰文努力融合茨温利派和路德派的观点，认为圣餐既是为了让信仰者有纪念意义，也是基督向信仰者的承诺和恩赐。雷氏先于1527年4月亲自撰写代表着“奥格斯堡共识”的文章，然后于1527年4月15日传达给全城所有的新教牧师。这篇文章明确表示了想促成奥格斯堡新教牧师们在圣餐问题上的统一。雷氏的这篇文章中根据一些材料拒绝了路德派的说法，却引用了茨温利的例子，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凯勒(Michael Keller)的认可。不难看出，这种调和态度与市议会一贯主张的平衡与保守的“中间道路”政策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市议会和雷氏正在努力为奥格斯堡构建统一的“新教认同”。

　　到了“圣餐之争”的后期，不同教派之间的神学分歧已经难以消弭，这样就面临一个教派选择的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市议会依旧希望搁置争议，建立统一的新教阵营，因此雷氏受到市议会嘱托，努力呼吁暂时搁置圣餐的分歧以及其他争论于一边，突出共同性，期望能够达成新教内部的统一。例如，1528年9月，在平息再洗礼派风波之后，“圣餐之争”再次浮出水面，奥格斯堡市议会请求新教牧师们再次尝试调和，努力达成一致意见。1528年底，雷氏写信给布莱尔，希望能够为了新教内部的统一，暂时置圣餐的分歧以及其他的争论问题于一边。他认为神学上应该以称义学说为核心，但在具体的信仰与爱的定位上可以有一些差异。雷氏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在统一的核心框架下，允许神学上的多元化，这也是他在1527年夏天在“反对卡尔斯塔特圣餐说的警示”这篇文章中就曾提出来的，并且在奥格斯堡市议会的要求下，雷氏还在1528年12月21日写了一份调和声明。然而，这些调和的努力都在强大的新教内部的固执己见面前败下阵来。为此，雷氏在写给梅明根的牧师布莱尔的信上疲惫而又无奈地抱怨道，“你了解我们的城市，再没有任何一个巴比伦城市比她更复杂了。”1529年10月1日到3日，路德与梅兰希通代表萨克森教会，茨温利、奥克兰姆帕迪乌斯、布策(Matin Bucer)代表瑞士教会在马尔堡举行辩论，史称马尔堡会谈。双方对路德起草的16条和解中的前15条都没有异议，但在最后一条圣餐问题上，却未能达成一致。这使得新教认同在神学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完全封闭，新教阵营确定性地走向分裂。

　　在神学问题之外，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始终影响着市议会对于构建统一的“新教认同”的投入力度与进程。1529年斯派尔帝国议会召开，奥格斯堡再三犹豫之下，并没有加入新教阵营。对此雷氏在1529年4月30日写给黑森菲利普伯爵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该决定的惊诧，认为这背后必然有金钱权势的参与，同时也强调了奥格斯堡的新教布道与保守势力之间的对垒必不可免。奥格斯堡的这种现状令雷氏失望，原本与市议会貌似愉快的合作，也在一次一次令人失望的现实打击下，逐渐变得疏离。然而，这一决定也不难理解，从宗教改革爆发到16世纪20年代末，尽管新教在奥格斯堡发展得如火如荼，长久以来作为新教舆论中心，但是鉴于奥格斯堡的主教阵营驻扎以及皇帝作为奥格斯堡的最高法律主宰所带来的强大保守力量，奥格斯堡只能在“中间道路”政策下，努力寻求各方势力的平衡。然而，到了16世纪20年代末，奥格斯堡自身的政治利益与皇帝所给出的政治要求越来越难以统一，也并不符合外部的政治现实环境，城市所寻求的联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走入困局。1530年帝国议会在奥格斯堡召开，查理五世的诏令令雷氏及其他新教牧师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面对来自皇帝的强势态度，城市双教阵营框架下的早期教派多元化的平衡被打破，市议会不得不采取更有教派倾向性的政策。

　　在“新教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城市不同阶层民众的选择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16世纪20年代下半叶，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新教。中下层民众的转变早在1524年城市反叛的过程中就已经显露无遗。他们更加倾向于强调圣餐的纪念意义，有一点激进的茨温利派和再洗礼派，16世纪20年代中末期崛起的再洗礼派，尤其吸引下层民众，因为这与他们所反对的腐败的教会以及社会矛盾相关联。茨温利派在城市中有大量的民众支持，人数最多，如果随着他们，奥格斯堡必然会变成一个“茨温利派”的城市。相反，富有的有声望的阶层更加倾向于相对保守的路德派，然而，路德派却在16世纪20年代末开始逐渐式微。到了16世纪20年代末，把握城市政治经济主导命脉的四大家族，也越来越多转向新教，转向于茨温利派。由此奥格斯堡逐渐形成了一种偏向于茨温利派的“新教认同”。

　　然而，奥格斯堡的茨温利派却与瑞士的纯粹的茨温利派不同，尤其1530年以后，它更多受到来自斯特拉斯堡的改教家——布策的影响。早在“圣餐之争”爆发之时，布策的意见就传播到了奥格斯堡，布策在“真实临在”的辩论中支持茨温利一方，但他更主要的是想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属于折中派，认为路德和茨温利之间的差异是“空谈之争，而非实践之争”(Streit mehr in Worten als in der Sache)，这一点与雷氏和市议会有共通之处。自1529年马尔堡会谈开始，布策就开始与奥格斯堡有密切联系，并且在整个帝国议会召开期间，都停留在奥格斯堡，了解和参与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市议会成员的多数倾向于茨温利派，但他们的核心宗教政治意图——弥合新教内部分歧，保证城市的统一、和平与发展，与布策尝试在路德与茨温利派之间寻找一种中和，意图建立一种具有调和性质的“茨温利-布策派”，具有很大的共通性，这是布策的思想能够受到奥格斯堡青睐的最根本原因。此外，布策关注宗教改革运动的实践层面，他一直强调想把路德派与茨温利派都划到自己的教会实践中去，尤其是教会改革方面，这也是市议会所需要的。因此布策的思想逐渐渗透进了奥格斯堡的决策阶层内，慢慢构建形成了实质性的“茨温利-布策派”新教认同。

　　鉴于前文所述的复杂性，16世纪20年代，奥格斯堡的天主教与新教是一直共存的。雷氏一直希望能够和平推进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为此为新旧阵营进行会谈做了很多努力。1527年4月1日，雷氏在写给茨温利的信中，介绍了他与埃克、那和提噶(Nachtigall)以及克莱茨(Kretz)的会面，其中雷氏提出了要进行一场公开的宗教会谈(Disputation)，甚至愿意在根据上帝之言——《圣经》进行评论的前提下，接受埃克作为仲裁员，然而埃克回绝了。在传统阵营中奥格斯堡的罗马代表出于各种“原则”拒绝了与“异教徒”进行平等的会谈之后，市议会方面也从帝国政治以及经济的角度出发，回避任何激进的作为，基本只是“具体地处理一件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种缓慢的改革过程中，奥格斯堡基督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不可抑制地相互关联在一起，新旧阵营双方谁都不能排除另一方，也因此形成了奥格斯堡独特的天主教与新教共存的“双教派”阵营的初始格局，即帝国城市中难得一见的“双教派”兼容并包的教派格局。

结语

　　16世纪的奥格斯堡，作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帝国政治层面的诸多影响下，推行了具有多元平衡性质的“中间道路”政策，逐渐汇集了促成传统天主教、路德派、茨温利派、再洗礼派、调和派等多教派共存的因素。市议会承袭着中世纪以来的“公共福祉”的执政宗旨，以维护城市的统一与和平为最高目标，与城市首席神学家雷氏一道，尝试在圣餐问题上调和路德派与茨温利派的分歧，构建跨越教派的统一的“新教认同”。然而，各大教派在圣餐问题上坚持己见，难以调和，最后造成新教阵营的内部分裂。造成这一局面的神学原因在于，新教一开始只是被看作与错误的教会决裂，重建一个符合福音教导的基督教体系，这一体系应当同样是一个有秩序的统一的整体。为了保证神学的权威性，一切都以《圣经》为最终标准，但也恰恰由此引发了对于正确的阐释的争论，最终导致了新教阵营的分裂以及教派之争。在“圣餐之争”中，这种潜在的危险第一次爆发，由此引发了新教阵营的分裂以及教派之争，形成了早期教派多元的局面，这是宗教改革早期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也为16世纪下半叶的教派多元化奠定了基调。由于自身的复杂背景，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奥格斯堡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派宽容、多元调和”的特点，这也正是这个城市“中间道路”政策在教派事务上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奥格斯堡逐渐形成了“新旧并包”的独特教派格局，也造就了奥格斯堡成为众多帝国城市中极为独特的“双教派”城市。由此，奥格斯堡这一个案也验证了宗教改革的“个性化”与“差异化”观点。

　　（注释略）

（作者：吴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